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的经济学，不同的政策处方——增长诊断法*

大多数受过良好训练的经济学家一致认为，华盛顿共识中所包含的标准政策改革确有促进经济增长的潜力。但是，过去15年的经验也表明，这些改革的影响主要依赖于具体的环境（参见第一章）。在某些地方创造了奇迹的政策，在其他地方可能产生弱的、中性的甚至是负面的影响。这就呼唤这样一种改革的方法，它更取决于具体的经济环境，但同时也避免“万事皆有可能”的虚无主义态度。在本章中，我们将建立一个统一的框架来分析和阐述增长战略，这个框架应既要可操作，又要能经得起经济学的推敲。最为关键的是，要理解对经济活动的硬约束如何随着经济环境不同而有所差异。这种理解有助于确定政策的优先次序，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能有效地利用改革者稀缺的政治资源。 我们的方法着眼于以下三点考虑。第一，尽管发展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广义上包括人类能力的提高，但提高经济增长率是发展中国家所面对的核心挑战。更高的生活水准是改善社会和人类指标的最佳路线。改革战略应主要针对提高经济增长率，也就是说，它们应当是增长战略。 第二，设法为所有国家找出一个相同的增长战略，而不管它们的实际情况，这是不可能的。增长战略应根据国内的机遇和制约因素的不同而不同。当然也有一些一般性的、抽象的原则，如产权、法治、市场导向的激励机制、健全的货币体系和可持续的公共财政政策——这些在任何地方都必需的。但把这些一般原则转化为可操作的政策，需要充分了解当地的情况。 第三，为各国政府提供一长串的改革建议并无裨益，其中有许多可能并非针对经济增长面临的最紧迫的硬约束。政府面临着行政上的和政治上的限制，更好的做法是把他们的决策资源用于解决硬约束，而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因此，增长战略需要对政策的先后顺序有良好的判断力。 本章将构建一个经济增长诊断法的分析框架，即一个决定政策优先顺序的策略。该策略的目标是识别制约经济活动最关键的因素，针对这些硬约束所制定的一组政策，使改革投入获得最大的成效。 我们的方法可以用一个决策树表示（见图2.1）。首先，我们会问是什么导致增长一直停滞不前。是投资回报不足，还是私人获得回报份额不足，或是没有足够的融资机会？如果回报不足，那是不是因为生产的补充要素（如人力资本或基础设施）投资不足造成的？或者是由于难以获取进口技术？如果是私人投资回报份额不足，是高税率、薄弱的产权和合同执行力、劳资冲突或学习和协调的外部性造成的？如果是融资机会不足，是国内金融市场的问题还是国外金融市场的问题？等等。 本章还分析了有助于回答上述问题的证据， 并利用来自特定国家的例子，以此阐述上述方法的实际含义。 我们的方法除了能够为决策者提供一个有用的手册外，另一个优点是它的使用范围相当广泛，完全可以作为特例嵌入所有现行的发展战略之中。因此，它可以统一若干现行的文献，并帮助解决普遍存在的争议。例如，我们的框架将会澄清关于发展政策学说的分歧——华盛顿共识支持者和国家主导战略支持者之间的分歧，或者全球化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的分歧：他们的分歧源于他们对经济增长面临的硬约束有着本质不同的评价。明确这些差异并澄清其背后的本质原因，不仅有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还可以推动我们向更富成效的政策议程迈进。 本章的结构如下。我们首先建立一个概念框架，把我们的术语“硬约束”与标准的经济模型联系起来。尤其是，我们将把我们的架构与次优理论、局部改革理论以及内生增长理论联系起来。接下来，我们以决策树的形式展开我们的讨论，并讨论那些沿着该树节点移动所要求的证据背后的本质。最后部分，我们对于几个“原型”案例进行经验分析，而每一个原型都代表了不同的“硬约束”的结合。 对改革和增长的一个思考框架 我们从对我们方法的正规处理开始，这应有助于阐明我们对“硬约束”和“增长诊断”的讨论同传统的经济理论的联系。我们的方法是基于次优理论和局部改革这些标准理论之上的。这些概念性的基础为我们的分析框架提供了支撑，虽然在实际应用中我们很自然地不得不走一些捷径。我们从一个一般性的分析入手，然后给出了一个更程式化的模型，利用该模型我们可以讨论很多例子。 根据定义，一个运行不佳且有必要改革的经济，是指该经济体中的市场不完善和扭曲现象十分猖獗。这些扭曲可能是政府强加的（如对生产征税）或者一定市场功能所固有的（例如，人力资本的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等等）。这些扭曲使得经济资源得不到最优配置，特别地，使得经济的实际运行水平远低于它能达到的生产边界线。尽管我们稍后会讨论，但在一般水平上，我们没有必要讨论这些扭曲的实质。在此刻，澄清以下这一点就已经足够了，即不论它们（即各种扭曲）是如何出现的，这种扭曲都会使私人和社会对特定经济活动的福利效果的评价产生分歧。 我们把这些评价分歧记为 ，其中 表示在活动i里的扭曲。我们既关注一个决策者在标准的资源约束条件下的社会福利最大化问题，也关注在经济里存在这些扭曲或分歧的新约束条件下的社会福利最大化问题。这些扭曲能模型化为决策问题的约束条件，它的一般形式为： （1） 和 分别表示活动i的社会和私人的净边际价值，当然它们不仅仅取决于扭曲集合 ，也取决于消费水平、劳动供给量、拥有的资产存量等等因素。这种类型的方程只不过是私人部门的一阶条件的重述罢了。举例来说，投资税（或学习的外部性）会使资本积累的私人回报低于社会回报，其结果会导致经济投资不足。注意，在一般均衡框架下，每个活动的私人和社会评价函数依赖于系统中所有分歧。这意味着任何一个活动的扭曲也影响其他活动的一阶条件。这是我们下面将要探讨的次优问题的本质。 福利如何依赖这些扭曲？如果u是社会成员的平均福利，则减少一单位的扭曲的边际福利为： （2） 其中 是与这些扭曲相关联的约束条件所对应的拉格郎日乘数。 这个表达式的解释如下。不失一般性，假设 的值是严格为正的。市场j里的扭曲所造成的分歧被当作是一种税收，它使得私人的净回报低于社会的净回报的水平，从而降低了该市场的均衡活动水平。方程（2）右边的第一项代表了 的一个微小的变化量所导致的直接影响： 的一个小的下降，就会增加总福利水平，其增加量等于与约束条件j相关联的乘数（ ），换句话说， 是在不考虑对其他扭曲活动产生的影响的情况下，减少市场j的扭曲所产生的边际社会福利受益。扭曲的成本越高， 就越大。在另一种极端情况下，当活动j无扭曲（ ）时，这个约束条件不起作用，因为计划者的一阶条件正好与私人的一阶条件一致： 现在来看方程（2）右边的第二项。当活动j是唯一的扭曲活动时，这个条件消失，因为对所有的 ， 都成立。此时，扭曲只有直接影响。但是当这个经济中存在其他扭曲活动时——在一个正处于改革的经济中这是很典型的——我们必须追踪各种扭曲活动边际影响的交叉互动作用，这正是这个加总项所代表的。第二项代表了 的改变对社会评价与私人评价的差异所产生影响的加权总和，各权重为各扭曲活动所对应的拉格郎日乘数。如果这些相互作用的整体影响是减小私人和社会的边际评价的差异，当保持其他条件不变， 的下降将通过这种间接效应产生严格正的社会福利。另一方面，如果这些相互作用倾向于增加这些差异，社会福利就会因这种间接效应而下降。可以想象，削减 甚至有可能产生社会福利损失，这是一个典型的次优复杂化。 考虑一个有两种生产活动的例子： 中间产品生产， 最终产品生产。假设两种活动都被进口关税所保护，所产生的扭曲分别记为 和 。让我们考虑保持 不变而 减小的局部影响。 的下降产生了一个直接的福利所得，该福利所得为它自己的拉格郎日乘数。但它也对下游的最终产品的生产产生了一个间接影响，由于最终产品是被保护的，对生产这种产品的私人评价超过了社会评价。于是，中间产品进口关税 的下降，通过进一步增加私人收益加大了扭曲。私人和社会评价之间差异的增加，减少了来自于 的下降所带来的福利所得。确实，如果 相对于 是充分的大，蕴涵着最终产品生产活动的扭曲特别严重，这个关税改革甚至导致了福利的损失。 另一个宏观经济的例子是考虑了一个带有两个时期（今天和明天）的单一产品经济。记 今天产品， 明天产品。假设政府对国际借贷进行限制，这意味着今天支出的社会边际评价会超过它的私人边际评价： 。放松这个借贷限制自然会提高国内的福利。但是假设由于道德风险的原因，居民和企业给明天的支出的贴现率比社会最优给出的更大（ ，相应的 ）。在这个例子中，放松今天的借贷约束会加大后者的扭曲。与前面一样，如果 相对于 足够的大，取消借贷限制可能会导致该经济福利变差。 以这种一般性的框架为基础，现在考虑几个改革战略的原型。 全面改革 消除所有关于改革战略的模棱两可和不确定性的一个方法，是同时消除各种扭曲现象。如果所有的分歧被同时处理和排除，与每个分歧相关的乘数都变成0，而我们在上文所强调的次优问题，也不复存在。全面改革可以确保提高福利。通过消除所有横亘在路途的障碍，可以实现可能达到的最高经济增长率。 但必须注意到这个战略运行的先决条件。它要求我们不仅要有关于所有主要扭曲现象的知识，也要求我们具有完全排除这些扭曲现象的能力。这种战略在技术上是正确的，但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 倾己所能，做尽可能多的改革 第二个战略，依我们看，是对现行主流做法的刻画，它忽视上面介绍的框架中的基本经济学原理，简单地推行那些看来是可能的、实际的、政治上可行的或通过条件可强制实施的改革。这种改革的细目清单隐含地依赖以下这些概念：（1）改革是好的；（2）改革的区域越多越好；（3）在任何改革的区域，改革的程度越深越好。 而根据我们的框架，这个方法，即使是实际的，在经济逻辑上也是不完善的。首先，次优原理说明，我们不可能确保任何给定的一意孤行的改革，在多种经济扭曲现象同时存在时，能确保提高福利。其次，在多个领域同时进行改革时，社会福利并不必然增加——除了在上面讨论的全面改革的情况外。第三，在出现次优交互作用的情况下，在给定区域的更广泛的改革，结果可能如渐进方法一样受到负面交互作用之害。 次优改革 上述战略的一个更复杂的版本是，将上面讨论的次优交互作用明确地考虑在内。因此，可以设想这样一种改革战略，与全面改革战略相比，它没有那么雄心勃勃，但是它承认方程（2）中第二项的存在，即认为存在这样的问题，扭曲市场的交互作用有增大和减小直接福利影响的可能。在该战略下，人们将会给造成正的次优影响的改革以优先权，完全不采纳或避免造成负面影响的改革。如上面给出的例子所显示的，除非更广泛的贸易改革和金融市场改革同时进行，局部的贸易改革或资本账户开放可能会降低社会福利。 次优改革战略的困难是，在很多情况下，人们事前很难把次优交互作用的情况搞清楚并加以量化。这个战略需要对政策变化在不同市场和生产领域所引起的行为结果有非常好的认识。从这个角度看，目前国内外在这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主要根据静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并不是非常令人鼓舞。实际上，大多数此类次优交互作用仍然模糊不清，而且往往事后才会变得清晰而不是事前就弄清楚。 针对最大扭曲的改革 如果次优交互作用不能清晰地计算出来，而且也不可能同时排除所有扭曲，改革者可以集中关注消除或减轻经济中的最大扭曲现象，即在私人评价和社会评价之间最大的差距（ ）。这正是贸易理论文献中的折裥状方法（concertina method）：按照比例条件把扭曲现象从大到小排序，开始时，减小这些扭曲现象中的最大的扭曲水平到第二大扭曲水平，以此类推。在某些（相当限制性的）条件下，该战略可以被证明是福利增进的。 但是，即使不考虑其在理论上有限的适用性，这一方法也有两个严重的缺点。首先，它要求有一个完整的扭曲程度列表，甚至包括不采取明确形式的税收或政府干预的政策所产生的扭曲。例如，来自于市场失灵或不完备信誉度的扭曲是不大可能出现在我们的雷达屏幕上的，除非我们有寻找它们的理由。其次，这一方法不能保证，最先进行的那些改革就是对经济福利和增长影响最大的改革。也有可能是，最高的“税”只是作用于一些对经济增长影响非常有限的生产活动。例如，国际借贷的税收可能非常高，但是如果经济不是受储蓄约束而是受投资需求的约束，取消该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极小。由于这些理由，该战略没有确定的收益，尤其是在短期内。 专注于解决“最重要的硬约束” 我们提倡的方法是按照直接影响的大小设计改革的优先顺序，即 的大小。从改革的可能收益看，该方法是最切实可行的，也是最有希望的。这种改革战略背后的思想很简单，如果（1）无论什么理由，完整的改革清单是不可知的或不切实际的，和（2）要计算出次优交互作用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专注于那些可以合理预测其直接影响非常大的改革。如方程（2）所示，只要改革集中于降低与最大乘数 相关的那些扭曲，我们就可以减少对次优交互作用可能会极大地削弱甚至颠覆直接的福利影响的担心。这种战略要遵循的原则很简单，就是实行针对缓解最重要的硬约束的改革，它能够使改革产生最大的收益。不同于利用机关枪扫射的办法，该方法寄希望于总会有某些政策在某些时候命中目标，我们的方法是直接着眼于解决瓶颈问题。 能否有效地发现最重要的硬约束是一个实际的和经验的问题；本章其余部分，我们将说明是可以按一个合理的方式做到这一点的。在实际应用中，我们所采取的方法，并不是从眼于具体的扭曲（如上所述，完整的扭曲列表是不可知的）开始，而是针对与经济增长最密切相关的因素（储蓄、投资、教育、生产率、基础设施等等）。一旦我们知道从何着手，我们就可以去寻找相关的经济扭曲，使排除这些扭曲能够对消除经济增长面临的困难作出最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