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平的——开场白：世界10岁了

这是让人沮丧的事——我们对俄国和亚洲的事一筹莫展，我们国内的能力有所增长，但必须防止重蹈那些国家的覆辙。 ——落基山因特网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道格拉斯·汉森对《华尔街日报》的谈话，1998年市场出现危机，他被迫将手中的1.75亿万美元的垃圾股撂在一旁。 亚洲金融危机，不仅仅是亚洲的 1997年12月8日，泰国政府宣布，关闭58家主要金融机构中的56家。一夜之间，这些私人银行都因泰铢的崩溃而倾家荡产。当初这些金融机构曾大举借贷美元，再将美元借给泰国企业家广建旅馆、写字楼、豪华别墅和工厂。由于泰国政府答应将泰铢与美元的比价保持在固定的汇率，所以金融机构都认为对此可以高枕无忧。但当政府未能如愿以偿时，一场全球大规模投机性反对泰铢的行动——突然爆发的导火线是人们渐渐认识到泰国的经济并没有像以前预测的那样强大——使泰铢币值直线下降了30%。这意味着从金融机构借了美元的企业家，贷款每1美元就要多还30%的泰铢，许多企业家们没法偿还银行的贷款，许多银行也偿还不了从国外借来的美元，整个经济体系突然全部停滞，两万多名白领职员被抛向街头。第二天，我正好驱车前往曼谷的阿素街参加一个约会，此处是泰国的华尔街，倒闭了的金融机构多数在此。当我们慢慢驱车经过这些破产了的银行时，每过一家店铺，司机就喃喃自语道：“垮了……垮了……垮了……垮了……” 我当时并不明白其中道理，其他人也不知道，这些泰国投资银行成了新的全球化时代的第一次全球金融危机中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这个时代是指冷战后的时代。泰国危机导致整个东南亚正在逐步形成的新兴市场中的资金快速外流，使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货币大幅贬值。来自全球的或当地的投资家开始更仔细地审查这些国家的经济，企图寻找出路，把他们的资金转移到安全的天国去，或是要求提高利率以偿还高风险造成的损失。这可不是不久前在曼谷街头流行的T恤衫上印制的光彩夺目的“大家发财”。 数月之内，东南亚的衰退开始影响全球商品价格。亚洲曾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的发动机——这台发动机消耗掉了大量的原材料，当这台机器熄火后，世界上的金、铜、铝以及最重要的原油的价格都开始疲软。这年秋天，全球性日用品价格疲软将东南亚危机机械性地传递到俄罗斯，而俄罗斯当时正全神贯注于本国事务，指望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下，从其自行设计的经济泥潭走向稳定的发展轨道。虽然俄国问题的根源在于其工厂生产出来的大量的产品没有任何价值，事实上，他们制造的许多产品是“负价值”。例如，俄罗斯拖拉机制造厂生产的拖拉机的质量如此之差，出厂的一台拖拉机的价值就如一堆废金属的价值，也就如一堆铁矿石一般。此外，这类产品出口到国外的工厂只需向政府交纳极少的税款，从而导致克里姆林宫长期以来资金短缺。 俄罗斯政府的税收没有一个可靠的国民经济来保证，只得完全依靠对原油和其他矿藏品的出口来筹集预算资金，此外，俄罗斯还严重依赖从国外借贷，同时俄罗斯政府还通过发行高利率的国库券来诱使别人认购。 1998年初，当俄罗斯的经济继续下滑时，为吸引国外的资金，俄罗斯人将他们的卢布债券的利率从20%提高到50%-70%，促使套利的对冲基金和外国银行不断购买。他们认为，即使俄罗斯政府不能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不会袖手旁观，会出面担保，外国人定能收回老本。某些对冲基金和银行不仅继续将他们的资金投入俄罗斯，而且以5%的利息借了不少钱，再用借到的钱买利率达20%-30%的俄罗斯的短期债券。正如老外婆所言：“多么划算的一笔交易！”但老外婆也说过：“如果现实真如他说的那么美妙，那就天下太平了！” 现实情况是，亚洲危机造成原油价格暴低，使俄罗斯政府偿还短期债券的利息和本金越来越困难；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及向俄罗斯注入资金的前提是——除非俄罗斯无条件地改革他们的经济并向大企业和大银行征收税款。8月17日，俄罗斯金融的纸牌游戏分崩离析，立即给市场以双重打击：俄罗斯货币贬值，单方撕毁政府关于债券的合同，事前既没有给债权人提出任何警告，事后也没有拟定出任何解决方案，使在俄罗斯投资的对冲基金、银行和投资银行出现巨额损失，而在克里姆林宫操纵这场游戏并借钱扩大赌注的人也濒临倒台边缘。 从其外表判断，俄罗斯经济的崩溃对全球经济体系的影响有限，它的经济实力还不如荷兰大；但它的经济体系远比以前更趋于全球化，正如原油价格暴跌从东南亚机械性地传送到俄罗斯一样，对冲基金——那些私有的不规则地聚集在一起的巨额资金，总是在全球寻找最佳投资机会——机械性地从俄罗斯传递到世界所有其他正在形成的新兴市场，特别是巴西。对冲基金和其他贸易公司在俄罗斯损失巨大，有的甚至超过本金50倍！突然，他们为了将现金偿还给银行，不得不变卖所有财产，于是他们在金融健全的国家出卖资产用以弥补在金融形势不好的国家遭受的损失。例如，巴西就在全球市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眼皮底下采用了此种方法，人们突然发现那些像惊弓之鸟的投资者将巴西的股票和债券卖得一干二净，迫使巴西不得不将利率提高到40%以防止资金的外流。当投资者纷纷寻找安全之地时，剧情的急变将正在逐步形成的世界市场搅得一塌糊涂。投资者将巴西、韩国、埃及、以色列和墨西哥的股票和债券变卖成现金，或是存放在他们的床垫下，或是变成他们能随时可以看到的最安全的美国国债。于是在巴西和其他正在形成的新兴市场上出现的衰退就如机械性传递一样，都蜂拥抢购美国国债。与此相反，这些疯狂的抢购导致美国短期债券价格骤然上升，利率下降。为吸引投资者，美国政府又不得不增加短期债券，加快短期债券及其他公司和新兴市场债券的周转。 美国政府发行的长期国债价格的急剧下降所引起的冲击，进一步削弱了对冲基金和投资银行。以设在康涅狄格州格林尼治的长期资金管理委员会为例，长期资金管理委员会可以说是所有对冲基金之母，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如此多的对冲基金被吸引到市场上，竞争的火药味非常浓，人人都希望抓住这个机会。为了在竞争如此激烈的世界上赚到钱，对冲基金不得不到国外去寻求更多的现金以便孤注一掷。为确保他们的赌注不押错地方，长期资金管理委员会聘请了两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他们的研究报告宣称，股票和证券的动荡可以从它们过去走势中推算得出。他们用计算机模拟，从不同的银行大举借债，长期资金管理委员会将1200亿美元押在有风险的赌注上，到了1998年的夏天，几家关键股出现了危险。这种对象不明的下赌使美国短期债券价格下跌，那些垃圾股和新兴市场上的股票价格反而攀升。然而，长期资金管理委员会的计算机模拟，绝对不可能预见到8月在俄罗斯爆发并使其经济崩溃的全球接触性传染，其后果之一就是它的宝完全押错了地方。这马上使世界上所有的投资者惊慌失措，紧急决定投向美国短期债券，使得短期债券的价格攀高而非下跌，那些垃圾股和新兴市场的股票价格惨跌而非上升。长期资金管理委员会的战略就如橄榄球比赛中的Y阵式，能从两条腿上发现问题，只要有任何银行家们出面作保，就能防止将所有股票和证券抛掉而导致的世界市场崩溃的局面出现。 我们都坐在同一条船上 现在还是言归正传吧。1998年初，我正好在朋友的因特网银行里投资，开张时每股14.5美元，后每股爬高到27美元。这时，我赞叹自己真像个料事如神的天才。但当俄罗斯违约导致所有的多米诺骨牌倒塌时，我朋友的股票跌至每股8美元。为何如此惨呢？因为他的银行持有许多房屋抵押债券，而随着美国利率下跌，驱使许多人购买美国短期债券，市场上传言有人可能会提前归还房屋抵押，如果提前偿还房屋抵押的人大量增多，我朋友的银行就不会得到现金以支付给储户。实际上，市场对我朋友银行的前景作出的估计是错误的，而事实上它的股票却在大幅反弹。确实，到1999年初，由于美国因特网的介入，使我朋友的股票牛气冲天，就如我们手中其他技术股一样，我又再一次地赞叹自己是个能掐会算的天才。但是好景不长，世界其他地方再次将美梦粉碎，只是此次不像俄罗斯那样从前庭破门而入，而是巴西使美国后院市场翻了船，甚至使如日中天的因特网股也受挫（临时的）。 当我看到这场闹剧落幕时，我所能想到的就是9个月前在阿素街发生的事件现在却影响了我，在巴西亚马孙州出现的事件只一周就影响到美国亚马逊网络。1998年底，《今日美国报》恰如其分地总结了这个全球市场：“麻烦就如病毒一样从一个大陆传染到另一大陆”，该报评论说，“美国立即就感染上了……连理发店里谈论的都是泰铢。” 虽然没过多久，亚马逊网络的价格又再次攀升，并拉动其他因特网股，还使美国整个股市去阴回阳，反过来也为美国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健康的环境，促使美国人将储蓄的资金拿出来消费，这又使泰国、巴西和世界其他新兴地区通过扩大向美国出口最终摆脱了出口困境。亚马逊网站、亚马孙州——我们都坐在同一条船上。 世界10岁了 从阿素街到我所住的街道，从亚马孙州到亚马逊网站再返回亚马孙州这个过程，的确起到了教育我和当今世上许多有关国家的作用。自从1945年以来，一直在国际事务中占主导地位的从缓慢、稳定到突然转变的冷战体系，正由一个被称之为全球化的崭新、润滑、盘根错节的体系所代替。我们都同在一条船上。当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时，我们对此还一无所知，对此的理解也确实晚了10年。正因为如此，在1998年10月11日，在全球经济危机高潮之际，梅里尔·林奇在美国所有主要报纸上刊登的整版广告词，真可谓一语击中要害，广告如下： 柏林墙倒塌时它刚出生。世界最年轻的经济——全球经济，仍在寻找自己的坐标，这么说并非言过其实。在错综复杂的互相牵制和平衡的矛盾中，经济稳定是要经过时间考验的。世界上许多自由市场到最近才得以开放，首次由人们的情绪左右，而非由政府控制。在我们所坐的地方，10年前被墙将世界一分为二，那时是不允许这样做的：在世界范围内，自由市场和民主的扩大正允许任何地方的人将他们的愿望变成现实。当技术很可能不受限制地被利用时，其所产生的能量不仅会在地理上将边界障碍消除，而且还会将人类本身的差异去掉。我们认为，尽管世界只有10岁，但它会继续信守诺言。与此同时，也没人说长大就那么容易。 实际上，梅里尔·林奇在广告词中说全球化时代10岁了是比较正确的。因为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世界经历过一个类似的全球化时期，如果你比较贸易量、跨国资本流动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关系、跨国劳动力流动与人口增长的关系，就能看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全球化时期与我们当今生活的全球化时代非常类似。当初在全世界占支配地位的大英帝国，是逐步形成的新兴市场的最大投资者，这些英格兰、欧洲、美国的企业巨头，经常受到由阿根廷铁路债券、拉脱维亚政府债券、德国政府债券及某些小问题而引发的金融危机的打击。1866年横跨大西洋的电缆连通后，在纽约出现的金融危机立即就传到了伦敦和巴黎。我曾与英国下院贸易联合会（即英国的劳联—产联）主任约翰·莫克斯有过一次深谈，他说，1868年在英格兰曼彻斯特举行的下院贸易委员会第一届代表大会上，会议列出所需讨论的问题有：“关于与亚洲殖民地进行竞争的问题”及“关于与美国、德国进行教育和培训程度的比较问题”。当时，移民要比我们现在想象的多得多，甚至比战时还多。1914年前，国与国之间的旅行还不需要护照，所有那些蜂拥到美国海岸边的移民都没有签证，当将所有这些因素汇集在一起并考虑到轮船、电报、铁路及电话的发明时，完全可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首次全球化将一个“大”世界缩小到了一个“中等程度”的世界。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铁锤，成功地将这个首次全球化时期和全球金融资本主义体系砸碎，俄国革命和大萧条在精神和物质上将世界彻底断裂开来。但世界正式被切分开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冷战期间被凝固成模式。冷战也是一种国际体系，从1945年一直延续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被另外一种体系所取代：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全球化时代。我们不妨将其称之为“全球化第二轮”，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冷战末期约75年，差不多是第一次全球化时期与另一次之间那么长。 前一次全球化与我们正在进入的新的全球化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今天进入单一全球化市场的程度和广度都与上次有很大相同；此外，共同参与这一进程并受其影响的人与国家远比上次全球化时多。1914年前的全球化可能一直是激烈的，可惜许多发展中国家此时被排除在外。1914年前的全球化在当时来说其规模是相当大的，但与现在的相比又小得可怜，日外贸交易额是以100万美元计算，到1992年，根据纽约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数字，每日交易额达8200亿美元，到1998年4月上升到15000亿美元，而且还在上升。仅最近10年，通过世界各国银行进行的跨国贷款就增加了一倍，在1900年前后，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金是以亿计算的，但仅有少数几个国家参与。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仅1997年从发达世界流向新兴市场的私人资金总数达2150亿美元。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相比，这个新的全球化时期，就如涡轮发动机一样。 但今天的全球化时代不仅在程度上与过去的不同，在某些重要方面的本质上也截然不同。正如《经济学家》载文所说，以前的全球化时代是建立在依靠运输成本下降基础上的，由于火车、轮船、汽车的发明，人们可以用更快捷的方式、用更少的钱到更多的地方去，也就可以在更多的地方以更快、更便宜的价格进行更多的贸易。今天的全球化时代则建立在依靠通讯成本下降基础上——由于芯片、卫星、光导纤维、因特网的发明，今天的世界能比以前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些技术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只能向西方国家出售他们的原材料，再进口西方国家的制成品，同时也意味着发展中的国家能成为高水平的生产者。这些技术也允许公司将他们产品的不同部件地方化，在不同的国家研究和出售，但仍然可以通过计算机和电话会议紧紧地将它们拴在一起，就如在同一个工厂 一样。由于计算机与廉价电讯结合在一起，使人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贸易——从开展医疗咨询，到软件写作，再到资料处理——以前绝对是完成不了的。为什么说不能呢？根据《经济学家》的资料，1930年，从纽约打3分钟的电话到伦敦，其费用就高达300美元，而今日，通过因特网，几乎是一分钱都不用花。 这些技术不仅在全球范围内对传统的国与国、国与公司之间的交流比以前进行得更广泛、更快捷、更廉价、更深刻以及可能性更大，也使个人之间可以进行类似的交流。这使我回忆起1998年夏季某天的事，当时，我79岁的老母亲玛格丽特·弗里德曼住在明尼阿波利斯，突然在电话里惊恐万状地呼叫我，我急忙问：“出了什么事，妈妈？”她回答说：“唉呀，我刚才在因特网上与3个法国人玩桥牌，他们相互之间坚持讲法语，我听不懂他们说些啥。”当我一想到妈妈在网上与3个法国人玩桥牌时焦虑不安和高兴的样子就会哑然失笑。“别笑，”她说，“总有一天我还要在西伯利亚与某人玩牌呢。” 对所有那些认为此次全球化与前次有所不同的人来说，我只想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你曾祖母1900年在因特网上与法国人玩过桥牌吗？我想应该不会。 但是，正如我说过的那样，从政治上来说，这个新的全球化时期与19世纪的那个全球化 是不相同的。那次全球化的初期，占支配地位的是大英帝国的力量、英镑和海军，而今天这个时期完全是由美国的力量、文化、美元和海军所统治。二次大战后的美国力量，着意创立出一个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以便刺激就业和抵消前苏联共产主义。正是在美国的鼓动下创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还主持并建立制定了其他一些开放市场和促进贸易的条款；也是美国的海军，使水上通道始终保持畅通，使那些开放市场更容易连接。因此，正是由于80年代后期的信息革命接踵而至，才有可能让如此多的人按全球化观点行事，在全球自由通讯、在全球旅行、在全球贸易——使全球化力量结构进入一个鼎盛时期，所有这些倾向都得到鼓励和加强，任何企图阻止它们的国家都将为此而付出高额代价。 总之，关于这次全球化中的某些事我们以前可能见过，但其中有一些事是我们绝对从未遇见的，由于某些事如此新鲜，以至于我们以前闻所未闻。基于以上理由，我用这样的方式来概括两次全球化之间的区别：如果第一次全球化将一个“大”世界缩小到一个“中等”的世界，此次全球化就是将一个“中等”的世界缩小成一个“小”世界了。 亨廷顿们错了 本书的目的是企望努力解释清楚在20世纪末，这个新的全球化时代怎样在国际体系中起决定作用——代替冷战体系——并审视如何对每个人及每个国家的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产生重要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作为学术体系的贡献，企图给冷战后的时代下定义的大有人在，这一流派中最引人注目的是4本书：保尔·肯尼迪的《大国的升起与衰落：从1500年至2000年的经济变化与军事冲突》；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个人》；罗伯特·卡普兰的各种杂文与著作；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世界秩序的再塑造》。 虽然所有这些著作都包含着很重要的事实，我想他们谁也没有真正抓住冷战后总的发展趋势。卡普兰的报告是生动的、诚实的，但他仅以世界可怕的一角为例，并以此来审视世界其他地方的命运；亨廷顿从世界范围内观察文化冲突，并扩大到一种持久的、非常尖锐的文明之间的冲突，甚至宣称下次世界大战——如果有世界大战的话，“将成为文明之间的战争。”我认为卡普兰和亨廷顿都极大地低估了国家的能量、全球市场的诱惑、技术的传播、网络的兴起及全球标准化和传播能够超越白纸黑字（多数是白的）撰写的规划。 但肯尼迪和亨廷顿太多地力图从历史或仅从历史上来预测未来。肯尼迪研究了（非常精彩的）西班牙、法国和大英帝国的兴衰，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是，下一个衰落的将是美国，因为这个国家的手伸得太长。他含蓄地认为，冷战的结束不仅意味着前苏联的垮台，而且它也预示着美国的衰落。我认为肯尼迪没有充分认识到美国在80年代的相对衰落，也就是他写此书时，美国正在为它的新的全球战略作部分调整——世界多数国家是现在才开始这种调整的。肯尼迪没有预期到，在全球化的压力下，美国能猛砍国防预算、精简政府机构并将越来越多的能量转移到自由市场上去，这些做法将延长美国作为一个帝国的地位而不是削弱它。 亨廷顿的观点是，冷战结束后，我们四周再没有了像前苏联这样的对手，因此，我们自然而然地会回过头来在全世界反对印度教和穆斯林教，这必然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他们的反抗。他含蓄地指出，某些新的国际体系的兴起将会产生非常不同的后果。对亨廷顿来说，冷战后只有部族宗教的冲突沿袭下来，不会再产生什么新的冲突。福库亚马的成名作包含着许多新的精彩内容——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胜利证明它们是组织社会的最有效的方法——它的题目（比书本身更明显）预示着胜利大结局与我发现的世界并非一致。 从某种程度上说，上面提到的书都是不朽的杰作，因为他们都抓住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世界的核心问题”，最活跃的中心部分起着发动机的作用，将驱使冷战后的国际关系朝着——要么是文明的冲突、混乱无序、帝国的衰落，要么朝自由主义的胜利的方向迈进。 本书与他们的观点截然不同，我认为，如果你想了解冷战后的世界格局，就必须认真地了解一种新的、成功了的国际体系——全球化，那才是人们关心的“核心问题”。全球化不仅对当今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影响力将扩大到外星，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种朝气蓬勃的力量。在这个体系中什么东西都是新的，而强权政治、混乱无序、文明与自由的冲突都已经陈旧不堪。冷战后的梦想就是这个新体系与过去所有激情之间出现的互相影响的结果。这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梦，其最后结局仍然没有演绎出来。 “噢，弗里德曼，他喜欢全球化！” 那就是为什么在新的全球体系中你既能看到文明之间的冲突，也能看到文明的传播；既有让人落泪的环境灾难，也有让人感动的对环境的拯救；既有自由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胜利，也有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爆发出来的拼死的反抗；既有国家的长期存在，也有强烈主张非国家行为的力量出现。我希望本书能对沿着那个复杂梦想探索的人、那些思考着如何对全球化进行管理的人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在言归正题前，我还要说一件事，本书的出版商兼编辑乔纳森·加兰斯有一天给我打电话说：“我告诉朋友们说，你在写一本关于全球化的书，他们说，‘噢，弗里德曼，他喜欢全球化！’你对此有何评论？”我回答乔纳森说，我对全球化的感觉就如我每天对黎明的感觉一样，通俗地说，这是件好事，就如我们每天对太阳升起时的感觉差不多，这绝对是件利大于弊的好事。即使我对黎明不在意，我对全球化也起不了什么作用，我不能让全球化开始，也不能制止它的出现——除非人类的发展为此付出重大代价——我不想再浪费时间，我朝思暮想的就是怎样用最佳的方法跳出这个框框。对多数人来说，掩盖事情的真 相是最糟糕的，这是我写本书的动机。 本书的第一部分阐述如何看待今天的全球化体系，该体系如何运作；第二部分阐述国家、社会、个人、环境与该体系的互相关系；第三部分述说全球化的反冲力；第四部分阐述美国在此一体系中所起的独一无二的作用，美国为确保在新体系中有个稳固地位，还需作出何种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