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的经济学，不同的政策处方——对巴西缓慢增长的解释

与萨尔瓦多不同，巴西不急迫地需要有关去哪儿投资的创意，它的值得投资的创意比可供投资的资金多。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资金供给和需求才在如此高的利率上达到均衡。 在政策的优先次序列表中，仅靠初步的分析就可以明确地排除一些诊断。的确，巴西深受经营环境不佳、高税收、公共服务价格过高、基础设施供应不足、产权保护和法律不力，以及与某些最佳实践标准相比不充分的教育之苦。但我们的分析框架并不认为这些因素应该是优先改革的领域。这是因为，所有这些因素只抑制私人投资，理由是它们降低了私人的投资回报。尽管从其经济环境来看，该国的投资回报率应该在平均水平之下，但是，由于该国无法在合理的利率下吸引到足够的国内外储蓄，该国投资非常受限，因此，私人投资的回报率非常高。如果该国能够着手改善经营环境，将提高投资的吸引力，并因此增加对投资的需求。此外，改善经营环境还可以提高现有项目的生产力（尽管这不是必要条件）。然而，在第一种情况下，这并不会缓解储蓄约束，这才是制约增长的主要原因所在。事实上，能改善经营环境的一些改革，如减税、降低公共服务的价格、改善基础设施、提高教育水平等，可能会降低公共储蓄，因而进一步减少总储蓄。另外，投资需求的增加可能会提高实际利率，这将使得公共债务的动态变化更加复杂化，在私人金融市场的产生逆向选择问题（因此，潜在地损害了投资）。整体健康的经济可能基本上不会有什么改善，甚至还可能出现恶化。这显然是一个好的改革可能会造成整体上的负面影响的例子，在特定的情形下，依照上面讨论的次优理论的逻辑，这些政策策略与其他现有的扭曲相互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