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的经济学，不同的政策处方——创新和投资需求

我们的增长框架里的第三个因素是生产力和创新。我们此处所说的创新，并不是发达经济里使用的那些术语里的创新和研发，而是指在萨尔瓦多，能够识别并抓住生产率较高的生产活动机会的能力。在萨尔瓦多生产这些新的、非传统的产品是有利可图的，但由于各种市场缺陷（见Hausmann 和Rodrik 2003年的讨论），目前还没能吸引到投资。 萨尔瓦多的传统产业正面临着不利的形势，但其他领域里提出新思想的速度还不足以补偿它。该国已经完全失去了其棉花产业，咖啡产业正处在危机之中，而在国际糖业市场上，也没有企业能立足。这些曾为萨尔瓦多创造了无数就业岗位的产业，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其“创意”正在消亡。为了实现增长，必须要催生新的有生产力的创意去取代它们。这些创意产生的快慢及其对经济的影响至关重要。最重要的新部门是出口加工业，它创造了4.8亿美元的净出口额（略高于GDP的3％）。新创意的缺乏就说明了为什么预期的投资回报会很低，进而也解释了为什么投资水平和增长速度会很低。因此，投资过低并不是因为储蓄不足，也不出于对税收、征用或欺诈的担心，而是因为在缺乏有利的投资机会的条件下，真实的投资回报低。 萨尔瓦多已经对外开放，吸引了外国投资，且努力实施更好的产权保护。这难道不是鼓励创新和确保快速的技术进步的方法吗？萨尔瓦多的经历表明，答案可能正好相反。可能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在如萨尔瓦多这样的国家，创新的事项——发现和进行能盈利的新生产活动——比上面描述的情况要复杂得多。 创新面临的问题在于，创造很难，但是复制和模仿却很容易。这意味着创新的回报有一部分（或大部分）外溢给了其他人。这降低了创新的预期私人回报，因此会导致创新的供给不足。为了应对这一问题，全世界都把创新者的成果作为一项产权进行保护，包括专利权、版权和其他形式的知识产权保护。这给予创始人垄断权。 在欠发达国家里，发展的过程大多是结构的改变：或者可以这么说，一个经济体发现（或者说是自我发现），在现有的众多产品和工艺外，它还擅长做什么。问题是，对低发展水平有价值的想法通常并不享有专利权。举例来说，产自埃塞俄比亚的种子——咖啡，可以种植在中美洲的山上，这个想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巨大改变，却并不享有专利权。 可以催生新部门的新想法可能要求特殊的公共资本，或者要求修改规则和章程，因为在当初设计这些规则时，不知道日后可能会对这些新部门产生负面影响。咖啡业不是要求一般性的教育、研究以及培训，而且要求有针对咖啡的教育。公路和基础设施网络铺设时需要考虑新活动可能扩展到的区域。而且可能会要求新的合约、交易、融资形式。整个出口加工业则要求特殊的海关处理形式。 在可贸易的活动中，自我发现的问题可能更加重要，而且获得的回报可能比较大。相对于非贸易活动而言，贸易活动中的创新之所以更重要，是因为在不可贸易部门，第一个供应商可以视为垄断者，而在可贸易部门，在一个给定的国家里的任何新企业都要在已存在外国供应商的市场上运作，这限制了新发现可能带来的租金。可贸易部门的创新的回报更大，是因为产出高的创意能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以供应世界市场，而不像不可贸易部门那样，只是限制在有限的国内市场。 总之，发现新机会似乎是萨尔瓦多经济增长的主要限制因素。因此，这个国家的增长战略，应该着重关注这些具体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