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的经济学，不同的政策处方——各国的实践经验：识别硬约束

现在我们有了按增长诊断方法思考问题的框架。在这一部分中我们用我们的方法对三个有不同增长经历的国家进行分析，这三个国家分别是巴西、萨尔瓦多以及多米尼加共和国。 尽管巴西和萨尔瓦多经历了令人印象相当深刻的改革，但其经济增长却了无生气。多米尼加共和国过去曾经历了由温和的改革引起的持续时间较长的高增长，但是最近遭遇了金融危机，至今仍未能彻底地从中解脱出来。 巴西和萨尔瓦多在20世纪90年代花费了极大的精力去处理他们发现的问题。巴西在20世纪80年代恢复了民主制度，90年代早期开始实行经济开放，90年代中期，通过稳定汇率阻止了恶性通货膨胀，实施了私有化和金融改革，1999年以后，在汇率浮动和财政盈余得到改善的同时，也能保持价格的稳定。萨尔瓦多则成功地达成了和平协议，停止了内战，改革了其司法和警察系统，稳定了价格，开放经济并私有化公共设施和社会保障，提高了社会服务水平。在短期内这两个国家都经历了较快的增长，或者更应当说是恢复——但是，在最近的5年里，其经济增长相当缓慢。如表2.1所示，尽管在1993~2003这10年间，巴西的政治和政策结构都有所改善，但是其经济增长比美国慢了，仅比OECD的平均增长率快0.3个百分点，尽管事实上与OECD相比，巴西在同期的人口增长率——以及工作年龄人口增长率——每年都高出1个百分点左右。换句话说，没有出现追赶或趋同现象。此外，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在1998~2003年期间都明显放缓，而且前景不容乐观。在现今这种较好的外部环境下，加之刚刚从人均GDP增长停滞3年中舒缓过来，而且在停滞其间还应该积累了很多尚未利用的资源，但是巴西经济在2004年仍然仅仅增长了5.1%。这一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其可持续的水平，因为此间失业率同期还下降了1.2个百分点。萨尔瓦多在2003~2004年以2%的速度增长，未来前景似乎也不大可能有什么大变化。一个明显的问题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尽管政策改善了，是什么阻碍了经济向高收入水平趋近呢？对增长问题的诊断是什么？每个国家的决策者应当集中关注什么？ 把巴西、萨尔瓦多及多米尼加共和国相比较是非常有用的。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改革并不明显，而且制度基础也显著地更加薄弱。它的改革历史始于20世纪80年代晚期的通货危机，应对策略是颁发了一套有效的稳定政策和一些贸易自由化政策；但是，这些改革并没有其他两个国家那么显著。然而多米尼加共和国却获得了超过十年的快速增长，仅在2002年因银行危机而中断。 按当前的分析，巴西和萨尔瓦多似乎是一个全面改革的例子，它们消除了部分扭曲，但不一定是其最重要的硬约束。相反，多米尼加共和国用较低水平的改革，成功绕过了所面临得硬约束。而其最终的增长崩溃又表明，随着经济增长的继续，其他约束条件的影子价格——如薄弱的制度——增大了，而这些约束又最终可能成为经济进一步增长的最重要的硬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