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的经济学，不同的政策处方——巴西对萨尔瓦多

无论是面积、历史还是结构方面，巴西和萨尔瓦多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尽管有显著的改革，但经济增长都乏善可陈。萨尔瓦多的情况尤其令人不解：广泛的改革所带来的只是短暂的增长井喷，而自1996年以后就相对停滞了。让我们用我们的分析框架来看看巴西和萨尔瓦多是否适用相同的诊断。 很长时期以来，在发展战略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提高储蓄和积累资本。基于这些观点，就能用生产要素供给、尤其是物质资本供给的增长不足来解释低增长。而这样的“唯资本论”（capital fundamentalism）早已（同前苏联式的经济计划）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人们更多地去关注人力资本。人力资本供给的增加——通过较高的健康和教育水平——会引起这类资本的较快积累，因此会带来一个较高的收入水平。储蓄率和教育水平较低能解释巴西和萨尔瓦多的增长表现不佳吗？这些变量能解释它们与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差异吗？ 对这个问题，有两点使得这一论述对对巴西和萨尔瓦多的情况很有说服力。第一，两个国家的储蓄率和投资率都很低（表2.2）。在20世纪90年代整个10年中，巴西和萨尔瓦多的平均投资率分别是20.8% 和17.4%。同期的储蓄率（汇款也作为国民收入的一部分）甚至更低，因为两个国家的经常账户都处于赤字，巴西为2.2%，萨尔瓦多为1.8%。 其次，两个国家的受教育程度都比较低。两个国家教育的供给——以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来度量——都是拉丁美洲国家中最低的，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这10年间，两国的平均教育年限增加了一年还多。 什么时候可以认为储蓄和教育水平的不足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停滞的基本原因？要使这种解释合理，人们应该可以观察到人力资本和教育的高回报率。社会应该愿意为此大量提供额外的资源，只是因为没有这种资源才难以如愿。因此，我们应该能在社会愿意为稀缺资源支付的价格中观察到这一约束条件的严重程度。 让我们首先从储蓄开始。如果一个国家的储蓄是稀缺的，人们应该能够看到该国外债高筑或者高额经常账户赤字——这一信号表明由于缺乏国内储蓄，该国正在使用外国储蓄或已用罄其可获取的外国储蓄。换一种方法，人们可以观察到该国愿意通过给存款人或政府债券持有人非常高的利率来鼓励储蓄。 巴西和萨尔瓦多为我们展现了完全不同的故事。巴西过去时常面临严重的国际收支平衡问题。1998年，尽管负债已经很高（与出口相比），储蓄的稀缺仍非常严重，外债利差1 226个基点，实际隔夜（SELIC）利率超过了30%，这正反映了这一点。1999年1月，巴西被迫实行货币贬值，真实多边汇率在1999年贬值了37.4％。在随后的三年里（1999~2001），经常账户赤字下降到平均每年240亿美元的水平。外债利差仍然很高但降低了758个基点，国内的事后实际隔夜利率有所下降，虽然仍高达10％。当时的外债水平也被证明不可持续的，随后在2002年发生了新的国际收支平衡危机。在2002年8月的三周里外债利差平均达到了2 160个基点，该年平均水平达到1 446个基点，尽管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领导的大规模的国外官方援助，真实汇率在2002年还是贬值了38.3%。国外融资的缺乏，国内的经济衰退和货币的贬值，迫使巴西的经常账户最终逆转，在2003年出现盈余。 简而言之，巴西已经通过吸引国外储蓄和提高国内储蓄利率，尽力来应对国内储蓄不足的问题。它从国外的借款如此之多以致常常被视为处于破产的边缘（如外债利差所示）。此外，随着外部约束的变化，巴西的增长表现也在变动。当外部约束松弛时——比如说由于新兴市场的风险承担欲望增强，或者由于其出口商品较高的国际市场价格——巴西经济是能够增长的。但是，当外部约束变紧时，就会出现真实利率上升、货币贬值、经济增长率下降。这意味着经济增长受到储蓄可获得性的限制。 萨尔瓦多的情形则同巴西相去甚远。过去，这个国家从未用尽其可获得的外国储蓄：其总外债维持在其国内生产总值的30％之下，同时享有投资级的信用评级。这个国家当前也并没有迅速使用国外储蓄：它的经常账户赤字在过去5年的平均水平是其GDP的2%。其储蓄利率也不高：这个国家的利率属于这个地区最低水平之列，要用这个低利率来鼓励放贷、调动人们对政府债券的需求。其银行拥有的流动性比国内信贷需求所能吸纳的流动性要多，实际上还在向邻国的企业放贷。就平均实际贷款利率而言，巴西和萨尔瓦多处于两个极端：萨尔瓦多的贷款利率最低而巴西的贷款利率最高。也许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萨尔瓦多增长不足并不是储蓄不足所致，而是因为来自国外汇款形成的外部储蓄尚未转换为投资。如图2.2所示，国内储蓄的下降几乎完全被汇款所补足，对总投资水平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因此没有迹象表明萨尔瓦多受到储蓄不足的限制。 事实上，以国内金融中介的成本来看，巴西和萨尔瓦多在也是处于两个相反的极端。2001年，巴斯（Barth）、卡普里奥（Caprio）和莱文（Levine）在一篇比较研究的文章中指出，巴西的净息差为11.5％，萨尔瓦多为3.7％ ，而巴西的管理费则为9.8%，萨尔瓦多为3.2％。尽管存在这些差异，但私人部门的信贷在这两个国家几乎是相同的（巴西为25.8%和萨尔瓦多为27.5%）。 所有这些都表明，萨尔瓦多投资低是因为投资回报率低，而不是因为储蓄不足。萨尔瓦多投资少，并不是因为其没有可以调动的资源——虽然储蓄低——而是因为没有找到可在其中配置资源的生产性投资。它可以获得充足的国外借款，存款利率和中介费用也位于拉丁美洲最低水平之列。按照我们图2.1的决策树，很清晰地表明，萨尔瓦多是一个资本回报低的国家。 与之相比，巴西是一个资本高回报的国家。尽管其实际隔夜利率和中介费用都非常高，投资仍然超过了国内的储蓄，且该国已尽其所能地从世界其他地区借款。很明显，如果巴西的资本成本与萨尔瓦多一样，那巴西的投资率和私人部门的信贷将会比萨尔瓦多高出很多。 从教育水平来看，这两个国家同样表现出不同的两面。如果教育是增长的制约因素，那些少数受过教育的人应该得到较高的回报。图2.3显示了以拉丁美洲和美国为样本的教育和上学的年限的回报的散点图。这幅图清晰地表明，尽管萨尔瓦多和巴西的劳动力的上学年限都很低，但是教育回报却却有很大的差别。巴西正好是拉丁美洲国家中教育回报最高的，而萨尔瓦多则低于这个地区的平均回报水平。因此，有证据表明，缺乏教育不是目前萨尔瓦多低增长的主要因素，然而在巴西却有可能是制约发展的因素之一。 这里问题的关键是，突然增加受教育程度高的公民的供应量，是否可以带来显著快速的经济增长。如果经济增长是受到其他因素的限制，如果保持其他因素不变，更多的教育可能只会导致人力资本的低回报，而不是较高的收入。在这方面，巴西和萨尔瓦多差距相当明显。 因此，萨尔瓦多的挑战是找出低投资回报背后可能的制约因素，而巴西的挑战是要找出受国外借贷市场制约的原因何在，并解释为什么国内不提高储蓄率来利用较高的投资回报机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