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的经济学，不同的政策处方——国内储蓄不足的解释

对制约经济增长因素持续放松，将涉及提高国内储蓄率的问题。它将提出这样的问题：尽管有很高的真实利息率，为什么当前的国内储蓄率会这么低呢。 为了寻找答案，先看看巴西财政方面的一些特征可能会非常有用： 财政收入占GDP的34%，在拉美国家中是最高的，也在发展中国家中最高之列。 尽管如此，公共储蓄仍是负的，超过了GDP的2%： 1999~2002年间公共投资的平均水平低于2%，而财政赤字平均为4.4%。 为实现其高水平的税收，巴西采取极高的税率，如分级销售税，金融交易税，和非常高的工资税，依据2002年赫克曼（Heckman）和帕格斯（Pages）的估计，这些税负占了工资的37.6%。 尽管税收水平极高，财政平衡仍不稳定。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述，2002年，政府债大体相当于GDP的95.1%， 而1999~2004年之间财政赤字平均为GDP的4.3%。 高水平的税收和低水平的储蓄表明了经常支出和转移支付水平很高。例如，社会保障支出达到GDP的8.5%，鉴于该国人口结构相对年轻，这是非常高的。这表明该国的退休年龄较低，以及对大多数中产阶层和正规部门的雇员慷慨的养老条款。 高税收和负的公共储蓄肯定会对总储蓄产生一个负面的影响：它减少了私人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和不是用于增加公共储蓄的资源。这可能是解释低储蓄均衡背后原因的一个重要部分。此外，由于是在高的实际利率水平上达到均衡的，高利率可能对私人储蓄产生的正面影响，被其对公共储蓄产生的负面影响所抵消，因为不断累积的公共债务的维护成本在增加。 高税收和负储蓄还反映了存在一个高水平政府的补贴或浪费，以及一个高水平的遗留债务。在前文介绍的模型里，这迫使该国在高利率、公共服务价格高、基础设施投资低、人力资本补贴低之间进行选择。所有这些对经济增长都不利，因为它们抑制了资本的私人回报。但回报已是非常高，投资会受到可贷资金制约。如果高税收以及缺乏公共物品本身就是硬约束，私人投资的回报将是很低的，并且储蓄和投资将会在一个较低的回报上达到平衡。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因为，它直接涉及关于改革中应该强调什么这个核心问题：应当是针对社会总储蓄的改革（如财政整固），还是针对私人资本回报率的改革（如降低税收）？这里的分析让我们选择前者，首要目标应为增进国民储蓄。 这一政策的含义是什么呢？一个替代方案是降低政府补贴和浪费，将资源用于增加公共储蓄。其直接影响能将总储蓄提到一个较高的水平、较低的利率、良好的公共债务动态、较低的中介利差，并且如果外国储蓄财政支付能力的影响，这样的改革政策还有可能潜在地对外国储蓄有一个正面影响。通过社会保障改革降低养老金给付可能是实现这个目标行之有效的方法。 在不存在最优政策的情况下，是否有一个有利于增长的战略，它建立在一组明显不利于增长的政策手段之上，例如税收和公共服务价格增加，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补贴的削减。以上分析意味着，这也会对经济增长有一个正向的促进。税收以及不适宜的公共支出结构导致的微观无效率，都不是主要的制约因素，因为减少这类制约因素虽然会增加资本回报，但是整个经济仍然没有有效的手段去获得并利用这些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