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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在我做演讲的两个月前，金砖四国这个想法就开始在我的头脑里浮现。两个月后，全美商业经济协会年会在纽约世界贸易中心万豪酒店召开，我在会上发表演讲，探讨“美元的前景”。演讲中，我谈了做外汇经济师的很多经历，但我压根儿没有提到金砖四国。其实，在当时的金砖经济体中，我密切关注的只有中国。两天后，我返回伦敦，往返于大西洋两岸的三天旅程让我深感疲惫。那时，我在高盛公司全球经济部担任联席主管。午后，我参加了一场音频/视频会议，同高盛公司在世界各地的高级经济师交换意见。这里，全球化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纽约、东京、香港，各种各样的声音和观点喷涌而出，而身处伦敦的我也在踊跃发言。 那段时间，我经常想另一位联席主管加文·戴维斯（Gavyn Davies）即将离任的事。加文是全世界最受尊崇的经济师之一。当天，他提前离开会场，去英国广播公司参加总裁职位的最后一轮面谈。没过多久，加文回来说一架飞机撞向了双子塔。由于无法了解确切情况，我们继续开会。几分钟后，纽约的同事站起来离开了视频画面，未做任何解释。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想必大家都知道。在随后的几天，我收到很多电子邮件。有的来自前几天在纽约刚见过面的朋友和同事，有的来自在那天会上听过我演讲的人，有的则来自我不怎么认识的人，他们都在讲述那个可怕的上午人们如何逃离恐怖袭击的惊险故事。还有一些人虽然惊讶，但仍旧向我索要会上展示的图表资料，了解我对美元的看法。 音频/视频会议技术可以让我们与世界各地的同事轻松交谈，同样也可以向我们展现恐怖分子制造破坏的残酷现实。我们可以实时看到双子塔燃烧、倒塌的过程。先进的通信技术能把群体恐慌传到世界各地，这种即时性让人不寒而栗。很明显，恐怖分子也已深谙媒体的这种本质。 随着事业的稳步发展，我在脑海中渐渐形成了很多想法，而“9·11”事件，更是激发了我的这些想法。我不禁联想到了全球化的利与弊。我在想，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可以思考全球经济增长，有没有一种可以超越国家和民族、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思路。 我感觉，全球化已经变成了美国化，但并不是世界每个国家都欢迎美国化。不过，只要人们撇开国家、文化或政治体制的顾虑，只考虑全球化本身，全球化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倘若商品、服务、货币甚至政治影响力的交换与交流能够更加自由开放，那么就会给全人类带来更多的财富，而并非仅限于精英阶层。 后来几个星期，人们都在努力恢复正常的生活。加文接受了英国广播公司总裁之职，而我则需要独立承担起高盛公司全球经济部的领导责任。我感到无上光荣，更感到责任重大。在加文的带领下，全球经济部已然成为世界级的研究小组。团队成员严谨细致、一丝不苟，个个都被看做是分析经济大国特别是七国集团的顶尖高手。挑起他的重担，不辱全球经济部的盛誉，我何德何能？ 下面的个人简历也许可以说明我忧心忡忡的原因。直至1995年进入高盛公司以前，我都是个“爱闹的经济师”，常常把交易所的自由无序与古典经济理论混为一谈。我的专长是外汇交易。1982年，我在英国萨里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后进入外汇交易领域。由于在读书期间借了不少钱，我需要找一份高薪工作，所以我来到伦敦金融城。由于没上过牛津、剑桥之类的名牌大学，英国那些传统的清算银行对我而言肯定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在那个年代，人们更看重名校的身份。最后，给予我工作的是美国银行。美国银行的名字很像英格兰银行——英国央银，让我误以为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伦敦的分支机构，我承认那时的我有点憨厚。不过，美国银行确实给了我机会，我很感激。 在美国银行，经济分析的学术气很重，有时甚至到了荒谬的地步。我要分析的第一个国家是意大利。每个月我都要与旧金山总部的经济师开一次电话会议，讨论意大利货币里拉未来五年的前景。里拉非常不稳定，很多时候我们连当日交易点都无法确定，更何况未来五年。但几次会议后，我可以告诉你，有些人预测意大利即将违约，而且时间精确到分。当时，意大利债务与GDP之比超过100%，与今天不相上下，但意大利磕磕绊绊，始终没有走到违约的边缘，这让我意识到，金融界到处都是眼高手低的人。 后来，我转到美国海丰银行（Marine Midland Bank）伦敦分行，1985年，我又转到海丰银行纽约分行。我喜欢纽约。这里只看你能力是否突出，说话是否有理，其他无关紧要，这种能者为王的制度很合我意。到纽约后，我担任的职位是交易所经济师，主要时间都在与喧闹纷杂的外汇交易界打交道。我从一些最积极、最聪明的交易员那里学到了很多。 工作的其中一环包括守在电传机旁边接收电传。我可以看到最新消息，并加以分析。倘若德国联邦银行（德国央行）提高利率，这对美元/德国马克汇率会产生什么影响？交易员又该如何利用这条消息？我必须让我的正规训练与实际情况紧密结合起来。 这些外汇市场交易量和流动性的亲身经历使我认识到，外汇市场就像世界最大的果蔬店。每个人都知道任何时间里发生的任何事情，产品质量和价格都是公开透明的，毫无隐秘可言。你可以从星期日晚上8点开始进行欧元/美元兑换，一直到下周五晚上10点为止。再也没有其他这样的市场了。如果你想挣钱，就必须灵活变通，有时甚至与传统背道而驰。你必须问问自己，其他投资商有没有进场得太早或太晚。你必须时刻警告自己，不要盲目轻信大众舆论，因为在一个规模极大、流动性极强、海量信息充斥的市场中，只要情况稍有波动，你就很容易被判出局。 要想在外汇市场做到万无一失是非常困难的。这就是为何外汇市场往往会吸引高手的原因了。这类人时刻准备抓住高风险、高回报的机遇，他们可能大赚也可能大亏。只有他们敢于突破外汇交易的群体思维。（说到这一点，让我们快进到2010年的春天，我正在高盛公司投资总监会议上主持一场讨论。当时正值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希腊受困，我问了这样一个问题：“认为到今年年底欧元对美元走强的有哪些人？”两个人举手。我接着问：“认为走弱的有哪些人？”其他人都举起了手。当然，到了年底，欧元要坚挺得多。这类经历成就了我如何以一个经济师的身份去思考和看懂这个世界。） 1988年，我进入瑞士银行，在固定收益市场和股票市场部门工作。不到一年，我开始主管瑞士银行的全球研究组织。在这个过程中，我对股票有了一定的了解。我认识到，研究部门的主管工作，除了要管人，还要出些有意思的法子，供内外沟通交流。我周围有几个欧洲大陆的同事，他们似乎对欧洲货币联盟（EMU）这一概念非常感兴趣。可能是在他们的影响下，我开始思考债券市场的增长潜力，好为欧洲共同体服务。欧洲共同体是欧盟的旧称。 当时，统一货币的思想大体上仍然处于规划阶段，没有落到实处。不过我相信，统一过程势不可当，欧洲各国债券市场迟早要适应新的现实。实际上，从1981年起，用这种尚未采用的通用货币来计值的债券是可以购买到的。现在的欧元在当时被称为欧洲货币单位（ECU）。1990年，我建立模型来跟踪ECU债券的交易情况。虽然模型极为简单，但却有助于瑞士银行在债券市场上建立可靠的品牌形象。 欧洲货币联盟这段研究经历是非常好的学习过程，它教我学会了关注大局。早在海丰银行供职的时候，我就已经充分了解了欧洲各大货币的情况。我认识的很多交易员都只专注于某几种货币的交易，如日元对里拉的交易。意大利货币波动频繁，这就意味着总有很多挣钱和亏钱的机会。很多交易员常因错失良机而落泪。欧元登场后，外汇交易界不得不把目光投向世界各地，寻找新的机遇。 说来也巧，1990年是我建立ECU债券模型的一年，也是我初次到中国的一年。从那以后，我每年至少要到中国来一次。我最早接触的是中国银行的外汇储备管理人员（其中有些人还成了我的好朋友）。我当初没有料到，那些早年的拜访为我提出金砖四国的概念做了准备，进而决定了我日后的职业生涯。 20世纪90年代初，认为美元必须走弱的经济师越来越多，我也秉持这一观点。我预测，美元对日元将会出现大幅度下跌。我认为，美元不贬值，美国就无法解决国际收支平衡问题。实践证明，我是正确的。而我对美元/日元的这种判断，很可能就是我在投资银行界和对冲基金界名气大增的原因。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以股东身份加入高盛公司，这里汇集了各大银行的顶级经济师。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一到高盛，我就到处寻找点子。 我开始期待着经常到中国拜访。我每次来中国，都能看到变化。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更是让我对中国刮目相看。危机中，亚洲多国货币价值暴跌。我认为，虽然亚洲很多国家的过度借贷是那次危机的核心原因，但同样重要的原因还有1995年中期日元由强转弱，特别是当日本将需要下大力气从资产泡沫破裂中恢复过来，利率将保持较低水平的消息开始明朗以后，日元在1996年、1997年两年大幅走弱。对于亚洲很多其他国家而言，由于它们的货币与美元挂钩，日元走弱就成了非常严重的问题。1973～1997年，日元对美元从400日元上涨到80日元，亚洲很可能认为，日元将永远上涨下去。当日元从1995年中期开始走弱，就暴露了所有借入大量美元的亚洲国家和公司。在日元走强时，这些国家和公司的债务是可以控制的，甚至还可以缩减，因为它们可以向日本出口商品，用获得的日元来偿还美元债务；一旦日元走弱，用现金分期支付美元债务及其利息的成本就开始上升。另外，随着美元对日元上涨，这些国家出口商品的价格开始上涨，日本投资者对这些国家的兴趣随之下降。亚洲货币从泰铢开始出现暴跌。 倘若据此推断，那么这场危机就应该逐一击垮亚洲各国，最终导致中国大乱才对，但没有，中国表现出了一种我前所未见的精明和全球意识。中国似乎在想，为了防止危机扩散，中国必须采取全球观点，承担全球角色，而不是局限于内地。 由于问题的根源在于美元和日元的关系，所以中国政府给白宫打电话，告诉美国政府必须介入干预。如果美国不同意，中国就让自己的人民币贬值，这很可能会使危机进一步加深。支持日元意味着与美国支持强势美元的既定政策相违背，但美国时任总统克林顿和财政部部长鲍勃·鲁宾听取了中国的建议，开始购入日元。危机停止扩散，举措取得成效。这说明中国不但拥有经济头脑，而且政治力量也日渐成熟。有些人对美国干预所发挥的作用心存异议，认为是其他因素导致日元升值，才让亚洲危机缓和下来。但在我的书里，中国确实扮演了重要的全球角色，说服美国支持自己的立场。我本人对此印象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