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的经济学，不同的政策处方——结论

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一位玩世不恭却因在量子电动力学领域的杰出贡献而获得1965年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讲了一则这样的故事。在出席了斯德哥尔摩的颁奖仪式和盛大晚餐之后，他闯到了一位斯堪的纳维亚公主正在举行的聚会。公主认出了他是当晚获奖者之一，并问他因何获奖。当他回答他的领域是物理学时，公主说，这太不幸了，在坐者根本一点都不懂物理学，他们不可能谈论物理学。费曼不同意： 我回答是，“正相反”。“正因为有人知道一些关于物理学的事所以我们不能谈论物理学。恰恰是那些没人懂的东西我们才能谈论。我们可以谈论天气；我们可以谈论社会问题；我们可以谈论心理学；我们可以谈论国际金融……因此，正是那些无人懂的事，我们才可以人人谈论。” (Feynman，1985，第310页。) 此处并不是反驳费曼先生对国际金融的指责（大约在1965年）的恰当地方。但是假设费曼指责的是经济增长而不是国际金融，增长经济学家是否也会有类似似是而非的机智回答呢？是否我们对于经济增长谈论如此之多也正是我们的对其知之甚少？ 的确，现在的增长理论要比索洛（Solow）作出开创性工作之前有用得多。跨国回归分析确实得出了一些有用的关系式和简约化的描述。但是至少在实践层面上——如何启动增长？——情况多少有些不尽人意。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政策为导向的经济学家在增长政策框架上达成了新的共识。我们自认为知道许多政府需要做的事情。但是，正如我在本章开篇所作的“火星人”思想试验所强调的那样，现实背离了我们的期望。如果今天的拉丁美洲繁荣而中国和印度停滞，我们还可以轻松地把现实世界与政策框架吻合起来。相反，我们正不得不费力地解释为什么非正统的、双轨的和渐进主义的改革要比采用标准的政策组合好得多。 几乎没有政策分析者会认为应该到老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或经济民粹主义去寻找答案，即使它有关许多国家的记录是令人信服的。毫无疑问，更没有人认为中央计划是一个可信的替代方案。但是，按照同样的逻辑，现在很少有人相信，仅仅依靠自由化、去管制化和私有化就可以释放经济增长的活力。也许唯一正确的方法是彻底放弃寻找经济增长的“大思路”（像2002年Lindauer 和 Pritchett明确地或像Easterly 2001年含蓄地指出的那样）。但这也许太过头了。经济学充满了关于激励、市场、预算约束和产权重要性的大思路。它提供了分析政策变化对资源配置和分配政策影响的强有力的方法。关键是要认识到，不能把这些基本原则直接转换成具体的政策建议。这种转换需要政策分析者考虑许多与经济和政治环境有关的附加因素，而不能只进行理论推演。弄清当地的条件很重要，这不是因为经济原则会因地而异，而是因为那些原则可以适用于所有制度环境，具体在运用这些原则时需要结合当地的情况。 因此，对增长战略学家而言，真正的教训是要更严肃而不是轻轻率地对待经济学。但是，有用的经济学是“研讨会”经济学，它拒绝做无条件的一般化，要求认真考察经济环境和政策建议之间的关系。曾经长期主导了增长政策思维的那种经验法则经济学，现在可以放心大胆地抛弃了！ 我们的框架的一个重要优势是，它包含了所有的主要发展战略，以及阐明了在何种情况下哪种战略会有效。当国内的投资回报而且收益得私人可占有性都很高时，着眼于通过国外援助和增加国民储蓄来调动资源的战略是合适的。当社会回报高，而限制回报的私人可占有性的最重要的障碍是政府的高税收和各种限制时，将改革政策的重点放在市场自由化和对外开放上，效果最好。当私人回报不仅被政府的错误行为（政府已经做到）所抑制，同时也被它错误的无为（政府该做而没有做的）所抑制时，强调产业政策的战略是适当的。 正如我们对萨尔瓦多、巴西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讨论所述，它们的情况发出了各自不同的诊断信号。以这些信号为基础决定行动议程，很可能比开列出了一长串制度和治理改革细目列表的方法有效得多，因为细目列表的方法可能会也可能不会针对那些阻碍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硬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