相同的经济学，不同的政策处方——多米尼加共和国：增长然后崩溃

加勒比地区是一个不太可能找到加速增长的成功案例的地方。该地区曾经似乎注定要生产甘蔗，自从17世纪以来，这也正是其财富源泉。随着欧洲和美国对糖业保护的加剧，加勒比地区失去了明显的出口作物。该区域的国家都太小，因而也无法走进口替代型工业化道路，虽然有些国家尝试过，但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多米尼加共和国曾很幸运，因为除了糖以外，它还有一个金矿。但是，该资源在20世纪80年代被消耗殆尽了。该国不得不改造自己，但是并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 多米尼加共和国政治局面和官僚机构极其不稳定。20世纪80年代的困难已严重破坏了其宏观平衡。在1991年爆发了国际收支平衡危机，该国很快进行了处理并进行了适度的结构性改革：外汇制度的统一和某些贸易自由化政策。这引发了一段时期的持续高速增长，大约维持了10年，直到2002年末因银行危机而终止。然而即使是在2002~2004年的剧烈金融动荡中，该国经济也没有收缩，而该地区的大多数其他国家，如阿根廷、哥伦比亚、厄瓜多尔、乌拉圭、委内瑞拉，在相似的情况下经济都发生了收缩。 什么能解释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成功及其目前的问题？为什么宏观平衡和一些改革能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引起快速的经济增长，而在其他地方却不行？事后看来，该国经济增长的三个主要驱动因素是：旅游、出口加工业以及国外汇款。 国外汇款在过去的10年里增长了3倍，在2002年达到了21亿美元的水平，或者说GDP的9.9%。旅游业甚至发展得更好，从1991年的7亿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25亿美元（或者说GDP的11.8%）。出口加工业的人均净出口翻了一番，在2001~2002年达到了人均200美元，是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成员国之一的墨西哥在内的拉美国家里最高的。 现在，这三个增长引擎要依赖于一些制度安排。旅游业要求一定水平的投资者，以及个人和环境的安全保障。虽然对该经济的所有部门都确保这三个要素是最理想的，但是相对封闭的包罗万象的度假胜地，就已经可以更有针对性地提供私人安全保障和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通过这种方式，该国为这个产业的起飞创造了一个合适的条件。 出于同样的原因，对于适用于其他活动的一般法律而言，出口加工业可以作为一个例外。只要给这个部门提供足够有效的制度框架，它就能起飞，即使经济的其他部分正由于无效的制度和规章而举步维艰。 在这个意义上，多米尼加共和国为制度演化的替代路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样的路径将涉及关注一些部门对制度和公共服务的意见和要求，这些部门具有潜在的高回报而且可以通过大发展而成为重要部门。换句话说，改革要着重解决具体的制度问题（即那些潜在的重要的新部门可能会面临的制度问题），以提高它们的期望回报率，从而带来一个投资热潮。 当这些“飞地”行业成长并产生就业和收入时，它们直接或间接地扩大了税基，增加了国内对中间产品的需求。现在正是努力解决经济中其余部分的瓶颈时候。它类似于冰壶游戏，当冰壶在冰上滑动时，游戏者非常兴奋，拼命磨光这些冰使冰壶不断地滑动着。贸易自由化使得该经济的其他部门更像一个出口加工部门。人身安全和环保标准，可以在该国家的其余部门中得到加强。这将给所有人都带来好处，包括那些可能会走出度假村营地去冒险的游客。 很明显，这个战略的问题是，是那些相对脆弱的制度可能已无法适应目前的经济形势。但是，很难知道哪些制度会出问题，可能是为了追求经济成绩，政府在没有预算制度的情况下就获得了国外贷款，正如许多拉美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所发生的那样，当时它们在第一时间得到了大量的国外银团贷款。政治游戏的赌注如此之大，很可能会中断政治程序。 而所有这些问题都没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出现。财政平衡被维持，政治程序，如果有变化的话，变得更加制度化。然而，财政系统并没有根据经济的发展而迅速作出调整，以与其他部门协调一致。而对迅速扩大的银行体系实行审慎监管标准，无论在制度上还是在政治上都相当困难。一些银行具有政治影响力，而且银行作为一个利益集团，它们对技术上和政治上薄弱的监管者施压，从而阻止立法和管理行动。2001年9月11日，当“9·11”导致了国际旅游的突然中断时，银行系统里的庞氏骗局（Ponzi scheme）暴露无遗。制度能力有限和政治独立性不足，导致应对这一危机的最终结果是，超过GDP20％的银行损失被变成了公共债务。 一如既往，对这些银行的救助导致央行的国内信贷急剧扩张，多米尼加共和国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来稳定货币创造。货币快速贬值，其对美元汇率从2003年1月的17.8 ，到2003年7月的34.9，再到2004年6月的48.6。大规模的贬值导致了恶性通货膨胀，2004年6月，同比通货膨胀率超过了65%。 这些变化严重破坏了财政账户造成了。由中央银行发行的新债务，使得准财政赤字提高幅度超过GDP的2％。贬值增加了以外币计价的公共债务的国内成本。公共债务的国内价值几乎增至原来的3倍，从不足GDP的20%到超过GDP的50%。此外，对液化石油气和电力的间接补贴系统，由于其价格以比索固定，其维持下去变得成本非常高。面对一个已经十分困难的情况，无法施加其他更严厉的调整措施，政府决定限制这些产品的价格上涨，但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某种程度的财政补贴，而政府又无力支付。大规模的电力和天然气短缺随后发生。 该例子的寓意非常明确。推动经济增长可能并不需要无数个大大小小的改革，这已成为对于当前最佳实践的共识。但一旦经济调整到最优增长路径上，决策者的责任就在于解决体制和其他方面的约束，因为届时这将无可避免地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