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与索罗斯的投资习惯——解读“市场先生”的大脑

与巴菲特不同，乔治·索罗斯从来就不是一个天生的投资者或商人。事实上，他在十几岁的时候曾幻想自己成为像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那样的经济改革家，甚至是像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家。 因此，在逃离匈牙利两年后，他于1949年进入伦敦经济学院，开始学习经济学和国际政治学。除了最有影响力的凯恩斯主义者之一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也在此任教外，伦敦经济学院与当时其他大多数大学一样是社会主义的温床。（拉斯基是安·兰德最畅销的小说《根源》的主人公埃尔斯沃思·图希的原型。） 但伦敦经济学院也有两位非常反传统的思想家，一位是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哈耶克，一位是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两者都是索罗斯的学习对象，但波普尔成了索罗斯的导师，在思想上对他的一生施加了重要影响。 我用两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原本需要三年的学位课程。我只有再当一年注册学生才能获得学位。学校允许我选一名导师，我选择了他（波普尔），因为我对他的哲学深深着迷。我已经熬过了纳粹的迫害。波普尔的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的启发力量让我震撼-它揭示出，法西斯主义与社会组织的各种原理和开放社会的基本原理截然对立。另外，波普尔的科学方法思想对我的影响甚至更大。 索罗斯在波普尔的指导下形成的思想体系后来演化为他的投资哲学和投资方法。 索罗斯将他的各个慈善组织称做“开放社会”基金，也表明他承认了波普尔对他的影响。 但这是后话。在学生时代，他的目标仍是变成一名学者，一名某种类型的哲学家。他开始写一本他命名为《意识的负担》（The Burden of Consciousness）的书。但当他意识到他只不过是在重述波普尔的哲学时，他把这本书抛在了一边，转向了金融生涯。从那时候起，他就将金融市场看成了检验自己的哲学思想的实验室。 “我们的世界观都是有缺陷或扭曲的” 在苦思哲学问题的过程中，索罗斯认为他获得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发现： 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从根本上说，我们所有人的世界观都是有缺陷或扭曲的。于是我把注意力集中在了这种扭曲对事件的重要影响上。 将这种发现应用于自身后，索罗斯得出结论说：“我也会犯错。”这不仅仅是一种观察结果，也是他的行动原理和最高信念。 大多数人都同意其他人会犯错。大多数人也承认自己犯过错-在过去。但有几个人会在做出一个决定的时候公开承认他也可能犯错呢？ 寥寥无几。索罗斯在对他的前合伙人吉姆·罗杰斯（Jim Rogers）-基金经理和《投资骑士》（The Investment Biker）的作者的评论中就暗示了这一点： 我和吉姆·罗杰斯的最大区别在于，吉米认为流行观点总是错误的，而我认为这种判断可能也是错误的。 当索罗斯在投资竞技场中采取行动时，他始终明白他可能会犯错，而且会批评他自己的思考方法。这给了他无人可以匹敌的思想适应性和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