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盛眼中的世界——新兴市场与成长型市场

2011年年初，我感到，“新兴市场”一词已不再适用于金砖四国以及印度尼西亚、韩国、墨西哥、土耳其这四个N-11国家了。现在，这些国家总体上都拥有良好的政府债务和赤字状况、强健的贸易网络和大量坚定不移努力提高自身经济状况的老百姓。投资人要想看懂这里的无限机遇，决策者要想把握世界变化，就不能再用传统的“新兴市场”来界定这些国家了。我认为，“成长型市场”这个词也许更为贴切。 然而，这种简单划分法大受欢迎本身就是一个危险的警告。1977年，我的经济学与金融学研究生学习即将结束时，导师建议我继续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他说，英国萨里大学（University of Surrey）能源经济学中心可以提供奖学金。我听从了导师的建议。后来证明，在英国萨里大学读博是我人生中一段快乐的时光。 1979年，伊朗革命引发第二次石油危机。所以，把学到的货币经济学应用到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及其投资领域，似乎是非常有趣的事情。随后两年，我都在钻研油价、同业联盟、国际资产配置等理论。我经常跟经济师同事开玩笑说，我读博时只学会了保持理智。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独自坐在电脑室或图书馆，努力寻找石油输出国组织应当如何投资其贸易顺差的确切答案。这项工作充满艰辛，但也使我认识到，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中没有必然的事情。由群体智慧得出的结论通常不过是未经思考的大众舆论，是面临错综复杂时的高傲自负。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人们普遍认为原油价格会一直上涨。然而到了80年代中期，油价出现下跌。此后20年，油价基本上延续了这种跌势。即便是训练有素的经济师，在主流思维的作用下，也弄错了供需关系对油价上涨的反应。从短期来看，石油生产者与消费者没有对油价疯涨做出及时反应。但随着时间的拉长，他们的灵活程度远远高于经济学家，这与人们普遍认同的观点恰恰相反。我在后面还会继续讨论这一问题。这里事先提及，是为了说明某些经济师是如何一错再错的。大众舆论会产生令人窒息的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尽力辨别大众舆论，质问大众舆论。 科学技术把全球化推向震撼人心的新境地。随着经济国界的日益模糊，我们的经济模型也在力争与时俱进。近年来，不少国家的政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和俄罗斯由以前的关上国门，拒绝接受西方的思想和经济政策，到今天，中国13亿人口和俄罗斯1.4亿人口已可过上与西方人大体相同的生活，也可拥有很多相同的消费选择。虽然中俄两国的政治体制各有特色，但它们让人民增收致富的强烈愿望明显相同。 据报道，我从小就热衷的英国曼联足球俱乐部，其网站拥有7 000万中国注册用户。麦当劳把餐厅开遍了中国和俄罗斯各地。时装店在中俄两国持续增加。法国奢侈品公司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在中国等金砖国家蓬勃发展。即使西方的路易威登店，也在向金砖国家的游客火热销售。 其实，现在很多法国学生“摇身一变”，就成了到香榭丽舍大街路易威登巴黎旗舰店购买手提包的游客了。路易威登老板告诉了我这是怎么回事。过去有一些中国人花钱请人去两天巴黎游，费用全包，但条件是游客必须买四个路易威登包回来，然后，他们再以高价卖到中国。路易威登发现后就采取每人限购一包的措施。为了绕开限制，某些中国游客现花上50美元在香榭丽舍大街找人代买。 鼓励外商直接投资，积极参与世界贸易，我认为，中国拥抱全球化的特殊决定促使了印度方面采取行动。印度经济增长固然有多方面的因素，但我相信，中国过去30年的成就向印度决策者证明了，即使不改变社会文化的基本结构，十几亿人照样可以大幅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 金砖四国决定了要更多地参与到世界经济中来，转而也欢迎西方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专家学者，突然之间都想学习、借鉴西方国家经济增长的经验教训。 以巴西为例，恶性通货膨胀使巴西经济遭受了数十年的严重破坏。巴西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严格执行反通货膨胀措施后，的确令局面大为改观。与1960年的巴西相比，从2000年起，巴西已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 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崛起与持续成功震惊了很多人，本人也不例外。这一奇迹逐渐改变了这些国家成千上万人的生活，他们脱贫致富，有了新的理想追求，同时这也对我们每一个人产生越来越多的影响。金砖四国的概念、金砖经济的突飞猛进以及其他类似国家的锦绣前程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主要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