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大佬（上）——佬

1 大 佬 即使和高盛、摩根士丹利、美林等华尔街著名投行相比，拉扎德投资银行也显得非常与众不同，它毫不掩饰自己在同行面前的自豪感和优越感。在过去的157年里，拉扎德投资银行一直都业绩超群。它不同于其他华尔街投行之处在于，它精于智取，绝不用金融资本硬拼，在经受千锤百炼后，它建立起了一个独立而隐秘的王国。简而言之，它的战略就是汇集“大佬”的智慧为客户服务。这些大佬都是经验过人、世界顶级的投资银行家。他们绝不冒险下注，只需要提供最具原始力量（即竞争性）的理念即可。理念越上乘，达到目标所需的眼光和技巧越独到，那么拉扎德投资银行这个备受尊敬和信赖的顾问就能赚取越多的利润，而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大佬们也就能从公司分得更大一杯羹，赚个盆满钵满。对于那些跻身华尔街最顶端的少数几个幸运儿，他们（要注意，一直都是他们，而不是她们）总被描述成雄心勃勃、绝顶聪明的人物，但同时又被说成是心狠手辣、毫无道德感可言的家伙。拉扎德投资银行是全世界最优秀的一家投资银行，它有着谜一般的历史，这种隐秘性使得拉扎德投资银行的传统智慧在外人眼中成了难解的疑团。毫无疑问，那些载入拉扎德投资银行发展史册的大佬们都累积了巨额财富。除了内心深有体会外，他们绝不会告诉任何人在追逐这些巨额财富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残酷争斗。他们只是很平淡地讲述身为佛罗伦萨协会成员的感受，谈论他们向国家领袖和世界顶级公司的CEO们提出的种种建议，与此同时，他们始终不会向外人提及拉扎德投资银行独有的神话般的理念。他们竭力希望公众相信一个同样令人费解的个人保证：不管其他人如何道德败坏，他们会一直洁身自好。 但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拉扎德投资银行所采取的这种大佬智慧的策略开始严重过时，它的对手们都已高度资本化，实力变得更强大，反应也更敏捷。在拉扎德投资银行内部，以费利克斯·罗哈廷为代表的新一代明星投资银行家和以史蒂夫·拉特勒为代表的老一代纽约上流社会砥柱的对抗开始日益加剧。在接二连三的策略失误下，这些内斗使得该行的境况更是雪上加霜。而一手掌控着拉扎德投资银行的法国亿万富翁米歇尔·戴维－韦尔，在煽动他所创建的王国的内斗后，越发感到苦闷和孤立无援，他的行为也开始显得极为怪异。在内斗达到白热化的时候，布鲁斯·瓦瑟斯坦这个大投机分子开始过来掏米歇尔鼓鼓囊囊的口袋了。最终，在经历了几十年混乱的家长制管理后，拉扎德投资银行的结局出人意料：它不再受它的创始人控制，其股权和其他投资银行一样可被公开买卖。这样，拉扎德投资银行的种种运营缺陷和肮脏的赢利手段最终都被暴露在了阳光之下—它的崇高地位从此一去不复返。 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历史是一个从内部倾轧、毁灭到复苏的故事。这充分证明了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的著名理念“创造性毁灭”还一直活跃在经济和社会中，深刻地影响着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 在拉扎德投资银行的所有大佬中，费利克斯·罗哈廷是最优秀的，无人能出其右。他也被很多人认为是全世界最杰出的投资银行家，是他把华尔街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金融泥潭中拉了上来，然后又把纽约市政府带出了困境。在20世纪最后30年中，他是拉扎德投资银行非正式的掌舵人。他尽力帮拉扎德投资银行转型，使之成为一家华尔街最受尊崇而又神秘莫测的合伙制投资银行。但在1997年夏的某天，身处华盛顿的费利克斯在拉扎德投资银行的生涯将要结束了。他即将面临一场听证，要在参议院的专门委员会面前证明自己的能力，以为他长期所在的一个职位获得委任许可。 “今天能站在诸位面前，这是我莫大的荣幸。克林顿总统提名我为美国下一届驻法大使，我希望能征得诸位的许可。”69岁的费利克斯面对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欧洲事务附属委员会成员们如是说道，“对我而言，这是一段满载感情的经历，基于多种因素……诚如各位所知，我是一名于1942年从遭受纳粹迫害的欧洲逃离到美国的流亡者。回想起那段黑暗的日子，我一直记得成为一名美国人就是我最初的梦想。后来我有幸达成了我的梦想，而美国给予我的比我期望的还要多。如今，代表我现在的祖国成为一名驻法大使将成为我职业生涯的顶点；我在法国度过了一段童年时光，此后无论在业务方面还是在私人感情上，我都与该国保持着长久的联系，因此现在总统提名我为驻法大使，这是我过去做梦都不敢奢求的大喜事。” 但事实上，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眉毛粗重、牙尖嘴利的费利克斯一直在为更高的目标而四处奔走。他非常清楚，自己并不仅仅只配当一名大使，过去他还一度戏称大使就如男管家呢。费利克斯不仅是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大佬，还是20世纪后半期进行重大并购交易的先锋人物。作为拉扎德投资银行的最高领袖和财富创造者，费利克斯多年来凭一人之力为自己和合伙人们创造了数亿美元的收入，他因此得以将其同事和下属控制在畏惧和贪婪交织而成的甜蜜之网中。 毕竟，谁又敢去反抗费利克斯这样的大人物呢？他让合伙人赚得腰包鼓鼓囊囊，自己所拿的却远少于自己应该得到的。因此，只要费利克斯造访位于洛克菲勒中心的拉扎德投资银行办公区，他的合伙人们都会放下所有事务，将注意力迅速集中到他身上，并同意他的任何见解。多年以来，费利克斯一直保持着超强的交易能力，同时他还主动贡献出自己的宝贵时间和无与伦比的独到眼光，来帮助解决美国在20世纪后半期的两大金融危机。 首先，在20世纪70年代初，他24小时连轴转，全力以赴收集方案来应对“后台危机”（back-office crisis）所产生的损失，当时后台危机正困扰着华尔街各大经纪公司。在实施一系列艰难而又不乏勇气的并购后，费利克斯最终有效防止了证券行业众多企业的垮台。其次，使纽约市在1975年免受破产之灾的金融拯救方案几乎完全是由费利克斯独立设计的。虽然福特总统拒绝施以帮助，但该方案帮助纽约市渡过了难关。然而在这些问题最终得以妥善解决后，费利克斯却成为了里根总统和布什总统当政期间的哈姆雷特，成了一名被流放在外的民主党人士。但是他仍然在《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中力劝政党履行自己的职责。他在第五街举行上流社会沙龙，并在南安普敦的庄园进行寻找复活节彩蛋活动，然后他在这些沙龙和活动中结交当时的大家和权贵。可以说他是大佬中的典范。 1992年克林顿当选总统时，费利克斯迫切地希望自己能当财政部部长，而且也认为该职位非自己莫属，甚至可能有人已经向他承诺了该职位。无论如何，有人认为，在克林顿当政前，费利克斯就觊觎财政部部长的职位了。如果吉米·卡特能够再次连任，而费利克斯在文章、言论和访谈中对他的批评不再像以前那样尖锐，那么费利克斯很有可能已经当上财政部部长了。但在1980年的选举中卡特遭遇了惨败，罗纳德·里根获胜。因此，费利克斯只有顽强地熬过两届里根的当政期和随后布什的当政期，以重新迎来民主党入主白宫的日子。1992年11月克林顿当选为总统时，费利克斯的机会终于来临了。为了能当上财政部部长，他开始大力游说，用上了先前为此目的而设的多个秘密渠道以及多年来熟练操控杠杆的本事：他那一人分饰三角（公司领导、纽约社交界红人以及新闻界热门人物）的传奇本领让投资银行家和公司律师们又妒又羡。 不过，费利克斯最终还是棋差一着，个中原因也说明了美国最有权势（但不那么挑剔）的大人物之一费利克斯的内心非常微妙而且隐藏着众多矛盾。克林顿在1992年的选举期间参观了费利克斯在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办公区。在那间挂满照片的小办公室里，费利克斯对克林顿的接待显得冷淡而僵硬，他显然低估了克林顿日后的强大权势。当时他更看好第三党派的候选人H·罗斯·佩罗—得克萨斯州的亿万富翁和电子资讯系统公司（EDS）的创始人，也是费利克斯从前的客户。 在理查德·尼克松的首任总检察长约翰·米切尔的促成下，费利克斯与佩罗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有了第一次碰面。当时米切尔认为佩罗应该可以协助费利克斯解决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危机。在这次碰面之后，费利克斯代理佩罗对杜邦公司进行了一笔额度接近1亿美元的投资，这家公司正在走下坡路。佩罗的这笔投资在当时是个人投资者对华尔街公司所做出的额度最高的投资。虽然最后杜邦公司还是崩溃了，而佩罗也损失了全部投资，不过他和费利克斯的友谊却开花结果了。费利克斯成为了EDS的董事会成员，之后还建议佩罗将EDS卖给了通用汽车。作为对佩罗的回报，费利克斯一路支持了佩罗在1992年的总统大选。但是，佩罗的总统之梦显然无法实现，而在克林顿当选后，费利克斯的财政部部长之梦也化为泡影了。 虽然很多重量级人物都认为费利克斯完全够资格，但是由于他的傲慢、不走运以及政治上的失算，他最终还是没有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克林顿首先挑中了参议员劳埃德·本特森，然后选择了高盛的前联合总裁罗伯特·鲁宾。虽然鲁宾比费利克斯小20岁，而且没有任何名气，也没有任何公众业绩，但是鲁宾做了费利克斯以前不愿意做的事情：鲁宾为克林顿和民主党筹集了数千万的资金，这样的支持当然会获得回报。 根据鲁宾的自传《在不确定的世界》（In an Uncertain World），他似乎没有料想到会与费利克斯竞争财政部部长的职位。他在自传中也提到了费利克斯的“大佬”地位和作为银行家所取得的卓越成绩。在参加客户斯图贝克威士顿公司（Studebaker-Worthington）董事会会议的前夕，鲁宾的背部受了伤。在这个董事会会议上，鲁宾和高盛要扮演董事会成员和投资银行的双重角色。鲁宾在回忆录中描述了这个周六董事会会议的情况。应总裁德罗得·鲁腾博格要求，鲁宾平躺着参加了会议，会上董事会正考虑是否要将公司出售。 “我觉得如果自己不去，那么鲁腾博格一定会聘请费利克斯·罗哈廷这位拉扎德投资银行的著名投资银行家，而且鲁腾博格也提到过他。当时我连多走几英尺都不行，甚至都不能坐着，但是我去了鲁腾博格的办公室，然后躺在了窗边的椅子上。让我不快的是，鲁腾博格将一部分酬金分给了费利克斯，但最后我们还是赢得了这单生意。（虽然这件事情过去了25年，但我始终记得费利克斯分得的酬金数目）。鲁腾博格说，考虑到费利克斯在业界的重要性，他希望这样能够让费利克斯满意。” 费利克斯在业界的重要性—这就是在费利克斯之后丰碑式的投资银行家鲁宾对他的简要描述，这也以一种客观的方式承认了费利克斯在那些极有影响力的并购顾问精英中的权威地位。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并购顾问们的影响力如孔雀身上的翎毛那样黯淡了下去。 虽然时间过去了几十年，但费利克斯始终稳居并购顾问的最高端。即使到了现在，78岁高龄的费利克斯在结束了自己的外交生涯后，还是能够为那些最有权势的总裁们提供关于重大交易的指导，并为此收取数千万的顾问费。 费利克斯已经将这种独特而成功的经营策略打造成了拉扎德投资银行的招牌特征，这个策略就是聘用最聪明、最有经验的投资银行家，来为那些雄心勃勃的公司总裁们提供极具远见卓识的交易指导，让他们不多走一步弯路。不需要任何贷款，也不需要发放债券或股票（至少是近乎没有）；不用进行公开试验，也不用使用那些具有争议的表外融资工具，拉扎德投资银行需要的只是为世界各个行业领袖们提供指导的大佬。团团迷雾笼罩着拉扎德这个传奇，不过和其他群体一样的是，80-20的规则也适用于拉扎德投资银行—费利克斯就属于那20%的合伙人，他们创造着公司80%的收入。 与他的导师—专制而著名的安德鲁·梅耶不同的是，费利克斯发现为客户提供指导是一件非常令人愉快的事，对烦琐的管理责任他则非常厌倦，因此他经常将拉扎德投资银行简单描述为“一群为重量级客户提供建议的重量级人物”。费利克斯对自己顾问的身份感到非常骄傲，他的智慧为全球所渴望，进行并购业务的人们都想得到他那极具远见的建议：一点不多，一点不少。他不会为没能名列垃圾债券（他对这种产品颇有微词）或股票发行承销商榜首而有一丝遗憾。他也不会为没能成为一名私募投资者而恼怒。在拉尔夫·纳德和威廉·泰勒1986年的作品《大男孩》（The Big Boys）中，他们将费利克斯称做是“一位夹缝人”，他能在大量的事务中取得平衡。纳德和泰勒引用了许多人对费利克斯的描述，其中之一就是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前合伙人雷蒙德·楚布。 “费利克斯影响着整个世界，”楚布这样说道，“他是金融界的亨利·基辛格。他涉足政坛有如基辛格涉足金融界……但我不认为这（步入政坛）是一个处心积虑的决定。他从来没有说过‘我要成为政界要人’这类的话。他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伟大的投资银行家，这样的身份使他获得了不同政治舞台（如纽约和华盛顿等）幕后影响力量的关注，然后他依靠自己的才能不断向前……我之所以将他比喻成基辛格，是因为我认为基辛格是集智慧、权势与好胜心为一体的典范。我将费利克斯归类为这样的人，他也恰好就是这样的人。”费利克斯在与纳德的访谈中曲解了这个基辛格的比喻，进而反映了他内心隐藏的不安全感。“噢，因为我们都在国外出生，”费利克斯这样承认道，“因为我们都是谈判代表，而且我们还是朋友关系。但是亨利能驾轻就熟地运用权力杠杆，这是我无法企及的。”在他的回答中，费利克斯巧妙地忽略了他与基辛格所共有的一个重要特质：对任何关于自身的描述都要控制的欲望。因此，纳德戏称费利克斯为“特氟隆投资银行家”，他具有制造大量正面宣传的才能，并能使人们忽略掉他那些更具争议性的判断。 多年来，费利克斯更喜欢将自己比做偶像让·莫内，这是一位现在已经没什么名气的法国经济学家，但是他对欧洲共同市场的建立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莫内在法国政府中从来没有担任过任何职位。“但是他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费利克斯在1981年对《纽约时报》的威廉·赛琳这样说道，“我也不敢妄言自己可以与让·莫内比肩，但是我相信只要拥有合适的平台，思想本身就具有强大的力量。” 费利克斯在20世纪80年代经常把自己与莫内进行比较，其中表达了这样的信息：一个人如果要向公众传递重要的理念，他不一定需要担任显要的官方职位。1982年，他在母校米德尔伯里学院一次毕业典礼的发言中，就将莫内作为了主要发言内容。“莫内担任着多重角色—谈判家、鼓动者、宣传员、战术家和战略家，这些都是掀起民主社会的深层政治变动所不可或缺的。”他对毕业生们说道。4年后，纳德问费利克斯，他在1982年对莫内的描述是否也同样适用于他自己。“当然，这还用问吗，”费利克斯回答道，“这是我能扮演的唯一角色，这也是一名平民能扮演的唯一角色，如果他还有一定的平台的话。因此莫内是我的行为模范。他从来都不是政府的成员，没有担任过任何内阁职位，他从来都不需要匆匆忙忙地赶去上班。” 将投资银行家与在政治和经济上取得杰出成就的人物进行对比，这种奇妙的比较在现在看来简直令人难以想象（不过，罗伯特·鲁宾应该是例外），但费利克斯却可以自得其乐地进行比较。股市泡沫的破灭加上纷纷扬扬的公司丑闻导致人们将银行家们视做一群贪婪、自私自利的家伙，而不是传播独立建议的专家。“投资银行家们都是像海明威那样善于瞎编的天才。”一位著名的私募投资家这样解释道。在向总裁们提供战略指导仅仅是极少数人的专利的年代，很少有人能与费利克斯匹敌；当这种指导成为大众产物时，就更没有人可以与费利克斯争锋了。 在费利克斯确认担任驻法大使的前夕，尽管他的语调中满含真诚，但是那些最了解他的人还是可以发现其中的讽刺意味。在参议员面前端端正正坐着的这位可真是一个大人物，20世纪中期神秘的欧洲史—该段历史的最后就是穿越欧洲、北美和南美以逃避纳粹的迫害—和美国梦一起铸就了他的一生。正如J·P·摩根在20世纪所形成的金融、政治及社会方面的影响一样，费利克斯用自己更为含蓄的方式在20世纪达到了类似的影响。 摩根似乎对自己不可思议的巨额财富以及财富所赋予的巨大权力感到非常满意，而与之不同的是，费利克斯则疯狂地追求着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政治影响。他已取得了足够的成就，因此可以公开宣称自己并不是为了追求权力。“我认为权力是不能去追求的。”费利克斯对纳德和泰勒这样说道。一旦涉及到政治，费利克斯也只好这样安慰自己。他一路追随托马斯·杰弗逊的脚步来到了巴黎的圣·奥诺雷街，但是他无法再企盼自己能像杰弗逊那样走得更远，能够一直走到华盛顿。政治抱负的落空是费利克斯在他荣耀的一生中极少有的失败之一，但在另一方面，费利克斯也让自己变成了偶像让·莫内那样的人物。 毋庸置疑的是，费利克斯在投资银行界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他完全可以骄傲地说自己在过去的50年中为不同行业的老总们独立提供了转型交易的建议，人们也可以说，是费利克斯塑造了投资银行家值得信赖的公司并购顾问的形象。由于对垃圾债券深恶痛绝，因此他可能也会觉得下面这样的描述不太恰当—他在20世纪60年代神化了为公司老总提供独立并购建议的业务，这与声名狼藉的迈克尔·米尔肯在20世纪80年代搞高收益垃圾债券如出一辙。以1969年1月的一周为例，费利克斯要去参加大量的会议，其中有他担任公司董事的法国航空公司豪梅特公司的会议，还有与哈罗德·吉宁（ITT公司的总裁）、尼古拉斯·布拉迪（迪伦里德公司的银行家，后来成为美国财政部部长）以及美国国立现金出纳机公司（NCR）总裁的会谈。就在同周的另一天，费利克斯要面见媒体投资银行艾伦公司的创始人—亿万富翁赫布·艾伦，以及尼克松政府新任命的商务部部长皮特·彼得森—彼得森在之前担任贝灵巧公司总裁时也是费利克斯的客户。接下来的一天里，费利克斯在参加两个内部会议之后，这一周里又要会见通用信号公司的董事长、美国大陆保险公司的董事长以及ITT公司的CEO。最后，他还要再次会见通用信号公司的董事长以及马丁公司的总裁。他的当周日程还显示，他的儿子尼古拉斯进行了扁桃体摘除手术。 费利克斯的经历是对难民理想中的美国梦的印证。费利克斯全家来自乌克兰的罗哈廷城，好几个世纪以来，该地区多次被外界占领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罗哈廷几乎成了犹太人的聚居地，尤其在1867年后更是如此，当时犹太人被赋予了奥地利和匈牙利居民的全部权利。1900年该城的人口普查显示，在全城7 201人中，有3 217人是犹太人。到1939年，罗哈廷还有2 233名犹太人。现在，尽管人口达到了1万，但该城已经没有了犹太人，而斑驳的犹太墓地却依然醒目。纽约和以色列的一些组织正致力于保存罗哈廷城的犹太史。根据费利克斯的说法，他的曾祖父不仅是“当地的大拉比（犹太学者）”，而且“还是一个比较有能耐的资本家，他曾经将自己的马厩出租给波兰骑兵”。 到了20世纪之交，费利克斯的祖先移居到了维也纳（他们的姓氏罗哈廷可能也源自先前所居的罗哈廷城），在这里他的祖父成为了维也纳证券交易所的成员，并拥有了一家小银行—罗哈廷公司。此外，他的祖父还有几家酿酒厂，当时费利克斯的父亲亚历山大就在酿酒厂工作，然后亚历山大开始代自己的父亲管理这些酿酒厂。1927年亚历山大娶了伊迪丝·克诺尔为妻，这是一位“成长于维也纳富商之家”的出色的钢琴家。1928年5月29日，费利克斯出生在维也纳，他是亚历山大和伊迪丝的独生子。因为种种原因，费利克斯没能在维也纳久待，但是这座城市的音乐氛围却渗入了他的骨子里。他没能培养起任何音乐技巧，但是他喜欢古典音乐，当他回到位于第五街的家里开始读书或写什么的时候，总会听上好几个小时的音乐。他最喜欢的作曲家是贝多芬、舒曼和勃拉姆斯。“如果我被带到一个荒岛上，而且只能带上一首曲子，那么我将选择莫扎特的C小调弥撒。这首曲子是我心灵的避难所……无论我在做什么，只要听到它我就能放松下来，就能找到家的感觉。”费利克斯如是说道，“我觉得它非常感人，非常令人难忘。” 经济问题开始迅速困扰费利克斯。费利克斯的祖父是一个投机分子，当20世纪30年代初的大萧条席卷欧洲大陆后，他“几乎丧失了投资的所有资产”，这导致他所经营的银行倒闭。因此这个小家庭开始了在东欧的游牧式生活，亚历山大开始从父亲仅剩的几家酿酒厂中搬来搬去。他们停留的第一站是罗马尼亚，这是费利克斯出生不久后这个小家庭搬迁的地方，当时亚历山大要管理当地的一家酿酒厂。1935年，他们又暂时回到了维也纳，但是恩格尔伯特·多尔夫斯总理在1934年7月被奥地利纳粹分子暗杀后，反犹太人主义的倾向开始四处蔓延。这个家庭不得不再次搬迁，这次是到法国巴黎南部的奥尔良。这是一座位于卢瓦尔河边的城市，在这里亚历山大当上了他父亲另一家酿酒厂的经理。 他们家刚搬到那里，费利克斯的父母就离婚了。“这对我造成了深深的伤害。”费利克斯这样对《纽约客》的记者说道。当他8岁时，他母亲将他送到了一家讲法语的瑞士寄宿学校。“我还记得，当时我很胖，体质也不好，我自己系鞋带都有很大的困难。”费利克斯说，“我早上穿衣服用的时间太长了，为了节省时间，我宁可穿着白天穿的衣服，然后将睡衣罩在外面睡觉。这并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情。”这样，费利克斯就一直住校，他的母亲改嫁给了亨利·普勒斯纳。普勒斯纳是一个富裕的波兰犹太人家族的继承者，该家族从事贵金属交易的买卖。然后普勒斯纳举家搬到了巴黎，在这里他开始经营家族生意。普勒斯纳是一个虔诚的犹太复国运动者，他与巴黎的拉扎德－弗瑞斯商号以及一家在1813年成立于巴塞尔的小型瑞士银行建立了稳固的关系。尽管费利克斯在一开始与继父并不交好，但是继父的关系网在日后对他弥足珍贵。 费利克斯逃离纳粹迫害的经历非常扣人心弦，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的世界观—尤其在他的多层伪装被岁月剥离后。1938年，费利克斯离开那家瑞士寄宿学校回到了巴黎。他还记得，在德国入侵波兰、英法相继对德宣战后，巴黎街道上空响起的持续不断的空袭警报。他戴着防毒面具去上课。当时巴黎的大街小巷贴满了大型海报，宣称法国一定会打败德国。1940年5月，德国军队逼近了巴黎郊区，费利克斯还误将位于第16郡的自家豪华别墅窗外的炮声当成了雷声。他的母亲、外婆（普勒斯纳的母亲）以及那个长期给他们做饭的波兰厨子一起逃离了巴黎，坐着小车迅速南下，在车顶上还绑着很多垫子。他们在离开时带走了所能找到的全部汽油券。根据传奇人物费利克斯自己的说法—其中的真假尚无定论—母亲让他打开好几管克利诺斯牙膏，在里面塞满继父收集的金币，而继父普勒斯纳作为波兰公民，已被关押到了布列塔尼半岛上一家拘留犹太难民的拘留所里。因为普勒斯纳是一名公开的犹太复国运动主义者，所以他被列入了盖世太保的拘捕名单中。这样，费利克斯开始了那段惊心动魄的横贯三大陆的逃亡之旅，总共历时两年。他和他的家人先后到过比亚里茨、戛纳、马赛、奥兰、卡萨布兰卡、里斯本和里约热内卢，最后才到达了纽约—“这是一段典型的逃亡，还有很多伪造的文书。”在《华尔街日报?1975年的人物介绍中记录着他对记者说的话。他逃离被战争变得千疮百孔的法国的悲惨经历，与他未来的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安德鲁·梅耶和皮埃尔·戴维－韦尔的大体一致，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费利克斯的经历可能更悲惨一些。 在一开始，费利克斯的母亲认为全家到西班牙后会变得安全，因此他们要赶在法国沦陷前穿越西班牙边境。“我们开着小车，与成千上万辆小车、卡车、自行车还有行人一起南下。”费利克斯在60多年后解释道，“路上拥堵不堪，不时有德国飞机过来扫射。我们一直（朝着西班牙）南下，为了买到汽油券，我们还不得不贿赂汽油站的工作人员。”当时费利克斯11岁，德国军队正席卷法国。他们全家好不容易来到了比亚丽兹，一座大西洋边紧邻西班牙的美丽的法国城市。 1940年6月《停战协议》签订，法国被分割为占领区和自由区。对于像费利克斯家这种从维也纳搬过来的犹太家庭来说，他们没有什么好的选择。比亚丽兹处于德国占领区，而戛纳属于自由区，在名义上没有被德国占领。“当时我们觉得，两个选择都不怎么好，但是对我们来说，待在自由区应该比待在德国占领区要好。”费利克斯解释道，“因此我们决定驾车到自由区，然后再南下，希望能弄到签证后去其他地方。但是我们没有可以用来穿越各道封锁线的通行证。我母亲不知在一个旅馆还是其他什么地方，向一个人问到了一条可以绕过德国占领区的乡下小路，这条路上应该不会有德国哨兵的关卡。当时还处于德国占领的早期阶段，因此我们顺着这条小路出了比亚丽兹，但是当我们绕出树林时，发现前面有好长的车队，再前面就是一个德国哨兵的关卡。虽然还不太懂事，但是我也知道情况不妙。我们只能待在这一长溜的车队中，根本无法回头。这样我们的小车离关卡越来越近。我看到一个年轻的德国士兵在检查着什么。最后我们终于到了关卡跟前，而这个士兵想点一支烟，他挥手让我们前面的那辆车过去了，我母亲乘机拿出自己的驾照冲这个士兵挥了挥，他也让我们过去了。我不知道他是截住了我们之后的第一辆车还是第二辆车，但这说明当时非常凶险，真的很凶险。”费利克斯告诉《纽约客》的记者：“自从经历这次生死考验，我一直心存感激。”费利克斯在2005年对《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鲍勃·赫伯特也讲过这场经历：“这真是一个奇迹。”他母亲最后联系上了他的继父，他继父早已和别人一起逃离了那个拘留所。“当德国人聚到拘留所一边时，他们从拘留所的另一边逃了出来。他们四个人偷到了一辆车，然后就驾车往南。”费利克斯解释道，“因为他们总是在德国军队前面几英里，所以大家都以为他们是德国人，这样他们搞到了汽油和一些物资。”费利克斯和母亲、外祖母一直驾车南下至地中海，然后待在戛纳和马赛之间的一个小旅馆里，最后他的继父普勒斯纳加入了进来。他们在这家旅馆里面待了将近一年。 这个家庭的下一个目标是搞到签证以离开法国进入更为安全的国度—最好是美国，对费利克斯而言，这个国家象征着自由和机会。“我们设法通过广播听到了罗斯福和丘吉尔的讲话，虽然我还不能很好地讲英语。”费利克斯说。罗斯福激励着他，但是对于犹太人而言，要弄到去美国的签证即使不能说不可能，难度也相当大。去南美的签证要相对多一点，但是这种签证具有明确的限制，持有人不得据此进入指定的一些国家。“搞到签证的过程是危险而困难的。”赫伯特在《时代周刊》上这样写道。法国维希政府与德国在1941年4月签订的协议更加剧了费利克斯父母的担忧，该协议批准将所有外籍犹太人驱逐到集中营里去。就这样，在维希政府的协助下，共约76 000名外籍犹太人被逐出了法国，其中只有约2 500人后来返回了。费利克斯一家必须尽快离开。费利克斯的父母设法去弄巴西签证，但是他们发现自己在名单中太靠后了—第447位—这样他们出逃的机会显得越来越渺茫。 这时，又一个奇迹发生了。关于这次奇迹，费利克斯本人也是到最近才幸运地知道了其中的细节—一位不太知名的巴西外交官苏扎·丹塔斯作为战时驻法巴西大使，勇敢地帮助了犹太人的出逃。他帮助了至少800名犹太人逃离了纳粹分子的迫害，因此被授予“巴西的辛得勒”的称号。丹塔斯在1954年去世，《苏扎·丹塔斯—黑暗中的堂吉诃德》讲述了这位外交官的故事，他与凯萨琳·格雷厄姆（她和安德鲁·梅耶和乔治·布卢门撒尔是亲戚，这两位都是20世纪早期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大佬）有姻亲。丹塔斯帮助费利克斯及其家人获得了巴西外交签证。“它们看起来非常美。”费利克斯这样描述所获得的签证。 巴西签证为费利克斯和家人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小窝，但他们还是没有放弃去美国的希望。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们全家购买了从马赛去奥兰的船票，奥兰是阿尔及利亚西北部一座港口城市。他们的想法是从北非到里斯本，这里是少数几个还能弄到美国签证的地方，但是他们去奥兰的行程并不顺利。“最后，我们必须去见意大利舰队的某个人，因为当时意大利占领了法国的部分领土。”费利克斯说，“那些意大利人看我们的文件不顺眼，所以将我们从船上带下来了。当时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会怎样。”但是两周后，他们再次坐上了去奥兰的船，这次他们没有被带下船。 他们正好赶在德国人入侵阿尔及利亚前到达了奥兰，迅速坐船去了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费利克斯看了很多遍《卡萨布兰卡》这部电影，他甚至将自己在这座城市的经历与博加特的表演混合在了一起，而且他几乎难以将事实与虚构故事分开来。他记得自己会不时到卡萨布兰卡的码头，希望知道何时能找到去里斯本的船只。他还记得自己与里欧·卡斯特利的会面和交往，后来里欧来到了纽约，成为一流的现代艺术品交易家。其实同费利克斯一样，里欧也是通过巴西签证才得以安全离开。数月来，费利克斯一家都在试图找到去里斯本的船只。“当时去里斯本的船并不多，而且也很难坐上这些船。”费利克斯说。但是在1941年年初的时候，他们全家终于坐上了去里斯本的船。在他们眼里，里斯本就像天堂一样美妙，那里有足够的电力，城市到了晚上还是灯火通明。“我觉得这就是最美妙的时刻，在那里我确实觉得自己已经从世界的一边来到了另一边。”他这样描述着自己到达里斯本的心情。费利克斯进入了一所法语和葡萄牙语的双语学校读书，但是几个月后，德国人似乎将要攻破西班牙，入侵葡萄牙，进而切断进入地中海的通道。 要离开欧洲的时刻终于来临了。“由于我们还是希望能去美国，因此我们去了美国领事馆，在那里排队等待配额。”费利克斯告诉《纽约客》的记者，“这与梅诺蒂的歌剧《领事》中的场景如出一辙，要等上个七八十年才能轮到我们。”费利克斯认为，部分原因在于“政府部门的人不希望太多的犹太人进入美国，因此我们很难得到签证，等待的时间也会非常漫长”。 由于所剩的时间越来越少，费利克斯一家决定使用那个不太常见的巴西外交签证坐船去里约热内卢。这段横穿大西洋的里程始于1941年3月17日，共历时两周半。当时他们心里七上八下 ，因为不知道自己到达里约热内卢后是否会被遣送回欧洲，就像一些去巴拿马、古巴甚至美国的犹太难民的遭遇一样。但是里约热内卢敞开胸怀接纳了费利克斯一家。“当地人非常认可我们的签证，因此为我们的到来铺上了红地毯。”费利克斯说。这简直是又一个奇迹。 在里约热内卢，他们再次试图弄到去美国的签证。这次等了15个月。在等待期间，费利克斯在当地一家学校就读。在那里，他开始踢英式足球，并培养起了对骑马和跳桑巴舞的爱好。“我被桑巴舞迷住了，我爱上了这种音乐、这种文化和这种节奏。”社交上相当保守的费利克斯说道（这显得有点不可思议），“这是我追忆在巴西那段岁月的一种方式，当时就是这个国家给我们这些难民提供了避难所。”斯坦·格兹和乔·吉尔伯图的《来自伊帕内玛的女孩》一直是他最喜欢的歌曲之一。在1942年6月，费利克斯和家人最后终于得到了美国签证，他们坐上了从里约热内卢到迈阿密的DC-3飞机。但是出于“军事问题”或类似原因，这架飞机在加勒比海的特立尼达岛做了一个意外的停留。费利克斯回忆说：“当时我们心想，‘天哪！难道我们就要困在这里，然后被遣送回去吗？’” 最后，在特立尼达岛停留了几周后，他们坐上了另外一架去迈阿密的飞机。他们终于成功了。 费利克斯的逃亡开始于1935年的维也纳， 1942年结束于纽约。他为这次出逃付出了巨大努力，这使得非暴力世界观深深地烙在了他的心上。费利克斯往往会对事情的结局持极度悲观的态度，他在金融方面也非常保守，完全不像那些投资银行的同僚们那样喜欢出风头。“我对金钱的大部分理念都源自1942年，当时我和我的家人奋力让自己先纳粹一步越过了西班牙边境。”他在1976年对《纽约时报》的记者们回忆从前那些往事时说道，“我在旅馆的房间里花了整整一晚上将金币装入牙膏管里。我们家曾经非常富有，而这些金币是我们所能带出来的全部家当。从那时候起，我就觉得人能永远拥有的财富就是装在脑子里的东西。”到1983年《纽约客》评论他时，这条宗旨被总结成了：“这次经历教给了我财富观，这也是难民的财富观。从本质上说，对人唯一有用的是能放入牙膏管里的东西或是能装在脑子里的东西。”对于欧洲那些富裕的犹太家庭而言，如此漫长而复杂的旅程并非史无前例，而更典型的则是去纳粹集中营的遭遇。 1942年6月底，费利克斯来到纽约，他的继父想办法将一些资金转出法国并存入了纽约的一家银行，然后拿一部分钱购买了一套小公寓。费利克斯也争分夺秒地将自己落下的功课给补上。他转入麦氏学校就读，因为该校是曼哈顿少数几家安排暑期课程的高中。他还说服自己的母亲认同了另外一种更快地学习英语的方法（费利克斯一直有着令人艳羡的语言才能），就是去看电影，“因为电影里有合唱”，费利克斯这样解释道。他在麦氏学校的表现非常出色，两年后，当他年满16岁时就从该校毕业了。他在数学、理科和网球方面表现出了极强的天赋，在麦氏学校的最后一年里还加入了大学网球队。但是一位大学顾问建议费利克斯去一个小型学院就读，因为他的年纪比较小，他的母亲也持同样的观点。这样，他在进行了一些调查后发现，佛蒙特州的米德尔伯里学院正与麻省理工学院合作提供一个项目，这样他就可以在米德尔伯里学院读三年的物力和工程，然后在麻省再读两年，而且他也非常喜欢滑雪，因此他申请了米德尔伯里学院并被录取。 当时他可能是米德尔伯里学院唯一的犹太学生。在大二的时候，他加入了Alpha Sigma Phi兄弟会的本地分会，而当时这个协会的全国章程规定不允许吸纳犹太人和黑人（该协会由三名耶鲁新生于1845年成立）。有一天，这个协会组织派来了一名执行委员来到当地分会，“让我们停止吸纳犹太人和黑人入会，不要做这种讨厌的事情”。费利克斯出席了这次会议，而且一直坚持到会议结束。为了缓和气氛，那个代表带了好几箱啤酒过来。费利克斯这样描述道：“这个家伙一直不停地说，‘请不要误会，我的一些最好的朋友就是犹太人。’然后，我们把他的啤酒递还给他，然后把他带到火车站让他滚蛋。”就这样，我们这个本地分会因为吸纳了一名犹太人成员和一名黑人成员而被踢出了协会组织。 费利克斯很努力地学习着物理，但是很快他和他最喜爱的教授本杰明·威斯勒（米德尔伯里学院物理系主任）都发现，他在这门学科上的发展潜力不大了。在建议他放弃麻省的课程的同时，威斯勒还建议他休假一学期。 因为费利克斯从1941年起就没有见过自己的生父，因此他决定在1947年的夏天去法国看看父亲。他坐船渡过了大西洋，父亲在法国港口城市勒阿弗尔把他接上了车。他父亲已经再婚，一直管理着酿酒厂，还把酒厂迁到了巴黎附近的地方。费利克斯和父亲整个夏天都待在法国南部，然后父亲让他到酿酒厂去干活。这样，费利克斯去了卡切尔酿酒厂刷啤酒桶。他迅速消瘦下去，因此可以爬到酒桶里面去刷洗。他还协助装瓶的操作。在这段时间，他从早上6点就开始工作，每天要干12个小时。“我浑身散发着这种臭味，”他说，“好几次有酒桶从我身边很近的地方滚过去，而我却根本不清楚滚过去的是什么东西。我还记得坐地铁回住处时的情景，当时我浑身散发着啤酒味儿，引得路人纷纷侧目，因此我很快得出结论：这样的生活并不适合我。” 费利克斯在1948年的下学期回到了米德尔伯里学院，完成了自己的物理学位，并于1949年毕业。当时他认为自己可能想去田纳西州的橡树岭核子实验室工作。 但是在母亲和继父的帮助下，他幸运地进入了华尔街。在这之前，他也有过一些在华尔街的经验。1945年和1946年的夏天，费利克斯在华尔街一家小型经纪公司杰克公司当收款员和股票过户员。当时他每周的酬金是20美元，有时还可以获得在第155街棒球场举行的棒球赛门票。但是对于费利克斯而言，这仅仅是一条赚零花钱的途径，与他先前在药店工作或教巴黎女演员伊迪丝·皮阿夫学英语这样的暑期工作没什么两样。当他从米德尔伯里毕业后，他的继父再次施以援手。在继父的帮助下，费利克斯获得了在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工作的机会。他的母亲和他的继父普勒斯纳在战争结束后回到了巴黎。普勒斯纳在一次外汇和金条交易中认识了安德鲁·梅耶。 安德鲁·梅耶的孙子帕特里克·格舍尔认为，费利克斯之所以得到了拉扎德投资银行这个令人眼红的工作，是因为安德鲁与费利克斯的母亲有染。“这是金钱与性的交易，”格舍尔这样评论道，“与任何时候都一样。” 发生在1906年4月18日清晨的地震和火灾摧毁了旧金山，随后而来的是长达两天的死一般的寂静。拉扎德投资银行加利福尼亚分行一位不知名的高管终于穿过废墟来到了西部联合公司的一个办事处，在那里向那些远在3 000英里外的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发了一封断断续续的急电：“全部业务均遭破坏。灾难极其严重。银行均被毁损。所幸大楼天花板还完好，因此所有的记录和证券都安然无恙。朋友们没有性命之虞。我将发来进一步信息……”这封电报就这样匆匆结束。接下来的几天里，求援的信息接二连三地发往纽约以及位于巴黎和伦敦的两个拉扎德支行。但是对于这些求援，拉扎德投资银行内部其他机构却无情地保持了缄默。 4月25日，当灾难过去一周后，旧金山支行的高管向其他支行发送了一封语气极其严厉的信件：“现在情况紧急，伦敦、巴黎和纽约支行必须尽全力施以援手。”最后，纽约支行的拉扎德合伙人做出了回应，他们向旧金山电汇了50万美元，并额外提供了150万美元的信用额度来拯救兄弟公司。这些经济上的援助终于帮助旧金山支行挺过了灾难，在一位合伙人的地下室里，这家支行又开始营业。这不是拉扎德这家大银行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面临倒闭。 截至1906年大地震，拉扎德投资银行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存在了58年。根据坊间的说法，该银行“出身寒微”，在1848年还只是新奥尔良的一家干货店。这个发迹史人们已经烂熟于胸，但很难判断其中的真假。当时，拉扎德兄弟—25岁的亚历山大和18岁的西蒙—在美国寻找犹太人的避难所和发展的机会。他们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与一位叔叔一起搬到了新奥尔良，而这位叔叔在当地做过生意。当他们站稳脚跟后，兄弟俩出发去找他们的哥哥拉扎尔·拉扎德，然后他也迅速加入了他们。1848年7月12日，三兄弟成立了拉扎德商号。 这三位犹太兄弟从法国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弗罗恩伯格移民到美国。他们的祖父亚伯拉罕为了追求政治自由，大约在1792年从布拉格一路跋山涉水，最后穿过德国来到法国。当时法国对待犹太人的问题要比周边国家开明：法国共有4万犹太人，其中的2.5万人分布在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巴黎的犹太人只有500名）。亚伯拉罕成了一名农夫，他的儿子伊莱出生在弗罗恩伯格。1820年，伊莱娶了伊斯特·阿农。阿农是一名银行家的女儿，她为夫家带来了丰厚的嫁妆。伊莱和阿农生下了7个孩子，有5个是男孩，其中包括了日后拉扎德公司的创始人拉扎尔、亚历山大和西蒙。伊莱·拉扎德死后，伊斯特改嫁莫以兹·卡恩，他们后来又生了4个孩子，其中一个是朱莉·卡恩，她后来嫁给了亚历山大·韦尔—拉扎德兄弟的堂兄、米歇尔·戴维－韦尔的曾祖父。 当革命席卷法国并向欧洲其他地区蔓延的时候，拉扎德兄弟位于新奥尔良的拉扎德商号遭受了重创。 不幸的是，在新奥尔良地区大型灾难就如家常便饭。1788年和1794年，大火烧毁了城市的大部分地区。当1849年火灾再次袭击这座城市时，拉扎德兄弟的店面被烧毁了，当时这家合伙公司才刚成立一年。不过，拉扎德兄弟抢救出了大部分存货。为了预防起见，三兄弟将业务转移到了旧金山，在那里开设了一家出售进口商品的新店铺。他们到加利福尼亚的旅程是漫长而艰难的，共耗费了好几个月，其间拉扎尔和西蒙还差点死于营养不良。他们最后终于抵达了旧金山。这是一座熙熙攘攘的城市，他们对这座城市或多或少感到失望，因为这里的土地、房屋以及食品的价格都在直线上涨，人口也在急剧膨胀。但是他们很快意识到，可以向那些新来的人提供服务并借此赚钱。1848年，当人们在内华达山脉发现金矿的时候，大量的矿工和投机分子开始源源不断地涌到旧金山。拉扎德兄弟在加利福尼亚的生意（现在他们的第四个兄弟伊莱—随他们父亲的名字—加入了进来）越做越大，成为了太平洋海岸线上首屈一指的干货批发商，而且他们在黄金出口生意方面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 1855年，由于“生意太好了”，拉扎德兄弟让他们22岁的表弟亚历山大·韦尔从法国过来帮忙。韦尔当上了公司记账员。“后来，业务开始涉及到金融交易，一开始是与零售顾客进行金融交易，后来开始与越来越多的其他客户进行交易。” 拉扎德投资银行在1998年出版的限量版公司传记（仅印刷了750本）中对公司150年的历史这样记录道：“大多数交易是包括黄金出售以及分别用黄金和白银支持的在美元等货币之间的套利。在韦尔的推动下，公司在金融领域越走越远。” 因为法国人是拉扎德商号主要的交易伙伴，所以在1858年7月20日前后，生意日渐兴隆的拉扎德商号在巴黎设立了办事处。当巴黎的办事处成立后，拉扎德兄弟回到了法国。亚历山大·韦尔继续待在旧金山管理美国业务。12年后，普法战争（1870~1871年）爆发，法国政府截断了本土企业所有的外债偿付。为了能继续进出口金条，这个家族在伦敦开设了第三家办事处。伦敦办事处是巴黎办事处的分支，它可以替拉扎德商号支付到期的债项。在其他金融公司都拖欠债务的情况下，替拉扎德商号偿债的伦敦办事处为公司赢得了巨大的声誉。 拉扎德商号的表现非常优秀，因此到了1874年，一篇专门介绍旧金山百万富翁新贵的文章也把拉扎德商号纳入了其中。 1876年，拉扎德商号的合伙人做了一个重大决定—将商号的干货存货全部拍卖，并且将业务集中于银行业。1876年7月27日，拉扎德四兄弟、亚历山大·韦尔以及拉扎德兄弟同母异父的兄弟戴维·卡恩一起签订了一个14年期的合伙协议，由此创建了拉扎德投资银行。该银行主要包括巴黎支行（巴黎办事处）和旧金山拉扎德－弗瑞斯银行，伦敦支行（伦敦办事处）仍然是巴黎支行的一个分支。 1880年，亚历山大·韦尔离开旧金山前往纽约，他此行的目的是创立一家向欧洲输出黄金的领头机构，为此他将用4年的时间在纽约开创业务。1881年，拉扎德投资银行成为了苏特罗隧道公司的司库，该公司是一家加利福尼亚金矿企业，它控制着卡门斯托克矿脉、布伦斯韦克矿脉以及一条通往戴维森山的隧道。自此以后，拉扎德投资银行大幅提高了向欧洲输出的黄金量。以1884年3月为例，拉扎德投资银行输出黄金的价值高达50万美元，其中包括金条以及双鹰币。只有基德皮博迪这家一度备受尊崇的老式投资银行的黄金输出量可以与拉扎德投资银行一较高下。 1888年8月30日，拉扎德投资银行加入了纽约证券交易所，当时拉扎德投资银行有7位合伙人。虽然当时有一些非拉扎德家族的成员以“合伙人”的身份加入了银行，但是银行的所有权仍然掌握在拉扎德家族手里。 拉扎德投资银行位于纽约、巴黎和伦敦的三家支行在稳步扩张，并保持着欣欣向荣的发展势头。它们的主要业绩源自成功的外汇兑换和外汇交易。在20世纪初，拉扎德投资银行在全球三大金融中心均建立了当地机构，这在诸多银行中是独一无二的。除了正忙于在欧洲大陆和英格兰跑马圈地的实力强大的J·P·摩根外，其他羽翼未丰的银行合伙机构在国外都没有什么实力。不过，拉扎德投资银行拥有连全能的J·P·摩根也无法比肩的优势：拉扎德投资银行在美国、法国和英国都建立了支行。“拉扎德的理念就是—我们要引领全世界。”米歇尔在拉扎德投资银行150周年庆祝会上这样说道。 拉扎德投资银行本土化的主要方式与长子继承类似，母公司将子公司列入合伙人的位置。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各家机构都采取了这种形式，而且在这样的法国家族中，还存在着包办婚姻和内部联姻的传统。“这个家族强大起来的根源就是家族内部表亲的结合。”已故的作家阿诺德·卡范琼这样评价道，“韦尔、拉扎德、卡恩和阿农都娶了他们的表妹，这样就可以保证肥水不流外人田。”这样的策略可以聚集财富并增长财富。到西蒙·拉扎德过世时，他的儿子安德鲁和侄子米歇尔“均在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学习银行业务”。亚历山大·韦尔将自己出生于旧金山然后在巴黎接受教育的儿子戴维·韦尔带进了公司，戴维在1900年成为了公司合伙人。到了20世纪20年代晚期，戴维－韦尔正式将家族的姓氏改为戴维·韦尔—这样他的全名就成了戴维·戴维－韦尔，此举成功地奠定了他们家族在法国贵族社会中的地位。在当时等级森严的法国社会，一个移民的犹太家族能走到这一步已然不易。皮埃尔·戴维－韦尔追随父亲的脚步坐上了拉扎德高级合伙人的位置。后来米歇尔·戴维－韦尔也从皮埃尔那里适时继承了该位置。 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一直处于混乱而低效的状态。它名义上是一家银行，但实质上只是英格兰银行辖下的一个“账单机构”。所有巴黎支行的合伙人也都是伦敦支行的合伙人。伦敦支行也会吸收存款，但大部分存款都来自罗斯柴尔德和巴林银行等的国外机构。到了1905年，拉扎德兄弟希望银行的业务能向商业类和公司类业务扩展，而不仅仅是其他银行的银行。为了这个目标，亚历山大·韦尔在过世前一年开始寻找一位声誉良好的英国人，他将把这位英国人引进公司。最后他找到了罗伯特·金德斯利，让他成为了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的合伙人。这是一位非常成功并且相当知名的股票经纪人。在1905年进入拉扎德后，金德斯利迅速将公司推上了顶峰。他是第一位专注公司咨询业务的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他不仅关注外汇和商业贷款方面的咨询业务，还关注当时毫不起眼的并购业务。 金德斯利为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注入了迫切需求的新鲜血液。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1914年，伦敦支行的声誉如日中天，被列为英格兰的承兑机构，而且还成为了承兑机构委员会成员。只有17家金融机构享有如此高的荣誉，这也充分表明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所取得的长足进步。 金德斯利与英国国际化金融家和实业家威特曼·皮尔逊不仅仅是业务上的交情。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某一天，金德斯利将皮尔逊介绍给了戴维·韦尔，然后皮尔逊就跟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做了一笔小额投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格兰银行对外资在英国银行体系所占的比例做了严格的规定，因此，皮尔逊（现在是考德雷男爵）将所持的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的股份增加到了50%，该支行的另外一半股份则由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持有。皮尔逊所持的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的股份在日后影响到了拉扎德投资银行全部的三家支行，而且在90年后成为了拉扎德投资银行第一大股东。 弗兰克·阿尔兹切尔的父亲查尔斯在黄金潮时从伦敦移民到了旧金山，然后成为了拉扎德投资银行第一位来自家族外的合伙人。就如同命里注定一样，弗兰克从耶鲁毕业以后加入了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1916年7月1日，弗兰克的父亲过世，他在同一天成为了公司的合伙人。除了亚历山大·韦尔和一些拉扎德家族的成员外，合伙人位置的继承与公司所有权份额的继承完全是两码事。 即使在当时而言，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的位置也能带来巨额财富，因此不管他们是否持有银行的股份，拉扎德的合伙人都能跻身所在国度最富裕的阶层。弗兰克·阿尔兹切尔在进入拉扎德后也变得极为有钱。他活到了94岁，在一生中为心爱的母校耶鲁大学捐款达数千万美元之巨。1913年，阿尔兹切尔娶了雷曼兄弟公司的海伦·雷曼·古德哈特，这进一步巩固了犹太人在纽约金融界的上层地位。阿尔兹切尔的妹妹嫁给了赫伯特·雷曼，他是雷曼兄弟公司的前合伙人，后来成为了纽约州州长和美国参议员。 阿尔兹切尔在1917年10月成为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后，所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拉扎德这个法国家族要关闭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或纽约支行。这个羽翼未丰的银行面临着又一个生死存亡的考验。1918年10月，阿尔兹切尔去巴黎待了两周（这也属于他为美军所服的部分战时兵役），在那里，他与其他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在清楚地了解了他们的想法后，阿尔兹切尔高兴地向纽约支行的高级合伙人乔治·布卢门撒尔写了一封长约三页的书信，他在信里说法国合伙人们现在对拉扎德投资银行三家支行的前景更为看好了，“他们非常希望能继续经营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和纽约支行，而且他们相信这三家支行在金融市场上都处于极为有利的位置，他们的声誉以及相互关联和总体分布情况都非常不错，在战后的发展中，三家支行都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他还继续写道：“他们都认为拉扎德投资银行在战前就已经拥有了一流的声誉，并在战时得到了进一步提升；我们应该充分利用拉扎德的声誉。”就这样，拉扎德投资银行避开了这一次危机。 战后，阿尔兹切尔回到了纽约，他从布卢门撒尔那里获得了越来越大的日常事务管理权。但是阿尔兹切尔的权力扩张也仅限于此，他还必须定期向权力更高的布卢门撒尔汇报，向其征询一些重大问题（如年度合伙人比例的决定，对疏于职守或表现不佳的合伙人的申斥以及对三家支行的费用的会计处理等）的情况。像他的父亲一样，阿尔兹切尔还有许多业余爱好，例如对国际事务的关心。1920年，他协助成立了纽约对外关系委员会，从一开始他就希望这个委员会能影响美国的对外政策—这一直是这个组织的目标之一。 拉扎德投资银行和阿尔兹切尔对世界金融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大，从1923年的一件事例中可见一斑。在法国占领鲁尔，阿道夫·希特勒未能成功的啤酒馆暴动以及不明朗的国际形势这三方面的影响下，金融市场变得一片混乱。法国面临着全面的金融危机，法国法郎的价值下跌了将近50%。1924年1月，法国财政部邀请阿尔兹切尔去巴黎，以了解他对解决法国货币危机的看法。在1月24日这场精心准备的发言中，阿尔兹切尔呼吁法国政府采用他设计的一个用于稳定货币价值的“实验方案”。“这需要美国政府或英国政府提供一定的信用额度。”他这样告诉法国财政部，“在合理的担保条款下，我们应该可以在纽约组建一个银行集团来为我们提供所需资源。纽约的货币市场进入相对容易，而且与法国的友谊以及对法国的信赖更有助于计划的实施。”他断言，在媒体的配合下—不要考虑政治上的可行性—“实验方案应该可以成功”。不过，阿尔兹切尔坚决要求拉扎德投资银行不得出现在媒体上。“尽管银行确实需要得到宣传，但是我要求银行的名字不得与这些事件联系到一起。”他说，“如果政府对此有担心，政府可以声称是得到了一家根基雄厚的银行机构的建议，这家银行认为巴黎在实施了这些措施后应该可以重新恢复人们对法国的信心，而且可以保护法国货币，形势还在政府的掌控之中。” 法国政府迅速采取了阿尔兹切尔的建议，针对那些看空法郎的投机商实施了一次经典的“挟仓”行动。鉴于“法国政府的敏感性”，阿尔兹切尔吩咐巴黎合伙人帮忙实施他的计划。《财富经济学百科全书》对1924年的法郎危机这样记述道：“（法国政府）从J·P·摩根借了1亿美元的贷款，然后通过竞价在几周内将法郎的汇率从124法郎/美元提升到了61法郎/美元。那些卖空法郎的投资商因此损失惨重。”在阿尔兹切尔巴黎谈话后的一个月，拉扎德投资银行设计的方案获得了巨大成功。一位拉扎德投资银行创始人的儿子、巴黎合伙人克里斯蒂安·拉扎德给阿尔兹切尔写信说：“虽然法郎的看空势力还会发起多次攻击，但是巴黎的情况似乎在逐渐好转。如果大家了解事情的发展，情况还会更好。现在的民众甚至是佃农都愿意支付税金。” 1924年3月，阿尔兹切尔写信给克里斯蒂安·拉扎德：“对于实验的成功我表示最诚挚的祝贺，现在我对成功没有一点怀疑了。”“货币危机的处理方式令人赞叹。”在这封信的附言中，阿尔兹切尔倾吐了内心的隐痛，他觉得这次法郎拯救行动的大部分功劳似乎都被J·P·摩根抢去了。“在这个拉扎德投资银行设计的计划中，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名字却无法同J·P·摩根并列，我个人觉得非常痛苦。”后来他又用笔划去了打印好的“我个人”这几个字，换成“我们大家”这样的字眼。“但是，我们肯定会获得足够的补偿。”他在信中还提到，法国政府应该为这次危机处理的成就向某些人颁发荣誉勋章—两年后，法国政府向阿尔兹切尔和布卢门撒尔颁发了该勋章，这也是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在银行历史上所获得的又一荣誉。 最后法郎危机的处理终于真相大白，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获得了媒体和政府的一致称颂。“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的激动心情。”克里斯蒂安·拉扎德在给阿尔兹切尔写信时这样写道，“拉扎德投资银行在过去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时刻。”不过他意识到，远在纽约的阿尔兹切尔是最应该得到这些荣誉的，因此他接着写道：“我非常想念您，因为我一直记得我们的谈话内容以及参观利沃里街的情景。全盘计划最早是您想出来的，我很遗憾您所在的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无法享受大家对此计划所给予的荣誉。”他还向阿尔兹切尔透露了“一个秘密”：他售出了部分股票投资组合，准备了足量的法郎专门用于1924年6月的大拍卖，在拍卖中，法文报纸《勒高罗伊斯》的犹太籍所有者亚瑟·梅耶将出售他的高级艺术藏品，这些藏品中有一件作品是梅耶在1909年委托克劳德·莫奈画的一幅非常壮观的干草堆。“我希望您不要在市场上反对我。” 克里斯蒂安这样写道。 几天后，克里斯蒂安又发了一封信，对“兄弟公司一直勇敢地与我们一起战斗”再次表示感谢。他还就阿尔兹切尔的附言做了答复，认为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会因为其发挥的作用而得到报酬。他说：“我们在不收一分酬劳的情况下，把全部的人工和精力都调配给法国银行使用……从法郎保卫战的第一个晚上开始，我们自己的业务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我相信您能理解我们的看法。我们认为在公共利益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我们不收受任何酬劳不仅仅是爱国的表现，更是明智之举。我们坚定地认为，我们的银行迟早会因为现在的表现而获得应有的回报。我还要告诉您，我们伦敦支行已经主动向法国银行表态，会把从英国银行那里收到的佣金退回去。” 当巴黎支行继续帮助法国政府应对法郎危机时，阿尔兹切尔抓紧时机向法国合伙人推销自己的主意—将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改造成一个全新的业务单位：一只封闭式投资基金。在一开始，戴维·戴维－韦尔同意将100万美元放到基金名下。但是戴维的其他合伙人则更为谨慎，他们还希望了解乔治·布卢门撒尔对基金所持的看法以及基金利润将如何在巴黎和纽约两处进行分配。阿尔兹切尔和克里斯蒂安·拉扎德对基金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共识，但是阿尔兹切尔认为克里斯蒂安把组建基金的主意过早在巴黎公布了。 1925年12月月底，大家又敬又畏的乔治·布卢门撒尔在担任了21年高级合伙人后从拉扎德投资银行光荣退休。他在余下的日子里主要开展慈善事业并收集艺术品。当时《纽约时报》还就此做了报道。两年后，布卢门撒尔在“13票同意，无人反对”的情况下，将自己的位置让给了36岁的弗兰克·阿尔兹切尔。 适逢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动荡年代，布卢门撒尔的离开促进了两大转折的发生：阿尔兹切尔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地组建投资信托；戴维·戴维－韦尔则招揽矮小结实、精力充沛的货币交易员安德鲁·梅耶进入公司，后来梅耶被称做“银行界的毕加索”。安德鲁成长于在巴黎的犹太老区马里拉斯，他的父母都来自位于法德边境上的斯特拉斯堡。据说，安德鲁的父亲朱尔斯·梅耶可能是一名“印刷品推销商”或“小商人”。 安德鲁·梅耶在巴黎上学，但是他学业平平。1913年7月，他还未毕业就离开了洛林学院，结束了自己的学生生涯。他需要赚钱养活自己困苦的家庭，因为他那四处游荡的父亲在赌博上花的时间要远远超过工作的时间。安德鲁一直对巴黎证券交易所非常感兴趣，据说他能记住在该交易所上市的全部股票的价格。他很快找到了一份交易所送信员的工作，之后又谋到了在一家小银行—博松银行的职位。安德鲁因为“心脏虚弱”和“要承担养家糊口的重担”而被豁免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服兵役。 在博松银行，安德鲁很快学到了货币交易的技巧以及政府和公司职责。“这需要敏捷的头脑，这位年轻人显然具备这种能力。”卡里·赖克在《金融家》中写到安德鲁的生平时说，“他很快具备了一种现实的价值观。这个焦虑不安的孩子具有无穷的精力，他每天早上4点起床，然后开始学习报纸上的金融表单，此外，他还将自己一天的计划列出来。当他在那拥挤的房间里与家人吃饭时，他会将电话放到饭桌上，然后边吃饭边与人讨论市场的情况。” 和当时其他交易员一样，安德鲁会在每个工作日下午1点到3点15分尽职地向博松银行报告交易的情况。“一名巴黎的外汇交易经纪人必须头脑清晰，而且身手敏捷，这样才能通过操控来自伦敦和美国的几百万法郎，让巴黎的货币价格下跌几点。”《时代周刊》写道，“他能在很短的几轮交易中就将货币点数拉升到他的最终盈利点。”安德鲁在博松银行的成功以及在1924年法郎危机中的表现引起了戴维·戴维－韦尔的注意。戴维在1925年邀请安德鲁到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面试。“在他面前所有人都相形见绌。”安德鲁的孙子帕特里克·格舍尔这样描述安德鲁的交易才能。但是27岁的安德鲁非常苛刻，他与戴维进行了一场非常艰难的讨价还价。当时他想明确地知道，自己何时能成为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合伙人。而戴维在一开始不愿意给出明确的时间，因此安德鲁大步走出了戴维的办公室，回到了博松银行。（还有一种说法是戴维把安德鲁打发走了。） 一年后，戴维再次联系上了安德鲁，这次他承诺安德鲁，如果安德鲁的表现达到了他的期望，那么安德鲁就能成为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的合伙人。1926年，安德鲁以项目经理的身份加入了拉扎德，部分原因在于拉扎德在法郎危机中的英勇表现深深感染了他。一年后，戴维遵守诺言，将安德鲁提升为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的合伙人，与此同时，他的儿子皮埃尔·戴维－韦尔也被提名为合伙人。在接下来的50年里，安德鲁将凭借金融才智和强有力的个性统治拉扎德投资银行。 从1927年年初开始，阿尔兹切尔就专注于建立全美第一只封闭式共同基金—全美投资者综合基金（General American Investors Company）。1927年5月，这只基金正式开始“购买、持有、销售并承销股票，包括国内股和国外股”，而拉扎德投资银行和雷曼兄弟公司则是基金的主要投资人和所有者。1928年10月15日，另一只基金—全美投资者第二综合基金成立。1929年9月5日—华尔街大崩盘的前一个月，两只基金合并成为一只基金。到1929年年底，该基金资产总额为3 300万美元。在阿尔兹切尔的余下生涯里，全美投资者综合基金成为他生命的寄托之一，但是这也导致他和安德鲁·梅耶的关系走向了决裂。 通过阿尔兹切尔与新合伙人阿尔伯特·福施之间的通信可以看出，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在1929年夏天就开始担心会发生股市大崩盘。“在我看来，除了市场情绪稍有改变外，我看不到任何市场好转的迹象。” 福施在信中这样告诉阿尔兹切尔，“最令人失望的显然是建筑数据。汽车业务已经进入冰点，商品价格仍不见起色，失业率居高不下而且仍在增大，我认为这个冬天我们将面临多年来第一次真正的危机。” 福施确实具有先见之明。股票市场的下跌从1929年9月开始，直到1932年7月才结束，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整整下跌了89.2％。大部分工业化国家都跌入了几乎长达10年的经济大萧条。拉扎德投资银行的三家支行最终都熬过了股市大崩盘和崩盘后的不良影响—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此之后。拉扎德投资银行出现的危机与宏观经济问题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因为自身管理不善。 从1931年3月开始的一连串意外事件几乎导致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垮台。首先是西蒙的儿子、克里斯蒂安的兄弟安德鲁·拉扎德的突然去世，当时距离他在堂兄米歇尔死后接任高级合伙人位置的时间还不到三年。这样，安德鲁·拉扎德在62岁时因为疾病死于法国的尼斯，他是最后一位进入拉扎德投资银行的拉扎德家族成员。多年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其中的原因在于安德鲁·拉扎德死后，拉扎德家族缺乏子嗣，所有没有任何家庭成员进入拉扎德投资银行。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但是伊莱·拉扎德的后代生了好几个儿子，他们是否进入过拉扎德投资银行尚无人知晓。不过，戴维·戴维－韦尔很有可能利用安德鲁·拉扎德和米歇尔·拉扎德的去世来巩固自己对拉扎德投资银行的控制权。 另一方面，1931年春末夏初，世界事件的影响加上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布鲁塞尔交易所捷克交易员的不正当手法，戴维－韦尔家族几乎失去了过去8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财富。1931年，欧洲的金融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其中部分原因就在于美国和德国大萧条的输出、英国财政赤字的长期积累、不利的贸易逆差以及英镑（相对于美元）价值的高估。这些情况都导致英国经济的负债额远远超过了黄金和外汇储备总额。在法国政府拒绝继续提供短期信用的情况下，奥地利信贷银行（奥地利最大的私人银行）在5月11日破产，这时金融恐慌开始在欧洲蔓延。罗斯柴尔德银行奥地利支行控制着奥地利信贷银行，该行的破产表明罗斯柴尔德家族对银行的管理极其不善。“直接的后果就是伦敦对债券的冻结，首先是对维也纳债券实施冻结，然后对柏林债券实施冻结。”R·S·塞耶斯在介绍英格兰银行时这样写道。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也是奥地利信贷银行的债权人之一，当时的债权额约为4万英镑，相当于现在的1 000万英镑。这个数额并不是特别大，可是由于该行的资本总额也才仅仅超过300万英镑，因此这样大的损失并非无足轻重。 拉扎德投资银行派出了一位最资深的合伙人—罗伯特·布兰德（阿尔兹切尔的密友）到维也纳，他将和其他数百名债权人一起与破产的奥地利信贷银行商讨如何拿回资本。经过数日的谈判，布兰德坐上了从维也纳到布鲁塞尔的火车，然后再由布鲁塞尔返回伦敦，以便通知其他合伙人关于银行债权的情况。在站台上，透过火车头吐出的滚滚蒸汽，布兰德发现初级合伙人乔·麦科特尼－菲尔盖特站在远处。麦科特尼看到站台上的布兰德后，就飞一般跑过去。当他正要告诉布兰德一件惊天大事时，布兰德反倒先开口了。“情况会很糟糕，”布兰德这样告诉麦科特尼，“我们的钱要不回来了，我们将要损失4万英镑。”“我有件大事要告诉您，我们破产了，我们损失了400万英镑。”麦科特尼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400万英镑的损失比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的资本总额还要多，因此从技术上说，这家银行已经破产了。这两位合伙人当夜就搭上了去伦敦的末班火车。在灌了一大瓶苏格兰威士忌后，麦科特尼开始进一步向布兰德讲述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遭遇一夜破产的来龙去脉。 由于皮尔逊的现金注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罗伯特·金德斯利决定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开一家拉扎德外汇交易所。这家交易所的经营相当成功，但是因为在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没有拉扎德投资银行办事处，拉扎德外汇交易所的经营明显受到掣肘。这样，拉扎德外汇交易所就在布鲁塞尔开了一家更小的交易所，将此处交由一名捷克人管理（他的名字有不同的说法，例如“韦赛克”、“维尔赛克”和“塞瑞克”）。这家布鲁塞尔交易所的外汇交易“做得非常大”。麦科特尼在1931年7月那个去伦敦的夜班火车上告诉布兰德，他在白天就被派到布鲁塞尔去调查那名捷克人的问题。据说这名捷克人在法国法郎上进行了一场豪赌，但结果却以惨败收场。为了掩盖这个失误，他以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的名义在欧洲发行了大量的无担保期票，有好几位期票持有人已经给银行打了电话，要求偿付款项。经过一系列的调查，麦科特尼终于发现了这个令人吃惊的大问题。当麦科特尼向那名捷克负责人质问关于渎职行为的传言时，他最终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当天晚上，调查人员在弄清了资本亏损幅度后开始了全面的调查，那名捷克负责人拔出手枪自杀了。金德斯利对捷克人在死前的行为越发感到怀疑。越来越多的报告显示，布鲁塞尔交易所一直以高于市场的利率借入资金，这将导致严重的财务危机。调查结果显示那名自杀的捷克负责人曾毫无限制地使用交易所的资金进行毁灭性的豪赌。当时还不清楚捷克人的激进交易是否仅仅限于外汇交易，他是否在布鲁塞尔股票市场也进行了不合时宜的大额投资。对此，英格兰银行出示了一份秘密报告，报告显示“这种不正常的情况已经持续了好几年，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在布鲁塞尔的审计师没能发现异常情况的原因在于：第一，所有的高管人员都牵涉在内；第二，除出示给审计师的账本外，记账员还有一套秘密账本；第三，该交易所在不提供抵押证券的情况下利用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的信用借入了大笔款项……伦敦支行现在需要考虑是立即停止营业并进行清算，还是提供尽量多的资金进行重组，然后再继续经营”。自杀的捷克交易员是一名典型的骗子交易员，他在赌博失败后持续加注，然后通过使用两套账本的方法欺骗伦敦支行的审计师。通过“另一名员工”的供词，调查人员最终发现亏损额达到了约585万英镑，这比麦科特尼先前预计的金额要高出50%，几乎达到了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法定资本的两倍。据说，那名捷克人在自杀前给巴黎的戴维·戴维－韦尔发了一封短信，信上说：“明天，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将会破产。” 拉扎德投资银行陷入了全面危机，这次的危机甚至比25年前的大地震所带来的危机还要严重。身在巴黎的戴维·戴维－韦尔立即被召回了伦敦。他的儿子皮埃尔当时正在埃及与未婚妻一起旅游，听到消息后也赶了回来。1931年7月14日晚上，金德斯利与英格兰银行的行长蒙塔古·克里特·诺曼进行了秘密会谈。金德斯利告诉诺曼，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出现了巨额亏损，为了能“将事情摆平”，伦敦支行立即需要500万英镑（现在约合2.5亿英镑，或者4.5亿美元），否则银行只能破产。在奥地利信贷银行破产，随后德国、匈牙利各国银行宣布延期偿债的情况下，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的灾难是对英格兰银行的一场严峻考验。英格兰银行是否有能力拯救这所它一直珍视的承兑银行呢？ 一开始，金德斯利告诉诺曼，他需要英格兰银行提供300万英镑，其余200万英镑由皮尔逊和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等额提供。7月17日（周五），由英格兰银行最高级别管理人员组成的财政委员会召开了特别会议，会议同意拯救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因为英格兰行业不允许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这样知名的承兑银行”垮掉，“否则伦敦将会出现金融恐慌，其他重要银行很可能会面临一系列的困难”。根据拯救计划，英格兰银行将向皮尔逊的培生集团提供300万英镑抵押贷款，然后培生集团将这笔钱贷给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这些贷款收益也只可用于重振拉扎德投资银行。还有100万英镑将由英国国内税收局（Inland Revenve，英联邦的税务机构，等同于美国的国内收入局IRS）提供，英格兰银行的副行长“有理由认为”余下的100万英镑将来自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和纽约支行。该委员会还进一步达成共识：“整件事情将不得向任何媒体曝光，预付款项不得向常务委员会报告，也不得纳入年度审计项目的预付款项中。” 到了周六，财政委员会再次召开了特别会议，英格兰银行的副行长报告了他在“前一天深夜”与培生集团主席克里夫·皮尔逊的会谈情况。皮尔逊在会谈时说，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已经无法支付100万英镑，因为这“会过度削弱该行的财务状况”，因此请求将巴黎支行支付的金额降低至50万英镑。这样英格兰银行现在需要支付350万英镑，否则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将无法在下周一营业。皮尔逊同时要求英格兰银行降低贷款的利率。“皮尔逊先生认为，除非英格兰银行能够做出这些让步，否则他们公司的董事会将不得不停止拯救计划，接受现有亏损，让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在周一停付债务。”副行长在报告时这样说道。 但是英格兰银行不肯让步，因此周六整日都在进行协商，当天晚上拯救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的计划出炉了。除了先前的各项计划外，英格兰银行将向培生集团贷出300万贡镑的款项，然后该集团向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提供该款项。英格兰银行向培生集团提供的贷款以培生集团的资产做抵押，也就是说，培生集团将自己作为了拯救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的抵押物。英格兰银行对所提供的贷款收取“惩罚性利息率”，贷款超过时限后利率将大幅提高，贷款要求在7年内还清。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和纽约支行为拯救兄弟银行将共同出资100万英镑，该笔支出将由银行的所有人戴维·戴维－韦尔、安德鲁·梅耶和拉扎德所有人的几位继承人提供。“很长一段时间里，”米歇尔·戴维－韦尔后来说道，“安德鲁·梅耶和我父亲都处于负资产状态，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38年。”当诺曼要求退回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在过去5年里上交的银行收入税时，英国国内税收局提供了帮助。就在这决定生死存亡的一周里，美国国内税收局设法向拉扎德投资银行退回了100万英镑。 从其他角度来说，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的拯救费用是极为高昂的。第一，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的现有合伙人不再有任何所有权，也无法再从公司的利润中分得半杯羹。从此以后，英国的常务合伙人成为了公司雇员—他们的薪酬比其他雇员高不了多少。由于英格兰银行断定，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的管理不善是导致最近这场灾难的主要原因，因此它强制要求拉扎德投资银行关闭了在布鲁塞尔、安特卫普和马德里的外汇交易所。（在马德里，拉扎德的另一名交易员也进行了不正当的外汇投机。） 当融资拯救计划完成时，培生集团拥有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80%的股权，另外的20%则由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持有。但是8个月后，拉扎德投资银行的问题再次浮出水面。4月月末，在英格兰银行财政委员会的会议结束前，诺曼在会上免去了三名成员的职务，“然后向委员会的其他成员通告了一条消息，并且声明为了维护城市的信用，该消息不得向常务委员会或高级法院公开”。英格兰银行财政委员会通告的秘密消息是：“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现在遇到了麻烦，急需200万英镑资金以保持继续经营，但是该行为了维持信用，不能在巴黎借款。”因此，英格兰银行再次涉足拉扎德事务，向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提供了100万英镑的贷款，以巴黎运抵伦敦的“法国证券”作为这些款项的抵押物。美国国民地方银行在审查了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的“资产负债表和股东名单后”，向其提供了100万贷款，以此资助该银行。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急需的200万英镑就这样凑齐了。 关于拉扎德投资银行再次濒临破产的风声从未向新闻界或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对手泄露过。当时没有任何文章报道拉扎德投资银行面临的危机，这也正是英格兰银行的真正意图所在—避免大范围的金融恐慌。雨果·金德斯利是罗伯特·金德斯利的孙子，也是拉扎德投资银行的长期合伙人。他曾就此这样说过，拉扎德投资银行发生危机的消息从未向外界泄露过，这一直让他非常惊讶，不过这也正是他祖父所期望的效果。 1933年10月5日，正值51岁壮年的考德雷子爵二世—本名威特曼·哈罗德·弥勒·皮尔逊，为威特曼·皮尔逊之子—意外过世，他的遗嘱执行人要求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对子爵生前在拉扎德投资银行持有的股份进行估值。长达14页的估值报告显示，在考德雷子爵二世过世时，培生集团全额拥有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发行在外的股份（共337 500股），而不仅仅是该支行80%的股份。由此推知，为了解决1932年5月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的危机，巴黎支行所持有的伦敦支行的20%股份已经被全部转让。此外，会计报告显示，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对奥地利信贷银行的贷款额实际达到了20万英镑，而非4万英镑，但是能够收回的款项仅为贷款额的20%。 根据这份报告，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在当时的估值非常低，德勤将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全部股份（337 500股）的估值定为931 250英镑。这个估值是有确凿根据的：前两年的危机已经导致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和伦敦支行的常务合伙人失去了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的全部股份。 由于伦敦支行债券的发行以及欧洲经济的改善，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一点点恢复活力。随着时间的流逝，它所欠的英格兰银行的债务也得以清偿。 我们很难了解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在拯救伦敦支行的行动中所发挥的作用。没有任何公开资料显示纽约支行的参与情况，仅有的线索只是英格兰银行的“秘密”会议记录，其中显示纽约支行将注资100万英镑。米歇尔·戴维－韦尔相信，弗兰克·阿尔兹切尔和纽约的合伙人们一定也应要求提供了相应的援助，但由于经济环境不佳，他们的援助相对而言就显得微不足道了。“纽约的合伙人肯定怒不可遏，”米歇尔这样解释道，“好不容易熬过了大萧条后，他们在没有得到任何解释的情况下就被要求向欧洲送钱，这肯定导致巴黎支行和纽约支行之间的气氛非常不友好。”阿尔兹切尔的许多信件都避免提及1931年和1932年间巴黎支行及伦敦支行所发生的事件。而且从1931年3月30日到1934年4月13日，阿尔兹切尔和远在巴黎、伦敦的合伙人之间确实没有任何通信联系。 但是在1931年8月10日，纽约支行和伦敦支行向阿尔兹切尔发送了一封秘密电报，这封电报似乎与伦敦支行的危机有关。电报原文使用了密码，解密后的电文充满了一种绝望的情绪：“英格兰银行对伦敦支行施以援手后的几周，在日益恶化的事态面前，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只是应急的权宜之计，而不是出于维护银行声誉的考虑。我们现状堪忧，而且我们认为改变我们当前状况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此外，我们认为，如果巴黎支行能在刚开始情况比较乐观的时候向法国中央银行借款，然后将款项用于解救危难，那么巴黎支行的情况会大大改善。” 当时，阿尔兹切尔似乎更关注1933年新颁布的银行法—《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对拉扎德投资银行所产生的影响。大萧条中的大量银行破产事件催生了新的银行法，该法将商业银行（吸收存款的业务）和投资银行（证券承销业务）严格分开，华尔街公司要在一年的期限内决定自己的业务种类。对于阿尔兹切尔和拉扎德而言，做出决定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拉扎德投资银行早已退出了商业银行业务。 将业务集中于投资银行领域之后，拉扎德投资银行于1934年9月月末在拿骚街建立了拉扎德－弗瑞斯公司，该公司专营公司和市政债券的承销和分销。阿尔兹切尔被任命为新公司的主席，来自花旗银行的斯坦利·拉塞尔则担任新公司的总裁。“我们希望拉扎德－弗瑞斯能在同类业务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相应的作用。”拉塞尔在当时这样说道。新公司的初始资本为500万美元，《新闻周刊》对拉扎德投资银行的这一举动给予了盛赞：“尽管投资银行家们抱怨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对他们的业务是一种扼杀，而拉扎德投资银行却勇敢地创办了专门承销公司和市政债券的拉扎德－弗瑞斯公司。虽然拉扎德与J·P·摩根和库恩雷波公司相比规模小得多，但是它却足以与之争辉。拉扎德的巴黎和伦敦支行更是提升了它的声望。” 当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正面临灾难性事件的冲击时，纽约支行则忙于应对《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而巴黎的安德鲁·梅耶则经历着从货币交易员到备受尊崇的投资银行家的角色转变，他将向政府和公司客户提供各种建议和指导。安德鲁第一次展示自己在投资银行方面的才能是在与法国制造商雪铁龙的合作业务上。由于安德鲁·雪铁龙是皮埃尔·戴维－韦尔的姐姐安托瓦内特的岳父，拉扎德投资银行在前期就已经购买了雪铁龙很大部分的股份。（在戴维·戴维－韦尔位于巴黎市郊富人区（纽利）的家里，他与安德鲁·雪铁龙第一次见面。戴维首先将自己的艺术收藏品炫耀了一通，然后告诉安德鲁·雪铁龙他想重组雪铁龙的公司，这样就可以提高公司的赚钱能力。）安德鲁·梅耶也是雪铁龙的朋友，他劝说雪铁龙将雪铁龙金融子公司SOVAC出售给拉扎德，安德鲁·梅耶的目的是将SOVAC变成一家广义的金融公司。在J·P·摩根和商业投资信托公司（CIT）的帮助下，拉扎德购买了SOVAC，将它改造成一家金融巨头后，又以高价卖给了通用电气的金融财务子公司—通用电气资本公司。安德鲁·梅耶的下一个令人震惊的举动是：将雪铁龙从大萧条的破产危机中拯救了出来。一开始，安德鲁·雪铁龙请求皮埃尔·戴维－韦尔帮助他，但是情况非常不妙，因此皮埃尔转而求助于安德鲁·安德鲁。梅耶通过公司董事会与雪铁龙最大的债权人—轮胎制造商米其林公司达成了协议，根据协议，米其林同意将所持的债权转为雪铁龙的股权。由于这样的交易在当时是闻所未闻的，所以安德鲁·梅耶在法国一夜成名，成为企业总裁们追捧的对象。 尽管安德鲁的名望在迅速上升，但一种不安的氛围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笼罩着拉扎德投资银行的三家支行。伦敦支行和巴黎支行仍在为债务的支付而苦苦挣扎，纽约支行在大萧条中也疲于应付。虽然纽约支行开拓了承销业务，但剧烈的竞争导致业务利润下降。银行的大部分利润都来自阿尔兹切尔心仪的项目—对全美投资者综合基金的投资。1936年7月，皮埃尔·戴维－韦尔给阿尔兹切尔寄了一封信，其中充分反映了皮埃尔对纽约支行财务状况的担忧，尤其是纽约支行几年来一直延付投资资本4%的利息（米歇尔在多年后还会在布鲁斯·瓦瑟斯坦那里遇到同样的问题）。“您应该还记得，1935年纽约支行没有支付任何利息，而且从1931年开始纽约支行就没有全额支付过利息了。”皮埃尔在信中写道，“既然纽约支行已经挣到了钱，那么就没有理由再延付利息。可能您会负责地调查这个问题，然后告诉我们您的看法。我们已经注意到，‘合伙人撤资’项下的数额在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大幅增长，我认为您对此应该提供财务解释。鉴于针对外国人的新税法条例，我认为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的整体财务问题值得我们认真考虑。”9天后，阿尔兹切尔做了回复，他在回信中告诉皮埃尔，他正在寻找问题的答案，但是他不愿意将这些答案写在信纸上，因为“有些问题的性质特殊，最好不要通过信件简单地加以解决”。 阿尔兹切尔让合伙人阿尔伯特·福施研究皮埃尔信中所提出来的问题。福施的回答是，4%的资本年度利息支付已被分成2.5%和1.5%两部分。“之所以分成两部分是出于财务原因，而且利息源自先期赚得的利润。”他在信中写道。然后他还进一步阐释了他对协议的理解—2.5%的那一部分利息“在合同到期前可以不支付，公司获得的利润中要保留足够的数额，以备支付这部分延期支付的2.5%的利息”。 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不会即时偿付利息的行为让戴维·戴维－韦尔很不满意，这也恶化了该家族本已相当窘迫的财务状况。戴维在1898年娶了伦敦银行世家财产的继承人佛洛拉·拉斐尔为妻，夫妇俩定居在纽利。在那里，他们建了一幢巨大的别墅，戴维还在此继续自己十来岁时培养起来的对艺术的热爱和追求。戴维的孙子米歇尔曾说过，除了战争年代，戴维在生命中的每一天都会为自己或某个博物馆买入或卖出一件艺术品。他每天的第一件事，就是到艺术走廊去散布，或者安排在办公室里会见某个艺术品商人，直到这个商人离开之后他才会开始一天的工作。拥有巨额财富以及高度的艺术敏感的戴维在1923年成为了巴黎卢浮宫的主要赞助人，当时他52岁。 但是拉扎德投资银行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所经历的危机以及纽约支行发放红利的长期不足，最终导致戴维·戴维－韦尔开始在财务上吃紧。到了1937年2月，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戴维做出了一项骇人听闻的举动，他宣布将大部分著名的油画、素描画及雕塑等收藏品以50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给维尔邓斯登。这个数目在当时称得上是艺术界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相当于现在的7 000万美元。不过这些藏品确实物有所值，因为这些都是世界顶级的18世纪艺术品。这次卖掉的藏品包括了60幅油画、150幅素描、50件雕塑以及几幅蜡笔画，被称做是“私人持有的法国最重要的18世纪艺术藏品”。当时《纽约时报》登载了一篇关于宣布藏品卖出的文章，但是文章对戴维的这一举动没有给出任何解释。丹尼尔·维尔邓斯登在家族回忆录中给出了这样的说法—戴维·戴维－韦尔之所以出售这些藏品，完全是因为他家里面放不下这么多的艺术品，而且他希望能收集更多现代作品。“他在墙壁上腾出位置来了，” 维尔邓斯登这样写道，“然后他又开始了收集。” 而米歇尔·戴维－韦尔道出的真相则没那么浪漫了。1937年，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的财务状况变得非常糟糕，戴维－韦尔家族失去了伦敦支行的股份，那20%的股份转由培生集团持有。再次买入20%股份的价格约合500万美元—即戴维－韦尔从维尔邓斯登那里得到的金额。尽管戴维·戴维－韦尔在当时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是他对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高达500万美元的投资在日后发挥了关键作用，正是因为这一举措，米歇尔才能在1984年通过交易控制拉扎德投资银行的三家支行，并于2000年将其合并为如今的全球性金融机构。而且，再次购入的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的股票本身也相当有价值。 截至1938年1月1日，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宣布合并旗下刚成立三年的证券承销公司，成立一家新型合伙公司，新公司仍叫拉扎德－弗瑞斯公司。后人称这次合并是“一次合乎逻辑的发展，能更好地满足证券业务所需的各项条件”。拉扎德－弗瑞斯公司的办公室集中在百老汇120号公正大楼的第二层，而且公司在芝加哥、波士顿和费城共有三家分支机构。公司有7位合伙人，其中阿尔兹切尔是领导者，但是皮埃尔·戴维－韦尔对阿尔兹切尔领导下的纽约支行的业绩一直持怀疑态度。1938年6月，皮埃尔乘船来到纽约，在那里他与阿尔兹切尔讨论了公司的业绩问题。“我们都认为合伙人太多，我们必须减少合伙人的数量。此外，你、我还有斯坦利·拉塞尔都觉得应该巩固团队的实力。经过深入的思考，我们越发坚信这些措施对建立成功的新企业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同年11月10日的信中，皮埃尔告诉阿尔兹切尔，他将在11月26日乘坐皇后玛丽号再次来纽约。“我这次旅程的目的是当面分析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然后做出相应的决定。”皮埃尔在信中写道，“我认为，你、我还有斯坦利的看法是一致的，考虑到从我6月离开时起情况一直没有发生变化，因此暂缓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处理是明智的做法。” 到1938年，欧洲笼罩在了德国军事侵略的阴云中。1938年3月13日，希特勒宣布大合并，即德国与奥地利合并。在11月9日的“水晶之夜”，德国和奥地利有200多所犹太教堂被纵火烧毁，这些国家针对犹太人发动了第一次有组织的大规模迫害。犹太人的商店和企业都被洗劫一空。91名犹太人被杀害，还有3万名被送去了达蒙和布痕瓦尔德的集中营。希特勒和纳粹分子正开展狂热的除犹运动，他们的最初目标是清除德国5万左右的波兰裔犹太人。当时德国人将波兰裔犹太人圈集起来，然后将这些人运到波德边境附近的珀森。波兰也不愿收留这些犹太人，因此很多人都死于饥饿和严寒。 到1938年圣诞节前后，欧洲的局势越来越紧张，战争似乎已经无法避免。戴维·戴维－韦尔和安德鲁·梅耶乘机重订了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的《合伙协议》。安德鲁在拉扎德的合伙人身份确立了，因此他们家族在拉扎德投资银行的所有权份额也必须重新调整。根据米歇尔的说法，所有权变动的表面原因在于为了避免德国人控制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事实确实如此—并据以控制纽约支行（德国人没有采取这样的行动），因此有必要从法律上将巴黎运行和纽约支行分开。但其实修改协议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创建专权管理结构—如《合伙协议》4.1章所述—这样可赋予一个人在拉扎德投资银行绝对的权力，他可以单方面聘用或解雇合伙人和其他雇员，也可以单方面设定年度薪酬。与其他大部分行业一样，设定员工的薪酬以及决定员工是否可以保留职位是投资银行界最高的权力。 这份1938年12月31日的《合伙协议》成为了拉扎德的罗塞塔石碑①，而“第4.1章定义的合伙人”则成为拉扎德的独裁君主。从1939开始，安德鲁·梅耶不仅创造了拉扎德“第4.1章定义的合伙人”这样的概念，而且还成为了这样的合伙人。“他希望得到纽约支行的绝对权力。”米歇尔这样评价才华横溢、善变难缠的安德鲁·梅耶。 尽管《合伙协议》的改写对远在纽约的弗兰克·阿尔兹切尔并不是什么好事，但是他尽量忽略了其中的影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艰难的日子里，阿尔兹切尔无私地为安德鲁和皮埃尔·戴维－韦尔及其家人提供帮助，但换来的却是他们的恩将仇报。新的《合伙协议》表明，安德鲁和阿尔兹切尔之间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矛盾。 “我想你应该意识到了你今天早上在电话里讲话的语气相当不友善。”阿尔兹切尔在1939年8月给安德鲁的信件中这样写道。他们两人刚通话讨论了安德鲁涉足门德尔松银行破产事件的问题。门德尔松银行是一家声誉较佳的小型投资银行，它的总部在柏林。弗里兹·曼赫墨博士是安德鲁·梅耶的朋友，也是当时首屈一指的金融家和艺术品收藏家，他管理着门德尔松银行阿姆斯特丹分行。曼赫墨是一名反纳粹的犹太人，出于政治原因逃离了德国的斯图加特，到阿姆斯特丹重建了门德尔松银行。1939年6月1日，他在巴黎城外的城堡里娶了简·平托·赖斯。 在婚礼当天，重达250磅的曼赫墨心脏病发作。8周之后，他于8月9日再次心脏病发作。当发现自己的银行资不抵债后，他绝望地病死在了自己的城堡里（有人怀疑他是开枪自杀身亡）。最后真想大白，弗里兹·曼赫墨为了购买弗米尔、伦勃朗和弗拉戈纳尔等人的珍贵作品，向自己的银行高额借贷。当他死后，这些贷款无法偿还，因此门德尔松银行就破产了。 曼赫墨死后一周，阿尔兹切尔希望能弄清楚安德鲁·梅耶个人在这位德国银行家的财务危机中涉入的程度。“我很不喜欢听到报纸或别的什么人说你还持有高达100万美元的无抵押贷款。此外，我始终不清楚你的抵押贷款是250万美元，还是250万法国法郎，抑或是荷兰盾；我也不清楚门德尔松是否还欠你其他债务。”他在信中写道，“你很明确地告诉我，无论贷款数额多大，这也是你自己的问题。因此，这不是我的问题，我只不过是作为一个处在和你同样位置上的伙伴，对此表示兴趣而已。同时，我再次强烈抗议你今天上午在电话里说话的语气。”我们无法得知这样的不愉快持续了多久，不过安德鲁确实帮阿尔兹切尔联系上了曼赫墨地产的托管人，然后询问那幢法国城堡的价格，当时阿尔兹切尔正考虑要买下它。“我在想，这幢别墅是不是可以用优惠价购得？”阿尔兹切尔在信中这样询问安德鲁，“如果能够，那么我将考虑购买这幢房子，因为我相信法国的好日子在不久将到来，如果能在离巴黎如此近的位置拥有这么个小地方，这将令人非常愉快。” 1939年9月1日，德国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入侵了波兰。两天后，英法共同对德宣战。这些恶性事件不可避免地殃及池鱼—拉扎德投资银行在不久后再次面临生死考验。1939年9月13日，戴维·戴维－韦尔向阿尔兹切尔发送了一封感谢信，对他在“战争前夕发送”的“友好电报”表示感谢。戴维在信中说，自己的儿子皮埃尔在战争一开始就被征兵入伍，皮埃尔离开巴黎已经有“较长的一段时间”，但是“还未进入危险区域”；另一个儿子吉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得了法军颁发的十字勋章，现在正等候部队的“动员令”，而两个女婿则已经被调遣。戴维还谈到了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的人员情况，员工已经“大为减少”，但 “幸运的是，安德鲁还在，不过他的工作非常艰巨，正是在这样的艰难时期我才意识到岁月不饶人的问题，在年龄的限制下，我已经无法再为公司贡献更多的力量了”。 戴维的话深深打动了阿尔兹切尔。 因此，在我自己已经无能为力的时候，我请求年轻人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在此世界浩劫面前，我视你们为本行的领导力量。你们的父辈向你们灌输了银行的高贵传统，你们也能忠诚地遵循父辈的教导。我坚信，你们将尽你们所能，让拉扎德这个名字在纽约、巴黎和伦敦保持赫赫声名。因此，当战争结束，我们的三家银行将继续发挥强大的金融媒介作用，将再次在世界舞台上确立无与伦比的地位。在当前环境下，我最大的欣慰就是，只要有此必要，我还可以继续依靠你们的忠诚合作。 12天后，戴维·戴维－韦尔再次给阿尔兹切尔写了一封信，这封措辞稍显含混的信或多或少带着点神秘的色彩。“作为9月13日信件的补充……我想告诉你，我们大家全都在指望着你，我个人希望你能全面关注本行在美国的利益。如果你愿意这样做，请你密切关注周围发生的所有有关事件，然后根据你的判断或视情况需要做出相应调整，采取相应步骤。”然后，他还在附笔中写道：“安德鲁向您表达他诚挚的祝福。”两天后，阿尔兹切尔直接给安德鲁写了一封信，要求他回信说清楚“所有共同关心的问题”，因为“你无法想象我们感觉多么疏远和孤立，我们完全不了解你的想法”。信的结尾写道：“我们有许多问题需要面谈，因此我强烈希望你能派莫瑟或其他值得信任的人前往纽约。” 对于巴黎支行的合伙人和其他相关人士而言，战争的爆发是最值得关注的问题。水晶之夜事件已经充分证明了希特勒将犹太人驱逐出欧洲的决心。拉扎德投资银行是犹太人创办的欧洲知名银行，戴维－韦尔和安德鲁·梅耶也是欧洲首屈一指的犹太银行家。在德国入侵波兰后不久，法国的犹太人开始考虑是否要出逃。在这场纳粹发动的战争面前，在大西洋两岸的生存成了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的唯一要务—对于拉扎德投资银行和合伙人而言均是如此。在德国入侵法国的三天后，阿尔兹切尔向戴维·戴维－韦尔写信表达了对皮埃尔人身安全的担心。“我很难向您表达我们对最近几天发生的事情的难过之情，不过我希望您能继续告诉我皮埃尔的人身安全情况。”他在信中写道，“我们时刻牵挂着你们。”在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后，安德鲁·梅耶将妻子伊莎贝拉和两个孩子菲利浦和弗朗辛送去了法国西部城市波尔多，而他自己则留在了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不过他很清楚自己将不得不离开巴黎，然后同家人一起逃离法国。“梅耶对自己的处境不存在任何幻想。”卡里·赖克这样写道，“他在一家著名的犹太银行工作，而且还是一位显赫的犹太银行家。”安德鲁·梅耶曾经公开帮助德国的犹太人逃离德国，此外还资助过暗杀希特勒的计划。 到1940年5月的最后一周，安德鲁认为离开巴黎的时候到了。他锁好了自己的公寓，然后雇车去了波尔多。几天后他与家人会合，然后一起去了西班牙边境。在离开波尔多时，安德鲁弄到了当时极其昂贵而且很难到手的西班牙出入境签证，因此，当其他法国难民们在边境上排着长长的队伍时—这个场景安德鲁的儿子菲利浦一直清晰地印在脑海中—安德鲁·梅耶一家人则轻松地穿过人群进入了西班牙。他们坐火车去了什塔德，在几天后又动身去了相对安全的里斯本（葡萄牙）。在那里，他们开始了一项艰难的任务—获得进入美国的签证。 到1940年6月底，也就是巴黎沦陷后不到一周的时候，德法双方签订了停火协议，拉扎德投资银行将在法国的业务从巴黎迁到了里昂。应安德鲁·梅耶的请求，阿尔兹切尔在1940年6月27日给安德鲁的信件中，夹带了一封律师委托的授权书以及来自“美国国务卿哈里廷”（这可能代指当时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或赫尔的助手）的函件的复印件，这封函件专门说明了安德鲁·梅耶的签证申请问题：“安德鲁·梅耶是拉扎德投资银行的重要成员，该公司现在迫切需要他来美国。请对此事尽快处理。” 7月2日，阿尔兹切尔再次给安德鲁·梅耶写信。“您和贝拉还有孩子们能安全地离开法国，这让我非常高兴。我迫不及待地向您们来纽约表示热烈欢迎。今天上午我收到了您发来的信件。”他在信中告诉安德鲁，他正想办法让安德鲁全家坐飞机到纽约，如果这个计划行不通，那么就换乘美国出口货轮。在结尾处，他还写道，戴维·戴维－韦尔“如果只字不提皮埃尔就会非常可怕”。7月月末，安德鲁和家人乘坐美国泛美航空的水上飞机直接从里斯本飞抵纽约—这次从硝烟弥漫的欧洲到自由国度的逃生旅程显得相对平稳。迄今为止还有人对安德鲁如此容易地安全脱险持忌恨态度。“我在巴黎碰到过安德鲁的一些亲戚，他们到现在还愤愤不平，说永远也不会原谅安德鲁抛下他们不管。安德鲁一家人能通过西班牙，而其他人却没有这么走运。”费利克斯·罗哈廷这样说道。 与费利克斯一样，戴维和家人就没有安德鲁一家那么幸运。当德国人开始在1939年横扫欧洲，而且显得来势汹汹、无法抵挡的时候，戴维吩咐仆人米尼特将自己的艺术藏品打包收集起来。米尼特细心地为这些艺术品列好清单，然后再装入木箱—共装了130个箱子，每个都用“DW”做了标记—这些箱子和卢浮宫的大量藏品一起都被运到了桑切斯一座城堡里，其他22个装满了地毯、稀有的日本画以及一些油画的箱子则被送往法国北部的另一个城堡加以保存；而他收藏的柯罗、雷诺阿和哥雅的画作则被寄往美国，其余的家具、雕塑以及一些油画则留在他在纽利的家里。 在巴黎保卫战爆发前夕，戴维·戴维－韦尔首先去了法国阿尔卑斯山区，在那里他为自己和家人拿到了去瑞士的签证。但是他决定不去瑞士，而是尽量想办法通过葡萄牙去美国。6月19日夜晚，他使用护照和法国维希政府发放的签证离开法国前往西班牙，之后他又去了葡萄牙。7月9日，德国人将戴维的家洗劫一空，剩下的那些珍贵的艺术品和古董都被抢走了。德国军队还决定用戴维的大宅子作为他们在当地的指挥中心。 皮埃尔通知自己的父亲戴维·戴维－韦尔，在停战协议签订后法国出现了一片“自由区域”，因此戴维在7月17日回到了法国。当时皮埃尔39岁，他曾是一名法国军官，当时已经退役并开始担心拉扎德的前景。一周后，法国维希政府颁布了一条法令，宣布所有在5月10和6月30日期间—战争一触即发之时—逃离法国的法国人都将被剥夺法国国籍。米歇尔美化了祖父戴维的葡萄牙之行。“我们整个家族都是非常爱国、非常忠诚的。”他曾经这样说，“我的祖父是一位行将就木的老人，他回来的时候这样说，‘我老了，我希望能死在祖国的土地上。’” 与此同时，纳粹分子纷纷涌向那座珍藏了戴维大部分艺术藏品的桑切斯城堡，他们有关于这些艺术品收藏地点的准确信息。“当你控制了这个国家后，”艺术品交易商盖伊·维尔邓斯登这样解释道，“那么人们显然会来向你告密，而且一些人会急于挣钱，他们随时都准备背叛。”1941年4月11日，ERR（Einsatzstab Reichsleiter Rosenberg，希特勒的艺术品查抄组织）开始盗取戴维的艺术藏品。 8月14日，戴维·戴维－韦尔待在维希西南约30英里的小城查特尔–盖扬的瑟摩尔旅馆，当时所有的巴黎银行都被指定搬往维希。戴维到维希城去看望皮埃尔夫妇，然后在当天还与另一位拉扎德合伙人见了面。在与皮埃尔会合后，戴维忙里偷闲地给阿尔兹切尔写了一封信，就阿尔兹切尔等纽约合伙人对安德鲁前往纽约的担忧加以安抚，因为安德鲁在实际上拥有公司绝对的控制权，他的到来将意味着阿尔兹切尔大权旁落。戴维尽量缓和阿尔兹切尔的心情，让他不要那么悲观地认为安德鲁会很快代替他在纽约支行的位置。关于自己的维希之行，戴维的描述带了点神秘的色彩，但是字里行间又透露出不祥之兆。 不幸的是，我没有时间详细询问他你所担心的那些问题，但是我很高兴能借此机会向你表述我的看法，说明你还有我与公司之间的关系，这对公司的未来至关重要。我认为，无论我们，抑或我们的父辈，在过去为公司做了多大的贡献，我们在精神和物质上也受了公司的恩惠，在公司绝佳的声誉和名望下，我们才有今天个人的名望和财富。我相信在这些问题上你与我的观点一致，我也相信你将尽你所能继续发展纽约支行。 9月8日，戴维·戴维－韦尔在听法语广播时得知自己失去了法国公民身份，他的全部财产都要被充公。到了1940年10月月底，维希政府公布了23位被剥夺公民身份的著名人士的姓名，安德鲁·梅耶的老朋友、维希政府的新外交部长保罗·博杜安在上面签了字。安德鲁·梅耶和戴维·戴维－韦尔赫然名列被剥夺公民权的名单中—这是一种极其痛苦的公开羞辱。虽然戴维在战后重新获得了公民身份，但他在听到这条消息时完全被击垮了。 1941年2月22日，维希政府的财政部依照德国人的指示对29家犹太银行实施“雅利安人”管治。在这之前，他们还没收了犹太人开的商铺和商场。事实上，纳粹分子早在8个月前就开始着手控制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当巴黎支行刚搬到里昂时，就被控制在了“临时经理”的手中，因为它属于“犹太人所有或部分为犹太人所有的企业”类型。 到了1941年，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欧洲最大的银行之一—被纳粹分子接管并关闭。银行的办公大楼也被出售给一家法国保险公司，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和雇员们开始四散逃生。戴维·戴维－韦尔和妻子时刻生活在被德军包围的恐惧中。他们逃离了里昂，在法国西南部坎瑟恩的一座城堡躲了起来，这座城堡是一位法国反德领袖的家。到了1942年年末，这个地方开始变得极不安全，戴维他们只得再次出逃到阿让，以瓦尼尔的化名住在一位朋友的家里。他们熬过了战争，戴维·戴维－韦尔实现了他死在法国的愿望。1952年7月，他在纽利的家里去世。 在帮助安德鲁逃出里斯本后，阿尔兹切尔开始集中精力，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帮助皮埃尔·戴维－韦尔及其家人逃出法国。当时普通犹太人在法国的境地都相当危险，更何况皮埃尔还是出生于银行世家的知名犹太银行家。与垂垂老矣的戴维·戴维－韦尔不一样的是，皮埃尔必须管理拉扎德的日常事务，他是银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了帮助皮埃尔，阿尔兹切尔开始不断给华盛顿的高级官员写信。“在您忙于国家大事之际，我非常不愿意用个人私事来打搅您，”阿尔兹切尔在给OSS（战略情报局，CIA的前身）的特殊信息部官员瓦雷斯·B·菲利浦的信件中这样写道，“但是为了我们前天谈到的皮埃尔·戴维－韦尔的问题，我不得不鲁莽地给您写信求助，因为这件事现在占据了我的全部身心。”阿尔兹切尔希望能得到菲利浦的帮助，进而使皮埃尔进入美国的旅游签证被拒的情况能得以逆转。“我很难理解这次拒签的原因，”他继续写道，“我认识了皮埃尔大半辈子，而且与他以及他父亲—著名的戴维·戴维－韦尔的关系一直非常好。皮埃尔具有优秀的品质、极高的智商以及巨大的勇气。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也因勇敢获得了两次嘉奖。”阿尔兹切尔告知菲利浦，皮埃尔“仅仅是出于业务讨论的需要才来纽约，在此之后他将返回法国”。在信的结尾，阿尔兹切尔这样恳求道：“如果您能明了事情真相，我将不胜感激；如果您发现有任何不公正之处，我恳求您能及时予以纠正。再次致以深深的谢意。” 两周后，阿尔兹切尔给新汉普郡的前任州长、代表该郡的共和党参议员亨利·斯戴尔斯·布里吉斯写了封信，希望获得这位参议员的帮助，斩断一直阻挠皮埃尔进入美国的“戈耳迪之结”。他在信中解释说，自己从战争开始就没有与皮埃尔交谈，沟通的缺乏导致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的经营受到了不利影响。“他必须来纽约，这不仅仅是他个人利益的问题，也是我的利益、整个拉扎德投资银行利益的问题。”阿尔兹切尔这样写道。在信中他还提及了美国政府官员实质上担心但却从未言明的问题—皮埃尔可能在某个阶段已经与当前管理法国的维希政府官员沆瀣一气了。“皮埃尔接触的一直是巴黎上层社会，现在巴黎的上层社会充斥着法西斯分子和维希政府的拥戴者。”但是阿尔兹切尔暗示皮埃尔与这些人的政治观点完全不同：“我可以向任何人担保他在访问期间的人格和行为。”为了解决皮埃尔签证申请受阻的“这种极不公平的问题”，他愿意去见华盛顿的任何人。此外，他还道出了纳粹分子关闭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的事情，说：“这家银行是他和他的父辈生命的全部，而且这家银行在美国也有一百多年的光荣历史。若要解释为什么皮埃尔的追求也是我们的追求，我可以提出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是这个私人理由应该最具说服力。” 阿尔兹切尔在同一天还给美国副国务卿小阿道夫·A·伯利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再次将皮埃尔及其父的成就吹捧了一番，然后他还在其中加上了皮埃尔因为勇敢获得法军十字勋章的功绩。此外，有谣传声称美国国务院“可能不喜欢他那些法国上层社会的朋友”，因为“在上流社会中充斥着法西斯分子和贝拉分子”，阿尔兹切尔就这些谣传向伯利做了解释。他在信中说，问题的症结在于，战争已经使得拉扎德合伙人无法当面商讨银行的变动，“为此他希望能进行一次短时间的会晤，我和其他合伙人都非常期待能在美国与他见面”。在信结尾时阿尔兹切尔写道：“我不知道能向谁寻求帮助，如何能在不大费周章的情况下将此事解决，如何能清除他过来的障碍。” 最后，这个疙瘩似乎终于被解开了。4天后，伯利的一位助手给阿尔兹切尔写信说，根据国务院的记录，马赛的美国领事馆已经在1941年9月10日—一个月前—电报通知，向“皮埃尔·韦尔”（根据国务院的信件显示，“我相信这与您信中提到的是同一个人”）发放签证。但是这次确实不是同一个人。阿尔兹切尔在当天给国务院签证部门写信，再次恳求向里昂的皮埃尔—而不是马赛的皮埃尔发放签证。最后，到了11月1日，签证部门主任给阿尔兹切尔回信说，“经过审慎的考虑”，国务院已经通知“里昂的美国签证官” 向皮埃尔“发放非移民签证”。阿尔兹切尔于是迅速给华盛顿写了一封短信，对批准“我的好朋友皮埃尔·戴维－韦尔”获得签证表示感谢。尽管美国签证在当时是众所觊觎的对象，但是这仅仅是皮埃尔能够真正来到纽约的第一步。 最后，皮埃尔终于在重重阴影中现身了。1942年4月6日，他想办法从里昂来到了里斯本。当天夜里11点半，他在拉扎德投资银行办公室里给阿尔兹切尔发了封电报：“等待着你的消息，期待能很快见到你。向大家问好。皮埃尔·戴维－韦尔。”但是好几周过去了，皮埃尔始终无法坐上从里斯本飞往纽约的泛美航空公司的航班。里斯本的泛美航空公司高管们告诉皮埃尔，可以为“紧要业务旅行”提供“优先权”，皮埃尔于是请求阿尔兹切尔向华盛顿的朋友们寻求帮助，让他能“被列入华盛顿制定的乘客名单”。但是“优先权”名单在不断增长，皮埃尔每次都被挤了出来。阿尔兹切尔向他发来电报，让他直接与机场代理商联系，以获得更高的优先权。“我让这些延误搅得心烦意乱。”皮埃尔这样描述当时的状况。 5月17日，在里斯本耽误了接近两个月后，皮埃尔终于使用短期旅游签证来到了纽约。几乎在同时，阿尔兹切尔开始为皮埃尔及其家人—皮埃尔43岁的妻子（贝丝·哈兹）和他们的两个孩子（10岁的米歇尔和7岁的依莲妮）还有贝丝母亲（71岁的加斯顿·哈兹夫人）的永久移民签证而奔走。皮埃尔已经到了纽约，住在第57街林荫大道上的瑞兹城堡旅馆，但是他的家人仍滞留在法国。 为了帮助皮埃尔获得移民签证，阿尔兹切尔开始寻求多方面的帮助，其中不仅包括杜威律师事务所的创始人亚瑟·巴兰廷，还有他的妹夫赫伯特·雷曼—他已连续9年担任纽约州州长。阿尔兹切尔请求雷曼向美国国务院移民签证部主任布雷金瑞吉·朗写信以帮助皮埃尔。这封给朗（后来很多人指责他对犹太人向美国移民横加阻挠）的信件的目的“仅仅是吸引他的注意，以便让你不必通过常规途径，进而快速达成目的”，阿尔兹切尔在给雷曼写信时说道，此外他还向妹夫表达了皮埃尔的谢意。 但即使是雷曼也没能起到多大的帮助。1942年8月22日，美国国务院签证部主任向皮埃尔和阿尔兹切尔两人发送了函件，通知他们签证的“初期审核结果并不理想”，此事上报给了部门间签证审核委员会做进一步审核。在皮埃尔同意的情况下，委员会邀请皮埃尔在9月18日做一个面谈。皮埃尔的亲自出面加上阿尔兹切尔和巴兰廷的陪同最终起到了作用。10月10日，美国国务院签证部主任向阿尔兹切尔发送了正式文件，皮埃尔一家人的移民签证得到了批准，而且美国在尼斯和蒙特利尔的相关官员都已得到此通知。阿尔兹切尔终于将不可能变成了可能。皮埃尔可以自由地留在美国，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也可以移民了。 但是4天后，皮埃尔的妻子和孩子们又遇到了困难。贝丝·戴维－韦尔电报通知丈夫皮埃尔，法国当局已经禁止他们离开尼斯。贝丝有意延误了离开法国的最后期限，因为她希望能够帮助自己的儿子—米歇尔同母异父的兄弟，他虽然不是犹太人，但是他加入了法国抵抗组织，因此被纳粹分子逮捕。阿尔兹切尔赶紧向美国国务院发函，看是否能改变法国当局发布的阻止皮埃尔家人离开法国的禁令，但是这根本无济于事。虽然他们拥有大量的财富，而且还获得了众人渴望的美国签证，但是皮埃尔的妻子和孩子们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他们在余下的战争岁月中不得不东躲西藏。在被禁止离开法国几个月后，贝丝和继子们“急急忙忙”地离开了戛纳。据米歇尔解释说，当时是因为米歇尔的祖母（比利时人）的名字“列在将被逮捕的外国犹太人的名单中”。米歇尔和女家庭教师一起坐火车离开戛纳。在火车上，他静静地听着其他乘客的反犹太言论。“我并不是傻瓜。”米歇尔这样说。尼斯的一些同情他们的人向他们提供了伪造的证件，然后皮埃尔的家人就使用这些假证件搬到了一位朋友—韦利伯爵夫人的家里，化名为瓦特尔（与韦尔的首字母相同）。他们一家在伯爵夫人家里住了好几个月，然后这位伯爵夫人帮他们找到了一所待租的城堡式房子。虽然这座房子非常舒适，但是房子里没有自来水。他们在那里待了两年，从1943年复活节一直住到1945年复活节。有关米歇尔的官方文件显示，他当时名叫“米歇尔·瓦特尔”，出生于亚眠（而不是巴黎），他的出生日期也与实际日期不一样了。 尽管在东躲西藏地过日子，他们一家仍留下了女仆和男管家。米歇尔在战争年代里几乎不去上学了。“这真是妙极了。”他在多年后说道，“我们当时非常开心，就像是在度假一样，我还读了很多书。”他读的书中包括福楼拜、司汤达和纪德的作品，但这只不过是小孩子驱除恐惧的一种方法，事实上他们时刻面临着危险。他们的父亲远在纽约，而他们的继母则不停地担心别人会发现他们的犹太血统，就像其他家庭成员所遭遇的那样。米歇尔无法忘记在离开戛纳的火车上听到的那些窃窃私语。为了避免被认出是犹太人，米歇尔和妹妹在半夜接受了洗礼，从此以后成为了法国天主教徒。米歇尔回忆说：“我父亲告诉我，‘你是法国人，而法国是一个天主教国家，因此成为天主教徒将更实际。我要让你接受洗礼。’”（皮埃尔·戴维－韦尔自己在1965年皈依为天主教徒。）米歇尔说，这次半夜的洗礼对他而言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家里的成员都不是非常信奉宗教。“这很平常，”他说道，“坦率地说，我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犹太人，完全是因为战争我才明白自己是犹太人。”（直到现在，米歇尔仍向全世界的天主教和犹太慈善组织提供财务支持。）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合伙人之一—休伯特·海尔布伦正是在这段时期认识了米歇尔，他相信就是因为这段战时的经历，使米歇尔形成了对人“冷淡”的态度。米歇尔同母异父的兄弟吉恩·盖拉德—贝丝与前夫生的孩子—则没那么幸运了。成为法国抵抗组织成员的盖拉德被纳粹分子逮捕了，他先被送往多拉，然后被送去了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最后死在了那里。贝丝再也没有从失去儿子的悲痛中恢复过来。 当阿尔兹切尔全心全意帮助皮埃尔和他的家人时，安德鲁·梅耶则在不紧不慢地给位于百老汇120号的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制造麻烦。在刚开始的时候，安德鲁和他的家人在努力适应新的世界。他们初到纽约时住在第五街的史丹霍酒店，然后搬到了林荫大道上的戴蒙尼柯酒店，接着他们又搬了好几个地方，最后在麦迪逊大道的超豪华的凯雷酒店安顿下来。在那里他们选择了第33层的两套房间。这样频繁地转换住所，说明安德鲁离开自己在巴黎创下的天地后内心非常苦闷。被误诊为癌症患者、不会讲英语以及没有客户等一系列问题接踵而来，更令他痛苦的是，似乎没人知道他是谁，也没人知道他在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做出的成就。他显得那么无足轻重。“所有的一切都向他袭来—纳粹、战争、法国的失败。”安德鲁的儿子菲利浦这样解释安德鲁在当时的境况，“从个人层面来说，他一度非常成功，但是突然一切都坍塌了，他必须从头再来，而且他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能力和勇气重新开始。” 到了1941年5月1日，安德鲁从委靡不振中恢复过来，然后又开始了冲锋陷阵。他聘用了一位新的助手西蒙·罗森，这是一名比利时女人，她安排自己的母亲与安德鲁在中央公园南部的罕布什尔家庭酒店会谈。在接受安德鲁的聘用后，女儿和母亲一起搬到了安德鲁在百老汇120号的办公室—不是第二层的拉扎德投资银行办公室，而是其上的第30层。在安德鲁后半生里，罗森一直是他的助手。随着业务的增加，后来安德鲁又聘请了第二名助手阿尼克·珀西瓦尔—他的瑞士籍会计的女儿。 为了重新找回自己往日的辉煌，安德鲁使用了惯用的手法—将眼光瞄准了那些最大的客户：他开始想方设法地将美国广播唱片公司的主席、备受尊敬的戴维·萨诺夫发展成自己的客户。安德鲁在一开始就向犹太联合募捐助会进行天价募捐，金额高达10万美元。这个协会是最受萨诺夫青睐的一个慈善机构，而萨诺夫则被这个他从未听闻也素未谋面的人表现出来的慷慨给镇住了。正如安德鲁所料，萨诺夫开始接近他，这个过程与当初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挑选出弗兰克·阿尔兹切尔如出一辙。从此以后安德鲁和萨诺夫两人便开始了长期合作（这一直被传为佳话），美国广播唱片公司成为了拉扎德投资银行长达好几十年的客户。“获得美国广播唱片公司这样的客户就如同现在获得了微软这样级别的客户。”安德鲁的孙子帕特里克·格舍尔这样解释道。 在日本轰炸珍珠港后的第二天，安德鲁开始骚扰在第二层工作的纽约合伙人。虽然他还不是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的五大合伙人之一，但是根据修改的《合伙协议》第4.1章，他仍然有办法达成自己的目的。他向拉扎德投资银行的纽约合伙人发送了一封极具挑衅意味的便函—彻底摊牌的时候到了。这就是典型的安德鲁：在严厉和专断的同时又有一点阿谀和逢迎。 “我亲爱的朋友们，”他用熟练得令人惊讶的英语写道， 作为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的代表，我希望在我们签订新合约前声明，我非常满意地看到第二层工作的合伙人能保持融洽的关系。我充分相信，他们对所有的问题都非常清楚。我要让他们明白，我充分信任他们，并且希望在以后能尽量与他们合作。基于我肩负的各种利益及责任，我将尽可能地出席二层召开的各种日常会议，讨论公司在经营中的各种问题。在我认为有必要的情况下，我希望能在会议上自由发表意见，能自由提出对银行有利的建议。在当前的情况下，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意节省费用开支，我们将认真考虑辛格根据阿尔兹切尔和鲁塞尔的要求做出的缩减支出研究。请大家放心，公司管理的最终决策权以及相关责任始终都在纽约合伙人手中，这一点不会发生变化。 尽管安德鲁的措辞比较晦涩，但是他已经相当明确地告诉纽约合伙人，他是拉扎德投资银行所有权的唯一代表，根据新的《合伙协议》，他有权力自由决定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的管理和经营。当然让他做出此决定的部分原因在于一系列的现实情况—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已经被皮尔逊控制，巴黎支行事实上已被解散，而他自己又身在纽约。在成功欲望的驱使下，他不得不在纽约支行的基础上重振整个公司。 如果说安德鲁在12月9日的短函在实质上仅仅是他意图的流露，那么一个月以后他就正式向阿尔兹切尔施压了。在一封三页的信中，他明确地告诉阿尔兹切尔，解散由阿尔兹切尔一手创办起来的全美投资者综合基金的时候到了。他还提醒阿尔兹切尔， “一年多以来” 他一直努力说服阿尔兹切尔，全美投资者综合基金必须解散。“事实证明，我说得没错。”他在信中这样说道。他还提到了1941年9月的全美投资者综合基金董事会会议，他本来希望阿尔兹切尔能在会议上宣布解散基金。“当时存有友谊和抚慰之心，因此我没有进一步要求。但在这以后，我们从去年10月月末开始又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但是一直没有做出明确的决定。”安德鲁在信中写道，战争的爆发让他有充分的理由（外加其他原因）迅速解散基金。“我希望聪明的你能够主动解散基金，因为你是公司的决定性人物。我真诚地希望自己能说服你，让你相信采取这样的行动是完全必要的。我们要正视现实，不要抱有徒然的幻想。在1942年我们将不再让公司的资金遭受无谓的风险。在我看来，没有任何人会因此而失去威信。恰恰相反，这是见识和勇气的明证。”安德鲁在信中解释说，自己已经就此思考了“很长时间”，是出于“朋友”的忠诚以及“巴黎合伙人的责任”来发表看法的。 为了确保阿尔兹切尔能明白自己的意图，安德鲁在结尾处这样写道：“我希望这次我能成功地说服你，你能照我的意思做。我希望你能清楚我的观点。说实话，对我个人而言，时刻肩负公司的责任非常劳心劳力，我已经目睹了公司太多的困难和危机了。” 这封信直接导致了阿尔兹切尔的大权旁落，但是他不得不放低高贵的身份来咽下这枚安德鲁给他的苦果。他曾帮助安德鲁来到美国，并帮他安顿下来。在安德鲁抵达美国后，阿尔兹切尔还邀请他到自己庄园度周末，安德鲁在那里结识了第一位美国驻联合国女大使马丽塔·特里等社交名流。阿尔兹切尔还帮助安德鲁的儿子菲利浦进入迪尔菲尔德中学和哈佛大学念书；他甚至还在1943年1月给国务院写信，试图帮助安德鲁的侄子、身陷西班牙监狱的米歇尔·韦尔获取美国的紧急签证。 尽管他提供了如此多的帮助，但到了1942年年初，他在工作上还是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安德鲁在32层的高处不断向他发难。而且他也没有收到皮埃尔·戴维－韦尔的任何消息，现在只有皮埃尔是安德鲁的制衡力量。1942年2月，犹如晴天霹雳—他受到了拉扎德投资银行领导人罗伯特·金德斯利伯爵的尖锐指责。出于礼貌，阿尔兹切尔向金德斯利报告了纽约合伙人的年度变动情况。但不知何故，金德斯利似乎被惹恼了。他给阿尔兹切尔写信说，自己宁愿收到纽约合伙人寄来的“私人信件”，也不愿意“被当做一名普通合伙人那样看待”。为了让事情平息下来，阿尔兹切尔过了六周才回复这封信。他很诚恳地回复说，自己很感谢金德斯利的“正确批评”，而且他还说：“我们之所以没有及时通知您关于纽约合伙人情况的变动，主要是考虑到在这战火纷飞的年代，您肯定要处理大量的紧要问题，因此合伙人变动这种小问题暂时可能不甚重要。此外，相对于业务量的缩小，人员变动的重要性就位居其次了。这也说明我们在将来还有许多问题要处理，这些事情在一朝一夕是无法得到满意的解决的。”他在信中告诉金德斯利，他希望“皮埃尔在不久后”能亲自来纽约视察，这样就能“有机会向他请教”，进而让公司有更明朗的前景。 但是当皮埃尔在1942年5月来到纽约后，安德鲁对阿尔兹切尔的敌意并没有得到缓和。皮埃尔·戴维－韦尔和阿尔兹切尔之间的关系很友善，他们具有贵族气派，而且都很圆滑，这和理性好斗的安德鲁完全不一样。“皮埃尔对安德鲁的称呼总是中规中矩。” 马丽塔·特里曾经这样说，“虽然我感觉皮埃尔钦佩他，相信他而且依赖他，但是我不觉得皮埃尔喜欢他。”但无论如何，皮埃尔和安德鲁以所有者的身份联合了起来。在他们眼里，阿尔兹切尔不过是一个拿着高薪的雇员。就安德鲁而言，在尽量融入纽约上流社会的同时（他会穿着三件式套装去拜访阿尔兹切尔的农场）他开始私下里向其他从欧洲移民过来的朋友吐露：“在一年里，我将成为老板。” 事实也确实如此。阿尔兹切尔勤勤恳恳为拉扎德投资银行奉献了近35年—在1919年纽约和伦敦支行面临清算的时候无私地提供帮助；默默无闻地带领公司走出了1924年的危机；在1931年和1932年濒临破产的时候，仍在苦苦支撑；在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岔路口带领公司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当纳粹分子查封了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后仍保持坚定的信心……当他凭借自己的家庭和政治关系去为高级合伙人皮埃尔·戴维－韦尔和安德鲁·梅耶这两位著名的犹太人提供帮助，让他们从战火纷飞的欧洲安全抵达美国时，他的奉献已经远远超出了忠诚的定义。他甚至做成了近乎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帮助皮埃尔的家人争取得了美国签证。但即便受了阿尔兹切尔如此多的恩惠，皮埃尔和安德鲁还是一起在他背后狠狠捅了一刀。 1943年12月16日，也就是皮埃尔刚到纽约一年多后，拉扎德投资银行宣布阿尔兹切尔将在12月31日正式“退休”。公告还宣称，皮埃尔和安德鲁将成为纽约支行的个人合伙人，巴黎支行仍是纽约支行的合伙人。作为退休的嘉奖，阿尔兹切尔仍担任他钟爱的全美投资者综合基金的主席。当阿尔兹切尔离开后，拉扎德投资银行按安德鲁的要求撤出了在全美投资者综合基金的权益。正式分道扬镳以后，阿尔兹切尔将办公室搬到了华尔街40号，并将大量的时间投入到外交关系委员会中，以图影响世界局势，而拉扎德投资银行则搬到了华尔街44号。 拉扎德投资银行内部权力变迁的背后原因不难想象，但是人们很难得出确切的结论，毕竟所有的当事人都已过世。拉扎德投资银行前合伙人帕特里克·格舍尔曾这样说过—合伙人们曾就安德鲁和皮埃尔取代阿尔兹切尔的问题进行投票，尽管只有一位纽约合伙人投票反对阿尔兹切尔，但他还是被踢出了局。1998年为拉扎德投资银行150周年庆出版的拉扎德投资银行简史对这次事件仅做了如下简单刻薄的描述：当安德鲁和皮埃尔来到纽约的时候，他们发现纽约支行“已经乏善可陈。但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这两位法国合伙人就开始重建公司，他们开始吸收新的合伙人，并在华尔街和业界寻找新的合作伙伴”。 阿尔兹切尔业已过世的儿子亚瑟是高盛的长期合伙人，他曾不止一次描述他父亲的遭遇。“我从来不认为我父亲有过任何控制权，”他说道，“我相信控制权被牢牢把握在法国合伙人的手中。在任何时间里，只要这些法国合伙人想要实施控制，他们就有能力这样做。”在私底下，亚瑟·阿尔兹切尔极其反感安德鲁和皮埃尔对待自己父亲的方式。在20世纪80年代，亚瑟在意大利一座豪华庄园度假时意外地遇见了将成为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的罗伯特·阿格斯汀利，他们两人在高盛工作时就彼此认识。阿格斯汀利一直记得这次偶遇，当他告诉亚瑟自己将离开高盛去拉扎德投资银行时： 他看着我说：“你还敢去那个鬼地方工作呀。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对待我们全家的吗？”然后他接着说：“我父亲当时在那里工作，他非常忠诚，我们全家都对那些家伙非常忠诚，我们非常体谅他们。战争爆发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任何法律义务要把他们带过来。他们非常粗鲁无礼，他们把自己的公司丢给了代理人管理。我们是体面的人，因此我们把他们接了过来。但接下来我所知道的是，他们递了一些文件给我父亲，然后我父亲就被赶出来了。我们家族当时是纽约的犹太名门。我们是有尊严的人。我们的名声要比他们的好。这帮人就这样溜进了公司—皮埃尔·戴维－韦尔只不过是受安德鲁这个狡猾卑鄙的坏蛋所控制的傀儡。你是高盛的人，为什么要帮那伙人干活呢？” 弗兰克·阿尔兹切尔显然认为自己遭到了合伙人的背叛，但他还是能在公开场合保持镇定。在公开宣布离职的4天后，他给伦敦的罗伯特·金德斯利发了封电报。“非常感谢你通过皮埃尔转致的问候。请放心，纽约支行正处于多年来最稳固和最有希望的阶段。向各位合伙人和你们的家人致以最诚挚的祝福。”1944年1月，阿尔兹切尔推荐皮埃尔加入了位于百老汇60号第21层的一家入会限制严格的社交俱乐部瑞瑟斯。1945年3月，他又推荐安德鲁加入了这家俱乐部。1944年10月，他给七十多岁的戴维·戴维－韦尔写了一封短信，向这位德高望重的拉扎德投资银行长者表示祝福，并告诉戴维自己在战争年代非常想念他。他还在信中说起了自己离开拉扎德投资银行的经过，尽量把这件憋屈的事情描述得轻松一点。“毫无疑问，您肯定已经知道了我的长期合伙人关系已经结束了。”他写道，“早在7年前我就有这样的想法了。我唯一的遗憾是，误解似乎已经影响了我一直珍视的友谊。”但是他却没有收到戴维的回信。 1945年5月，阿尔兹切尔去了巴黎，在那里他给安德鲁寄送了一封让人非常伤感的信。这封法文信只有两页，主要介绍了他在那几周内了解到的一些事实，这些事实说明米歇尔同母异父的兄弟吉恩·盖拉德已经死了，而且非常可怕。纳粹分子逮捕了吉恩，然后在1943年把他送到了多拉。一到那里，他就被强迫进行苦力劳动，连续7个月在地下挖秘密隧道，每天要劳作12至18个小时，而且不能到地面上来。纳粹看守对待战俘非常残忍，强迫他们在隧道里睡觉。1944年5月左右，包括吉恩在内的很多囚犯在几个月来第一次被允许到地面上来。但是吉恩很快得了心脏病，他开始变得非常虚弱。然后他被分配当电工。这时候，他才能偶尔有机会与同伴下下象棋或做一些数学计算。1945年4月6日，纳粹用火车将吉恩从多拉集中营强制送往位于柏林东北部的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在那里，他患了痢疾。阿尔兹切尔在信中写道：“这次出行的条件极其恶劣，火车的每节车厢都塞了130个人，他们没有任何食物，就这样连续站了9天。很少有人能活着到达目的地。我无须详述这趟火车上发生的暴行，我只想告诉你这样的事实，80%的人在到达拉文斯布吕克前就已经死了。”在死亡边缘挣扎的吉恩挺过了这次旅程，纳粹把他扔到了拉文斯布吕克医务室的台阶上，据说他在4月15日或16日死在了医务室。一个从拉文斯布吕克逃出来的战俘回到巴黎后把这些可怕的消息—但是至今仍未得到官方证实—告诉了皮埃尔·戴维－韦尔。不过无论如何，还是有“非常渺茫的希望”，吉恩可能从拉文斯布吕克逃到了俄军控制地区的某所医院。 这个悲惨的消息击垮了皮埃尔和贝丝。虽然阿尔兹切尔要求安德鲁不要把这事告诉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或者他们身边的人，不要向他们暗示吉恩可能已经死了，因为他们一直怀有渺茫的希望，认为吉恩还平平安安地待在医院里。但是1945年6月月末的一天，皮埃尔和贝丝还是得到了确切的消息，证实吉恩已经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身亡了。阿尔兹切尔用电报向皮埃尔“发送了他和他妻子最诚挚的慰问，对已经证实的悲痛消息深表同情”。皮埃尔从位于巴黎吐欧特大街5号的拉扎德投资银行临时办公室做了回复：“贝丝被您和海伦的慰问深深感动了。您亲爱的朋友，皮埃尔·戴维－韦尔。” 但战争年代发生的事情已经改变了阿尔兹切尔和皮埃尔之间以及阿尔兹切尔和安德鲁之间的友谊。尽管我们很难从他们的通信中看出端倪，但是阿尔兹切尔与其他人的通信却清楚地显示了他们之间的裂痕。在离开拉扎德投资银行多年后，阿尔兹切尔经常给住在纽利的安德鲁·拉扎德的孀妻姬尼特·拉扎德写信。在其中一封日期为1952年7月（戴维·戴维－韦尔死后的第10天）的信中，阿尔兹切尔向姬尼特吐露了安德鲁·梅耶和皮埃尔让他遭受的终生创伤。“现在距离我们上次通信已经有很长时间，我常常会想起您。”他这样写道，“我在前些日子得知了戴维·戴维－韦尔过世的消息，对此我感到非常悲痛。我从小就认识他，而且我和他的关系本来一直特别好，但是皮埃尔向他的脑海里灌输了一些对我不利的观点，皮埃尔在戴维面前歪曲了他和我之间的不愉快。我还想向弗洛拉—戴维·戴维－韦尔54岁的妻子—表示慰问，但现在我感觉自己会打搅她。唉，我真是受够了！” 安德鲁·梅耶自然不会考虑阿尔兹切尔的感受。首先，安德鲁根本无法理解这种受伤的感受；其次，他没有时间来缅怀过去。战争很快结束后，安德鲁预期美国和欧洲肯定急需复兴严重受损的经济和基础设施。拉扎德投资银行急切希望自己有资格帮助美国领导人达成经济目标。为此目的，安德鲁迅速抛弃了阿尔兹切尔领导的那些老的合伙人，组建了新的队伍，其中包括来自全美投资者综合基金的阿尔伯特·赫廷格；李·希金逊公司（Lee Higginson & Co.）的前合伙人及交易人乔治·莫雷恩，以及前军官、小型经纪公司希尔兹公司的雇员埃德温·赫佐格。“从一开始，安德鲁就一心只想着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彻底换员和公司重建。”卡里·赖希在《金融家》中这样写道，“拉扎德投资银行的业务类型相当繁杂—这是如此规模的大公司所存在的典型现象—安德鲁认为这是一堆缺乏系统的、毫无利润可言的大杂烩。在他眼里，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大部分合伙人和员工都是一群碌碌无为的平庸之辈。因此，他迅速在业务和人员这两方面进行了大洗牌。”在抛弃了阿尔兹切尔领导下的老合伙人之后，他关闭了波士顿、芝加哥和费城三地的地方性经纪事务所。纽约—具体而言就是位于华尔街44号的简陋房间—就是拉扎德投资银行在美国的唯一机构，银行费用也将大幅缩减，一切都要符合安德鲁的难民心理。拉扎德将不再因为零售客户而浪费宝贵的时间和资本。 在拉扎德投资银行历史的前一百年里，它经历了多次财务危机，每次都勉强逃脱厄运。安德鲁希望在自己充分掌权的情况下，拉扎德投资银行能打破这种不幸的模式。安德鲁希望把拉扎德投资银行改造成一家专注于公司重组和公司发展的全球性公司。“安德鲁希望能把拉扎德投资银行打造成这类业务中的领先企业，这里不是指在规模意义上领先，而是在品质方面领先。” 1946年加入公司的合伙人弗雷德·威尔逊说道，“安德鲁曾多次这样说，这也是他在拉扎德投资银行的雄心壮志。”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安德鲁将弗兰克·阿尔兹切尔踢出了拉扎德投资银行。自此以后，在叼着雪茄的安德鲁的领导下，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大佬战略开始抬头。喜欢四处走动的安德鲁选择住在凯雷酒店的优雅套间里。“他希望能在任何一天都能直接下楼、结账、走人—只需要关门、交回钥匙、拿上飞机票，然后离开。” 费利克斯·罗哈廷这样描述安德鲁。安德鲁对东部富人区豪华酒店的偏好似乎传染给了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其他纽约合伙人。于是怪事发生了，这些合伙人中的很多人都住在酒店里：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5年多时间里，费利克斯住在沃尔瑞酒店，西蒙·沃德维尔德住在斯坦侯普酒店，恩吉尔伯特·格罗莫斯住在海德公园，阿尔伯特·赫廷格在韦斯特伯利有一套公寓，而霍华德·尼芬则在波克夏有一套公寓。和合伙人戴维·戴维－韦尔相似的是，安德鲁也沉迷于艺术作品，他所住的凯雷酒店的房间里挂满了珍贵的油画。 其实安德鲁并不是那么热衷于艺术品，而是热衷于这样一个理念—像他这样身居高位的人（拉扎德的领导人）必须要拥有世界一流的艺术藏品。关于乔治·布卢门撒尔因为热爱艺术品，所以在纽约获得地位、名誉和尊敬的故事，安德鲁对此是了如指掌。当时布卢门撒尔成为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董事会的第一位犹太成员，而且他对博物馆的资金捐赠及艺术品捐赠都是有史以来最多的。布卢门撒尔甚至安排去世后将一所16世纪的西班牙城堡上的两层封闭式华丽阳台捐给了该博物馆，这所城堡是他从海外进口回来，然后在林荫大道的庄园里重新组装起来的。安德鲁的善意对手博比·雷曼—他已经取代了布卢门撒尔在大都会博物馆董事会的位置，成为了第二个犹太会长—也拥有世界一流的艺术藏品。“博比·雷曼和安德鲁的区别在于，博比是真正地对艺术品感兴趣，而安德鲁则不过是想炫耀一番，就像猎人们喜欢把鹿角挂在墙上一样。”一位前雷曼合伙人这样说道。当雷曼到凯雷酒店去拜访安德鲁的时候，他都会乘机将安德鲁的艺术藏品夸赞一番。“安德鲁，你的收藏品可真漂亮。”雷曼会这样说。而安德鲁则这样回敬雷曼的恭维：“这没什么。和你的相比，我的这些东西根本不值一提。”事实上，根据许多每天都被召去安德鲁寓所的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的描述，他的艺术收藏还是值得一提的。他的收藏品包括莫内的作品《穿皮大衣的女人》、伦勃朗所作的佩却尼拉·柏思的肖像画、毕加索的《白领男孩》。此外还有雷诺阿、塞尚、德加、勃纳尔和凡高等人的珍贵作品。安德鲁曾一度为毕沙罗的一幅风景画掷下6.2万美元，这在当时是毕沙罗作品的最高出价。 安德鲁还收藏亨利·摩尔、毕加索和罗丹的雕塑作品。他拥有中国古代的酒罐以及六尊铜佛。他房间里的家具似乎都是收藏的路易十五或路易十六的珍品，其他的一些小东西也大有来历。 安德鲁也喜欢像戴维·戴维－韦尔那样经常逛画廊，参加拍卖会，由此搜寻购买目标。他没有戴维那样对艺术无止境的欲望，他更喜欢讨价还价，不过他时刻留神自己的形象，在他看来购买珍贵艺术品的行为就是一种重要的宣传。他也会不时地鼓励合伙人为他们自己的住所购买艺术品（但绝不是为办公室购买艺术品）。 安德鲁那满是艺术品的凯雷酒店的房间与拉扎德投资银行的信条完全一致，合伙人日积月累的个人财富只能留在家里面享用，而不能拿到办公室里面炫耀—“老鼠习气”是该现象的最佳描述。“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办公室绝对是死气沉沉的表率。”《时代周刊》在1976年这样评论，“会议室、休息室和其他大部分房间都被涂成米色，还有米色的地毯、米色的墙纸、米色的皮椅。除了梅耶的办公室，其他房间的墙壁上既看不到大幅艺术品，也看不到小幅艺术品，也就是说—完全没有艺术品，有的只是米色，12英尺×15英尺，费利克斯的办公室就一直是这么大。” 安德鲁·梅耶成为了一些国王、总统还有已故的杰奎琳·肯尼迪的知己。根据《纽约时报》报道，“在一些秘密的社交圈子里面”，杰奎琳·肯尼迪与船王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的婚姻被“风趣地”称为“拉扎德－弗瑞斯婚礼”，因为很多人都相信这样一个传言，即安德鲁·梅耶是杰奎琳和船王的月老，即使安德鲁本人否认此事也无济于事。“在很多方面，他是当代投资银行界最具创造力的金融天才。”安德鲁·梅耶的老朋友戴维·洛克菲勒这样评价道，“他是一个极其杰出的人，具有很强的正直感和荣誉感，对自己公司的名望非常自豪。”洛克菲勒经常就一些潜在交易向安德鲁寻求咨询，而安德鲁则邀请洛克菲勒参与自己的风险投资交易。 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曾这样说道：“一家机构是一个人活着的影子。”爱默生的观点尤其适用于安德鲁·梅耶和拉扎德投资银行之间的关系。“他对拉扎德投资银行怀着狂热的感情。”安德鲁的姻亲、1958年应邀加入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的弗朗西斯科·沃思这样回忆道：“拉扎德投资银行是他的上帝，是他的信仰。对他而言，拉扎德投资银行这个名字比其他任何东西都重要。在他眼里，拉扎德投资银行就是一切、全部、所有。”其实安德鲁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他既怀着身为难民的焦虑，也有在世界舞台上周旋的各种手段和技巧。“他在洛克菲勒大楼的顶层工作，是一个消瘦的难缠的老头。”英国作家安东尼·桑普森曾这样评价安德鲁·梅耶，“他那凹陷的嘴唇会突然咧出笑意，他的能量会在沉默中瞬间爆发出来。他会在房间里大踏步走动或者是操起电话，死死地握住话筒，咕哝着‘是’或者‘不是’，然后再把话筒扔下。他通过电话来发号施令。每天早上他5点起床，然后在还未赶到办公室时就开始欧洲的生意，银行家们都抱怨他的电话在早上5点半似乎就已经占线了。”不过与许多成功的投资银行家一样，他会在合伙人和下属面前收起自己在客户面前的魅力及威风。在他追寻“最终目标”的过程中，他经常称他们是“雇员”。费利克斯认为，安德鲁行为的善变是他内心缺乏安全感的体现。“在他严厉可怕，有时候还有点矫揉造作的外表下面，隐藏着一颗渴望得到关爱的心。”费利克斯这样说道。数年后他又说：“安德鲁是一个有着法国贵族面孔的犹太难民。” 安德鲁还是一个控制欲上瘾的家伙，他掌控着拉扎德投资银行的方方面面。例如，他会在每个圣诞节订购大量相同尺寸的布克兄弟牌衬衣，然后不管尺寸大小，就将这些衬衣作为礼物分发给公司的雇员。公司的长期高级顾问梅尔·海涅曼则负责在圣诞节前列出给安德鲁写了感谢信的雇员名单。如果没有写感谢信，那么雇员就很有可能因此而遭到解雇。安德鲁只对勤奋工作感兴趣。他痛恨别人度假，而且他自己也几乎从不度假。20世纪60年代晚期，当在拉扎德投资银行工作了60多年的合伙人乔治·艾姆斯拒绝缩短全家在加利福尼亚和夏威夷的休假时，梅耶几乎要在电话里就将他解雇了。休假回来后，艾姆斯回到拉扎德开始工作。“安德鲁就一些与我无关的事情来严厉斥责我，” 艾姆斯回忆道，“但是他从来没有解雇我，我也没有在意这件事情。”通过这次经历，艾姆斯得出的结论是，若要在拉扎德投资银行取得长期的成功，唯一的途径是“飞翔时要低于雷达荧光屏半英尺”（不要触犯安德鲁·梅耶）。无独有偶的是，拉扎德投资银行前合伙人弗兰克·扎布曾回忆起应邀与安德鲁还有国际金融家西格芒德·沃伯格一起共进午餐的情景。这次邀请可能是作为动用扎布在华盛顿的关系（福特总统的主要能源官员）的一个奖励，因为安德鲁利用这个关系将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合伙人安东尼·贝尔南的儿子从尼加拉瓜解救到了美国，而当时这位合伙人的儿子还没有美国签证。扎布就只是坐在那里听着他们谈话。“我根本不敢开口说话，他妈的一句话都不敢说。”他说，而那两个银行家勇士就在旁边抱怨着那些年轻合伙人的技术失误。据说沃伯格经常待在安德鲁·梅耶在凯雷酒店的套房里，然后两个人就开始相互奉承。“安德鲁，你是华尔街最杰出的人。” 沃伯格这样称赞道。而安德鲁则回答：“西格芒德，你毫无疑问是伦敦最杰出的人。”据说安德鲁·梅耶是西格芒德·沃伯格唯一忌惮的人。 安德鲁独自决定着何人于何时能成为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他完全清楚众人所觊觎的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的身份所带来的声望和财富。他的选拔没有任何明确的标准，不过据说他比较偏好有成就的实业家与年轻交易员的组合。 从长期合伙人戴维·苏皮诺的经历我们似乎能对安德鲁的奇特方式窥知一二。苏皮诺认为勇气是自己能在为银行工作了7年后提升为合伙人的原因。从哈佛法学院毕业后，他在华尔街律师事务所谢尔曼史德林公司工作了好几年，日复一日地处理单调乏味的贷款合同，当时他的助理律师生活单调沉闷得让他无法忍受。 1968年6月的一天，苏皮诺与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E·彼得·科科伦共进午餐。午餐结束时，科科伦邀请苏皮诺加入拉扎德投资银行。当时苏皮诺对拉扎德还不甚了解，但是他从一名华尔街律师的角度隐约感觉“到这个地方工作非常危险”，因此苏皮诺告诉科科伦，自己对此并不感兴趣。“而且我还告诉科科伦，”苏皮诺说道，“我曾听人说费利克斯·罗哈廷是一坨屎（这是我的原话）。因此我说，‘谢谢你，但是不用了。’” 科科伦在午饭后回到了办公室，并把这场对话的内容报告给了安德鲁，其中还包括苏皮诺对费利克斯的描述。安德鲁的回复是：“你必须聘用他。” 一个月后，苏皮诺同意了去拉扎德投资银行，他的薪酬是当律师时的三倍。当他第一天到华尔街44号时，他将这个地方描述为“非常严肃的地方”，也非常“单调乏味，全都是米色的墙壁”，他想：“现在呢？我应该做什么？”然后他很快得出结论：“你必须自己弄清楚要做的事情。”他的第一项任务是分析协同作用对美国公司的作用，从而证明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并购活动所产生的重大意义。 几年以后，安德鲁让苏皮诺去整顿位于纽约莱塞蕾丝湖的联合运输公司，拉扎德投资银行曾对该公司进行了一笔投资。苏皮诺在联合运输公司待了两年，帮这家公司扭亏为盈，然后将其成功出售。在出售交易还没有完结时，安德鲁就把苏皮诺召到了凯雷酒店。 “我去了凯雷酒店，上楼进了安德鲁的套间。”苏皮诺回忆道，“当我走进其中一间书房的时候，看到了弗兰克·皮兹托拉、汤姆·穆拉齐、彼得·科科伦还有安德鲁。当我进去后，他们都扭过头来看着我，然后安德鲁就发话了，‘戴维，我们现在要卖掉联合运输公司了，现在你打算做什么呢？’我回答道，‘梅耶先生，我还没有考虑这个问题。我现在只是尽量把这个交易做完。’然后他说，‘那么，你为什么不回到拉扎德投资银行来呢？我们会支付你数万美元额外奖金。’这时我说，‘梅耶先生，对不起，我恐怕不能这么做。我很抱歉，我已经在拉扎德投资银行做了6年的助手，如果您现在还不清楚我是不是合伙人，那么您恐怕没有机会知道了。’我还告诉他，‘可能这个交易还不会结束，那么我还得待在联合运输公司。’他当时勃然大怒，当着大家的面开始大发脾气。他冲我吼道，‘你这个傲慢无理的小子！’然后他接着说，‘去，你和我的合伙人说去。我不管这件事情，我的合伙人管这事。’” 苏皮诺还记得，大约一周后，安德鲁给他打电话让他在第二天上午10点钟去凯雷酒店。大家“在见他之前总是非常害怕”，苏皮诺说，但是他准时在约定时间去见了安德鲁。“我再次来到凯雷酒店的时候，这次他的房间里没有其他人。”苏皮诺回忆道。 “见到你很高兴，戴维。”安德鲁说，“过得怎么样？” “过得很好，梅耶先生。”苏皮诺回答道。 “戴维，我已经决定让你在今后以合伙人的身份重回拉扎德投资银行。”安德鲁说。 “啊，梅耶先生，非常荣幸！梅耶先生，我真是感到非常荣幸！”苏皮诺还记得自己的原话。 “是的，我愿意给你1%的利润。”安德鲁接着说。 “我说，‘梅耶先生，现在无论你说什么我都非常愿意。’”苏皮诺回忆道，“‘你也可以只给我1%的1/4。能成为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合伙人是我莫大的荣幸。’”就这样，苏皮诺获得了1%的利润。 毫无疑问，费利克斯是安德鲁的重点保护对象。随着安德鲁的健康在20世纪70年代逐渐恶化，费利克斯开始益发自如地在市场上使用安德鲁的名号，然后由此获得巨额收益。即使是在纽约，他们两人之间也是用法语进行交谈。在拉扎德投资银行，费利克斯与安德鲁的关系非常亲密，其他任何人都无法和安德鲁建立这样亲密的关系—如果有人试图去这样做，那么他很快就会泄气。“在某种程度上，费利克斯简直就是安德鲁的儿子。”一位合伙人这样说道，“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而且相互之间非常坦诚。”安德鲁的讣告里面提到让费利克斯—而且只有他—成为自己的继承人。费利克斯作为顾问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安德鲁。据说安德鲁只喜欢三样东西：相貌出众的女人、珍贵的艺术品以及复杂的交易。当被问及这个问题时，安德鲁这样告诉记者：“前两样东西在本质上是同一件东西，而第三件则完全不同。”安德鲁向客户提供的服务与费利克斯所提供的服务是不一样的。在很大程度上，安德鲁将自己看做是负责人，而不仅仅是一名顾问。事实也确实如此，他是戴维·洛克菲勒、威廉·佩利、戴维·萨诺夫还有杰奎琳·肯尼迪等人的亲密好友。安德鲁将他们当做伙伴，而他们则视他为一位迷人有趣的外国人。 在内部设计师斯蒂芬·布丁的引见下，安德鲁·梅耶见到了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他是一个玩女人的高手。” 布丁的代理人保尔·曼诺这样评价道，“布丁和我一起去见他，然后问道，‘你想不想见见杰奎琳·肯尼迪？’他的眼睛兴奋得突了出来。然后我说，‘这要花5万美元。’他问，‘用来干吗？’我接口道，‘用来买地毯。’”在曼诺的推荐下，安德鲁·梅耶为白宫的会客厅蓝房购买了一张19世纪的萨伏纳里地毯。就这样他见到了第一夫人，然后成为了她的财务顾问和密友。他在1967年还陪前第一夫人参加了维尔登斯邓画廊举办的一场活动，为帮助修复佛罗伦萨被洪水冲毁的艺术品而进行募捐。在众多蜂拥而至的摄影师面前，他们手挽手走进了画廊。 虽然安德鲁的妻子一直都是贝拉·雷曼，但安德鲁是出了名地讨女人喜欢。“安德鲁有一双不安分的眼睛。”他的一位朋友说道，“即使在他妻子面前，他也从不隐瞒这点。她们几乎都成了家庭的一分子。这是理所当然的。如果这些女人想这样，他也想这样，那么贝拉也不会反对—她还可以因此大赚一笔呢。”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来到纽约后不久，他就与法国外交官贺夫·阿尔芬德的妻子克洛德·阿尔芬德开始了一段长期的恋情。当法国落入纳粹之手时，贺夫奉命来到华盛顿的法国大使馆，然后他很快就去了伦敦，加入了自由法国运动。克洛德留在了纽约，然后她开始在蓝色天使等夜总会里当歌女。一名纽约社交名流回忆说，他们的风流韵事在当时是“尽人皆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阿尔芬德夫妇一起回国了，然后很快离了婚。贺夫后来成为了肯尼迪政府时期驻华盛顿的法国大使，他从来没有谴责过安德鲁。克洛德回到了纽约，然后就一直住在凯雷酒店里。“她之所以能侥幸得宠，完全是因为安德鲁宠爱她。”安德鲁的孙女玛丽安娜·格舍尔解释道，“他非常宠她，她放荡不羁，这非常吸引他。他喜欢这种女人。” 安德鲁还同另一个法国移民亨瑞埃塔·布罗奇发展过一段长期关系，她是莫里斯·布罗奇的妻子。和先前的贺夫·阿尔芬德一样，布罗奇接受了妻子与安德鲁的恋情。“我觉得我祖父是她生命中真正的男人。” 玛丽安娜·格舍尔说，“在她眼里，他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对的。” 亨瑞埃塔还成为了贝拉的好朋友。根据安德鲁的孙子帕特里克·格舍尔的说法，安德鲁还与费利克斯的母亲有染，这也部分解释了安德鲁能认识费利克斯的原因。“安德鲁·梅耶是一个轻浮的人，因此这是极有可能的。”米歇尔这样说道，“但这很有可能不是真的。” 然后就是著名的杰奎琳·肯尼迪了。肯尼迪总统被刺后、杰奎琳嫁给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之前的这段日子里，安德鲁和杰奎琳经常在一起。“杰奎琳为他打开了生命中的另一扇窗户。”詹妮·阿涅利曾经这样说过，“她代表着他不了解的那种生活。他非常喜欢与这么一位重要的人物在一起。”而且在有段时间里，杰奎琳似乎也被他迷住了。“她在谈话时会经常提到安德鲁。”杰奎琳的一个朋友说，“她总是说 ‘我要和安德鲁谈谈这个，我要和安德鲁谈谈那个’这类的话。虽然她从未真正说起过他们之间的关系，但是你会清楚肯定有那么回事。”据说安德鲁推荐杰奎琳花20万美元购买了第五街1040号的公寓。在卡洛琳和约翰的陪同下，她会经常拜访安德鲁在凯雷酒店的套房。（当肯尼迪夫妇从白宫前往纽约时，他们就住在凯雷酒店，而且就在安德鲁的楼上。）肯尼迪家族的人也非常喜欢安德鲁。由于萨金特·史瑞夫的关系，安德鲁还成为了肯尼迪家族财产的托管人之一。安德鲁不仅与萨金特·史瑞夫关系很好，而且还与博比和泰迪·肯尼迪保持着亲密关系。“要为肯尼迪家的人办事，不是那么容易的。”安德鲁曾经这样告诉朋友戴维·利里恩说，“博比的精力非常充沛，他经常到处活动。前天晚上我和他在第三街的一个小餐馆吃晚餐。在吃饭过程中，他中途退席去参加其他晚宴，而且还退席了三次。” 杰奎琳后来嫁给了奥纳西斯，安德鲁对此非常失望，但他最后还是帮助她拟定了她和奥纳西斯之间的财务协议。“我觉得，他之所以可能会伤心，是因为杰奎琳一直都在扮演小女孩的角色。” 玛丽安娜·格舍尔说，“要知道，没有哪个男人愿意看到自己的小女孩出嫁—就是这种感情。如果你愿意扮演小女孩，那么你就会一直是小女孩，你就不应该结婚。安德鲁也有这样的感觉，‘如果她要结婚，为什么不能嫁给我？’我的意思是，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但这也是父亲的表现。”尽管杰奎琳嫁给了奥纳西斯，安德鲁还是与她关系很亲密。他会经常参加她在第五街1040号举行的宴会，但是他似乎从来没有与她有过绯闻。1979年10月，杰奎琳参加了在第五街艾曼努爱尔教堂举行的安德鲁的遗体告别仪式。然后她慢慢走回了自己第五街的家中。“她非常伤心。”肯尼迪的长期助手和杰奎琳的朋友罗斯威尔·吉尔帕瑞克回忆道，“她感觉，在自己的生命中没有人能代替他的位置。” 安德鲁也喜欢参与威廉·泽肯多夫的交易。无论泽肯多夫何时何地缺钱，安德鲁都会向他提供资助。在泽肯多夫买卖曼哈顿的克莱斯勒大楼和格雷巴大楼的交易中，安德鲁和拉扎德投资银行都提供了相当大的资金支持。1953年，泽肯多夫和拉扎德投资银行用5 200万美元购买了这两栋大楼75%的权益，然后1957年以6 600万美元的价格下卖出了这些权益，这桩交易在当时创下了纽约地产史上的交易价格之最。 安德鲁还是拉扎德投资银行交易史上最大交易之一的幕后推动人。1950年，他迷上了斗牛士农场这桩复杂的交易，希望能从中发一笔横财。这个农场占地80万英亩，位于得克萨斯州，处在沃思堡和阿莫里罗之间的狭长地带上。该农场喂养了约4.7万头牛，一个上市的爱尔兰公司从1882年起就一直拥有该公司。安德鲁决定，该农场要完全由自己经营，甚至包括是不是存在发现石油的可能性也要由自己控制。当时斗牛士农场的股票在伦敦交易所的交易价格为每股6美元。拉扎德投资银行向斗牛士农场的股东们开出了每股23.7美元的高价，即农场全部股票价格几乎达到1 900万美元，溢价的比例之高在当时称得上是天文数字。斗牛士牛场在面积上仅次于国王农场（95万英亩），它左右宽56英里。安德鲁决定将这个大农场分成15个独立的农场公司，然后在接下来的9年里将其逐个出售。拉扎德投资银行甚至熬过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大干旱，在这次干旱中几乎所有的牛都死了。但是通过一些精明的税务处理，安德鲁坚持了下来，拉扎德投资银行和其投资团队在原投资额的基础上赚了1 000万~1 500万美元。乔治·艾姆斯回忆道：“这可真是个庞然大物。它从爱丁堡一直延绅纽约，最后延伸至阿玛里洛。” 1948年，拉扎德投资银行迎来了公司的100周年纪念日，而安德鲁则尽量不进行庆祝。他拒绝了报纸摄影师的拍照，并避免所有的新闻采访。他一直忙于交易，完全没工夫考虑周年纪念日的问题。1948年10月23日，安德鲁安排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直接从需要融资的德莱弗斯家族手中以153 300美元的价格购买了德莱弗斯公司20%的权益。当时费利克斯的继父亨利·普勒斯纳正在德莱弗斯公司工作，他在1949年夏初碰到了回巴黎的安德鲁，然后他对安德鲁说：“我有一个不怎么聪明的继子，他现在正在找一份暑期工作，如果你能帮助他，那么这对我也是很大的帮助。” 这是一份处理经纪确认函的工作，每周支付的酬金是37.5美元。费利克斯回忆道：“我心想，‘当然要去，为什么不去呢？这为我提供了一个机会，我可以好好思考自己以后要干什么。’”费利克斯整个夏天都在华尔街第44号阴暗的办公室里工作。安德鲁并不在那里。他每个夏天都要花大量的时间来建造瑞士阿尔卑斯山顶的小屋。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非常赏识费利克斯的工作，将他的工资涨到了每周50美元，而且他也开始负责公司富有客户账户的每月估值。劳动节后安德鲁从瑞士回到了纽约，这时费利克斯终于见到了他。但是，在其他人的建议下，费利克斯没有向安德鲁提及酬金的提升。“安德鲁把我拉进了他的办公室，然后他就说，‘我知道你的酬金涨了，我还以为你会懂礼貌地向我道谢呢。’于是我只好实话实说，‘梅耶先生，因为有人让我不要把情况告诉任何人。’当时我心想，‘我的职业生涯还没有开始就要结束了。’” 费利克斯对《纽约客》讲述了与安德鲁之间发生的这件事情。 他明明白白地告诉我，公司里面的所有事情，无论多么小，都要经过他的同意，而且他也希望得到认同和感谢。无论如何，他都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人，精力非常充沛，拥有超常的能量、能力和意志。安德鲁可以让别人为他做事。他会像火山爆发一样大发脾气。他的性格非常复杂。他希望得到别人的爱，他对人和事都有很强的买卖观念。他是我所见过的最冷酷、最现实的人性分析家。他能剥掉别人的外壳，发现他们的优势和弱点。对于马虎的工作，他批评起来会毫不留情。20年来，我每天都在和他战斗。我不得不这样。如果我不和他斗，那么我就完了。我相信这是我能和他相处的唯一原因。他击垮了很多人，但是他同时也会非常慷慨。他在击垮别人的同时也在为很多人创造财富和职业生涯—有时候这些甚至是同一群人。总而言之，在伤痕累累的同时我还是非常感激他。 数年后，费利克斯对他的这位导师大加夸赞：“安德鲁对拉扎德有一个宏伟的目标。就像戴高乐将军对法国有宏伟目标一样，安德鲁对拉扎德投资银行也有这样的目标。戴高乐曾经说，‘我对法国有一个独特的想法。’而安德鲁则对拉扎德投资银行也有独特的想法，即一家拥有独特品质的独一无二的投资银行。尽管这些品质并不是一直与他的想法一致，但是建立这样的形象对拉扎德投资银行是大有好处的。” 在1949年第一次见到安德鲁后，费利克斯说自己当时并不那么在意安德鲁的想法，因为他正想着要离开拉扎德投资银行，去欧克瑞吉或其他一些技术公司去寻找自己觊觎的工作。他当时认为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工作完全只是临时性的。费利克斯这样解释当时发生的事情：“安德鲁对我说，‘要知道，你的表现非常出色。为什么不考虑这个行业呢？’于是我说，‘梅耶先生，您是知道的，我对这个行业完全不了解。’他接着说，‘那么，我们先把你送到伦敦，接着把你送去巴黎，然后是巴塞尔，到那时你再考虑一下自己是否喜欢这个行业。’于是我心想，‘能免费去欧洲旅游，多好的事情！干吗不去呢？’” 1950年，利用安德鲁和他继父之间的关系，费利克斯开始了在西欧的免费奥德赛之旅。在伦敦的时候，他被安排去进行萨缪尔·蒙太古的每日货币市场交易，这种市场提供和回收短期贷款。费利克斯的工作是找到缺乏资金和资金过多的人。他还记得那里的人都戴顶黑色的小礼帽，而他自己则从来也没有过。他遇到了知名的国际银行家路易斯·弗兰克，当时弗兰克是蒙太古的管理者。但是费利克斯觉得伦敦的工作并不是他想要的。他到达的下一站就是重建的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在那里他见到了皮埃尔·戴维－韦尔和合伙人让·盖约特，但是他在那里的感觉也不好。他发现巴黎支行完全是上流社会的氛围，这对一个波兰犹太难民来说根本不合适。“当时社会地位非常重要，”费利克斯解释道，“巴黎并不像俱乐部那么随便。”几个月后，安德鲁购买了巴塞尔德莱弗斯公司的少数股权，然后费利克斯就到这家公司的外汇及贵金属交易部门去工作了。 1949年，费利克斯实现了他的毕生梦想—截至当时—成为了一个美国公民。他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应征入伍，他在1951年冬季被派到德国离斯图亚特不远处的格平根。不过也有一个好消息，他可以乘东方快车从斯图亚特到巴黎与他的父亲过周末。费利克斯在军队中顺利地服了两年兵役，然后在1953年退伍。出来后他在苏黎世一家新成立的私人银行Cantrade找到了工作。费利克斯知道之前自己在拉扎德投资银行四处游走式的实习虽然不是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常规模式，但是他不认为这种实习有什么不好。“当时之所以这样—可能我在自吹自擂了—部分原因是为了能让我留在拉扎德，为了能打开我的眼界并给我更多的机会。”他这样说道，“不过后来我一心想着回欧洲生活。” 但费利克斯还是在1955年回到了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并从此成为传奇人物。在刚开始的时候，他在拉扎德投资银行外汇交易部门工作。如果不是萨缪尔·布朗夫曼的女儿菲丽思·布朗夫曼的一次偶然邀请，他很有可能一直待在该部门工作了。当时菲丽思邀请费利克斯到位于纽约塔里城自家的庄园度周末，在那里有人向安德鲁的好朋友、西格雷姆财富的创始人萨缪尔介绍了费利克斯，然后萨缪尔就问起了费利克斯的工作。当费利克斯告诉布朗夫曼自己在拉扎德投资银行进行外汇交易时，布朗夫曼给了他一条宝贵的建议，让他放弃外汇交易工作，集中精力去做公司并购和融资业务，因为只有这类投资银行业务才能真正吸引安德鲁。在一开始，费利克斯非常抵触这样的转型，部分原因可能在于这意味着薪水会降低，而且他自己也没有接受过任何金融、经济或会计方面的培训，他甚至读不懂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接受降薪，放手去干吧。”布朗夫曼这样鼓励他。费利克斯向安德鲁谈起了业务转型的事，但是安德鲁对此不太认可。“你完全不懂业务。”安德鲁说道。费利克斯告诉他，如果有必要，自己可以去上夜校。安德鲁同意了，但是正如费利克斯所料，他的年薪也从22 000美元降到了15 000美元。 “我于是到霍华德·克力芬的手下去工作，他是公司金融部的经理。” 费利克斯对《纽约客》这样讲述自己在1983年的经历。 我到夜校去学会计，而且我还读格雷厄姆和多德写的《证券分析》—这是一堆非常可怕的东西。当有人要将各家公司合并的时候，我就要在试算表上把所有的数字都过一遍。我对数字非常敏感，因此我很快学会了如何将两家公司合并。我觉得自己擅长公司合并的原因在于，我能很好地把握其中的平衡和力度；当你把一切都完成后，新形成的公司必须比先前的更强、更好，而且要尽量让合并不存在漏洞。其实在本质上，你就是在与贪婪和权力共舞。你必须使用金融的方式应付这种贪婪，当你把这些公司合并在一起后，所有各方的利益最终都能得到满足。不过权力是另一回事，你进行大量与权力相关的协商，这甚至可能比金融问题所需要的协商更多。有更多的交易会在权力协商方面败下阵来，这些是面子和权威等实际问题。当然，当我在克力芬手下工作的时候，我的任务只不过是分析资产负债表以及从统计角度分析并购的最佳方式。我曾经不断参加众多的律师会议和会计师会议，然后阅读大量的合同和试算表以尽量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成天和一些没用的懒汉以及只知道翻文件的家伙待在一起。我会远远地看到委托人的身影消失在安德鲁的办公室里，然后我要等他们的会谈结果出来后再回去继续处理数字。这些经历给我上了极其重要的一课，我了解了这些交易的本质。我能够阅读合同，我清楚税务规则是怎么回事，我也知道了会计的内容。我明白会计人员能做的以及不能做的，我也学会了分辨什么是废话什么不是废话。我了解律师会对你讲什么，其中什么是你该相信的，什么是你不该相信的，我也知道自己在哪些问题上应该给他们施压。这些都非常重要，因为到了这个阶段，没有任何技术人员能吓倒我，因为他们讲的任何问题我都清楚。为了了解实情，我可能必须依靠他们来获得信息，但是我不需要他们来帮我讲解概念。有太多的高级管理者为下属所困，因为他们从没做过实质性的工作，但是一旦你曾做过类似工作，那么这些其实并不是神秘莫测的事情。如果你没有经历过这些，那么技术人员就可以用细节将你层层困住，然后你就找不到解困的方法了。在一些规模庞大的银行里，这些本质性工作都由下属完成，但是拉扎德投资银行的规模小，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费利克斯比安德鲁更倾向于规避风险，他一直为自己的中间商身份自豪。他能够说服那些公司的老大们为他所提供的建议支付数千万的费用，而这些公司却连一个子儿也收不回来。“有的公司曾经进行一些无谓的并购。”费利克斯这样解释道。“费利克斯与梅耶完全不同，” 安东尼·桑普森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这样写道，“他没有传统银行家的圆滑和虚伪，他的处世方式非常开放。他留着平头，眼神似乎能洞悉人心。他讲话的语速很快，而且语调很高。他平时开着一辆小丰田，穿着一件旧风衣，看起来极不起眼。”费利克斯是“数字的专家”，他有着“巨大的动力”。和梅耶一样，他极其憎恶亏损，而且是一个激烈的谈判家，“就像发现了猎物的猎狗一样”，曾经有人这样告诉桑普森。 在很多方面，费利克斯都可以称得上是应时势而生的天才。当时美国的公司开始打造大型联合企业，而费利克斯则拥有成为时代推动者的智慧、经验以及胆识—他也从自己提供的服务中赚取了丰厚的收益。早在1962年，并购就展现了它的魔力。当时费利克斯成为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刚满一年，拉扎德推荐法国大型铝业制造商普基公司以1 80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美国飞机铝模生产商豪梅特公司40%的股份，这个价格要比豪梅特公司在市场上的交易价格高出36%。普基在这个交易中获得了丰厚的收益—拉扎德投资银行亦是如此，它在未来多年里获得了普基的后续并购和融资业务。 费利克斯和拉扎德投资银行开始控制并购业务。拉扎德投资银行是全球领先的并购顾问，而且在过去的25年里，相关业务提供方的数目呈爆炸式增长。现在我们很难想象，40年前费利克斯开拓这类业务时期并购界的状况。 费利克斯和拉扎德投资银行在并购界能获得最初成功的关键是ITT公司（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当哈罗德·吉宁将ITT公司从国际电信企业转变成跨国巨头时，费利克斯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为声名狼藉的吉宁提供了顾问服务。这一经历将费利克斯卷入了20世纪70年代初的一场政治和法律旋涡中，差点导致了他职业生涯的终结。 根据当时的记载，吉宁曾经考虑过库恩、罗布和一个声望很高的犹太合伙人作为投资银行家人选，而拉扎德投资银行、安德鲁和费利克斯也在努力成为吉宁考虑的人选。到了1965年，由于当时的一家二级汽车租赁公司，拉扎德投资银行在这些前期积累的基础上有了突破性进展。这将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 安德鲁和拉扎德投资银行在1961年的夏天碰到了艾维斯，当时赫兹公司和艾维斯公司正在汽车租赁这个不太起眼的行业一较高下，但是它们之间的实力悬殊：赫兹公司的收入已经达到了1.38亿美元，而艾维斯公司只有2 400万美元，而且还处于在生死边缘挣扎的亏损状态。与此同时，肯尼系统公司的负责人爱德华·罗森塔尔正要扩张自己在纽约的汽车租赁业务，以满足停车场的增加和丧葬业务增长的需要。罗森塔尔和女婿史蒂夫·罗斯—他后来将肯尼系统公司更名为时代华纳公司—和赫兹联系，表达了想买下其公司的想法，但是赫兹对此并不感兴趣。然后他们联系了正处于困境中的艾维斯，这次他们的未并意图没有遭到冷遇。由于肯尼系统公司还从并收购过与艾维斯规模或类型相似的公司，因此这两家公司都来向美国广播唱片公司的总裁戴维·萨诺夫寻求指导，萨诺夫的侄子就在肯尼系统公司工作。“上车，”萨诺夫对肯尼的管理者说，“我带你们去见安德鲁·梅耶。”安德鲁和他的“奴才”（当时别人就是以这样的眼光看待费利克斯的，而安德鲁之所以带着他参加会议的原因就在于他会使用计算尺）都尽量去促成肯尼系统公司对身处困境的艾维斯公司的并购交易，然而罗斯最后放弃了，因为他觉得其中的风险太高。 但是安德鲁和费利克斯发现了其中的金融机会，于是他们在客户离开后自己接手了这个交易。他们从艾维斯公司获得了90天的排他准入期，希望能在此期间抓住机会。费利克斯一改平时在财务上的谨慎习惯，成了这桩交易的拥护者。安德鲁和费利克斯很快碰到了金融买家们头疼的问题：谁来管理公司？他们没有任何人选，他们自己也不懂汽车租赁业务，而且当前的管理层表现非常糟糕。他们急需一个了解汽车租赁业务的人才，需要他对这桩艾维斯并购交易进行迅速准确的评估。 面对此难题，费利克斯突然想到了一个叫唐纳德·皮特里的人。皮特里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他长了一张与《巴黎圣母院》里卡西莫多一样的脸，是赫兹公司与美国运通公司合资组建的国际汽车租赁公司的前任主席。1962年年初，他刚离开这家企业回长岛的一家小律师事务所当一名从业律师。“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 皮特里回忆道，“电话是费利克斯·罗哈廷打过来的。我从没有听说过这个人。他在拉扎德投资银行工作，我也没有听说过这家银行。然后他说，‘安德鲁·梅耶先生想见见您。’可是，我也从没听说过这位安德鲁·梅耶先生。于是我就说，好的，我要如何见他呢？‘您到凯雷酒店来就行了。’费利克斯说。” “于是我去了凯雷酒店。”皮特里接着说，“因为我从没听说过他，也没有听说过拉扎德投资银行，因此我以为他是一位房客，于是我走到服务台去问他的房间号，他们告诉我，‘你搞错了。你直接到33楼去吧。’我上了楼，一个穿白衣服的男子将我带到了一个房间里，然后我坐了下来，在那里等了一会儿。当时我在墙上看到了马奈、莫内、柯罗和修拉的画，于是我心想，‘哈，看来这个家伙是个绘画迷，他确实还有几幅漂亮的画。’接着有人把我带出了这个房间，进入另一个房间，在这个房间里，我看到了毕加索和雷诺阿的画，于是我走上前去摸摸了这些画。我还记得自己当时说，‘天哪，这些都是真的。不管这个家伙是谁，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皮特里答应在交易期间提供服务，但是拒绝了安德鲁让他管理艾维斯公司的邀请。他向安德鲁推荐了罗伯特·汤森。汤森比皮特里年长一岁，是美国运通的一名经理。汤森对此很感兴趣，因为他能有机会以重要股东的身份管理一家公司了。梅耶向汤森开出的年薪是5万美元，但是汤森拒绝了，他只要3.6万美元。“对于一个还没有为股东带来一分钱回报的公司而言，这已经是最高的工资了。”汤森告诉安德鲁。安德鲁当场就同意了，他知道自己这次找对了人。汤森进入董事会后，拉扎德投资银行开始了并购交易。 1962年3月，拉扎德投资银行通过一家新创建的下属企业西瓦盖特公司以55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了艾维斯公司的控股权。对于拉扎德而言，艾维斯公司的交易纯属风险投资交易，交易的目的在于将购入的公司进行重组，然后再以最快的速度出售。在费利克斯、汤森和皮特里的管理下，艾维斯公司的状况迅速改观。在短短三年时间里，他们三人将一家在1962年亏损达60万美元的公司打造成了一家极其成功的公司，其1965年的利润额高达500万美元。汤森进入艾维斯公司后的第一步是通过消除官僚作风、削减值班人员和公司秘书来消除不必要的开支。安德鲁还将艾维斯的公司总部从波士顿搬迁到了长岛的罗斯福运动商城（安德鲁在1953年与泽肯多夫一起将从前的机场跑道开发成了罗斯福运动商城）。“那些人当时觉得自己非常失败。” 皮特里事后回忆道，“每当他们试图做出一些改进时，都会遭到打击。他们受到了赫兹的打击，他们需要得到管理层的关注。”在安德鲁的要求下，汤森和皮特里在艾维斯公司投入的时间越来越多，而公司的士气也得到了大大的提升，他们有一个后来非常著名的口号“我们排名第二，我们要更努力”。很快地，街上到处都是印着“我们要更努力”的红色夹克衫，而且按钮上也是“我们要更努力”的字眼。艾维斯公司成名了，成为了一家老幼皆知的美国企业。市场的好转为公司带来了更高的收入，而成本的降低则将收入转化为利润。 公司的好转已成定局，计划数额也很轻易地达到了，这时汤森对艾维斯公司的兴趣降低了，他花在公司里面的时间越来越短，这大大惹恼了安德鲁。因为安德鲁希望汤森每天都向他汇报经营的详细情况，而且他也希望自己的伙伴能努力工作。“汤森在折磨安德鲁。”一个合伙人这样回忆道，“如果安德鲁想干什么，汤森就会说，‘好的，安德鲁，按你的方法行事吧。我在星期一就退出，你派其他人来管理这家公司吧。’这时候安德鲁就会大发雷霆。” 汤森对皮特里解释了自己的想法：“唐纳德，我领先于你的计划，领先于我自己的计划，也领先于安德鲁的任何可能的计划。我不仅达成了计划，而且还超过了计划。在收入、增长、资产收益和股权收益等各方面我都超过了计划。因此，我现在还他妈的待在办公室里面干什么呢？”当汤森和皮特里坚持推荐一个安德鲁瞧不上眼的人担任公司的主席时，他们之间的关系彻底崩了。“你坚持这样吗？”安德鲁问皮特里。对此皮特里做了肯定回答。然后安德鲁就回敬道：“好的，现在我就把公司卖了。”而这也正是安德鲁下一步要做的。一开始，他试图把艾维斯公司卖给移动通讯公司，但是汤森的干涉把这桩交易搅黄了。 然后安德鲁就把目标转向了ITT公司，这一次汤森和皮特里都没有介入。ITT和艾维斯公司在1964年12月开始了谈判，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这个交易就完成了。 对于拉扎德而言，这次ITT并购艾维斯公司的交易具有重大意义。费利克斯和安德鲁帮拉扎德投资银行和投资者将550万美元的投资在三年时间内就转变成了2 030万美元的收益，此外，该交易了也使得艾维斯公司一直亏损的股东大赚了一笔，这些股东持有公司60%的股份（在交易中他们得到了价值约3 200万美元的ITT公司的股票）。如果不是安德鲁和费利克斯的帮助，那么艾维斯公司毫无疑问将面临着破产的威胁。现在，拉扎德投资银行成为了众所周知的汽车租赁业务“专家”，因此当美国广播唱片公司在1966年并购艾维斯公司的长期对手—赫兹公司的时候，拉扎德向戴维·萨诺夫提供了顾问服务。在这次顾问服务中，拉扎德投资银行获得了75万美元的收入，这是它在当时得到的最大一笔并购业务收入。当艾维斯公司的交易结束后，安德鲁个人得到了拉扎德投资银行此次收入的1/3，约合700万美元。然后他转手将其中的250万美元捐给了纽约大学。他本打算进行匿名捐赠，而且在刚开始的时候也确实是这样做的，但是纽约大学恳求他公开捐赠人姓名。他让步了，于是很快就有了《纽约时报》关于安德鲁的报道。“我对任何描述我的文章都极其反感。”安德鲁说，“可能我过于谦逊了。” 费利克斯在这次艾维斯公司的交易中获得的收益就少得多了。当交易在1965年7月22日结束后，所有公开发行的艾维斯公司的股份都被转变成了ITT公司的股份。费利克斯得到了ITT公司454.1375股普通股以及330.1股优先股。费利克斯的第一任妻子珍妮特·斯特赖特也是艾维斯公司的投资人，在交易结束后，她得到的ITT公司的普通股和优先股分别为648.725股和471.8股。这样，罗哈廷夫妇的股票在当时的价值为135 571.47美元。 并不是所有人都对艾维斯公司的交易感到高兴。皮特里曾告诉安德鲁：“你被ITT公司占便宜了。”因为他估计艾维斯公司的最佳发展阶段还没有到来。但安德鲁的信条是“只要有利润就是胜利”，因此他很难认同皮特里的观点。此外，还有罗伯特·汤森，在他的一手推动下，艾维斯公司的业绩才能有根本性的好转，很有可能他一直没有原谅安德鲁出售艾维斯公司的行为。他将在艾维斯公司的经历写成了一本书《领导箴言》，这本书连续7个月被评为《纽约时报》最畅销书籍，他在书中坦陈了自己的很多经历。在《并购、多元集团以及联合企业》一章中，他饱含感情地预测一个新时代即将来临：“如果你拥有一家优秀的企业，请不要将这家企业出售给大集团。我曾经出售过这样的企业，但是我最后还是辞职了。大集团可以向你们做出任何承诺（如果你的股票的市盈率更低，而收益增长率更高），但是你的企业一旦经过了他们的调整，那么企业内部的激情就会随着人才一起流失了。” 对于ITT公司而言，这次5 310万美元的艾维斯公司交易是它第一次成功的多样化行动。1965年，ITT公司54%的收入和60%的合并净收入都来自海外，欧洲销售的产品主要是电信设备。拥有艾维斯公司以后，ITT公司向吉宁所设想的以美国为中心的跨国大集团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吉宁是他所在时代的杰克·韦尔奇。“即使讨厌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天才。”《福布斯》在1968年这样评论道。事实上讨厌他的人不在少数，谁会喜欢一个如此羞辱下属的人呢？“先生们，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蠢话乘以零等于零句蠢话，蠢话除以零就等于无限的蠢话。我已经厌倦了你们一直敷衍我的蠢话了。”吉宁曾经这样说道。但是，他非常擅长吸收别人的管理才能，也因此获得了高额报酬。 吉宁还是一个非常积极也非常成功的企业并购者。在1960年至1968年的8年里，ITT公司并购了110家企业，其中美国国内企业和国外企业几乎各占一半。在1969年的前10个月，ITT公司又完成了48起合并，而且还有13起合并正在进行中。在吉宁的推动下，ITT公司在1968年的《财富》500强中名列第11位，而它在1960年的排名仅在51位。该公司的收入也大幅增长—期初40亿美元，而期末为期初的4倍之多。 ITT公司是一台进行公司交易的大机器，在艾维斯公司的交易结束后，费利克斯成为了这台机器的润滑油。艾维斯公司的交易无限拉近了拉扎德投资银行和费利克斯与同时代最激进的公司交易家哈罗德·吉宁之间的距离，这也直接导致了并购顾问这个行业的产生，以及拉扎德投资银行在行业中的统领地位。这就是费利克斯在艾维斯公司交易中所得到的真正收益，而不是那区区10万美元。即使费利克斯不是吉宁并购战略的策划师，他也参与了这些战略。在拉扎德投资银行的著名高级合伙人安德鲁·梅耶也无法吸引吉宁的情况下，费利克斯却获得了吉宁的青睐，从此成为了ITT公司的“实际员工”，他每天傍晚6点钟都要在办公室里与吉宁面谈。 艾维斯公司的交易结束后，安德鲁坚持自己要成为ITT公司董事会的成员，生性倔强的英国人吉宁强硬地拒绝了他的要求。（安德鲁对他从不尊敬。）而费利克斯对吉宁的亲热态度则更管用。ITT公司的高级副主席斯坦利·卢克认为，费利克斯一直是“安抚吉宁的最佳人选”。当ITT在1966年聘请拉扎德投资银行担任ITT消费者服务公司（艾维斯交易后成立的新部门）的顾问时，费利克斯所投入的时间终于开始有了回报。ITT为此顾问服务向拉扎德投资银行支付了15万美元的顾问费。1967年，ITT公司在对法国音响设备生产商克劳德帕兹公司的并购事宜中，再次聘请拉扎德投资银行担任顾问，而且就此支付了125 000美元的费用。“吉宁是一个很难应付的人，”费利克斯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这样评价道，“确实很难应付。但我一直都知道他要做什么。”费利克斯和吉宁两人一起开创了一场公司交易的大变革，这场变革虽经受过几次挫折，但一直延续至今。 1967年，拉扎德投资银行同时也在道格拉斯飞行器公司与麦克唐纳公司合并的交易（麦克唐纳公司后来成为了麦道公司，现在是波音公司旗下的一员）中担任顾问。道格拉斯飞行器公司在1966年年末聘请了拉扎德投资银行，当时它正面临破产。于是拉扎德组建了一个六人SWAT小组，他们要赶在感恩节到新年这段时间里找到该公司的买家。他们征集到了6方的投标，最后麦克唐纳公司成为了赢家。拉扎德投资银行在麦克唐纳和道格拉斯公司的交易中获得了一笔价值为100万美元的顾问费。“事实上，根据合同的条款，我们可以获得双倍的价钱。”拉扎德投资银行在这次交易中的负责人斯坦利·奥斯德本回忆道，“只要了100万，但是麦克唐纳还是不怎么乐意。”（在实际交易中，要由购买方支付并购费用。） 费利克斯不止一次地发现，自己身处ITT公司的交易对手地位，例如在担任长岛的合同房建筑商莱威特父子公司的顾问时亦是如此。在1966年至1968年ITT公司并购莱威特父子公司的交易中，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参与过程充分显示，并购顾问在公司总裁的重大决策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在各种复杂的社交关系中，最优秀的银行家与金融工程师一样，都是缺乏实际经验、纸上谈兵的家伙。没有人能像费利克斯·罗哈廷那样游刃有余地处理这些复杂的社会关系。 同样令人惊叹的是，费利克斯似乎在与莱威特的总顾问乔尔·卡尔的初次会谈之前就已经了解了莱威特父子公司的实际情况。虽然莱威特父子公司是一家上市公司，费利克斯可以获得它的任何财务报表，但是这种熟悉程度仍然少见。“莱威特父子公司的长处在于，它能够将单家家庭作坊和购物中心以较低的成本合并成大的集团。”费利克斯在写给安德鲁的信中这样说道，“为了未来的扩张，公司要有能力积累大量可供未来经营的土地。”拉扎德投资银行对莱威特父子公司的具体业务不太了解，这是该时期的普遍现象。当时从事并购交易的银行家们都是通才，他们扮演着战略家的角色；在这个行业中，拉扎德投资银行是受到大家顶礼膜拜的行业老大，而费利克斯则是拉扎德投资银行的老大。当时的普遍认识是：公司管理层清楚自己的行业；拉扎德投资银行的银行家则是各种并购交易的专家，他们不受任何行业限制。（现在，拉扎德投资银行的银行家们必须既是行业专家，也是产品专家。） 费利克斯对莱威特父子公司的交易满怀热忱，但是这只不过是一个价值4 000万的小项目，不久后费利克斯还同意与莱威特父子公司长期的合作伙伴韦尔特海姆公司分享酬金。此外，莱威特先生的个性也是一个问题。经过乔尔·卡尔的多次描述，费利克斯在了解情况后不得不提醒安德鲁，“莱威特先生是一个喜怒无常的人，他相当自大，因此对待他时要非常注意方法。他久仰您的大名，乔尔·卡尔先生认为应该选一个合适的时间安排您和他见上一面”。费利克斯在短信中还写上了关于莱威特父子公司作为潜在交易伙伴的一些看法，此外还有一些大型的石油企业，因为“像美国铝公司、恺撒公司甚至佐治亚太平洋公司等在房地产业务中已经相当活跃……此外，他们还有可供囤积土地的现金资源”。费利克斯总结道：“无论如何，我认为莱威特父子公司是行业里面的老大，它当前业务的利润似乎非常高，而且利润还在不停增长。如果我们能够对它当前的管理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那么该公司将成为一个不错的销售对象。不过问题在于莱威特先生的个人抱负，如果公司为其他人所有，那么他要求对公司经营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不过相对而言，莱威特父子公司还是值得考虑的。”安德鲁对此信没有做出任何书面回复，这也是他的一贯风格。写信人最多只能收到转回的信，上面写有手写的A字样，从而显示他已经读过该信了。 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莱威特父子公司与拉扎德投资银行和韦尔特海姆签署了聘用函，承诺向这两家投资银行支付50万美元（每家各得25万美元）和公司销售所得对价的1%两者之中较低者。（最终拉扎德投资银行向莱威特父子公司收取的顾问费减少了45%。）当时莱威特父子公司的房屋产品价格还不到2万美元。在聘用函签署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拉扎德投资银行就制定了第一个《销售契约书》，用以征集对该上市公司的投标。这份27页的文件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地方，但是它是最早的文件。 当《销售契约书》制定完成后，拉扎德投资银行开始为莱威特父子公司征集潜在买家。费利克斯迅速将目标锁定在了他的客户ITT公司身上，但是吉宁的回复却不甚积极。费利克斯认为，其中的部分原因在于ITT公司正专注于并购ABC电视网络的大胆举动中，当时华盛顿的监管部门开始担心ITT公司的收购举措，因此ITT公司不得不增加己方在监管部门的筹码。 1966年4月11日，从事莱威特父子公司交易的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彼得·刘易斯向费利克斯写信介绍了莱威特父子公司的其他潜在买家，由此间接向费利克斯显示不仅考虑了电气企业，而且还有可能考虑了洛克希德、波音和道格拉斯等航空设备生产商。在后来的国会听证中，当被问及刘易斯的短信时，费利克斯否认了该信所表达的关联：“这是一封内部交流意见的便函，不过是用来表达一个人的意见和观点，其作用也仅限于此。我们在当时与ITT公司进行了一些讨论，自此以后我们没有与其他任何人进行相关的讨论。” 费利克斯将自己与这封信件的关系开脱得一干二净的行为，也说明了他宁愿牺牲下属，从而保全自己。他从此被贴上了自私自利的标签，而且他的这种行为也招致了其他拉扎德投资银行专业人士的不满。费利克斯擅长于拉拢年轻的合伙人和高级副主席，让他们为自己卖力。这些毫无防备的男男女女就这样沦为费利克斯的“奴隶”，笼罩在他那夺目的光环之下，然后毫无例外地被踢开。接着又会有一些同样的倒霉蛋遭受相同的命运。尽管他有高超的交易技能，但是很多合伙人都视费利克斯为公司的负债而不是公司的资产。“为费利克斯工作时，我感触最深的就是他总要控制一切。”一个合伙人这样回忆道，显得相当不以为然。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为费利克斯如此擅长自己所从事的业务，所以他总能拿到最重要或最有意义的一些交易。这样，毫无疑问会有一些年轻有为的银行家愿意为他效劳，从而能亲身经历这些激动人心的交易。不幸的是，费利克斯本人非常清楚这种吸引力，而且会尽量加以利用。“为费利克斯工作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完全没有回报。”他的一个长期合伙人这样说道。“他绝不愿意让你得到客户的一丁点表扬，也不愿意让你得到公司的任何嘉许。”一位银行家这样抱怨道，“为费利克斯工作简直就像被判了死刑。”合伙人们经常抱怨费利克斯对他们一点也不忠诚。戴维·苏皮诺曾经与拉扎德的长期客户、雷诺公司的财务总监佩尔西·杜·赛特一起探讨费利克斯的性格。“不，戴维，你错了。”杜·赛特说，“费利克斯很忠诚，但是他的忠诚是有条件的。” 尽管刘易斯考虑了其他买家，但是拉扎德投资银行仍然坚持与ITT公司达成交易。1966年，ITT公司突然有了购买莱威特父子公司的意图，它当时对莱威特父子公司每股报价是16.5美元，全部以ITT公司的股票支付。根据此报价，莱威特父子公司的总价值约为5 100万美元，该报价相对莱威特父子公司每股11美元的市场价值，约有50%的溢价。拉扎德投资银行也极力建议莱威特父子公司与ITT公司达成交易。于是双方继续进行协商，并于莱威特父子公司的总部完成了尽职程序。接着ITT公司将莱威特父子公司的报价提升为每股17.5美元。面对此59%的溢价价格，莱威特父子公司仍不松口。1966年8月8日，费利克斯向吉宁发送了一封信函，其中列出了莱威特父子公司仍需要解答的问题，以及费利克斯自己根据先前对ITT公司的了解，对这些问题做出的回答。费利克斯在信中向吉宁建议吉宁、莱威特和他一起在9月中旬共进午餐，然后将这些问题解释清楚。后来吉宁和莱威特在1966年9月15日见了面，而且吉宁还将这次面谈事宜记录在了一张标记了“重要事项”的纸条上。吉宁评论道：“莱威特父子公司是独一无二的。虽然房地产在衰退，但是莱威特父子公司的业绩却能超出预期30%。”这次交易的进度非常缓慢，到了1967年年初仍没有定下来，而另一方面，由于比尔·莱威特与华尔街的分析师们进行了一系列会谈，莱威特父子公司的股价在不停地上涨。 莱威特对华尔街进行的“推销活动”显然开始见效，莱威特父子公司的股价当时已经涨到了每股19美元。1967年2月28日，费利克斯应安德鲁的要求写出了一份三页的备忘录。由于莱威特父子公司没能与ITT公司达成交易，而且它的股票价格大幅提高，于是它开始考虑进行第二次股票发行，同时也开始征求投资银行家的意见。“莱威特父子公司当前的股票价格显然不低。”费利克斯这样告诉安德鲁，“由于房地产市场存在回暖的迹象，再加上该公司推出的‘新城市’项目以及良好的业绩记录，因此该公司开始在前几个月成为了热门企业。”费利克斯接着谈到了自己与韦尔特海姆的银行家阿尔·克雷恩博门之间的交谈，克雷恩博门认为莱威特父子公司的股价“过高”，他认为按此价格进行公开股票发售“并不合适，只有莱威特父子公司的未来盈利能力已经透明化后才能做此打算”。但是莱威特父子公司想要额外发行450 000股股票，这样公司公开发行的股票就达到了100万股，从而达到了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拉扎德投资银行和韦尔特海姆面对着向莱威特父子公司的总裁提供专家意见的挑战。 费利克斯选择了逃避。首先，他与莱威特父子公司的总顾问、他的老同学乔尔·卡尔谈及了此事。通过这次谈话他发现，莱威特父子公司已经在合约中声明发行的新股在1967年年底之前都不发放股利，而且该项条款不可更改。这样，如果莱威特父子公司新股的持股人想获得和其他持股人一样的股利，那么这种新股发售是无法成功的。因此，在此条件下，莱威特父子公司的股票发行计划只有等到1967年年底之后才能实施。“这样就再好不过了。”费利克斯在信中写道，“因为我觉得，如果我现在告诉莱威特实情，他的公司若要进行第二次股票发行，那么当前的股价显得过高，这在心理上显然是很难接受的，所以我希望能避免谈到这点。”不过，费利克斯这时运用了一个典型的投资银行策略，“如果韦尔特海姆对莱威特父子公司的股价也持保守意见，那么我们就不用这样保守了，毕竟看涨对我们没有任何损失。”然后，他又接着建议，第二次股票发行可作为与ITT交易之外的另一种选择，不过要等到1968年年初才能加以考虑，同时还需要并购一些存在经营困难的建筑商、供应商或“可用于提供保险、抵押或所有权保证”的企业。这些交易都可为拉扎德投资银行带来利润。 不过，费利克斯仍偏向于与ITT公司进行交易。“虽然我们也讨论了与ITT公司进行交易之外的一些途径，但是我认为，我们必须强调ITT公司是能解决莱威特的问题的最佳选择，我们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应该按尽可能优惠的条件达成该项交易。”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到了1967年7月11日，ITT公司开始有了一些行动。由于ITT公司在ABC交易中意外遭到司法机构的反托拉斯指控，因此该公司决定放弃这个愈发具有争议性的并购交易，开始将注意力转向长期酝酿中莱威特父子公司交易。7月22日，ITT和莱威特父子公司一起宣布，两家公司已经达成并购条款，莱威特父子公司的估值约为9 130万美元，这是费利克斯在1966年1月第一次与卡尔会谈时该公司价值的两倍。莱威特父子公司的股价在1967年上半年一直急剧攀升，在合并宣布当日，该公司股票的收盘价为每股28.75美元，仅稍低于莱威特父子公司股东在交易中得到的ITT公司股票的价值（29.07美元）。对拉扎德投资银行而言，莱威特父子公司的交易相当棘手，这需要拉扎德投资银行大量持股，尤其是ITT还在不断地拖延交易，而且拉扎德投资银行手头又没有其他买家，但是莱威特父子公司的股东在这次交易中的收益显然要优于预期结果。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次莱威特父子公司交易中的输家是拉扎德投资银行，它没有从莱威特父子公司市场价值的飙升中得到任何好处。根据酬金协议，拉扎德投资银行所获酬金为50万美元与莱威特父子公司销售所得对价的1%两者之中较低者，而9 130万美元的1%为913 000美元，这要高于50万美元，因此实际酬金为50万美元。此外，拉扎德投资银行还需要与韦尔特海姆平分此酬金，这样拉扎德投资银行近两年的辛劳就只换来了25万美元。在扣除名义费用24 310.76美元后（其中有一半由韦尔特海姆承担），拉扎德投资银行在1968年2月交易结束后得到了237 844.62美元。 与在艾维斯公司的交易中一样，费利克斯将拉扎德投资银行在交易中微不足道的酬金变得更具深远意义：1967年12月13日，费利克斯成为了ITT董事会成员，而且进入了该公司的执行委员会。之前，安德鲁向吉宁要求获得ITT公司董事席位却未能如愿，而费利克斯却在两年后坐上了这个位置，而且一直坐到1981年。在此以后，该位置由米歇尔接替，直到2001年5月他自动离职。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出台，这使得投资银行家无法再担任客户公司的董事。但是在这之前的几十年里，投资银行家们纷纷寻求这类董事席位，以此加深对客户战略的了解，同时也确保自己所在的银行能在客户的投资银行业务中分得一杯羹。 莱威特父子公司的交易已结束，费利克斯也坐上了ITT公司的董事席位，拉扎德投资银行则继续为ITT公司日益激进的并购业务而卖力。仅在1968年短短一年的时间里，拉扎德投资银行就代表ITT公司进行了价值2.93亿美元的雷约尼尔公司并购交易（拉扎德投资银行获得了60万美元的酬金），当时雷约尼尔是全美最大的纤维素生产商，拥有大面积的原木材；对全美最大的烘焙公司大陆烘焙公司进行了价值2.8亿美元的并购（拉扎德投资银行的酬金为40万美元）；并购了当时全美最大的硅石和黏土生产商宾夕法尼亚玻璃沙公司（拉扎德投资银行的酬金为25万美元）。1969年，拉扎德投资银行代表ITT公司并购了Canteen公司（所获酬金为25万美元）和联合家庭公司（酬金为5万美元）。1968年Canteen公司成为了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客户，拉扎德投资银行将该公司的罗氏部门出售，并获得了7.5万美元的酬金。在这段时期，拉扎德错过的唯一一宗大单是ITT公司对喜来登酒店价值为1.93亿美元的并购。总之，拉扎德投资银行几乎包揽了ITT公司的所有顾问业务。不过，一般的民众很可能对这些事实不感兴趣。 现在人们可能对这些小额的交易和酬金不以为意。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这样数目的交易和酬金在人们眼里是极有分量的，这足以带来巨大的变动，因此国会对所谓的“大集团公司”展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调查，这类公司包括ITT和西部港湾等进行狂热并购的公司，它们所并购的公司已经远远超出了其原有的业务类别。在布鲁克林犹太籍国会议员伊曼纽尔·塞勒的支持下，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在1968年10月开始对大集团公司的合并行为所产生的政治经济影响进行调查。 塞勒所领导的小组委员会认为，应对合并浪潮的最佳方式是选择六家大集团公司，然后对它们的并购策略进行研究，同时与这些集团的总裁进行交流。这些大集团—ITT公司也在其中—在“少数几家顾问的教唆下”进行并购活动，这些顾问也受到了国会的审查。由于拉扎德投资银行所担任的ITT顾问的角色，它被这个小组委员会单独挑选出来接受详细审查。 1969年12月3日，费利克斯与合伙人雷蒙德·楚布以及助理梅尔·海勒曼一起在小组委员会面前接受了长达两个半小时的听证。他们在整个听证过程中均未发一言。费利克斯事后声称，自己甚至都想不起来曾出席过这次听证。对于神秘莫测的拉扎德投资银行而言，这些听证会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曝光。不仅费利克斯的证词被曝光，从而使得人们第一次有机会窥见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内部运作情况，而且国会还迫使拉扎德投资银行向小组委员会递交了数万页的文件，从公司的职员姓名到将艾维斯公司出售给ITT的错综复杂的情节，这一系列情况都要加以一一说明。这些文件显示，拉扎德投资银行在该段时间内的72桩交易中赚了超过1 600万美元的顾问费。此外更重要的是，人们可以通过这些文件将拉扎德投资银行的所有情况摸得一清二楚。 费利克斯的证词为旁听的人们提供了一幅了不起的蓝图，让他们能够了解早期的并购和拆分顾问市场情况。其中的思路其实非常简单，费利克斯解释道：“我们会向公司客户提供并购建议，这与我们向它们提供集资建议的方法是一样的。”然后他接着说：“有出售意愿的公司或公司所有者必须寻求专业代理方，这与他进行债务融资或公开发行股票时所寻求的专业代理是相似的。”这个思路很简单，但是在安德鲁和费利克斯提出这个思路前，向公司提供并购咨询这个业务并不存在。费利克斯在这个小组委员会面前用如下非专业术语描述了并购顾问所扮演的四大角色—发动、分析、谈判和协调，这些也正是当今顾问所扮演的角色。在第一个阶段，“如果某家公司想要进军某个领域，那么拉扎德投资银行会应公司的要求提出并购的构想。如果联合不仅在事实上可行，而且在经济上也合理，那么也可以不必采用并购，而使用独家代理的形式。在过去的业务中，如果有客户公司想要处置一部分业务，例如某个部门或某家子公司，那么它们也会寻求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帮助”。进入分析的阶段后，拉扎德投资银行的银行家们“会分析潜在并购对象的业务和前景，同时还要分析可能进行此类并购的其他公司。这类分析会涉及相关行业的背景，尤其是行业趋势以及目标公司的详细情况。在这一阶段完成后，我们就可以判断一项并购是否符?参与各方的最佳利益”。 在继续交易的情况下，接下来的任务就是估值工作，以此预估买卖价格或股票交换比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分析买卖双方公司的证券和债务工具，从而保护被并购方的证券持有人以及并购方的现有证券持有人，同时我们还会分析双方公司资产负债表的真实性。客户会向我们咨询并购的最佳支付结构，是否以股票进行交换，是采用要约收购还是交换收购，抑或使用购买资产的方式。我们只有在进行金融、法律、会计和税务等多方面的考虑之后才能做出判断。”费利克斯紧接着一语道破天机，“很显然，出于各式各样的原因，各项交易的情况从来不曾曝光。” 费利克斯介绍说，拉扎德代表客户行使的“主要职能”是交易磋商。 “通常，我们需要与潜在并购对象的管理层进行沟通，向他们解释并购的背景以及我们客户公司的业务性质。我们还可能要与担任并购对象金融顾问的投资银行一起商讨并购的好处，并在公平议价和长期磋商后达成令双方满意的条款。”如果交易磋商进行得比较顺利，那么最终会产生一套协议，善意的代理人都会建议自己所代理的客户接受这套协议，而拉扎德投资银行也会就协议的公平性发表意见。无论磋商时间的长短，交易磋商的技巧是一家投资银行在并购领域所发挥的主要作用。 一旦双方达成了协议，银行家们就需要审查各种相应的法律文件。在一些必要的情况下，银行家可能会对一些事项（如交易的公开宣传、证券交换或股东委托书的征集等）给出建议。最后，费利克斯还说了一些见解深刻的话：“若要对并购交易加以概括，我们认为是没有任何两件并购交易是相同的。因此，我们在各项交易中的行为也不同，但是全部或部分地包括了我所提到的那四步。我们相信，诚实无欺而且高度专业化的并购业务是符合公众利益的，我们也尽力向客户提供这样的服务。” 小组委员会向费利克斯提出的第一轮问题直击投资银行秘密的核心：拉扎德投资银行如何向客户公司收取顾问费。对此费利克斯开始适时地玩起了太极。当委员会问他，交易的规模是否影响所收服务费的高低时，他承认确实存在影响。“正如我先前所说，我们在理念上并不认为向公司提供的并购服务与资金募集服务有很大差异。”他说，“如果我们谈判了一项300万美元的私募交易，那么对此项交易的收费肯定与谈判3亿美元的私募交易所收取的费用不同，并购交易自然也不例外。” 现在，每一家华尔街投资银行都有一套经过批准的“收费表”，根据该表，可以由交易的规模得出按比例收取的佣金。交易规模每增加1亿美元，佣金的比例也会不同。交易的规模越小，佣金比例就越高；交易规模越大，佣金的比例就越小。但无论如何，交易越大，投资银行所收取的费用就越多。不过，诚如费利克斯所说，这些打印出来的、业已得到批准的收费表还会在协商中进行调整，这在客户圈内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并购业务的经理一直要求银行家严格按照收费表收取费用，但在投资银行界，这种严格按规定收费的情形很难得以实现，尤其在当今的金融超市时代，面对花旗集团或摩根大通等大集团的竞争，为了能够赢得一些附属金融业务或“可以合作”的信誉（各家银行提供顾问服务的交易数目会从多到少定期进行排名），银行家们会不断缩减收取的费用。 费利克斯所提供的证词的另一个历史性意义在于，他将并购佣金与融资佣金等同起来。在35年前，投资银行家们为客户公司发行债务或股权募集资金时都是采用非公开的方式，也会获得相应的报酬。例如，拉扎德投资银行可能代表ITT公司与银行商定一项银行融资，然后与几家保险公司协商私人次级贷款，并就募集的资金向ITT公司收取一定的酬金，对债务性资金收取的费用较低，对权益性资金收取的费用则较高。当时不存在联合性债务市场，而且也不存在高收益证券的公开市场。在现今市场上，除了私募融资外，投资银行已经无法通过为客户募集资金而获利。投资银行现在的收费项目包括承销融资、高息交易和证券发行。银行用自有资产向公司客户提供所需的资金，然后自行消化随附风险，银行会将债务、债券或股票打包出售给各种投资者，例如其他银行、对冲基金、保险公司、共同基金或普通大众。在通常情况下，承销商承担的风险极低，但是它们获得的收益却非常高，但是一旦市场崩溃—例如“9·11”事件，或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倒台事件—这些承销商也会蒙受巨额的亏损。拉扎德投资银行资产负债表的金额微不足道，它对承销垃圾股从不感兴趣，因为这需要巨额的资金。 小组委员会接着开始攻击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另一件秘密武器，即所谓的互兼董事，也就是说，拉扎德合伙人会担任客户公司的董事会成员。费利克斯向小组委员会出示了一份名单，上面显示他自己担任ITT公司和豪梅特公司的董事。此外，名单还显示，斯坦利·奥斯本分别担任3家公司的董事。安德鲁则从1957年起就担任菲亚特和美国广播唱片公司公司的董事，由他担任董事的公司共有6家。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廷格则担任8家公司的董事，其中包括哈考出版公司特、图书出版商布雷斯全球公司以及玻璃生产商欧文斯－伊利诺伊公司等。小组委员会的总顾问肯尼斯·哈金斯提出，拉扎德投资银行在1964年到1969年提供顾问服务的并购交易中，有40%的交易都存在交易相关公司由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担任顾问的情况。“如果贵公司合伙人担任某家公司的董事，是否有助于贵公司参与这家公司的合并业务呢？”哈金斯这样问道。费利克斯的回答是：“我可以这样说，如果公司有合伙人担任某家公司的董事，这在总体上有利于我们对这家公司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因为我们对公司的经营和需求更为了解。但是如果要说到这是否能给我们相对于其他提供类似业务的投资银行更大的优势，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现在的公司都非常精明，它们会选择能为自己提供所需服务的公司。” 然后，哈金斯又逐年分析了有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担任董事的并购业务和没有合伙人担任董事的并购业务，并得出了拉扎德投资银行在前一类并购业务中获得的佣金占佣金总额的比例—该比例在1965年为85%，1966年为63%，1967年为29%，1968年为58%，1969年截至劳动节为42%。哈金斯然后又问道：“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些公司中享有董事席位可增加贵公司的业务呢？” “不，先生。”费利克斯回应道，他仍然坚持自己原来的观点，“我只是发现公司客户迟早会邀请我们的合伙人到他们的董事会任职，而且事实情况也是如此。我们无法强迫董事会接受我们的观点。如果我们与某家公司有了业务往来，而且我们也提供了相应的服务，那么在未来某个时期，这家公司就会邀请我们到它的董事会任职，这样我们和公司的联系就会更为紧密。” “你认为获得董事席位是投资银行与客户之间发生业务关联后的自然发展结果，就像婚介与客户的关系一样，是这样吗？”哈金斯这样问道。 费利克斯显然被“婚介”这样的类比激怒了，于是他回答道：“我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婚介。就我们所提供的服务而言，这是一类非常私人化的服务。”（拉扎德是婚介这个概念还将再次浮现）。在听证后的第五周，费利克斯向小组委员会呈交了一份关于客户在1964年到1969年劳动节进行的特定交易的清单，在这些交易中，拉扎德投资银行并没有获得任何酬金，但拉扎德投资银行在交易公司拥有董事席位。这份清单包括了ITT公司在1968年和1969年进行的10桩没有聘用拉扎德投资银行的交易，其中包括与喜来登和黄色出租车公司的交易。而且清单还显示，费利克斯所在董事会的其他董事在此期间否定了其中的五桩交易，使得拉扎德投资银行无法参与这些交易。 小组委员会于是将注意力转到了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套利业务上。当时这种同时买卖并购相关公司证券，以期从公司证券价差中获利的套利策略还鲜为人知。费利克斯向小组委员会大声宣读了一份关于套利的极其清楚简练的总结。“尽管这需要极强的专业性，但是套利的概念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形成，而且有了实施先例。它本质是指具有相应收益的短期高风险投资之间的一种对冲。”他解释道，“现代市场上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在并购交易中的套利，假设两家公开交易公司业已公布交换的价值。由于一支股票会按特定的比例与另一支股票进行交换，那么从理论上说，两类股票的价值必须相等，但是种种原因导致了这两者在价值上的差异。”费利克斯接着解释道，这些原因包括“证券市场和货币市场的突然变动”、“并购协议中的各种担保和其他‘遗漏点’”、“政府反对”以及“股东反对”等。然后他说：“套利者愿意承担风险，在交易顺利完成时，他会从当前的市场价值及最终实现的市场价值之间的价差中获利。”塞勒仍要求费利克斯对套利进行“完美”定义，而小组委员会的总顾问刚深入分析了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是否从所指导的各项并购交易中获取了不正当的利益。 “贵公司是否设立了相关规定，禁止交易拉扎德投资银行提供并购服务的公司的股票，或交易一方为拉扎德投资银行担任董事的公司的股票？”哈金斯问道。 “是的，先生。”费利克斯回答，“我们对套利部门设有两条规定。第一条规定从我们进入套利业务以来就开始实施，第一条规定还只有三到四年的历史。根据第二条规定，我们不得对公司合伙人担任董事职务的交易所涉及的股票进行套利。从去年年末、今年年初开始，我们将这条规定扩展到了虽然拉扎德投资银行的银行家不担任其董事但是以某种形式提供顾问服务的公司。此外，我们在全公司实施了禁止根据任何内幕信息进行证券交易的多项规定。” 当小组委员会主席要求费利克斯对拉扎德投资银行的自控措施加以详细解释时，费利克斯这样说道： 首先，我们没有任何必要看跌那些我们占有董事席位的公司的证券，而且这在价值取向上也自相矛盾。其次，将拉扎德投资银行提供顾问服务的公司排除在套利交易的对象之外时，我们是非常担心的，主席先生，因为我们进行的套利交易越来越多，因此内部也存在这类安全问题。虽然我们一直尽力保证拉扎德投资银行的行为不存在瑕疵，而且我们也在内部实行信息管制，仅向必要的人透露相关信息；虽然我们这样做可能降低了套利部门的利润，但是将这类交易排除后，我们会更加安心。 以下是关于内部交易的第一次问答记录，当时伊利诺伊州的议员罗伯特·麦克罗瑞问费利克斯，如果一名并购银行家在并购交易公布前让客户购买并购对象的股票，他会做何感想？ “这是违法的。”费利克斯说道。 “到底如何违法了呢？”麦克罗瑞接着问道。 “让我们来假设一下您说的这种情形。如果我们应邀担任一家公司的顾问，就该公司对另一家公司的并购提供指导。然后在交易被公布前，我们对客户建议说 ‘购买这支股票’，这种情况就是误用内部信息的例子。”费利克斯接着说道，“我所强调的套利，只有在……” “这是不是违反了证券法规？” 麦克罗瑞插嘴问道。 “是的，先生。”费利克斯接着说，“但是套利交易只有在交易的各项条款公布以后才能进行，由于所有的信息都已经公开，因此套利交易是不可能涉及到内部信息的。但是议员先生，根据我对法律的理解，您先前描述的那种情形是完全违反法律的。” 塞勒紧接着加入了问话。“让我来问你这样一个问题。”他说，“你对自己设置了这样的限制，那么您在华尔街的其他对手是不是也遵守这些限制呢？” “我不知道，主席先生。”费利克斯回答道，“我们不和对手谈这个问题。” “你不知道吗？”塞勒接着问道。 “不知道。”费利克斯回答。 “他们知道你们对自己设定的限制，不是吗？”塞勒这样问道。 “不，先生。”费利克斯回答，“他们应该不知道。” “这并不是秘密，不是吗？”塞勒觉得比较奇怪。 “主席先生，我们经营公司的方法并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我们还是非常注意保护公司商业秘密的。”费利克斯回答道，这时的情形显得非常滑稽。 “你们采取了非常合理的做法，”委员会主席总结道，“将这样的真理散播到大众中去不是对你们相当有利吗？” “主席先生，如果这样的话，我个人认为人们会觉得我们比较自以为是。”费利克斯回答。 “他们可能会认为你们是一群傻瓜。”塞勒接口道。 “可能吧。”费利克斯说。 在这种友善的戏谑后，小组委员会又开始讨论拉扎德投资银行所扮演的付费战略顾问的角色。塞勒问道：“你能不能粗略地告诉我们，在纽约市有多少家与拉扎德投资银行有类似规模和影响、提供并购服务的银行—如果没有更好的词汇，我会使用‘婚介’这个词—抑或是婚介呢？” “主席先生，我更希望您使用道德标杆这个词来描述我们。”费利克斯回应道，“在本领域的所有知名投行中，我认为共有10到15家是大型企业。”费利克斯以后也会经常提到这个他自创的投资银行家道德操守—这显然是虚伪透顶的—就在2004年7月，也就是他在小组委员会面前作证的35年后，费利克斯在《纽约时报》的一篇采访中这样说道：“在进入这个行业时你必须有一套道德标准，你不可能拖到以后再去学这些标准。如果人们的行为方式不道德，那么我不能指责华尔街，我只能指责那些行为不道德的个人，他们本应知道如何正确行事。” 在1966年到1969年期间，投资银行的收费飞速上涨，这也表明华尔街并购业务的形势一片大好。但到了1970年，情况则大不相同。全面的危机在华尔街蓄势待发，经纪公司在急速增长的股票交易中疲于奔命，他们根本没有足够的人手来处理堆积如山的文书工作。虽然这个问题在计算机时代显得微不足道，但是这些工作在当时是极其枯燥乏味的，即使是当时最有先见之明的公司也难逃这个问题的困扰。纽约证券交易所很快就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问题。为了应对公司破产的危机并尽量去拯救这些公司，证券交易所组建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监督委员会，俗称危机委员会。交易所在1970年6月任命费利克斯担任该委员会的负责人，他在1968年5月就已经担任了证券交易所理事。委员会的五位成员中，有一位是当时的理事会主席伯纳德·拉斯克。这些智者非常担心一家大型企业的倒台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从而摧毁公众对市场的信心，进而可能破坏美国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 这个问题（研究华尔街的史学家们戏称为“后台危机”）的症结在于，由于大型证券公司的交易量在1967年急剧飙升，这导致那些资本化不足的私有合伙企业根本无法应对交易量“意外巨幅提升”所带来的大量文书工作。很多公司后勤人手的增加速度过慢。而且不幸的是，当公司最终匆忙地聘用了这些人员后，那些有才能的人又受到了不良影响。许多公司都在堆积如山的未处理文件中忙得天昏地暗。到了1969年年末，据纽约证券交易所执行官李·阿宁所述：“文书工作的问题已经得以解决。”但是，危机却刚刚开始，就在各家经纪公司增加人手来处理大量的文书工作时，业务量突然直线下降了。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资本主义在1970年面临了自1929年以来最严峻的考验。“我们通过650家道琼斯指数企业来观察世界形势，佩恩中央铁路公司破产、信用危机、柬埔寨问题、肯特市问题—我们不清楚一切将去向何方，当时的世界形势相当严峻。”费利克斯这样告诉《纽约时报》。到了1970年盛夏，担任危机委员会负责人的费利克斯必须应对一场全面的危机：老牌的知名经纪公司海顿斯通即将面临瓦解，而约瑟夫·P·肯尼迪正依赖这家公司为第二个儿子的总统之路积累财富。海顿斯通在全美拥有62家办事处，但是它的后台系统却混乱不堪。更糟糕的是，该公司即将退休的合伙人纷纷撤回自己对公司的注资。此外，华尔街公司的资产也正面临着整体大缩水。在以上多种问题的影响下，海顿斯通的经营出现了亏损，它将无法偿付俄克拉何马州的客户在1970年春季所提供的1 750万美元贷款。当俄克拉何马州客户的律师发现海顿斯通的证券价值不足700万美元时，费利克斯和交易所开始为海顿斯通四处寻找买家了。 虽然华尔街的局势一片惨淡，但是费利克斯还是很快找到了海顿斯通的救星—天才金融家桑迪·韦尔。韦尔在自己的CBWL公司（Cogan, Berlind, Weill & Levitt，当时该公司被视为华尔街的小丑，绰号为“莴笋碎牛肉”）早已领先设立了证券结算部门。费利克斯断定，日后将创立金融巨头花旗集团的桑迪·韦尔，是有能力迅速解决海顿斯通账款不足的问题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之一。根据莫妮卡·兰格利在《花旗帝国》①中对桑迪·韦尔的华尔街生涯的权威性叙述，海顿斯通的继承人哈德威克·西蒙思奉命与维尔会谈，以确定“这个知名企业的高贵出身是否对这些松散的布鲁克林犹太人管用”。日后将成为保得诚证券公司带头人以及纳斯达克股票市场有限公司主席兼CEO的西蒙思回忆道，他“从未听说过这些公司，不管它叫‘莴笋碎牛肉’还是其他的什么，我们甚至都没有注意过这类公司”。在9月11日这个截止期限到来的前三天里，费利克斯在证券交易所与拉斯克和交易所主席罗伯特·哈克进行了多次会谈，然后又马不停蹄地赶去ITT会见哈罗德·吉宁。至于西蒙思，这位海顿斯通创始人以及仑·吉宁的曾孙，除了默认收购外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了。到了1970年9月11日，CBWL收购了海顿斯通有价值的部分—尤其是其高贵的名号—成为了具有威望和历史背景的新海顿斯通。 当时的情形非常危急，9月11日的大限即将到来—要么同意CBWL的收购计划，要么就让海顿斯通关门。费利克斯这样回忆道： 当天上午9点15分，我和拉斯克正与格尔森（杰克·格尔森，俄克拉何马州的投资人，也是收购计划的最后阻力）交谈。格尔森问道，为什么不能让海顿斯通破产呢？为什么这家公司可以得到不同于佩恩中央铁路和洛克海德的待遇呢？他当时简直疯了。有人告诉他，如果他不同意对收购交易放行，那么金融界绝不会原谅他。他认为这是对他的威胁。我认为他当时觉得自己无论如何都会赔个精光。CBWL公司的人在前一个晚上就已经纷纷出动，他们从早上4点钟开始就一直在做格尔森的工作。格尔森想跟我和拉斯克谈话……我和拉斯克跟他谈了一个多小时。我们从个人利益谈到国家利益。拉斯克具有极强的说服，而且他还是一个非常诚恳的人，这点非常重要，我们最终挺过来了。最后，格尔森问道，你们能给我多长时间，我们告诉他我们总共只有15分钟，因为我们要在交易开始前关闭海顿斯通。拉里·哈特佐格（格尔森先生的律师）过来告诉我们说，“费利克斯，你达成了交易。”我走进了隔壁的房间，告诉在场所有的人他们达成了交易。然后我深吸了一口气，很快出去了。当时距开盘只剩下5分钟。 费利克斯代表纽约证券交易所与桑迪·韦尔达成了一项交易，证券交易委员会向新成立的公司注资760万美元现金，并承担海顿斯通价值1 000万美元的负债。桑迪·韦尔在这次交易中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他从此走上了非凡的成功之路。 两个月之后，费利克斯和危机委员会面前又出现了一桩濒临破产的危机。这次的濒危企业是华尔街最大的经纪公司杜邦–格罗尔福冈公司，这家公司在杜邦、格罗尔福冈斯塔兹公司和赫斯奇公司合并之后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就开始面临着破产的危机。当时《时代周刊》记载：“这家经纪公司发现自己面临着深深的困境……它有堆积如山的文书工作，而它的账目则是一片赤字的汪洋。”费利克斯在刚开始的时候就曾经对这次三方合并持有疑问。“处于严重后台危机中的企业的内部数字是毫无意义的。”他这样告诉《财富》杂志，“因为你根本无法弄清楚它们的情况。” 当杜邦－格罗尔福冈公司面临破产时，华尔街的未来再次遭受威胁。而且就在它开始从内部坍塌的时候，费利克斯已经与知名的美林银行达成交易，让美林去拯救另一家与杜邦－格罗尔福冈公司规模相似的企业古德博迪公司。费利克斯对当时的情形还记忆犹新，古德博迪的主要投资人詹姆斯·霍格尔来到了危机委员会，但是他不愿意透露古德博迪资金短缺的具体数额。“如果你不告诉我实情，那么你就不能离开这儿。”费利克斯这样告诉他，“他看着我，然后两行眼泪就滚下来了。这真的是让人非常难过的时刻。” 但是这项交易还有一个难度极大的条款；美林同意接管古德博迪—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提供2 000万美元补偿的条件下—但是在美林完成交易之前，不得有其他公司破产的情况发生。拉斯克回忆道：“如果杜邦–格罗尔福冈破产了，那么美林就不会接管古德博迪，而一旦这两家领头企业同时垮掉，那么毫无疑问，整个国家、经济、行业还有投资者都要蒙受沉重的打击甚至灾难。” 穿着引人注目的三件式西装、梳着整齐小平头的H·罗斯·佩罗从得克萨斯动身去拯救杜邦–格罗尔福冈公司。他在1962年凭着兜里的1 000美元就创立了一家计算机服务公司—电子数据系统公司。当时，佩罗是“在纸上就能赚取10亿美元的少数几个之一”，当电子数据系统公司在1968年公开交易后，股价从一开始的每股16.5美元涨到了1970年的161美元。杜邦－格罗尔福冈是电子数据系统公司最大的客户之一，这使得佩罗开始留心杜邦－格罗尔福冈的状况。因为当时他持有电子数据系统公司约80%的股份，如果丧失了杜邦－格罗尔福冈这个大客户，那么电子数据系统公司的股价显然会受到不利影响。佩罗声称，电子数据系统公司的股票价格并不是他留心杜邦–格罗尔福冈的原因。“在任何股价下，我手中的价值都超出了我曾经的梦想。”他这样说道。 费利克斯在最初把佩罗视为华尔街的拯救者。当时他到白宫去参加朋友威廉·凯西就职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的宣誓仪式，在那里第一次遇到了尼克松总统，还有对费利克斯的前途影响更大的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费利克斯还在仪式上看到了尼克松的亲密顾问、迪伦里德的前任投资银行家彼得·弗来尼根。“我设法穿过人群来到了尼克松身边。”费利克斯说，“弗来尼根这样将我介绍给了尼克松，‘这位是费利克斯·罗哈廷，他是证券交易委员会危机委员会的主席。’然后尼克松说‘是你呀。我听说你正做着了不起的事情，而且我还听说一切都会好起来’。我于是说道，‘总统先生，我不知道您从哪里听说了这些，因为我们现在遇到了古德博迪的问题。’在当时，杜邦－格罗尔福冈公司的状况已经非常糟糕了。”总统于是将费利克斯拉到了一边，然后问道：“‘弗来尼根知道这些吗？’”费利克斯说他们每天都谈这些。“‘很好。’尼克松说道。然后他把约翰·米切尔叫了过来，这样对米切尔说，‘约翰，我想让费利克斯每天晚上都向你电话汇报所发生的事情以及他们的任何需求，我不希望这里出现任何问题。’因此我说，‘好的。’这样，我每天晚上10点钟都给米切尔打电话，其中有一半的时间是米切尔太太接的电话，而且她早已喝得烂醉如泥。”费利克斯接着解释道，在他与米切尔的一次电话交谈中，这位司法部长给出了一条建议，如果杜邦–格罗尔福冈公司需要“500万甚至1 000万美元，你为什么不去找佩罗谈谈呢，他肯定愿意帮忙的”。这就是佩罗参与这件事情的起因，也是费利克斯去见他的原因。 不过，事实证明，佩罗所做的这桩杜邦－格罗尔福冈公司的交易并不是一次杰出手笔。“我们只是扔了钱进去，”佩罗当时说，“这需要更多的勇气而不是智慧。”当杜邦－格罗尔福冈公司在5月14日得救后，佩罗成为了当时华尔街公司最大的个人股东。他停止了手头的工作，将电子数据系统公司的经理引进了杜邦－格罗尔福冈公司，让他们来管理这家经纪公司。“有人曾告诉我，你不能指望华尔街的人像计算机行业的人那么遵守纪律。”佩罗说道，“除非杜邦－格罗尔福冈在经纪业务中拥有了与电子数据系统公司在计算机服务行业中相同的地位，否则我是不会休息的。”尽管佩罗有如此大的决心，但是结果还是难如人意。费利克斯说，佩罗在这次华尔街大冒险中的最终损失超过了1亿美元，这家重组的杜邦－格罗尔福冈公司最终无力回天。“从来没有人感谢过佩罗，他事实上拯救了整个华尔街。”费利克斯总结道。1974年，尽管佩罗在电子数据系统公司的合伙人默特·迈尔森决定拼死保住这家经纪公司，佩罗还是聘请了律师对杜邦－格罗尔福冈公司进行清算。 虽然这次交易的结局惨淡，但是佩罗从来没有迁怒过费利克斯—他只不过是代理人罢了—而且他们在以后的35年里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佩罗让费利克斯担任了电子数据系统公司的董事，而且费利克斯还在1984年代表佩罗按250亿美元的价格将电子数据系统公司出售给了通用汽车公司，以换取通用汽车的新型股票。而费利克斯则遇到了命运与他开的玩笑，他在1992年支持了佩罗的总统竞选，因此与财政部部长的职位失之交臂。这就是费利克斯为自己的忠诚所付出的代价。 在佩罗与杜邦－格罗尔福冈公司达成交易3个月后，也就是费利克斯危机委员会主席任满一年的日子，他放弃了该职位。最后，约有100家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员企业（即1/6的成员企业）在危机中破产或在合并后不再存在。费利克斯向哈克和拉尔夫·德朗兹欧写了一封三页纸的辞职信，这封信被送到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会33位成员手中，费利克斯在信中说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但是他仍然担心华尔街的自控能力。“证券交易委员会应该研究公司内部报告和经审计报告常出现误差的问题。”他在信中写道，“我个人认为，其中涉及到自我监控的问题。如果我们所用的工具不合适，那么我们要么选择新的工具，要么就将位置让给其他人。我们已经为过去的失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虽然我们终于阻止了当前的流血牺牲，但是公众还没有意识到其中的问题。如果情况再次发生变化，我认为我们仍然不具备合适的预警措施和防备措施，以防止危机的再次发生。”在信的末尾，他写道：“我并不认为过去的几年是成功的。不过我希望，我们能说服包括国会、证券交易委员会以及大众在内的批评者，我们已经充分吸取了这个昂贵的教训。”—费利克斯事后估算损失为1.4亿多美元，这在当时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这将给我们带来更高的成效。毕竟实践出真知。” 后来，众议院举行了一系列研究证券行业的听证会，以便了解危机中所发生的情况，并确定是否需要增立法规以防止危机的再次发生。费利克斯和他的朋友比尔·凯西都在听证会上作了证。“假如我们的房子着火了，”费利克斯有一次这样告诉国会议员，“我们在当时无法改变消防法规，但我们必须将火扑灭，然后再开始着手立法的问题，我认为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这并不是费利克斯最后一次面临灾难威胁的考验。 费利克斯1971年从证交所的高位上辞职，并准备将全身心投入拉扎德投资银行。与此同时，塞勒的小组委员会公布了调查的最终报告。这份报告以纪实的方式将费利克斯和拉扎德投资银行与ITT公司的激进并购计划联系在一起。“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费利克斯·罗哈廷担任ITT公司董事会成员以及执行委员会成员，他所处的职位对ITT公司的并购计划能产生重大影响。”报告得出如是结论。 可供并购对象的信息全部来自拉扎德投资银行。在充分了解了ITT公司的经营情况后，拉扎德投资银行在推动ITT并购计划的同时，也增加了自己的收入……此外，费利克斯当选为ITT公司的董事后，ITT的并购计划得到了进一步推动。ITT并购交易的数量和并购公司的规模都大为提高。该公司在1968年进行了24桩并购交易，而1967年只有13桩，1966年只有11桩。这些交易的并购对象包括大陆烘焙公司（对价为2.795亿美元）、雷约尼尔公司（对价为2.931亿美元）、喜来登（对价为1.932亿美元）—这些全都是所处行业规模最大的企业。 小组委员会基本没有调查有史以来最大的一项并购交易（因为拉扎德投资银行只被要求提供截至1969年9月5日所有完成交易的清单，因此费利克斯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到过这个交易），这也是拉扎德投资银行从ITT那里接到的最大的单子：价值1.5亿万美元的哈特福德火灾保险公司并购交易。1969年12月，当费利克斯在小组委员会面前作证的时候，ITT公司则在等待康涅狄格的保险部门专员批准这项交易。这将是一个漫长的等待。当这项交易在1968年圣诞节前两天第一次得以公布时，全城都因此轰动了。就像安德鲁·梅耶说的那样，这是一件“闹得满城风雨的事情”。在接下来争议不断的13年里，所有涉及这项并购的人都受到了牵连，尤其是ITT的主要投资银行家费利克斯·罗哈廷。 正如《纽约时报》所说，“这次非凡的ITT事件”是各种错综复杂的国际金融力量以及政治势力的共同影响所导致的结果。这不过是随之而来的水门事件的前奏。关于该丑闻详细而具娱乐性的描述主要有：布里·休姆的《内幕故事》，安德森的《安德森报告》，以及安东尼·桑普森的《帝国：ITT的秘史》。此外还有外地的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记录以及32箱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这些都是宝贵的资料来源。正是由于费利克斯在这项交易中所扮演的非常角色—而他曾在小组委员会面前表示，希望拉扎德投资银行“比恺撒的妻子还要清白”—我们才会如此在意。 若要更好地了解所有的传言—从1968年年末到1981年这件事情得以彻底解决—我们必须简略地回顾一下拉扎德与一家同样神秘莫测的投资银行意大利中期信贷银行之间长达15年的关系。这家银行完全由恩瑞克·库西亚掌管。“很腼腆但也很聪明”是拉扎德合伙人弗朗索瓦·沃斯对库西亚的描述。如果要凭空再造一家意大利的拉扎德，然后将其置于米兰的中心，那么这家意大利拉扎德就是中期信贷银行。与拉扎德投资银行相似，这家意大利投行染指了所有的大交易，它还将手伸进了各大政治家的口袋。在必要情况下，库西亚会比沉默寡言的安德鲁更难捉摸。“若要说有哪位投资银行家是悄无声息的无影人，那么这非库西亚莫属。”卡里·赖克在《金融家》中这样评价他，“他的标准形象就是一位头戴小礼帽、紧裹着大衣的男子，偶尔还会突然回头看看身后那烟雾弥漫的大街。”但据说库西亚和安德鲁·梅耶是一丘之貉。“他们之间的关系好得不得了。”拉扎德投资银行的长期合伙人让·盖约特这样回忆道，盖约特对他们都非常熟悉，“他们之间是完全信任的，这显得有点不可思议，因为他们两人的差别太大了。但是他们也有相似的一面—极其热爱工作。”他们几乎每天都要电话交谈。“他们是密友。”沃斯回忆道。安德鲁是金融界少有的几位为库西亚所尊敬的人。在他长期的银行生涯里，他一直把安德鲁的照片放置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而安德鲁则将库西亚描述为：“银行界的顶级人物……我对他的性格、沉稳和忠诚持有最高评价，其他人也这样认为。” 他们的业务安排也都相对简单。1955年，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和雷曼兄弟公司各购入意大利中期信贷银行10%的股份，这意味着他们愿意一起做生意。1958年4月，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也和其他两家银行—布鲁塞尔的索菲纳银行和柏林的柏林–汉德歌瑟尔斯卡夫特银行同时购买了中期信贷银行一定份额的股份。1963年，拉扎德投资银行代表阿格勒利家族将费拉尼亚胶片公司出售给现在的3M公司。 到了1963年年末—具体是1963年12月18日—中期信贷银行、拉扎德投资银行和雷曼兄弟公司这三家都认为有必要进一步稳固它们的长期关系，因此它们订立了一份“意大利中期信贷银行、拉扎德投资银行和雷曼兄弟公司关于意大利业务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库西亚代表中期信贷银行在备忘录上签了字，而安德鲁则是拉扎德投资银行的签字人。这份不太成熟的文件表明它们处于相互信任的平和时期。这份文件的核心为，对于在美国上市的意大利公司和在意大利上市的美国公司，三家银行将分摊从这些公司得到的并购交易佣金和股票承销佣金。此外，文件对交易的宣传也做了规定。 投资银行之间成功合作的时间非常短，因为它们很快开始相互嫉妒，就酬金的分配方式和宣传方式—三家银行在一开始就非常明智地试图解决这两个棘手问题—进行争吵。谅解备忘录签订后，三家极其骄傲的银行试图在一起合作，但这注定要出问题。不过，有意思的是，虽然拉扎德投资银行也有三家银行（支行），而且这三家支行存在所有权的重叠，但是它们没有表现出任何相互合作的意愿。此外，还有迹象表明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在与意大利中期信贷银行相互转移业务。中期信贷银行、拉扎德投资银行和雷曼兄弟公司三家至少合作过两项交易并均分了酬金，即前面提及的费拉尼亚胶片公司交易以及皇家荷兰壳牌对蒙特卡蒂尼石化业务的收购交易。 投资银行之间难以长时间成功合作这一点在拉扎德投资银行的重要客户ITT的业务中表现得更为明显。ITT不断在全球搜寻业务，吉宁和他的团队一直吊着拉扎德投资银行家们的胃口。就在ITT进行哈特福德火灾保险公司并购交易的时候，该公司还在并购一家意大利小型家族企业内基公司。内基公司以一款具有旋转线轴的新奇缝纫机而闻名，但是它的缝纫机部门在日本企业的激烈竞争下不断亏损。 1969年初春，内基公司交易的步伐明显放缓，安德鲁和库西亚开始关注另一件事情。由于雷曼兄弟公司一直不肯受协议的约束，因此安德鲁和库西亚两个亲如兄弟的朋友决定将雷曼兄弟公司排除在他们签订的五年期协议之外。1969年3月19日，安德鲁给约瑟夫·托马斯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概述了他和库西亚在前一天会谈的结果，而且他在信中说的也比较奇怪，使用的是“转交雷曼兄弟”。“关于我们在昨天就1963年12月18日我们三家银行签订的谅解备忘录进行的交谈，”安德鲁写道，“我告诉了中期信贷银行我们的交谈结果，他们也同意我们的观点。因此，我在此代表中期信贷银行和我们两家银行声明，谅解备忘录从本日起无效。”托马斯代表雷曼兄弟公司在信上签字后将其发回了安德鲁。安德鲁在事后解释了这样做的原因—雷曼兄弟兄弟公司的合伙人曾“背着中期信贷银行”与意大利公司去协商交易，“这是这违背协议精神的，不过现在协议已经取消了”。对于拉扎德投资银行而言，将雷曼兄弟公司踢出局后，拉扎德投资银行又与中期信贷银行签订了新的协议，将协议规定的收入在两家公司之间五五分成。但是，费利克斯在1973年证明说，自己从未见过安德鲁磋商的有关文件，不过他也清楚拉扎德投资银行与中期信贷银行有长期的联系。 1968年11月2日，ITT公司的管理层完成了一份分析ITT与哈特福德合并后所能带来的机会的报告。当时对哈特福德火灾保险公司的代称为“烟草”，在“烟草”备忘录中提到了“好几个机会”，例如向喜来登的120万信用卡持有人、艾维斯的150万信用卡持有人以及莱威特父子公司房屋所有者们进行保险推销。6天后，ITT在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帮助下，从旧金山一家关注保险行业的投资银行—保险证券公司（ISI）手中以6 47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哈特福德6%的股份。当时吉宁曾公开发言，声称这次购买行动是“对消防事故领域领先企业进行的一笔优质投资”，经过这次股权收购，ITT成为了哈特福德最大的股东。为了获得如此多的哈特福德股票，ITT支付了超出市场价值20%的溢价。吉宁也在发言中提到，ITT和哈特福德两家公司的管理层都在寻求“共同利益点”。但是根据霍华德·艾贝尔的说法，ITT购买这些股票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在未来还有可能进一步合并，然后将哈特福德火灾保险公司改造成一家附属企业”。 44天后，这个“长期的可能”果真出现了。1968年12月23日，ITT发动了公司史上最大的恶意收购，它单方面公开宣布，自己向哈特福德火灾保险公司董事会发出了价值14.52亿美元的强迫收购要约。哈特福德火灾保险公司成立于1810年，它曾为亚伯拉罕·林肯和罗伯特·李提供保险服务。当面临ITT的恶意收购时，哈特福德是全美第五大财产和事故保险公司。证券交易委员会前任主席布莱德弗得·库克曾对哈特福德和ITT这两家对头进行如下评价：“哈特福德是大家闺秀，ITT是黑夜女神。”这轮初始要约的价值超出哈特福德公开发行的股票交易价值的40%，这是典型的ITT手法。 ITT这场阴谋的始作俑者便是费利克斯，他说服了吉宁进行这场交易，并向其建议如何才能困住猎物，此外他通过自己所处的位置了解情况，知道有6%的股份可供收购。拉扎德投资银行是保险证券公司的重要经纪人之一，正是费利克斯的合伙人迪斯科·迪恩将保险证券公司所持有的哈特福德股份出售给了ITT，所获酬金为50万美元。 从监管的角度而言，ITT对哈特福德的突袭是极其不合时宜的。两个月后，塞勒的小组委员会就开始了对大集团公司的调查。对ITT更不利的是，司法部负责反托拉斯事务的部门又新调来了一位负责人。这位名叫理查德·麦克拉伦的新负责人与前任的观点很不同，他认为联邦政府应按照《克莱顿法案》第7章阻止跨国集团合并（为了增强1890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效力，国会在1914年颁布了《克莱顿法》），该法第7章禁止“可能实质性降低竞争或者导致垄断”的合并和收购。 1968年12月，麦克拉伦向尼克松政府的司法部长提名人约翰·米切尔和他的代理人理查德·克兰丁斯特解释了自己的观点：“当他们让我担任这个职务的时候，我就和他们达成了一致。我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我们将进行一场强有力的反托拉斯运动；第二，关于高级法院对跨国集团并购案例的解释以及目前近乎荒唐的行业重组方面，应该遵从我的理念；第三，我们要根据价值做出决定，这是不带任何政治色彩的决定。” 1969年1月16日，就在ITT对哈特福德发出恶意收购要约之后的第三周，司法部向哈特福德的CEO哈罗德·威廉姆斯发了一封信，要求威廉姆斯提供关于这项潜在交易的全部信息。而且司法部还分别告知了ITT和哈特福德，尼克松政府可能会基于反托拉斯的角度反对这次并购。 值得一提的是，麦克拉伦是一名为共和党政府服务的共和党人，因此很多人认为他会在反托拉斯问题上倾向于企业方。但是，米切尔很快就同意了麦克拉伦的观点。这位司法部部长在1969年6月对佐治亚州律师协会的讲话中说道：“由于经济集中的威胁日盛，我国自由经济的未来动力可能会受到威胁。”他还指出，涉及跨国大集团的并购业务在1968年已经占到了总并购的91%，而1948年到1951年该比例仅为38%。“在铁的事实面前，我们必须更积极地抵制这种趋势。” 这些言论让全美最大跨国集团的CEO、尼克松总统竞选的重要赞助人吉宁非常不自在。从1961年到1969年，ITT分别并购了52家美国国内企业和55家国外企业—在1969年该公司的并购交易就达到了33起。因此ITT公司成为了司法部的主要目标。当时ITT价值1.48亿美元的Canteen公司并购交易将在1969年2月18日完成，而麦克拉伦决定对这项并购Canteen公司的交易发布初步禁令。因此，吉宁被激怒了，这将是一件让白宫很头疼的事情。 麦克拉伦以反托拉斯的理由反对ITT与Canteen公司合并，这放在注重成本节约的现代是非常落后的思想。但是第一届尼克松政府的大部分官员都同意麦克拉伦的观点，而且愿意加以实施。4月29日，也就是Canteen公司交易遭到起诉的同一天，吉宁给费利克斯写信讲述了自己的担心—后来成为了事实—即反托拉斯风暴的阴云已经越发浓厚了，形势甚至比司法部禁止ITT对ABC的并购交易的一年前还要严峻。 尽管麦克拉伦越来越激进，但ITT到了1969年春季仍然在继续自己对哈特福德的收购，而且它还充分预料到了司法部对这项合并的反对态度。ITT在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帮助下，以2 440万美元购入了458 000股哈特福德的股票，平均价格为每股54美元。这样，ITT持有的哈特福德股票达到了1 741 348股，总投资额为8 910万美元—这在当时是非常大的数额。为了保护这项投资，ITT必须保证哈特福德并购交易获得司法部—麦克拉伦的反对构成了强大的阻力—和联邦税务局的通过，因为还需获得联邦税务局的免税指示，ITT才能宣布拟进行的股票并购可以对赫特福德股东免税。吉宁激励自己的团队，让他们使用全身心的力量来对发行人施加“无情的压力”。与此同时，这位暴躁易怒的英国人也在华盛顿追求着这样的路径。“我认为在接下来的敏感期，我们必须谨言慎行，直到这项交易正式完成。”ITT董事会成员在1969年年初这样写信告诉吉宁。最后的事实显示，费利克斯与麦克拉伦的上司进行过一系列艰苦卓绝的会谈，他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施压的角色。这场“无情的压力”后来最终将导致司法部部长理查德·克兰丁斯特屈辱地辞职，这也将导致费利克斯的名声长期受损。 4月9日，哈特福德董事会向ITT的并购策略屈服，这两家公司签订了合并协议。当时费利克斯刚结束两周的韦尔之旅。在回到办公司的第一天，他就参加了公司经营委员会的会议，接着与安德鲁、皮埃尔和米歇尔·戴维·韦尔这三位拥有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和纽约支行大部分所有权的大人物一起共进午餐，然后他动身参加下午6点与吉宁的会议。 4月9日，他在ITT董事会会议上现身，当时与哈特福德的合并协议已经获得批准，但是并购交易仍笼罩在麦克拉伦的阴影之下。6月23日，司法部宣布将以反托拉斯的理由反对哈特福德合并交易和ITT对格林奈尔公司的拟收购交易—这也是拉扎德投资银行代理的交易。 哈特福德并购交易是否能完结，还取决于联邦税务局是否同意对哈特福德股东在交易中获得的股票免征税费。换言之，当哈特福德股东用所持有的股票换取ITT公司的股票时，他们不会在这次股票交换中被征收资本利得税。在大部分股票换股票的并购协议中，这是相当普遍的一项条款，例如在ITT对艾维斯的并购交易中也是如此，而且联邦税务局通常也会批准这样的请求。因为当股东所获的新股票被售出时，就自然会征收利得税，所以利得税并没有被规避，而只是推迟了。但是也会存在一些重要的禁令可用来阻止联邦税务局批准免税请求，例如按照当时的一条极端禁令，当哈特福德股东投票表决是否批准这项ITT的交易时，ITT公司不得持有哈特福德的任何股票。该投票安排在1969年11月举行，但当时ITT业已成为哈特福德的最大股东。 若要让联邦税务局同意免税，也需要施加大量的政治压力。但当时，安德鲁正与老伙伴恩瑞克·库西亚一起进行一项神秘的跨境交易。这项极其复杂的交易构成了股票的非法囤积，这也将使得费利克斯的境遇非常不利，而且他的专业生涯也会加速崩溃。此外，还有很多人认为，这项交易导致了安德鲁·梅耶的死亡。 虽然ITT公司与哈特福德签订了合并协议，但是联邦税务局规定公司必须处理新购入的174万股哈特福德股票，即处理掉哈特福德公开发行的股票的8%，否则将无法获得免税。ITT管理层不得不立即着手应对此困境。事情并不像在市场上出售股票那么简单。首先，大规模抛售股票肯定会压低哈特福德股票的价格。其次，哈特福德股票的每股交易价格在37美元附近，这已经低于ITT所支付的51美元的平均成本价，因此ITT的账面损失达到了2 450万美元，ITT根本不愿意立即在市场出售股票，使亏损成为事实。 哈特福德的股价之所以出现下跌，其主要原因在于公众对这桩并购交易能否成功持不确定态度。司法部对并购的反对—其实是对ITT整个并购计划的反对—使得出售哈特福德股票的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吉宁认为只有费利克斯才能帮忙解困。1969年6月20日，ITT的总顾问霍华德·艾贝尔给费利克斯写信道：“我们很有可能要与哈特福德股东开会，因此我们必须开始出售ITT所持有的哈特福德股票。” 到了8月初，费利克斯还是没能找到解决方法，于是他只好请安德鲁帮忙，看看安德鲁是否有解围的策略。这时安德鲁想到了一条妙计—让ITT将股票卖给意大利中期信贷银行。安德鲁很清楚，库西亚是一个很有决断力的人，而且费利克斯在一个月前已经让库西亚和吉宁在纽约进行了面谈。后来费利克斯在证券交易委员会作证时说，安德鲁之所以选择中期信贷银行，是因为“他认为这家银行有足够的规模，库西亚先生非常聪明而且相当有冲劲，他当时想与ITT公司建立联系”。不过其中还有一条未经证实的理由，在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拥有10%的中期信贷银行股权的同时，安德鲁和他的朋友还拥有该银行的控股股权，因此中期信贷银行的帮助不仅完全必要，而且还能使相关个人获利。 在整个8月期间，费利克斯给安德鲁发了大量的电报来报告交易的进展情况，其中有些电报还很令人费解。安德鲁建议ITT的三名代表在1969年8月28日到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与库西亚会面，安德鲁自己也参加了这次会议。1974年和1975年期间，为了结束拉扎德投资银行因为遭ITT交易所拖累而总是在诉讼时败诉的状况，安德鲁对1969年8月在巴黎的会议进行了回顾。在证词中，安德鲁尽量撇清自己与交易的关系。他声称“库西亚先生是一位非常冷静的人，他头脑清晰，而且极为现实”，自己根本没有向库西亚提供任何建议，没有教他如何与ITT管理层打交道。 就在巴黎会议的第二天，费利克斯（通过ITT全球通信）向远在巴黎的安德鲁发送了一封电报。“已同吉宁和霍华德·艾贝尔会谈，相信交易的经济前景甚好，但是律师只有在协议草案获得联邦税务局税项清除证明的情况下才能签字。”他在电报中这样说道，“如果存在任何国内的税务问题，该项交易将于11月被撤销，因此我们可能无法也不应该在这之前完成与库西亚的交易。但是根据联邦税务局的指示，我们应该能在9月15日获得联邦税务局的免税指示以及交易的税项清除证明。我们已指示ITT的律师编制符合联邦税务局要求而且为库西亚所接受的协议条文，然后据以获得联邦税务局的税项清除证明。吉宁非常感谢您的帮忙。致以诚挚的祝福，费利克斯。”尽管费利克斯明显涉足这项交易，但是他事后也像安德鲁那样将自己与交易的关系撇得一干二净，这也生动地证明了华尔街一条流传已久的谚语—成功有许多父亲，而失败是一位孤儿。 到了1969年10月13日，联邦税务局终于做出指示，只要ITT“无条件”出售所持有的全部哈特福德股票，那么ITT与哈特福德的合并就可视为免税合并。10月14日，ITT的副主席兼税务主任约翰·瑟斯给联邦税务局写信，询问ITT将所持股份出售给中期信贷银行的行为是否符合要求。瑟斯声称，这项拟进行的出售交易将是“无条件的”，“这符合联邦税务局指示的要求”，他进一步加以说明道：“中期信贷银行即将持有的哈特福德股票不附带任何条件。中期信贷银行可以持有这些股票，也可以将其出售；它可以将股票卖给ITT的竞争对手；它可以像其他股东那样就相应的事宜进行投票。”事后整个交易受到了严格的法律审查，由此判断ITT是否以欺骗的手法获得了免税待遇，而瑟斯对交易的描述也被判定为误导性描述。瑟斯还故意不提及中期信贷银行是否愿意承担购买股票的实际经济风险。费利克斯在其后的证词中声称，自己相信“中期信贷银行有能力消除交易风险”。虽然联邦税务局需6个月的时间来做出指示，但是在这分秒必争的紧张阶段，它在一周后，也就是10月21日就做出指示，承认ITT将股票出售给中期信贷银行的交易“构成无条件出售股票的交易”，满足10月13日的指示要求。 1969年10月28日，拉扎德投资银行的法务顾问汤姆·玛拉奇给ITT法律部打了电话。他在电话中告诉对方，自己刚从米兰回来， ITT和库西亚已经于1969年10月7日在ITT交易协议—这也正是获得联邦税务局通过的协议—上签字。此外，他还告诉对方，中期信贷银行愿意就每股哈特福德股票支付0.765美分的交易酬金，总酬金为1 332 131.22美元。中期信贷银行的款项支付很快获得了批准。 后来一份长达7页的文件对ITT与中期信贷银行在10月7日签订的协议进行了回顾。这份迅速闹得满城风雨的文件非常含混晦涩，令人摸不着头脑。根据这份文件的说法，协议规定中期信贷银行在事先书面通知拉扎德投资银行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拉扎德投资银行出售任何数额的股票；拉扎德投资银行有权向中期信贷银行设定向第三方出售股票的最低价格，以此防止中期信贷银行不计价格倾销股票的行为；拉扎德根据ITT与中期信贷银行协议提供的服务由ITT公司支付酬金。 根据文件备忘录，ITT的欧洲总顾问萨缪尔·西蒙思承认库西亚曾告诉自己，中期信贷银行在合同中选择了一项第三方转售条款，这就意味着中期信贷银行可以在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帮助下一直持有哈特福德的股票，除非它找到愿意支付更高价格的第三方。中期信贷银行根本不愿承担这项交易的任何风险，它向ITT支付的价格也仅是ITT可从其他方获得的价格，而且还得扣除它所支付的所有相关费用和佣金。根据该协议，股票所产生的任何利润或损失都将转移给ITT。所以这根本就不构成真正的股票出售交易。交易合同的语言及含义都非常含混晦涩，这导致ITT、中期信贷银行和拉扎德投资银行陷入了长期的法律纠纷，而且它们的公众形象也大打折扣。有评论家认为，ITT利用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帮助将这些股票转交中期信贷银行保管以满足联邦税务局的要求，虽然在此过程中ITT需要支付大量的费用，但是它却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以使哈特福德股票的价格能上涨到足够的水平，进而避免自己在出售股票时出现大幅亏损。而实际情况也正好如此。 这也是联邦税务局在1974年3月得出的结论。这项计划整体上是有违道德的，而库西亚同意拉扎德投资银行选择第三方进行转售的信件显示这是公然违规：（根据拉扎德投资银行与中期信贷银行的私下安排） “作为对贵方（即拉扎德）所提供的股票保管等服务的回报，贵方可以在这些股票售出后，获得一半利润，以及一半的预付酬金—即1 332 131.22美元的一半—也就是中期信贷银行在交易初期所获佣金的一半”。这样，拉扎德投资银行不仅在建议ITT进行并购以及处理哈特福德股票交换的相关服务中获得了100万美元的酬金，它还能与中期信贷银行私下分享酬金。除此以外，拉扎德投资银行还在代理ITT购买170万股哈特福德股票中获得了50万美元的酬金。1969年11月5日，沃尔特·弗雷德代表拉扎德投资银行在库西亚发来的信件上签了字，然后将其返还给了库西亚。拉扎德投资银行没有—至少当时没有—向ITT披露自己与中期信贷银行分享酬金的计划。费利克斯事后提供的说辞是，自己在和吉宁讨论与中期信贷银行的计划交易时只不过是忘记向对方披露这项酬金分割安排了。 11月10日，哈特福德的股东在23分钟内就投票批准了这项在当时看来最大的公司并购交易。费利克斯整天都在开会，其中没有任何会议与ITT有明显的关系。他还设法与《机构投资者》杂志的记者见了面，然后又匆匆赶去见客户史蒂夫·罗斯。 斗争还远远没有结束。1970年5月27日，司法部再次宣布，如果ITT和哈特福德业已合并，那么将以反托拉斯的名义阻止这次合并。相关的司法审查在11月开始。 1970年的秋季，费利克斯和吉宁开始与麦克拉伦进行协商，尽量保证ITT能够继续持有哈特福德公司，而中期信贷银行则悄悄开始以ITT的名义转售新型ITT“N”股（中期信贷银行在交易结束后作为过度手段用来交换哈特福德股票的一种新型股票）。联邦税务局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查人员事后会发现—但是当时没有任何人发现—这些交易为各个购买方带来的利益极其复杂隐蔽，而这些购买方涉及拉扎德投资银行、中期信贷银行和ITT中的一方或多方。总而言之，中期信贷银行将接近1.13亿美元的“N”股加以出售，然后将此金额—扣除中期信贷银行和拉扎德投资银行所得的酬金—汇到了ITT的账户下，这样一桩本来铁定亏本的股票销售交易居然能产生近2 400万美元的利润—即中期信贷银行在交易结束时股票的价值（1.127亿美元）与中期信贷银行所花的成本（8 880万美元）之间的差额。 为了确保自己对哈特福德的所有权，ITT和自己的顾问与司法部在华盛顿展开了日趋激烈的谈判。在与麦克拉伦及其上司理查德·克兰丁斯特的谈判中，费利克斯担任了主导力量。司法部部长约翰·米切尔以自己曾私下向ITT的子公司提供法律指导的名义有意取消了自己参与相关谈判的权力，但是这并不能洗脱他在整件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不过，他自动取消权力的做法将司法部副部长克兰丁斯特推到了ITT事务负责人的位置上。 1970年8月，吉宁在华盛顿与米切尔见面。据说他们只是综合性地讨论了“跨国集团的相关政策”，尽管司法部的四桩即将展开的反托拉斯诉讼就有三桩涉及ITT公司。ITT的律师们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与麦克拉伦进行了一系列的商谈，而且他们表示，只要ITT能继续拥有哈特福德，那么公司愿意处置所持有的一部分股票。 1971年4月16日，达维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劳伦斯·沃尔什应客户哈罗德·吉宁的要求，向克兰丁斯特发送了一封耸人听闻的信。他在信中请求克兰丁斯特不要将涉及ITT的反托拉案件移送高级法院。他声称自己受吉宁之托才给其写信，“请求司法部不要在高级法院面前表明自己的立场，否则这会直接导致高级法院在没有进行充分的经济后果研究前就禁止这项合并交易”。沃尔什在信中说，根据高级法院在反托拉斯案件上的判决记录，这次高级法院可能对ITT不利。“对我们而言，这并不是一场狭义上的诉讼。”他这样写道，“纵观高级法院处理的政府反托拉斯案例，我们应该明白，如果政府要求对措辞含混的《克莱顿法案》进行司法解释，那么很有可能政府能够胜诉。而且事实也确实如此，高级法院所持有的态度有时候要比司法部所要求的更为极端。” 沃尔什所在的达维律师事务所在过去五十多年里都担任着ITT公司外界顾问的角色，因此沃尔什向政府反托拉斯的最高官员要求，不要向高级法院提起对自己客户的诉讼，因为在这场诉讼中政府肯定能赢。沃尔什也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他在1954年到1957年曾担任曼哈顿的地方法官，在1958年至1960年担任过司法部副部长，然后在1961年加入了达维律师事务所。 吉宁选择让沃尔什向克兰丁斯特写信，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招数。虽然戴维斯·波尔克没有在ITT反托拉斯案件中发挥作用，但是吉宁这样的选择还有其他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沃尔什曾在1969年担任尼克松巴黎和谈时的首席谈判官代表，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还是全美律师协会委员会主席，因此尼克松政府联邦法官的聘任或中止必须经沃尔什之手。而克兰丁斯特的职责之一就是聘任联邦法官，因此沃尔什和克兰丁斯特之间的关系相当紧密。“无论合并的价值如何，只要你仔细查看一下司法部在高级法院进行的任何反托拉斯诉讼案例，就可以肯定政府会在诉讼中取胜。”沃尔什在事后这样说道。事实确实如此，在1960年到1972年中，政府在高级法院提起了21桩反托拉斯诉讼，其中的20桩都是政府胜诉。沃尔什在信中写道，“我们都明白，财政部部长”约翰·康纳利、“商务部部长”莫里斯·斯坦斯和“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皮特·彼得森，“都对此事持有某种立场。在通常情况下，我应该首先应该去找麦克拉伦，但是我相信肯定已经有人向作为代理司法部部长的您咨询了关于ITT公司的意见，副检察长也肯定在考虑地方法院对ITT并购格林奈尔案件的上诉申请”。麦克拉伦在地方法院级的诉讼中在格林奈尔案件中败诉，因此他已经向高级法院提起上诉。沃尔什的信确实让克兰丁斯特的处境十分艰难，而这封信在里根执政期间成为了“伊朗门”丑闻中的一项特殊证物。沃尔什当时正极力呼吁延缓将在4天内结案的政府诉讼程序。克兰丁斯特事实上也同意将诉讼程序延缓至5月17日，但是这需要玩一场高风险的政治游戏。 就在沃尔什写信的几周前，一位在华盛顿的ITT高层杰克·赖安在弗吉尼亚州麦克林郊区的一次鸡尾酒会上遇到了住处离自己仅5户之隔的克兰丁斯特。赖安充分执行了吉宁所提出的给敌人施加压力的策略，他请求克兰丁斯特允许ITT能就延迟反托拉斯诉讼的问题与其进行直接接触，克兰丁斯特答应了这个请求。“大门随时为你敞开”—赖安声称克兰丁斯特这样告诉自己。赖安将克兰丁斯特的邀请上报给了ITT的上层。1971年4月20日，费利克斯在得知赖安的消息后，应吉宁的要求直接来到麦克拉伦的总部，然后与克兰丁斯特私下会谈了大约一个小时，在客户ITT的立场上（请不要忘了，费利克斯本人也在ITT的董事会任职）游说这位副司法部长。赖安到机场迎接费利克斯，并把他送到了司法部。“他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人，”赖安这样评价费利克斯，“他很少说话。” 但是费利克斯有很多话要与克兰丁斯特谈。当ITT声称如果被强迫处置哈特福德，公司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困难时，克兰丁斯特考虑可以将ITT的一些“财务数据”公布出来，以此“证实ITT自己的说法”。费利克斯事后声明，自己“是应对方的邀请”才会在这天去拜访克兰丁斯特，“将一些我们之所以不同意剥离哈特福德的经济证明文件交给他”。而且他还证明，自己曾这样告诉克兰丁斯特—只要ITT能保留哈特福德，那么ITT愿意出售Canteen公司和格林奈尔公司这两家收入总额达到2 500万美元的公司。“我当时尽量将情况说清楚。”费利克斯说。事后费利克斯又作证道，克兰丁斯特听说这些情况后，让自己向麦克拉伦“复述一下这个情况”。不过，令人诧异的是，克兰丁斯特并没有邀请麦克拉伦参加这次面谈，他也没有向反托拉斯主任反映费利克斯所说的情况。当被问及克兰丁斯特是否“相信”他的说法时，费利克斯回答道，“我当时认为他应该已经相信了，但是这也可能是我在自欺欺人”。不过克兰丁斯特在作证时的说法却与费利克斯的不一样。克兰丁斯特声称，当时是费利克斯首先给他打了电话，费利克斯在电话中向他介绍说自己是ITT的董事，并不是一名律师，而且还说非常希望能“到我的办公室来，与我讨论司法部强制让ITT处置哈特福德所导致的经济后果”。然后克兰丁斯特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费利克斯。 4月20日，克兰丁斯特这样作证道：“我相信，任何一次我与费利克斯的会谈，在场只有我和他两个人。” 费利克斯以一种夸张的说法来反对司法部的意图：ITT和哈特福德的股东“将损失10亿美元”，其中有5亿美元是税务负担，这将造成ITT的流动性危机，同时也会“影响”ITT在价值额高达2亿至3亿美元的国际合约上的竞争力，从而对美国国际收支账户产生不利影响，进而降低ITT的国际竞争力。 而且费利克斯还表示，如果ITT丧失了竞争力，那么“可能对整体股市产生附带的不利影响”。费利克斯问克兰丁斯特是否愿意“命令”麦克拉伦与自己会面，然后向其陈述ITT所面临的金融困难。克兰丁斯特告诉费利克斯，他不愿意“命令”麦克拉伦，但是他会询问这位下属是否愿意与费利克斯见面。果然，麦克拉伦同意与他见面。 作为一名陌生人—而且还是ITT的支持者，就这样与司法部检举ITT的反托拉斯领导人单独见面是如此易如反掌，这确实出人意料。沃尔什事后在作证时声称，如果他处在克兰丁斯特的位置，那么他是绝不会与费利克斯见面的，更不用说四次了。 但是费利克斯并不知道，就在自己与克兰丁斯特第一次面谈的前一天下午，即4月19日，这位司法部副部长接到了两个电话。第一个电话是尼克松的国内事务总顾问约翰·埃利希曼打来的，第二个则正是尼克松本人的电话。这两个电话都问到了同一个问题，即政府在康涅狄格的ITT收购格林奈尔交易反托拉斯诉讼中败诉后，克兰丁斯特是否决定向高级法院上诉。“我告诉他（埃利希曼），我们已经决定上诉。” 克兰丁斯特这样说道，“他应该把这点告诉了总统。几分钟后，总统给我打来电话。他没有与我做任何商量，而是直接命令我放弃上诉。”尼克松与克兰丁斯特在这次电话交谈时的部分录音摘录如下。 总统：喂，迪克，你还好吗？ 克兰丁斯特：很好。您过得怎么样，先生？ 总统：很好，很好。我在明天会和约翰（米切尔）谈到我对反托拉斯问题的基本看法。 克兰丁斯特：好的，先生。 总统：同时，我听说他已经将，呃，ITT的那一堆事情交给你处理，因为他说自己曾和他们有过一次关系。 克兰丁斯特：（笑）是的。 总统：嗯，我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不过如果你们对有些事情还不明白，那么我就在此说清楚。麦克拉伦在一个小时内就要滚蛋。不要管ITT的事情。懂了吗？这是命令。 克兰丁斯特：哦，你说的命令是指— 总统：我的命令是，他妈的不要管ITT的破事。迪克，我跟你说过了多少遍了，但是你的人显然不明白我的意思。我现在不想让麦克拉伦到处去起诉人，为了跨国集团的事四处捅娄子，闹个天翻地覆。现在他妈的就让这小子出局，明白吗？ 克兰丁斯特：呃，总统先生— 总统：或者他主动辞职。我真想让这小子赶紧走人，我很不喜欢这小子。 克兰丁斯特：可是，问题在于— 总统：我知道，问题在于权限—我知道这些法律问题，迪克，你不用说出来。 克兰丁斯特：（难以置信地）我们已经提起上诉了。 总统：那也没关系。 克兰丁斯特：明天要提交意见书。 总统：那没问题，不要提交就是了。 克兰丁斯特：您的命令是不要提交意见书吗？ 总统：我的命令是不要去管他妈的那堆破事，懂了吗？ 克兰丁斯特显得非常沮丧。他在事后作证时说：“就在这以后，我立即给总统留言说，如果他坚持这样做，那么我只好被迫辞职……总统后来改变了主意，然后我就把本应在30天前提交的意见书在30天后一字不变地提交了上去。”但是，尼克松的态度很明确：不要干涉ITT的事情。 克兰丁斯特是一位极其精明的谈判专家，他在接下来与费利克斯和ITT的讨论中没有透露这次总统在电话里传达的精髓。4月29日，克兰丁斯特、麦克拉伦、司法小组还有两位财政部的代表一起在麦克拉伦的办公室召开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在这13个人面前，费利克斯做了一个长达一小时的报告，说明处置哈特福德所导致的损失将如何给ITT的信心带来沉重的打击，这将对公众带来何种不利。按计划，这次会议在上午10点半召开，但是费利克斯让他们等了55分钟，因为他正在楼上米切尔的办公室完成杜邦－格罗尔福冈公司的拯救计划。 费利克斯曾对安德鲁讲过自己与克兰丁斯特的两次会谈情况，但是后来在克兰丁斯特的特别要求下，他再也没有同拉扎德的任何人说过会谈的次数或内容。在5月3日给麦克拉伦写的一封长达三页的信件中，费利克斯使用的信头是华尔街44号而不是拉扎德投资银行，他在该信中声称，自己要对前一个星期五所说的几点“加以详细说明”，“希望能引起相关重视”。简而言之，如果司法部强迫ITT处置哈特福德，“那么ITT将面临现金短缺的困境，进而影响它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然后费利克斯对此进一步解释道，如果ITT失去了哈特福德的收益，那么它的借贷能力也将下降，这就可能导致ITT耗尽现金。费利克斯认为，现金短缺将降低ITT股票和债券的价值，从而给ITT的集资能力，尤其是海外集资能力带来不利影响。在信的最后，他还预测道，如果强迫ITT处置哈特福德，那么整个国家的安全都会受到威胁。“如果强行要求ITT减少国外经营范围，那么会不可避免地对整个国家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我们的市场份额将被爱立信、西门子、飞利浦、日本NEC公司和日立等国际竞争对手抢占。海外市场份额缩小的直接后果就是现金减少，而这些减少的部分本来是可以转回美国的。这也将直接对国际收支账户造成不良影响，因此不符合国家的整体利益。”其实谁能预料到会有这样的影响呢？ 费利克斯在5月10日再次私下会见了克兰丁斯特，再次强调了他在4月29日报告和5月3日的信件中的要点。然后他首次提出允许ITT保留格林奈尔的非火灾保险业务的建议。克兰丁斯特事后在作证中声称，自己在5月10日的会谈中告诉费利克斯，麦克拉伦还没有做出决定。“费利克斯说，这对ITT非常重要。” 克兰丁斯特这样回忆道，“他想知道自己在4月29日介绍的金融和经济的影响是否起到了作用。我告诉他我不知道，这取决于麦克拉伦先生，除非他提出了建议，否则我是不会做出任何回应的。” 5月13日，尼克松在总统办公室接见了赫尔德曼。他们首先就1972年的总统竞选进行了会谈，然后说到了悬而未决的ITT反托拉斯诉讼。“他们指出了自己不那么需要的几项合并，如格林奈尔等，而且他们对自己居然进行了这些不太需要的合并显得相当遗憾。”在录音带中尼克松的声音这样说道，“现在是非常敏感的时期，因此这事的处理要非常谨慎，我们需要6个月才能把这件事情处理好。” “ITT有钱吗？”赫尔德曼这样问道。 “噢，天哪，是的。”尼克松回答道，“这也是游戏的一部分……但是要到以后才能说这个问题，现在还不是时候……在交易还没有完结之前还不能轻举妄动。” 6月16日，费利克斯接到了克兰丁斯特从办公室打来的电话，克兰丁斯特在电话中要求费利克斯在第二天上午给他回复电话。费利克斯现在不得不完全按照克兰丁斯特的要求行事，这种情况可真是相当罕见。要知道，他可是令合伙人为他的电话而发憷的大人物。第二天上午9点半，费利克斯单独在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办公室里给克兰丁斯特打来了电话。这位司法部副部长迅速拿起了话筒，当时麦克拉伦就在他旁边阅读被称为“谈判备忘录”的政府新提议，这份提议显然已经纳入了尼克松就ITT所做的秘密指示。克兰丁斯特告诉费利克斯，麦克拉伦认为ITT可以保留哈特福德，但是必须处置艾维斯公司、Canteen公司、格林奈尔公司和莱威特父子公司，此外还必须接受一些限制性条款，例如不得对超过一定规模的企业进行收购，不得进行互惠等。该天的备忘录显示，麦克拉伦向克兰丁斯特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不得不承认”强迫ITT处置哈特福德可能是一个错误。“我之所以说‘不得不’，是因为ITT的管理层在明知会违反反托拉斯政策的情况下完成了对哈特福德的并购交易，他们明明知道我们会起诉他们，因此这实质上也在向法庭示威，说明法庭根本无须发布任何禁令，因为无论如何ITT都会保留哈特福德，一旦有任何违规的情况被发现，ITT也会将拆分的问题大事化小。” 除了将当时面临困境的艾维斯公司纳入处置对象外，这份新的提议与ITT的律师伊弗雷姆·雅各布在8个月前向麦克拉伦所做的建议几乎完全一致。费利克斯在10分钟后结束了与司法部的通话，然后他“在12秒内”就拨通了吉宁的电话。他们两人都表示了对建议的“失望和不满”，因为建议中要求处置的公司多达4家，而且这些公司并没有遭到政府的任何反托拉斯诉讼。此外他们还假惺惺地挤出了几滴鳄鱼眼泪。但是费利克斯在作证时声称，他当时认为这是一个“切合实际”的建议，“还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协商并加以完善”。 费利克斯试图在6月18日联系克兰丁斯特，向他询问“在突然之间就要处置4家公司的原因”，但是他没能联系上克兰丁斯特。到了6月29日，他再次与克兰丁斯特私下进行会谈，并借机表示了自己的不满，尤其不满的是全部处置格林奈尔的要求。根据克兰丁斯特的说法，费利克斯此举是“为了抱怨麦克拉伦在解决这些问题时所采取的僵化态度，同时抱怨协商中的惩罚性质太浓，此外还有政府的立场，这一切在他看来都完全不合理”。克兰丁斯特称，自己这样告诉费利克斯：“我不想陷入这些调解协商中，这是ITT的律师与麦克拉伦先生及其下属之间的事情，我对此无能为力。”对身在华盛顿的费利克斯而言，这又将是忙碌的一天。除了与克兰丁斯特会面之外，他还要去见白宫的商务联络员彼得·费拉尼根，他们将在一起讨论防止华尔街各家公司出现整体倒闭的相关问题。不过事后显示（根据费拉尼根的说法），费利克斯利用这次会谈的机会表达了自己对拟订的反托拉斯解决方案的不满。“费利克斯表示，他认为这个方案太严厉，这对公司而言几乎是很难接受的，公司愿意继续在法庭中与反托拉斯诉讼抗衡。”费拉尼根这样说道。然后费拉尼根“几天后”将费利克斯的意思转达给了克兰丁斯特，然后“我问他对此事的看法，这时我才知道是麦克拉伦先生做出的这份方案，而且处理相关事务的人也是麦克拉伦”。 7月2日，又一位联邦法官做出了不利于司法部的判决，该判决允许ITT公司继续保留Canteen公司。在接下来的28天里，双方的律师展开了一系列激烈的谈判。到了7月31日，双方签订了一份调解协议。根据此协议，ITT公司可以继续保留哈特福德，不过它要在两年内彻底处置Canteen公司和格林奈尔的火灾保险业务部，并在三年内处置艾维斯公司和旗下全部子公司、莱威特父子公司和旗下大部分子公司，以及两家小型寿险公司。总体而言，ITT将要处置的公司的收入总额超过了10亿美元。在当时，这是有史以来在政府命令下并且双方都同意的最大规模的公司处置行为。双方还就司法部所担心的互惠行为签订了协议，此外还签订了另一套协议，规定ITT在10年内如果没有获得司法部或高级法院的许可，不得并购任何资产规模达到或超过1亿美元的公司、任何从事火灾保险业务的公司以及任何保险公司。吉宁认为这项调解协议“符合公司股东的长期利益”，同时还声称，公司愿意为了保留哈特福德而出售艾维斯公司、莱威特父子公司以及两家小型保险公司。克兰丁斯特和麦克拉伦都认为，这项调解协议是政府的胜利，尤其在经历了分别针对格林奈尔和Canteen公司的反托拉斯诉讼连续败诉后更是如此。 到了8月23日，司法部向高级法院提交了反托拉斯调解文件，然后就开始了长达30天的法定审核期。但就在9月21日，鲁本·罗伯逊给麦克拉伦写信反对这项反托拉斯调解协议。罗伯逊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律师，他从一开始就努力与拉尔夫·纳德一起试图阻止ITT与哈特福德的合并。他在这封信中写道：“我们强烈反对这个自法案颁布以来就一直干扰着反托拉斯部门的秘密帷幕，这使得我们根本无法对调解进行全面的评估……”在这封写给麦克拉伦的信中，他在信的末尾突然发问，这项调解与ITT在1972年向共和党人所做的一项财务捐赠是否存在关联，因为当时ITT为了支持在圣迭戈召开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而进行了这项捐赠。 尽管罗伯逊提出的这个问题看似古怪，但其实是非常有见地的。就在调解的前两个月—也就是尼克松和赫尔德曼讨论ITT是不是有很多钱的时候—哈罗德·吉宁承诺捐赠40万美元，以支持在圣迭戈召开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罗伯逊和纳德还注意到ITT利用金钱和自身的影响赢得了康涅狄格州保险业监理威廉·科特对哈特福德收购案的批准：ITT只需要同意在哈特福德市区建两座希尔顿饭店，因为此时的哈特福德正为市民中心的建设而发愁，而且科特正要竞选美国国会议员的席位（他后来成功了）。 但是媒体的反对和纳德的攻击都没能奏效，1971年9月月末，美国在哈特福德的地方法庭批准了那个双方都同意的调解协议，于是哈特福德并购交易成了既成事实。 通过将其调任为伊利诺伊州北部芝加哥联邦地方法官的方法，尼克松在1971年12月月初成功地赶走了麦克拉伦。此次任命非常奇特，因为联邦法官的正式批准通常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间会有繁杂的背景审查工作、激烈的游说活动、州内政客的支持以及必要的政治辩论。但是在麦克拉伦的任命中，这些情况一概没有。整个批准过程只用了4个小时，而这项任命的签字人就是全美律师协会委员会主席劳伦斯·沃尔什。沃尔什就是在ITT反托拉斯诉讼过程中应吉宁的请求给克兰丁斯特写信的那位达维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甚至连伊利诺伊州的议员阿德莱·史蒂文森三世都不知道这次任命的消息。只有评价甚高的新闻调查记者I·F·斯通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这样说道：“麦克拉伦在开始时担任了负责反托拉斯部的司法部副部长，这时他像一头威风凛凛的狮子；然后他离开了，这时他只是一名法官。” 罗伯逊也向另一位他认为肯定会关心此事的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拉里·奥布赖恩表达了自己的担心：ITT向圣迭戈的捐赠与反托拉斯调解可能存在关联。奥布赖恩按捺不住了，他在12月13日向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写了一封信，要求对方解释这两件事是否存在联系。“就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宣布在圣迭戈召开大会之后的第八天，司法部和ITT就宣布对三项未决ITT合并案件（分别是哈特福德火灾保险公司、格林奈尔公司和Canteen公司）进行庭外调解。作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我现在要求你能尽到美国司法官员领导以及总统政治总顾问的职责，公开ITT调解的全过程以及ITT在下一年向贵党的捐赠情况……在这个全美人民都在质疑政治流程的公平性和及时性的关键时刻，我真诚希望担任司法部部长的您能意识到其中的迫切性，尽快将圣迭戈－ITT问题说清楚。” 在没有得到尼克松指令且米切尔本人仍在忙于ITT事务的情况下，克兰丁斯特代米切尔回复了这封信。“司法部和ITT的调解是由司法部副部长理查德·麦克拉伦全权协商和处理的。”克兰丁斯特这样告诉奥布赖恩。事后表明，克兰丁斯特所做的这条声明极其致命。 关于ITT的捐赠和反托拉斯调解是否存在关联的争议正逐渐升级。从1972年2月底开始的连续三天里，民主党开始了对这个问题的狂轰滥炸。当时敌视尼克松政府的专栏作家杰克·安德森在自己的专栏中写道，尼克松及其亲信可能命令克兰丁斯特对ITT反托拉斯诉讼进行调解，以换取ITT对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高额捐赠，最终使圣迭戈能召开1972年的民主党大会。这套说辞与奥布赖恩、罗伯逊和纳德的说法完全一样。安德森接着写道：“相关的证据能证明尼克松政府辖下最大的反托拉斯案的调解是由司法部部长约翰·米切尔与涉案公司的高级说客私下达成的。这位说客是来自ITT的精明能干的迪塔·比尔德。我们从ITT的文件中找到了一本由她记录的备忘录，备忘录的记录充分表明她有罪。于是她只得承认了这项秘密交易。这本应该在阅读后销毁的备忘录（安德森在一周前到手）不仅表明反托拉斯案被人在幕后操纵了，而且这是ITT在承诺对即将在圣迭戈召开的民主党大会捐赠40万美元后所获得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