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字典图书网
查字典图书网
1995年回到上海的季琦，和1997年回到上海的梁建章，这两个背景悬殊、性格迥异的男人，对中国有着完全一致的判断：这里的机会超过世界上所有的国家。看到这个趋势的不只是季琦和梁建章，当他们在那家上海菜餐馆中萌生开办网络公司想法的时候，已经有无数人走在了他们前面。 现在中国的创业氛围一点也不比美国硅谷差。 —斯坦福研究中心副总裁 格兰R26;瑞斯 1999：传奇的开端 一切传奇都始于一个平淡的开端。 1999年3月，上海徐家汇建国宾馆旁边一家新开张的上海菜餐馆里，两个男人正在喝酒。一个看上去二十七八岁的样子，头比常人稍大，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沉静清秀的气质；另外一个年纪略大些，留着板寸头，虽然戴着眼镜，仍掩盖不住豪爽之气。 “最近美国的互联网很火啊！”年轻的那位说。 “听说了。James，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吗？” “不如我们也做个网站。” “好啊！” 英文名字叫“James”的年轻人，是梁建章；年长一些的是他的朋友季琦。 1999年的互联网热潮中，类似的场景随处可见。这是1992年之后的又一波创业高峰，不管是在街头巷尾、地铁车厢还是酒吧茶馆，都能听到创办网站的讨论。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里，年轻人仿佛只有两类：一类已经创办了网站，另一类正在考虑加入网络大军。即使那些初出校门、没有任何阅历的学生，也会参考教科书，写一份像模像样的商业计划，开始自己的创业之旅。 梁建章和季琦的雄心壮志，只是那时无数创业梦想中的一个。与那些充满天马行空的想象和天花乱坠的说辞的创业计划相比，这番对话显得平淡无奇。如果没有以后的成功，谁也不会记得这两个男人在餐馆里的“无聊”谈话。 “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丛林法则在商场同样适用。数年之后，当两个男人口中的网站，变成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携程旅行网，人们开始追寻这个商业故事的起点。有人说在美国硅谷的甲骨文（Oracle）公司总部大楼里，互联网圣地让梁建章、季琦和沈南鹏灵光闪现，定下了创办公司的计划；有人说在季琦家中，一班朋友“煮酒论网”，“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决意创建一个提供旅游服务的电子商务网站。上海衡山路上的酒吧、静安寺旁的鹭鹭酒家，都成为演绎故事的地点。 凡此种种，只是大众的好奇心作祟。人们希望看到成功者不同寻常的开端，即便是他们做出最初决定的地点。在大众看来，这些地方虽然貌似普通，却也蕴涵深意。 这个时候，人们往往会忘记，成功者们只是时间舞台上的龙套，让他们挥舞长袖的舞台，本身就是一个无人能够编写的精彩故事。在1999年3月，从梁建章和季琦吃饭的餐馆中走出来，会看到一条在上海浦西还算宽阔的街道，车流密集，让人担心不久的将来汽车会把这里变成一个无法解开的绳结。沿着道路向北，只需走上百米，就是美罗城百脑汇，这里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三个电脑销售渠道之一，另外两个是广州天河路附近的广州IT一条街，以及大名鼎鼎的北京中关村。1998年6月百脑汇开业的第一天，这里涌进四五万名市民，他们在一天内甩下400万元人民币，买走了将近800台电脑。其后的时间中，这里一直保持着人头攒动的景象。 与美罗城隔街斜对，一幢气势宏大的Shopping Mall—港汇广场尚未完工，但它显现的模样已经让周围的商场相形见绌：数十级台阶通往宫殿般的拱顶商场，两边的裙楼如同手臂伸展开来，准备将所有向往中产生活的市民揽入怀中。港汇广场开业之后，立刻就成为徐家汇的标志性建筑。 但是，直到1999年年底港汇广场开业迎宾，它仍然是一项没有完工的物业。这个庞然大物的主要投资方—香港恒隆集团原本计划在商场之上建两幢高层写字楼，不幸的是，亚洲金融风暴让恒隆集团不得不暂时搁置这项工程。一直到5年之后，恒隆集团才有力量继续它的计划。 这个“半截子工程”，可以看做中国经济的隐喻。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驾驶中国经济这架庞大机车的官员们对于加油和刹车的控制总欠火候。90年代初的高歌猛进留下一片烂尾楼和数年的经济调整，随后的亚洲金融风暴也间接影响到中国，至少它让恒隆集团暂时无力为这座商业宫殿加上两座“灯塔”。 幸运的是，当时的中国金融市场几乎还是封闭的市场，那场令全亚洲资本家胆寒的风暴只吹动了它的汗毛，数年的调整已经让它重振雄风，它只需要抖抖毛发，就可以飞奔进入一个快速增长的黄金时代。翻过1999年的日历之后，人们会发现迎来的不仅仅是新千年，还是一个经济爆发期。 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已经预示了未来。这一年流行一本名叫《格调》的书，它极力告诉人们，如何从一个有钱的暴发户，变成一个有品位的人。在上海，时髦女郎总是拎着一个装有《申江服务导报》的塑料袋，在这份一年前才创刊的报纸里，大量篇幅都只提供两种内容：小资们能够买得起的产品的广告，以及对她们买不起的产品的描绘。但她们不必气馁，很快她们就会发现，那些标有外文商标，意味着品位的东西，距离她们并非那么遥远。当我们回顾1999年，会发现这是一个巨变的开端：欲望的闸门已经完全打开，互联网把大众放到了一个可以同全世界比较生活质量的平台，再没有什么可以满足人们被放大的胃口。在理想主义者看来，这甚至不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和最坏的时代，而是一个用喧嚣掩盖空洞，以工具理性主导一切的时代。 但是在商人眼中，这一切都意味着两个字：机会。一个商人，假如没有感知，并且抓住这个机会，他就不配称做“商人”。 “电脑专业户”季琦 季琦最初的理想并不是做商人，虽然他早已抓住过不止一次机会。 如果是一个相信神秘主义的人，一定会认为季琦是成大事者，因为这个人总是在关键时间点上与中国的历史事件交汇：1966年出生，1989年大学毕业，1992年硕士毕业。 但对于季琦的父母，两个在江苏南通如东县耕田种地的农民来说，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男孩。农忙时他会跟着父母干农活，有时候走了8里路从学校赶回家，却发现家里没有给他留中饭。唯一让他显得与其他同龄孩子有所不同的，是他擅长数学。在高中三年级的时候，季琦获得了全国数学竞赛三等奖。 在这个几代务农的家庭里，日子单调而乏味。家族里读过书的人很少，也从来没有出过大学生。季琦的父母甚至没有想过自己的孩子会考上大学，当季琦初中毕业的时候，他的志向是考一所中专。 90年代中期以前，中专可不是成绩落后学生的集中地。相反，能够考上中专的，都是班级中的优秀生。他们通常家境贫寒，这成为驱动他们努力学习的力量，因此，他们通常成绩优异。然而，无论窘迫的经济条件，还是当时十者取一的高考录取率，都成为横在他们面前的鸿沟—如果继续读高中，未来的出路唯有高考。没有人能确定自己必然会在那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竞争中取胜，即便闯过了这一关，对于他们的家庭来说，也只意味着一笔新的开销，以及推迟4年成为家庭收入来源。 于是，考取中专成为最明智的选择：在那里可以学到专业技能，不会像高考失败的高中毕业生那样难以找到工作。而且，只要花三年时间，就可以工作赚钱。这让每年的中专考试变成一场比中考激烈得多的角逐，只有少数成绩非常优异的学生，才有可能胜出。 在这场角逐中，季琦也没能如愿。虽然他的数学几乎得了满分，可是外语只有17分，这让他的成绩比录取分数线低了0.5分。 同大多数的乡村教师一样，季琦的初中英语教师也不是科班毕业，甚至不会教学生音标，连他自己都跟季琦说：“你把数学学好了就可以，英语学得怎么样无所谓。” 一直到高中，季琦才遇到一个要求异常严格的英语老师，要求学生背诵每一篇课文，自己搬个板凳坐在教室门口，学生背不出来就不让进教室。这套死记硬背的办法看似蠢笨，对于培养语感却非常奏效。通过高中几年的学习，季琦的英语才有所提高。 高考填写志愿的时候，季琦选择了上海交通大学。事实上他对这所学校并不了解，只是看到介绍上说是“改革开放的先锋”，觉得应该不错。在老师灌输给他的理念中，上海的高校只有复旦大学才是好学校。当季琦以全县第二名的成绩拿到上海交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母亲问他：“你读了交通大学，是不是以后坐火车就不用花钱了？”季琦回答：“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吧。” 假如没有考取大学，季琦日后的生活也许会是另外一番景象。南通号称“建筑之乡”，这是一个盛产工程队的地方，他们的脚步已经踏遍中国除台湾之外的所有省份，以及海外四十多个国家。每年都有数以十万计的南通籍施工人员出现在各个城市的工地上。一个南通人，从事建筑业是件顺理成章的事情。 南通的建筑业风气如此浓厚，即便是考上了大学的季琦，在选择专业的时候也依然受到影响。填写志愿的时候，季琦的班主任建议他报考工程力学系：“学力学好，以后可以帮别人算土方，少算一点，给包工头省了钱，会给你发奖金。”等到季琦进入上海交通大学学习，才知道工程力学是用来计算潜艇的受力、导弹的起飞速度的，不是给包工头算土方。1985年9月，季琦踏进了位于上海华山路的交通大学古色古香的朱红大门。 考入交通大学之前，季琦从没有离开过家乡，季琦的父亲将他送到了上海。1985年的大学，还不是新生入学时父母多过学生的时代，季琦的父亲也没有对他特别优待。刚到上海，父亲就拿着土特产去串亲戚了，临走时告诉季琦：“儿子，你就在这等着，没事，交大会来接你的。”季琦独自拎着三个包，看看左右，用南通土话向旁边一个学生模样的人问道：“你也是来上大学的吗？” 季琦的大学生活由此展开。他知道自己来自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没有钱，讲一口南通口音的英语，第一次见到上海交大的图书馆时居然被震住了，因为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书。对于他来说，唯一能做的就是读书，拼命读书。4年大学本科的时间，季琦都泡在了图书馆，读哲学、读历史、读毛泽东的传记。大学带给他的最大收获还不是专业知识，而是让他想通了一个问题：“个体的生命相对于世界是十分短暂的，或者庸庸碌碌、平淡无奇；或者积极向上、奋发作为，都是度过一生。但二者的意义是截然不同的，人生的价值也因此而迥异。”追求自我实现，成为季琦的信条。 不过，当1989年季琦即将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开始找工作的时候，并没有获得自我实现的机会。 1989年的政治风波直接影响到了这一届大学生的分配，加之季琦的专业应用面不广，工作很难找。在上海找不到，他就回到家乡南通，提着烟酒去求人，最后，南通第二设计院终于答应接收季琦。 如果季琦就此?入南通第二设计院上班，这个世界上会多一个建筑设计师，少一个创业家。但是，从农村考入上海，毕业后却不能留在这个充满诱惑的大城市，总会让人感觉大学白念了。一直想自我实现的季琦更不愿意接受这个结果，斟酌之后，他决定回到学校报考研究生。这次，季琦换了一个专业，他报考了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的机器人专业。季琦寻思，这应该是一个容易找工作的专业。京城作家石康在小说《晃晃悠悠》中讲到1968年出生的人的理想问题：有人想当居里夫人，有人想当作家，但是“所有这些理想在1995年全变成了想当大款。这便是1968年出生的人的理想历程”。 比1968年早两年出生的季琦在读研究生时同样赶上了都想当大款的时代。 1992年年初，邓小平在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之后，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其核心便是肯定市场经济的地位。 “南巡”讲话再次开启了中国人的经商热情，这一次的经商规模是空前的，据说当年便有12万官员辞职下海。 大学校园也不是独立于社会的真空，实际上，全国高校涌入这一轮经商热潮的教师、学生数量多得难以估计。当时，河北白沟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到处都能见到由内地高校的学生，甚至学生会和教师组成的采购团，他们采购的生活用品，很快就出现在各自的校园地摊上。几乎每一个学生宿舍，晚上都会响起敲门声，打开门，就会有一个学生探进头来，推销从方便面到打口磁带等各种各样的物品。 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的高校，由于各种便利条件，学生们从事的商业活动远非内地高校学生兜售方便面的小打小闹所能比拟。他们很快发现，最简单，也是获利最大的生意，莫过于追随他们的师长几年前走过的道路：卖电脑。20世纪90年代初期，正是计算机在中国普及的开端。1992年，联想集团已经提出了家用电脑的概念，一个巨大的市场已现雏形。如同所有商品的价格曲线一样，在90年代初期，一台今天看来早已应该被淘汰的电脑，在那时却能卖出难以想象的高价，其中的利润可以高达数千元。 而且，赚取这每台计算机高达数千元的利润，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只要将骑在三轮车上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换成大学生，凌志军描绘的那幅画面，就是对90年代初期学生经商潮的生动描绘。 今天上海交通大学本部校门正对的华山路，在90年代初期遍布交大学生开办的电脑商店。在交大机械工程系读硕士的季琦，其主攻的机器人方向本身就与计算机密不可分，经过两年的学习，季琦已经从一个不会开机的电脑盲变成了精通软硬件和组网技术的高手，他没有理由不抓住这个机会。在研究生毕业前夕，季琦与同学一起开了一家电脑公司，从此，交大校园里蹬着被上海人称为“黄鱼车”的三轮车拉电脑者的队伍中，多了一个季琦。 这是季琦的第一次创业，即使在日后功成名就之时，季琦都没有忘记这段经历。几乎每一次演讲和做电视节目，他都会提起当年蹬三轮的经历。 1992年的电脑生意是名副其实的“现金牛”，尽管季琦的客户其实就是上海交大的教师和学生，尽管经营的时间只有短短几个月，但是到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季琦和他的女朋友手里就已经存了几万元钱。已经有了几万元身家的季琦，“心里第一次感觉到生活格外的踏实”。 “大头神童”梁建章 与季琦相比，梁建章根本无须通过卖电脑赚钱来获得踏实感，因为他是一个神童。 与常人相比，梁建章的头显得稍大，所以经常被称为“大头神童”。在上海，还有一个人有这个称号，他叫邵亦波，在梁建章创业的同一年，他也做了一个拍卖网站—易趣网。 梁建章从来没有测过智商，但是在面对电视记者采访的时候，他可以坦然地说：“我没测过，但是应该挺高的吧。”这不是傲慢，而是自信。他有着智力超常的人才会有的纯净眼神，人生之路上的顺风顺水让1969年出生的梁建章显得比实际年龄小很多。在1984年上海电视台采访梁建章的新闻片中，这个14岁的初中学生被塑造为一个刻苦用功的好孩子：炎热的夏天，梁建章在简陋的房间里苦读，他的父亲则摇着一把蒲扇，站在一旁辅导他。 实际上，被称为神童的梁建章并不是父母刻意培养出来的，更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学生。 1981年，梁建章与其他孩子一样按部就班地读完5年小学之后，考入了上海育才中学。这所学校的前身是1901年英籍犹太人嘉道理创办的育才书社，它在教育上的创新与它悠久的校史成正比。 当时的上海育才中学在著名教育家段力佩的倡导下，开始试点交互式教育。梁建章回忆：“我是中国最早受益于这个交互式教育思想的学生……老师只用1/4的课时讲课，接着用1/4的时间供小组讨论、搞竞赛，然后再用1/4的时间总结评分，最后用剩余的时间做作业。回家没有作业，也没有定期的考试，只有不预先通知的小测验。当时有很多家长认为学生回家太闲，学校就提供了众多的课外兴趣小组。我利用了这些课余时间，学习当时刚刚开始发展的计算机技术，最后确立了以电脑技术为专业的人生目标。至少在我本人身上，这样的学习方式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 在这里，梁建章接触到了对于当时绝大多数人都是稀罕物的计算机，育才中学的教育理念也成为他日后从事计算机行业的直接动因。“我在十几年前刚念初中时，就开始接触到在苹果机上运行的一些游戏和教学软件。我一下子就被这些软件的神奇魔力吸引住了。印象很深的一个软件是关于引力和抛物线运动的物理课教学软件，那时我可操纵一门大炮，调节其初射角度和速度，目标是一个可移动的坦克。那个教学软件就会列出这个题目中的各个因素，并用图像和动力来分析引力、速度、水平运动和垂直运动的关系，最后引导我解出正确的答案。如果正确，我的大炮就一下击中敌人了。玩过这些教学软件后，再回去看书本那实在是太容易了。教学软件是用英文写成的，于是，我的英文水平也突飞猛进了，这些教学软件为我后来的学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梁建章有机会接触计算机，还有社会背景的原因。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以后，上海开始在中小学生中尝试开展计算机教育，最早开始这一活动的，是中国福利会少年宫。1978年夏天，少年宫举办少年电子爱好者夏令营，请来当时的上海师范学院一位名叫朱鸿鹗的教授，给200名从初一到高三的学生讲了三个半天的编程知识，随后组织他们到高校和科研院所上机实习，结果这些学生的表现远远超出人们预料。上海的中小学生计算机教育从此开始在学校中普及。 在计算机兴趣小组里，梁建章和参加兴趣小组的高中学生同时学习计算机，他遇到不少在他看来很高深的问题，就去问父亲。父亲用高等数学帮他解答出来，还在读初中的梁建章当然看不懂这些解法，问道：“我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看得懂？”父亲告诉他，大概需要五六年的时间，要到大学才行。 对于一个十一二岁?孩子来说，五六年的时间就像一生一样漫长，梁建章没有这个耐心等待，于是催促父亲教他高等数学。父亲由浅入深地给梁建章看了一些数学方面的书，引导他在数学方面发展。很快，梁建章就掌握了高中和大学的数学课程。 参加计算机兴趣小组，不仅促使梁建章的数学突飞猛进，而且还让他成了一个小名人。 13岁那年，梁建章开发了一个可以辅助写诗的程序，并且获得了第一届全国计算机程序设计大赛的金奖。媒体接踵而来，他成了在全国小有名气的神童。 1984年上海电视台采访梁建章的新闻片中，梁建章演示了他的程序：在DOS系统单调的屏幕上，有“水”、“山”、“云”、“松”四个字，输入相应的字，电脑就能写出诗来。 一位名叫周新英的记者记录了梁建章设计电脑写诗程序的过程：“他对唐诗很有兴趣，听人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也就是说，有了很强的记忆力，就可能做出美丽的诗句，于是梁建章想到计算机‘记忆’本领大（存储容量大），又有处理字符的能力，决定设计一个‘计算机诗词创作系统’程序，让电脑来当诗人。但要教会计算机做诗，设计者必须自己阅读大量诗词，学习韵律，懂得做诗词的方法。这样，梁建章在将近半年的课余时间中，求教老师，访问图书馆，阅读了《唐诗三百首》《千家诗新注》《学诗百法》《子史精华》《渊鉴类涵》和诗词格律等方面的专业书；还看了《唐诗鉴赏辞典》《诗韵合璧》《中华诗韵》等工具书；计算机知识方面，学习了《人工智能原理》《人工智能》《数据库原理》以及有关逻辑学、语言学等书籍。” 这段记录也许稍有夸大，但与实际的情况也相去不远。理工科出身的梁建章对诗词的爱好一直保持了多年，甚至他在创办公司、做了CEO之后，还自己创作对联，请人写好挂在办公室里。 功成名就之后，梁建章也曾略带得意地对前来采访他的记者讲过当年编写程序的思路：“唐诗有抒情、咏景、塞外诗等许多类别。在特定类别里，一些动词、名词、形容词等会频繁出现。用平均分律计算它们出现的概率，然后将其分类。将唐诗用词、用韵等语法逻辑，用严格的编程语言描述。根据所设定的题目，我就可利用词库任意排列组合，在几秒钟后做出一首新的古诗。” 一首名为《云松》的诗是这样的： 銮仙玉骨寒，松虬雪友繁。 大千收眼底，斯调不同凡。 另一首诗写道： 玉虹腾岭表，银汉泻童心。 山水明时意，开颜伴客吟。 天资聪慧的梁建章本来就不满足于按部就班的课程。从小学时开始，他基本上就不听课，每次开学后的头两个星期，就已经把课本全部看完，剩下的课堂时间，都是在跟同桌聊天中度过的。在初中参加计算机小组，自学了中学和大学的数学和物理课程之后，他已经没有必要按照常人的轨迹一步步走下去了。在梁建章15岁的时候，他跳过高中，直接进入复旦大学少年班。这个满是小天才的班级也未能让梁建章停留太长时间，一年之后，他又考入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 .Com时代和中国机会 1989年，当23岁的季琦从上海交通大学本科毕业的时候，刚满20岁的梁建章已经在佐治亚理工学院拿到了硕士学位，准备攻读博士。但是，他发现最先进的东西并不在学校，而是在企业，于是他进入了甲骨文（Oracle）公司的研发部门。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企业软件公司，它向超过145个国家的用户提供数据库、工具和应用软件以及相关的咨询、培训和支持服务。相比这些专业的业务描述，人们更加熟悉的是甲骨文公司的创始人埃里森，一个曾经辍学，被称为“硅谷狂人”的商业奇才。 关于这位“狂人”，有个著名的段子。一次埃里森应邀在耶鲁大学的毕业典礼上演讲，他大放厥词，说道：“好好看一看周围，看一看站在你左边的同学，看一看站在你右边的同学。请你设想这样的情况：从现在起5年之后、10年之后，或30年之后，今天站在你左边的这个人会是一个失败者；右边的这个人，同样，也是个失败者。而你，站在中间的家伙，你以为会怎样？一样是失败者。失败的经历。失败的优等生。”他拿自己和比尔R26;盖茨为例，鼓动学生退学，以致耶鲁大学的保安不得不把他轰下讲台。 埃里森在公众面前表现出的狂狷之气，对于梁建章这个普通的甲骨文研发人员没有任何影响。在他的同事眼中，梁建章与其他所有来自中国的员工一样，聪敏而沉静。不过，这个沉静的人有时候也会做出一些“疯狂”举动。 斯坦福研究中心副总裁格兰R26;瑞斯曾说：“现在中国的创业氛围一点儿也不比美国硅谷差。”这一点，梁建章在90年代中期就已经发现。 有一次梁建章回国探亲，国内火热的创业气氛和隐藏的巨大商机让他震惊。梁建章觉得，从长远来看，自己的发展机会还是在国内，所以他决定转型。结束探亲回到美国之后，梁建章申请转换到客户服务部工作，从事ERP实施。他要寻找能够回到中国的机会，而在研发中心，这样的机会是不会出现的。 1997年，梁建章获得了他等待已久的机会，他通过了甲骨文公司的内部招聘，担任中国区咨询总监的职务。他回到了上海。 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这是个让人难以理解的决定。在1997年的时候，“海归”还没有那么流行，比梁建章稍早一点回国的张朝阳说：“当时的大趋势是出国，人人都在想办法出去。这个时候从国外回来，还是会面临很多压力。”虽然没有梁建章那样顺利，季琦也曾去美国生活过一段时间。 读研究生的时候，季琦同当时所有做过出国梦的大学生一样，以“头悬梁、锥刺股”的精神苦读托福和GRE，冬天里上海的天气阴冷难耐，打壶热水烫烫脚继续背书是家常便饭。但是这样的努力也并未让季琦实现他的出国梦，一直到结束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之后，由于妻子在美国，他才得以探亲的名义来到美国。 1994年，季琦带着一万美元，来到了美国。 斗转星移，时迁境变，工作两年之后，美国对于季琦的意义已经与读研究生时完全不同。经过两年工作历练，季琦自我感觉做得还不错，这次去美国，他是抱着看一看、见见世面的态度。他觉得自己的发展空间仍然在国内。 美国给季琦的感觉，与他的想象很相似。“像我这样的人，第一没有多少钱，我带的那一万美元根本做不了任何生意；第二没有很好的学历，上海交大的毕业生在美国没人会承认你，所以也很难找到像样的工作。”多年以后，季琦在演讲时说，自己还算是非常幸运的人，由于懂计算机，也做过这方面的生意，一个开计算机公司的台湾人对他的经历很感兴趣，于是给他提供了一个工作机会。 由于工作的关系，季琦在美国认识了很多台湾人，几乎每个台湾人都对他说：你应该回到大陆，因为台湾的今天就是大陆的明天。按照台湾的经验，当年在美国读过书的人，回到台湾后都在政商两界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而留在美国的人，基本上都仍然是普通的企业职员。 这验证了季琦认为自己根在中国的想法。“在美国，几乎所有的机会都已经被人占了。除非具有开创性的技术，这种技术足以在美国成为一个很大的商业模型，否则几乎没有办法获得成功。”当然，季琦在美国得到了一份工作，他也可以在美国生存下去，过着中产阶级稳定而沉闷的生活。但是已经在中国的商海里扑腾过的季琦，想要的不是这种生活，对一个想自我实现，想要创业的人来说，美国是一个令人感到乏味的地方。 在美国生活了一年，季琦决定打道回府。这让他的一位在甲骨文工作的同学感到不解，季琦的回答是：你的路我是看得见的，你今年拿10万美元，明年可能拿12万美元，按部就班地买房买车，周末同妻子儿女开车出去玩。这样的生活的确惬意，但是，我只要看到前面的路是什么样的，我就没有兴趣走了。 1995年回到上海的季琦，和1997年回到上海的梁建章，这两个背景悬殊、性格迥异的男人，对中国有着完全一致的判断：这里的机会超过世界上所有的国家。看到这个趋势的不只是季琦和梁建章，当他们在那家上海菜餐馆中萌生开办网络公司想法的时候，已经有无数人走在了他们前面。互联网在美国的耀眼光芒，和纳斯达克催生出的财富明星，是推动中国创业者投身互联网的直接因素。 一篇名为《互联网：当今世界最大的富翁制造厂》的文章夸张地将互联网描绘成“每天产生一个亿万富翁”的行业，文章所举的例子是雅虎：“杨致远与好友大卫R26;费罗于1994年4月合作创办了专门从事网上检索业务的雅虎公司（Yahoo），公司一开张就赢得了500万用户，每年广告收入超过4亿美元。1996年4月12日，雅虎在纽约正式上市，上市价为13美元，但开盘就报24.5美元，一天之内，股价就连翻近4倍，一路飙升，当天雅虎公司的市值就达到8.5亿美元。1998年年初，雅虎的股票突破110美元，市值达40亿美元，昂首进入全球500强，成为新一代超级富翁。” 文章预言，随着时代的发展，互联网络还将制造更多的亿万富翁。 虽然中国的多数知名网站，均由技术人员出身的创业者或者“海归”创建，但是中国互联网故事的开端，却始自一个名叫张树新的女人。 张树新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应用化学系，毕业后当过记者，后来在中国科学院高技术企业局战略项目处从事企业战略研究。1995年5月，她创办了北京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这家公司后来改名为瀛海威信息通信有限责任公司。1997年春节，瀛海威全国大网开通。作为中国互联网商业应用的启蒙者，瀛海威在中国互联网早期使用者的脑海中就是互联网的代名词。多年以后，当瀛海威早已因为过于庞大的战略和张树新毫无成本意识的经营而成为过去时，媒体仍然肯定了它的地位，称它为中国最早的民营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和内容提供商。 1997年对于中国互联网而言是一个重要年份。这一年，不仅瀛海威开通了全国大网，程序员王志东创立的新浪网前身四通利方，其论坛“体育沙龙”进行了98世界杯亚洲区预赛的网上视频、音频、文字实况直播；一年前由留学生张朝阳成立的ITC爱特信电子技术公司（北京）有限公司—也就是搜狐的前身，在获得了风险投资之后，在1997年推出了自己的网站；1993年毕业于中国电子科技大学，先后在广州几家技术公司任职的丁磊，也在这一年创办了网易公司。 在这些企业的努力下，普通中国人开始接触到了互联网。1997年11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了第一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当年中国共有上网用户62万人。 互联网的大门一经打开，便以惊人的速度成长起来。到1999年7月CNNIC发布第四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时，上网用户已经达到400万人。虽然CNNIC的数据一直受到人们的质疑，但是它所表现出来的趋势，那条令所有人兴奋的增长曲线，却没有人能够否认。 在1999年，无数怀揣梦想的创业者都想成为中国版的杨致远，成为下一个亿万富翁。他们凭着一个个从美国拷贝过来，或稍加改动的商业模式，用自己手中的资金和四处寻找来的风险投资搭建起网站，然后花大价钱打广告，提高网站的点击率，期望有一天也能到纳斯达克上市，或者转手卖个好价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