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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政策总是成为一时时尚。在上世纪50和60年代，“大推进”、国家计划和进口替代是贫穷国家改革者的战斗口号。这些观念在70年代退出了舞台，让位于强调价格机制和出口导向的更市场化取向的战略1。到80年后期，有关发展的观点出现了趋同，它遵从一组被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1990)并不那么恰如其分地称为“华盛顿共识”的政策原则。尽管这些原则在随后的岁月中在诸多方面都得以修正和拓展，但是它们今天依然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政策框架的核心内容。 表1.2的左半部分展示了威廉姆森有关华盛顿共识原则的初始清单，主要是财政纪律、“竞争性”货币、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私有化和解除监管等。这些就是被克鲁格曼所称之为的“经济政策的维多利亚美德”（Krugman， 1995，第29页）的关键要素，即“自由市场和稳健货币”。到90年代末，这个清单被国际多边机构和经济政策学家用所谓的第二代改革政策加以扩展，这些政策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和“良治”。要开列一个有关扩展后的华盛顿共识的完整政策清单需要太大的空间，而且由于来源不同，政策清单的具体内容都不同2。为了与最初的华盛顿共识对称，我在表2的右半部分列举了具有代表性的10条原则，范围从反腐败和公司治理到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和社会安全网络。 表1.1 促进经济增长的良好行动原则 最初的华盛顿共识 扩大的华盛顿共识——包括前面10条 1.财政纪律 11.公司治理 2.公共支出改革 12.反腐败 3.税收改革 13.灵活的劳动力市场 4.利率自由化 14.遵守WTO规则 5.统一的竞争性汇率 15.遵守国际金融法则和标准 6.贸易自由化 16.“谨慎”的资本账户开放 7.开放直接投资 17.不受干预的汇率形成机制 8.私有化 18.独立的中央银行/通货膨胀目标 9.解除监管 19.社会安全网 10.保护产权 20.定向减贫 （targeted poverty reduction） 第二代改革源于各种因素的推动。第一，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如果没有从官僚体制到劳动力市场的更为根本的制度转型，市场取向的政策也许是不适宜的。比如，如果劳动力市场是“刚性”的或者不够“灵活”，贸易自由化也许不能使资源得到更合理的配置。第二，人们担心，如果缺乏精心设计的宏观调控框架或改进的监管制度，金融自由化也许会导致危机和极大的不稳定。因此，关键之点在于汇率的市场形成机制，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遵守国际金融准则和规范。最后，为回应人们对于华盛顿共识不太关注贫困问题的抱怨，政策清单增加了社会政策和反贫困计划。 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表1.1所列清单能够大体上刻画后华盛顿共识关于增长议程之关键要素的主流思想。把这样的清单与当代增长的历程相对照，结果如何呢？设想一下，我们把表1.1提供给一位有智能的天外来客“火星人”(Martian)，请他将图1.1所揭示的增长绩效与表1.1的政策清单预期的结果相匹配。他能在多大程度上辨别哪些地区采用了标准的政策组合，哪些地方没有采用呢？ 表1.2 东亚体制变异 制度领域 标准思想 “东亚”模式 产权 私人产权，法律强制保护 私人产权，政府部门有时超越法律（特别是在韩国） 公司治理 股东（“外部人”）控制，保护股东权利 内部人控制 政企关系 保持适当距离（Arm’s length），以法律为基础 密切互动 产业组织 分散化，竞争性市场，严格的反垄断法 水平和垂直一体化（财阀 chaebol），政府操控的卡特尔 金融系统 解除管制，以证券市场基础，自由进入。通过监管安排谨慎监督。 以银行为基础，严格准入，政府强力干预，微弱的非正式监管 劳动力市场 分散化，非制度化，“灵活”的劳动力市场 核心企业组织中的终身雇佣（日本） 国际资本流动 “谨慎”自由化 限制（上世纪90年代之前） 国有企业 不存在于生产部门 大量存在于上游产业 首先考察表现极佳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由于这是惟一的从上世纪60年代初以来一直保持快速发展的地区，这位火星人可能合理地推测，这些地区的政策选择和表1.1的清单有很高的相关性。但是，他可能最多只对了一半。从两个重要的方面来看，韩国和台湾的增长政策明显地偏离了主流共识。直到80年代两者都没有大踏步地解除监管或实施贸易和金融系统的自由化。它们都十分倚重公有企业，而远不是对工业企业私有化。韩国甚至不欢迎外国直接投资。两者都实行了一套内容广泛的产业政策，包括信贷支持、贸易保护、出口补贴、税收激励和其他内容各异的干预措施。用最初的华盛顿共识的最低标准（表1.2的左半部分）衡量，这位火星人也许只能给韩国5分（满分为10），给台湾6分(Rodrik 1996)。 另火星人迷惑不解的是，大多数坚定地按照表1.1的要求重塑自身制度框架的地区，即拉丁美洲，却几乎没有从中获得什么增长收益。像墨西哥、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玻利维亚和秘鲁这样的国家，其自由化、放松管制和私有化在数年内的进展要比东亚国家在40年内所取得的进展还要大。图1.2显示的是Lora (2001a)提供的这些国家和其他拉美国家的结构改革指数。这一指数度量的是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税制改革、私有化及劳动力市场改革的程度，其值在0和1之间。拉美地区的平均指数从1985年的0.34稳步上升到1999年的0.58。 然而，图1.1却显示拉美地区这段时间的经济增长率始终显著地低于其1980年之前的水平。火星人可能对此茫然不知如何解释，因为拉美的政策质量以表1.1的标准衡量得到了明显改进，但其增长速度反而更低1。在考察非洲的情况时也遇到程度稍轻但内容相似的困惑：尽管那里的政策环境整体上有所改进（即使不那么显著），但经济却处于持续衰退之中2。 这位火星人可能认为全球增长记录与某些更高层次（higher-order）的经济原则一致，是这些更本质的经济原则导致了标准政策的共识。从表象上看，明晰产权、稳健货币、财政健康、市场激励等是所有成功的增长战略所具有的共同要素3。一旦缺乏这些要素，经济发展会出现疲软。但是，这位火星人也可能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的更加详尽的政策选择（比如表1.1所显示的）与成功的经济发展的联系并不那么密切。他也许会想我们是否能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