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咨询的神话——序言

    序言    进入咨询界--误打误撞的球门     我进入管理咨询领域的经历,就好像一个人出行时转错了弯,迈入城镇中一处他以前从不知道的区域。那时,我正在完成自己关于19世纪德国哲学的博士论文。我曾经在一家快餐店度过了一个悲惨的夏天,这也算是我的商业经验吧。而张贴在餐厅职员室的一张颂扬“质量、服务、清洁”美德的海报,则是我对管理理论的唯一认知。我并不太清楚管理咨询是怎么回事,只是感到它听起来并不像是我这样的人应该从事的工作。我真得不知道自己将会遇到怎样的事情。     我的探险之旅是从酒吧中的一场桌球赛开始的。一年一度的招聘期此时早已结束。我眼看要大败给一对最近已经收到某着名咨询公司邀请函的大学生。他们令人眩晕地谈论着他们这份 “公司战略”领域的职业,但是我总觉得有些非常不对劲的地方。他们22岁左右,而我都快26岁了。有什么事情,他们能为工商界办到,而我不能做得更好?     事实上,我迫切需要一份工作。我的银行存款已跌落至3位数。我唯一可以胜任的职业,就是教授纯理论哲学。然而,由于在哲学上有些略显晦涩的异见,对这门学科,我已经产生了某种厌倦情绪(说句公道话,这种感受似乎是双方面的)。当我凝视着沿着预先设定,但是不可预测的路线蹦蹦跳跳的桌球时,我的脑海中突然冒出这样一种想法:与其在来年整日看电视,倒不如为《财富》500强企业提供战略建议,这样我也可以赚些快钱。     第二天早上,我打印了一份履历表,然后将复制本寄往大约10家管理咨询公司。通常情况下,应聘者在寄往各家公司的简历上,都会写上一些个性化的语言,热情洋溢地阐释为这些公司效力是自己儿时起便有的梦想,但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我的附函中只用了简短的3句话来表明自己胜任这份工作。10封求职信中的9封都遭遇了相似的命运:旋即回绝,并且还附带说了一些不真诚的保证:你肯定会在别处找到适合你的工作。然而,其中一封履历表碰巧落在了某个“小型”咨询公司的合伙创始人手中,在他计划来访的日程表上正好有那么一点空隙。我后来得知,这位合伙人当时正着手一项“实验性”招聘的计划。     将我和实验室的小动物归为一类似乎是公平的。毕竟,我寻找的也是一份“实验性”的工作。在赢得了面试彩票之后那些令人陶醉的日子里,我对朋友、家人以及满脸狐疑的教授们说,我计划先挣一两年大钱,然后再重新追寻自己真正的事业(不管这份事业究竟是什么)。为了生计,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Spinoza)打磨过镜片,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也曾写过一些粗制滥造的作品,那么,我兼职做一名公司顾问又有何不可?这就是我的逻辑推理。     尽管我获得那份工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对自己未来的咨询之路,我已经开始设定惊人的抱负了。我对朋友说,纯理论哲学已经深陷于故弄玄虚和理想主义的沙漠中,不能自拔。管理咨询象征着重回物质世界,而哲学必须从物质世界获取灵感。我想象自己站在某个巨型公司的前甲板上,四处寻找象征全球资本主义的大白鲸。“朋友们,前往东亚市场!” 在我的幻想世界中,我大喊道:“被人遗忘的角落正是我们获利的良机! ” 我真想把自己称为社会公敌以赛玛利 (Ishmael )。总之,我不仅不能被雇佣,而且对全世界的劳动人民已经构成潜在威胁。     不管怎样,我好斗的本能已经完全淹没了对即将踏上的征程的理性思考。不妨假设面试的岗位是一名网球指导老师:既然有望获得,我就决心要一击即中。在接下来的两周里,每天早上我都会把《金融时报》一字不落地通读一遍。我将繁琐的德文书搁置一旁,转而青睐由汤姆?彼得斯(Tom Peters)与罗伯特·沃特曼(Robert Waterman)所着的那本令人愉悦的畅销书《追求卓越》(In Search of Excellence)。从这本书中,我学到了类似“价值驱动”(hands on/value-driven!) 这些词汇,并且学会了赞扬“宽严并济”(simultaneous loose-tight properties)的优点,也不管这些优点究竟是什么。每天晚上,我都会手捧一本公司理财方面的书籍,直至鼾声响起。     1998年春天一个下着蒙蒙细雨的早晨,在一家巴洛克风格酒店的会议室中,散乱地摆放着几张最近腾出来的路易十五世座椅。我摆出一副严阵以待地架势,准备接受亨利的挑战。亨利是一位50来岁的英国人,衣冠楚楚,满头银发,矮小的身材使他棱角分明的脑袋显得硕大无比。我坐在椅子上,向前探着身子,同时拉了拉西装的袖口。这套西装曾伴我度过参加中学辩论队时的峥嵘岁月,自那以后,它似乎变得越来越紧。我等待着时机,准备阐述自己对“全球化”、“证券化”,以及面临残酷国际竞争的现代企业迫切需要建立宽严并存的管理体制等等问题的看法,这些都是我最近两周深思熟虑的成果。如果有必要的话,我还想论述那套管理咨询与捕捉鲸鱼极其相似的理论。     在简单地寒暄了几句之后,亨利笑了笑,或许是暗自得意的笑吧。他摸了摸下巴,同时将脑袋稍稍地歪向一边,然后直视着我,开始提问(好像这个问题是他刚刚想出似的),“英国有多少家酒吧?“     生活中惊奇无所不在。这大体上是件好事。每份惊奇都是一次学习的机会。作为一名管理咨询师,我的职业生涯正是由一长串这样的学习机会组成。同所有的咨询师一样,我能接受这样的教育,完全是拜客户的慷慨大方所赐。在他们的资助下,我游遍了世界,成为几十种学科的专家。我帮助创设了一家新的咨询公司。公司仿若火箭一般,腾空跃起,随即又轰然爆炸,只留下无休止的指责声和一堆尚待处理的诉讼案。尔后股票市场运用其神秘莫测的智慧,冷漠地将奖赏和惩罚分配至根本不配得到这份恩赐的人士,以及那些无能之辈。肇始于这次面试的试验延续了10年之久。坦率地说,它有点失控,有时还变得特别丑陋。但是最终,它的确带来了一些有趣而又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     我的经历带来了一系列恼人的问题。正是这些问题最终促使我撰写此书。甚至在我面对这个关于英国酒吧的问题之前,烦恼已经开始显现。其中有一个问题特别令我不解:为什么有人竟然愿意雇佣我担任管理咨询师?在我接受这份邀请函(这也是唯一的一份)后不久,我又换了一种问法:为什么有人愿意雇佣一家会雇佣我的公司?我浪费了很多脑力,试图驱散心中的猜疑:或许这家咨询公司犯了一个尴尬的错误?公司的合伙人是否正在敲打他们的脑门,想搞明白他们怎么会鬼使神差似的从事如此危险的一项试验?然而,真实情况却是,我进入咨询领域这件事最不寻常之处就在于,它很“正常”。在那个时候,甚至包括现在,像我所在的这种公司一直在疯狂地招募各种各样的人士。你可以想象,其中有一些的资历甚至连我都不如。     从上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在美国名牌大学的校园内,随处可以听到一种巨大的“吸气声”。最近有一位作者将这种声响的来源恰切地称为“世界上最新的职业”。虽然管理咨询业的历史可以追溯至20世纪早期的几十年,但是,在它出现之日起的很长时间内,管理咨询业一直都只是绅士们的专属领地。1980年,全世界可以和咨询扯上关系的行业雇佣的专业人士大约有30万左右(其确切的人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咨询业的定义)。而且,在一些顶尖的咨询公司里,年轻雇员的在职时间一般只有1.9年。造成的结果就是,咨询业对新雇员的需求量大得惊人。大约有四分之一毕业于顶尖商学院的研究生,以及名牌大学六分之一的本科生,都会以向他人提供企业管理建议的方式,开始其职业生涯。     当然,这一切都与金钱有关。当我未来的雇主为我开出75 000美元的起薪时,我着实吓了一跳。为一位找不到工作的哲学家提供如此高的薪水,似乎是一项不高明的决定。这使我对公司合伙人在资金使用上的精明程度产生了怀疑。然而不久,我就有理由怀疑,究竟是谁愚弄谁。同顶尖公司的任何一位普通的咨询师一样,不久我就被以每年大约50万美元的“身价”,推荐给公司的客户。     这样的数字加重了我对于新发现的这份职业的神秘感。当我即将从研究生院毕业的时候,一位老教授用一个问题--那时候,我并没有给出这个问题的好答案--概括出了这种难以理解的现象。当时,我们正在一起吃炸鱼和薯条(这是我们最后的一顿午餐),和蔼可亲的教授皱了皱眉毛,问我:“如此多所知甚少的人,怎么能凭借告诉他人如何做好自己本分工作的方式,赚取如此巨额的金钱?”     就在我准备接受这份新工作时,我突然对自己在商业知识上的明显缺陷感到有点不安。我给拥有MBA(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哥哥打了个电话,让他指点一下商业语言方面的学问。他只是笑了笑,然后说,如果他的同学听说我没有上过商学院,却得到这样一份工作,他们一定会非常郁闷的。我在百货公司买了一套深灰色的西装,随后便面对穿衣镜,练习了一下所谓的商业语言。在上班的头一天,当我穿着一身新行头,走近公司位于第五大街的写字楼时,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位奸诈的推销员,而且身上连骗人的玩意都没有携带。我确信,我这个冒牌MBA肯定会被识破的。     过去一个世纪以来,MBA已经从一项可以点缀门面的附属品,演变成一种进入工商业高层不可或缺的敲门砖。1968年,美国大学授予了不到18 000个商业类硕士学位。在我开始工作的1988年,这项数据已经增长至7万人。而在2008年,这一数字已接近14万,这意味着,在美国授予的每4个硕士学位中,就有1个是MBA学位。在下个10年的某个时候,拥有MBA学位的人数将超过芝加哥市的总人口。事实上,将有数百万人接受商业语言培训,估计所有人都想“出人头地”。     为了避免将MBA“脸谱化”,我想立刻声明,我认为我所遇到的人,是这场商业生活试验中最令人愉悦的惊奇之一。事实上,这些身穿灰色法兰绒西装的人士,不仅要比我那些脾气糟糕的教授有趣得多,而且也更有人情味。这与我在阅读那些描述羽毛未丰的雅皮(这些家伙往往会在城里环境恶劣的地方迷路)的通俗小说时,所预想的情况截然不同。如今,那些温顺的公司雇员,很有可能是一位怀才不遇的男中音、一位在晚上从事创作的小说家、抑或是一位世界级的猎手。在我从事管理咨询的岁月中,我去过十几个国家数百个工作场所。在我的印象中,每家公司每个办公室的每个角落,都自有其独特之处,这和没有完全相同的两家人是一个道理。此外,我最要好的一些朋友,更不必说还有一些亲戚,都是工商管理硕士出身。现在,当我听到有人将“公司职员”草率地一概而论时,我总会联想到十几个反例。     同时,我很快就清楚地意识到,我没有上过商学院这件事并不重要(这是我遇到的另一个惊奇)。虽然我的商业生涯并没有任何值得荣耀的事情(这是一种比较婉转的说法),但是,我的职业生涯是处于高峰,还是跌入低谷,与我没有商业学位这个事实并无任何关系。更重要的是,我的情况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我的运气不错,可以和一群教育背景千奇百怪的咨询师一起共事。他们当中有律师、医生、化学工程师、天体物理学家、历史学家,当然也有MBA。正式的评估和我个人的估计都显示出,那些没有MBA学位的咨询师,一般要比MBA出身的咨询师表现得更好。咨询业的其他人士也做出了同样的判断。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波士顿咨询集团(Boston Consulting Group)伦敦办事处的一位员工这样说道:“ 通常情况下,没有MBA学位的咨询师所受到的评价,要好于上过商学院的同事。” 麦肯锡公司(McKinsey)决定就此事展开内部调研,他们将雇员按照工作年限分为1年、3年和7年这3个层次。“在所有层次上,”该公司的首席招聘官告诉《纽约时报》,“没有商业学位的员工的表现,至少不差于就读过商学院的员工。”     许多人有正当的理由质疑,如今工商巨子的表现是否无愧于如此巨额的薪酬、如此尊崇的地位。例如,家得宝百货公司(Home Depot)的CEO罗伯特·纳德利(Robert Nardelli)获取的离职赔偿金数以亿计;国家金融服务公司(Countrywide Credit)的CEO安吉罗·莫兹罗(Angel Mozilo)赚取的美金与前者不相上下,但是他所创建的企业却将抵押贷款发放给了那些根本无力偿还的人士。面对这种现象,人们势必要提出一些问题。在2007年进行的一项关于高管薪酬水平的调查中,美联社评论道:“CEO薪资的涨跌,与该公司股价或利润的变化方向并无关联。” 美国的CEO平均赚取的薪酬是欧洲同行的2至3倍。但是,正如西北航空公司(Northwest Airlines)的主席加里·威尔逊(Gary Wilson)在《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中所说的那样,“就他们对股东的贡献而言,并没有证据显示美国的CEO表现得更好。”     但是,与当今这些经营管理的超级英雄有关的最重要的问题,并非他们是否“物有所值”,而是这样一个疑问:究竟是谁为谁工作?经理人是在为他们的公司效力,还是恰恰相反?在这样一个董事会成员往往是CEO最亲密的朋友、董事会主席经常兼任CEO、股东在公司的地位变化无常的世界中,这并不是一个无聊的问题。这与古罗马人看到罗马帝国开始变得难以驾驭时,他们扪心自问的问题是同一种类:Quis custodiet ipsos custodies? (大意是:谁来管理经理人?)     这次物质世界之旅激起了我心中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或许是此番旅行最令我惊奇的事情。徒有其名的专家、证明无知的学问、写得异常糟糕的书籍,以及谁在掌控企业这一恼人的问题--我以前在哪见到过这些现象?不管是在其最好,还是最糟的时刻,管理学都让我想起了那门我原以为已经被我摈弃的学科--哲学。在我提前退休之后,我终于有机会深入审视管理学文献,这种感觉就好像无意中走入一个陌生而凌乱的后院。我发现,管理学与其说是一门学科,还不如说是由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和秘密议程组成的结合体。在这门学科中,提出一个正确的问题,要比找到正确的答案重要得多;各种问题与其说是得以解决,倒不如说只是得到暂时的调和;最大的奖赏往往属于那些能够专注于一件真正重要的大事的人。     我逐渐明白了一件事情,即管理学实际上是人文学科中被忽视的一个分支,它隶属于哲学史研究(假如真的将其归类的话)。我意识到,管理理论家之所以缺乏深度,是因为他们仅仅用了一个世纪的时间,去探究哲学家和富有创造力的思想家钻研了数千年的事物。这就说明了,为什么未来的商业领袖阅读一些历史书、哲学随笔、或者仅仅看一部精彩的小说,都要比追求商学院的学位更有收获。实际上,这也是为什么如果工商界人士放弃他们的商业学位,我们大家的境遇会变得更好的原因(但是,这并不是说,当前人文学科的状况--对数字和基本的经济学理论过于恐惧,太过钟情于虚假的专业术语--没有任何改善的空间)。     不幸的是,管理学本质上是一门人文学科这一事实,并未得到广泛的认知。几乎一个世纪以来,在商学院、管理理论家,以及咨询师当中,对管理学本质占支配地位的认识与之截然不同。我现在认为,我穿梭商业世界的历程中所遇到的种种似是而非的论调,正是源自对管理学本质这种被广泛认同,但实际上却是大错特错的观点。我撰写此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追溯这一思想的演变历程、揭露其缺陷,并提出取而代之的观点。     传统观点认为,管理是一门技术--它由一堆技巧组成,以科学观测为根基,由专家为其提供养分,而且是可以传授给学生的。“如果你的车库里有两部轿车,每间房子都有一台电视机,每个口袋里都装有数字化设备,你要知道,这一切全是拜现代管理理论的发明者所赐,”加里?哈默尔如是说。他还将管理学的创设与燃气汽车的发明相提并论。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将与之相似的管理学基本思想,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他声称:“管理已经改变了世界上发达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结构。” 管理是一门技术学科的观点,可以追溯至早期一些很有影响的思想家--特别是亨利·法约尔(Henri Fayol)、玛丽·帕克·福莱特(Mary Parker Follett),尤其是所谓的“科学管理之父”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     对管理的这种认识根植于美国的历史。这种思想是为了以一种适合于民主国家的方式理解经济权威与合作,而进行的一份有价值的努力。它的力量汲取自美国社会中最重要的对峙:民主国家主张平等的本能,与现代国家建设所需的等级安排之间尚未解决的冲突。在这方面,它横跨于那场始于18世纪末期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之间的争论。当前,它在支撑引领现代大学制度的精英主义理想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只要导致它产生的基本矛盾依然有效,这种管理思想将依旧是美国思想的一大特征。     但是,现代管理思想绝对是极其错误的,它已经将我们引入了危险的境地。它让我们错误地为没有科学性的问题寻求科学的答案。它给实际上属于道德和政治范畴的问题,提供虚假的技术性解决方案。它让人们对管理技能的本质和价值,产生出一种很容易被利用的幻觉。它诱使我们在性格形成时期,投身于并不存在的学科的培训。对于管理不善产生的原因,它赞成一种幼稚的观点,使公司权力变得更加难以遏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促使人们对于繁荣的源泉产生误解,让我们忽视了我们的福祉所依附的社会、道德和政治基础。     16世纪的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认为,偶像只不过是我们头脑中出现的幻觉(有时是源自我们有限的理性能力,而语言的误用以及庸师的诡辩术,经常会进一步加强这种幻觉), 这种幻觉导致对这个世界产生误解,使非理性行为得以延续。按照这一定义,这种管理思想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偶像。这是一个涵盖一大堆浅薄问题的大而无当的词汇。正是这个由语法错误、错误感知以及迷信组成的大厦,使得众多本应该关门大吉的企业得以继续运营。在《偶像的黄昏》(Twilight of the Idols)一书中,尼采发誓,“要用小槌敲击偶像的肚腹, 听它发出空洞的声音”。我希望说明的是,管理偶像同样需要被好好地敲打一下。     那么,英国究竟有多少家酒吧?     “我不太清楚,很多吧?”我冲口说道。     “你为何不猜一下呢?”亨利说。此刻,他脸上的笑容肯定是一种自鸣得意的坏笑。     “是不是20万?”     在尴尬地沉默了一会之后,我终于明白,原来他是在考验我。我应该给出一个可以自圆其说而又令人信服的答案。和我一起打桌球的老兄,并没有提醒过我“案例面试”方面的技巧。这种技巧在咨询师圈内已成为一种规范,以至于商学院专门开设这方面的培训课程,为学生日后面试做准备。     英国大致的人口数量和当地酒吧一品脱啤酒的价格,是我唯一能想到的与之相关的事实。我深深吸进一口气,然后缓缓呼出,开始进行一长串数字的运算,其中有很多数字是我刚刚从发热的头脑当中拽出来的。在疯狂地四舍五入,并且顺手添加一些附加因素之后,我最终得出结论:英国有10万家酒吧。正确的数字应该是76 000,亨利说。     当然,准确性并非问题的关键。此番演练的目的,是观察我是否能基于一些几乎是完全虚构的事实,毫不费力地谈论一个我几乎一无所知的主题。现在回想起来,这的确是对管理咨询的一次极好的介绍。     “即兴发挥” 是一位管理咨询师所必须具备的最重要的一项技能--尽管我的脑子里还冒出其他一些不太礼貌的措辞。在我整个咨询岁月中,我一直都感到自己是在“现编现讲”。实际上,我有时感到自己的咨询生涯仿佛是一部独幕剧,一场比一场荒谬可笑。     每个人都受到自身经验的限制。在某些方面,我的经验要比大多数上过管理课程的人更加有限。我在本书的某些章节所讲述的,并不是严格意义上好行为的模型。事实上,我帮助创建的这个公司的历史,与其说是关于当今管理世界正确的一面,倒不如说是关于其错误的一面。不管怎样,当我在书中呈现出我工作经历中的一些场景的时候,我希望诸位读者能够明白,我这么做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的故事有何特别之处,而恰恰是因为,这大体上是一种普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