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的经济学，不同的政策处方——政府失灵

斯特恩（Stern，2001)对发展战略的阐述为第一种观点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据赫希曼（Hirschman）在《经济发展战略》(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1958)中的描述，斯特恩提出了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有两个支柱：一个是创造合适的“投资环境(‘investment Climate’) ”，另一个是“赋权穷人(empowering poor people)”参与经济活动。前者与本文的论述相关，斯特恩所定义的“投资环境”概念相当广泛，它被定义为“当前或者预期政策、制度和行为环境，它会影响投资的回报和风险”(2001，第144~145页)。同时，他认为需要考虑优先次序，而且这些优先次序在不同的背景下很可能是不同的。他强调，一旦投资环境哪怕只是得到一小部分的改善，就能较好地激励投资。 就实际的政策内容而言，斯特恩用实例明确阐述了他的观点，他认为投资环境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政府造成的种种缺陷：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和高通货膨胀，扭曲了劳动力市场功能的政府高工资，巨大的税收负担，随意的监管，繁琐的审批手续，各式各类的腐败等等。他建议通过企业调查和其他手段来找出其中最为严重的问题，然后针对这些重点领域实施改革。在约翰逊等人（Johnson、McMillan和Woodruff，2000)，弗里德曼等人（Friedman et al.，2000)和阿斯朗德等人（Aslund和Johnson，2003）的文献中也能发现类似的观点。施莱弗和维什尼的著作( 1998 )标题则恰当地总结了这种观点政府干预的缺陷的本质：《掠夺之手：政府病及其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