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的经济学，不同的政策处方——从哪里开始？

前面概括的两种看法——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有助于形成政策讨论的合理框架和有关短期政策重点的思考方法。刺激增长最有效的杠杆显然取决于当地实际情况。在担心通过积极引导会导致投资过热之前，很容易想到的第一步就是取消政府设立的各种障碍。但是，这常常未必是好策略。当然，当通货膨胀达到三位数或者监管措施已经扼杀所有的私人积极性时，消除这些扭曲政策将是最有效的开端。但除此之外，通常很难指出最有效的政策改革从哪里开始。咨询企业家对于政策优先次序的建议固然有益，但这不能作为决定的依据。当学习的溢出效应和协调失灵阻碍经济增长时，除非调查的问题是精心设计能够诱导其正确反馈，否则企业调查不太可能起作用。 近代经济史留给人们的一个教训就是，即使按标准条件衡量的“投资环境”相当糟糕，创造性的干预也可以起显著作用。韩国早期的改革就发生在政治领袖们对企业家阶层充满敌意的背景之下。尽管没有私有财产权保护和有效的司法制度，中国的乡镇企业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与此相反，拉丁美洲20世纪90年代的经验表明，标准的政策处方并不能保证适宜的投资环境。当政府试图做得太多时固然可能会抑制创业活动，但政府做得太少时仍然可能会抑制企业家创业。 有时人们认为非正统发展模式需要更强的制度力量，因而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不可及的。但是这种观点并未得到多少证据支持。虽然在前面提到的韩国和中国台湾的例子中，选择性干预的成功部分应归功于不常见但积极有利的环境。但是在其他地方，非正统模式却得以把制度缺点变成了优点。中国的乡镇企业、毛里求斯的出口加工区和印度的渐进改革都证明了这一点。在这些国家，正是由于制度上的缺陷使得传统政策处方变得不切实际。换句话说，成功的增长战略之所以常常基于非传统因素（至少在其初期阶段如此），部分是因为标准的改革议程对制度的要求太高，这一点已被所谓的第二代改革所增加的额外要求所印证。 不错，采用克服市场失灵的方法需要一个能力强并且没有腐败的政府。对于每个韩国这样成功案例，都有很多像扎伊尔那样的地方，在那里，积极的政府政策成为政客们剽窃和掠夺的借口。在那种地方的制度环境中，精心设计的政策干预很难达到预期的理想效果。从华盛顿共识的政策处方更有助于促成政客诚实当政的角度看，它们也许是可取的。然而，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能证明这一点。如果得到基本的政治经济体制允许或鼓励，包括华盛顿共识中的政策在内的大多数政策都可能会诱发腐败。俄罗斯大规模私有化的实验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人们普遍认为，这个私有化过程已经被政治背景深厚的内部人疯狂地掠夺攫取资产而扭曲或失去了合法性。华盛顿共识的政策本身并不能通过法律来阻止那些强大的寻租者。将不同的政策排序需要更加全面的政治经济学模型，而不是简单地认为政府的约束措施就会减少寻租行为。 最后我想再次重申：历史上起作用的增长战略多种多样、各各不同。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中（如巴西、墨西哥、土耳其），传统的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模式有效地刺激了经济增长。东亚的外向型战略也获得成功，这些经济体将专心致志地扩大出口同国内的强硬干预结合在一起（如韩国和中国台湾）。而智利1983年以后采取的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外向型战略：依靠实际汇率的大幅贬值，没有实施明确的产业政策（但大力支持农业产业领域的非传统的出口），通过养老金私有化来动员储蓄进行投资，并限制短期资本的流入。中国和毛里求斯可以作为双轨制改革的典型。印度采取的是真正的渐进式改革。中国香港可能是唯一没有采取政策措施来刺激私人投资和创业而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的案例，但是这里过于特殊且有利的先决条件（如上所述）使得其对于其他地区没有太多借鉴价值。 考虑到上述案例体现的增长模式多样性，关于什么因素启动了经济增长的任何结论都必须具有足够的普遍性。在接下来的一章将采用的诊断式分析框架有助于我们了解问题的症结所在，并集中精力阐述最有效的政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