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克林顿政府的第一届任期内,美元遭遇了巨大的贬值压力。这部分程度上是由新总统卷入阿肯色白水门不动产丑闻事件引起的。而在地理上与美国相邻的墨西哥比索危机和对加拿大财政困难的越来越多的疑虑进一步加重了美元贬值的压力。 美元的处境也与克林顿对日本的贸易态度有关。克林顿政府外贸政策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要扭转与日本的巨大贸易逆差。美国贸易代表坎特(Mickey Kantor)对日本施压促使其市场向外国商品开放的做法几乎没有为美国争取到什么实质利益。而坎特的对手桥本龙太郎为确保日本不为美国的贸易需求所动摇所做的努力为其政治生涯赢得了巨大胜利。日本人认为桥本龙太郎智胜了美国人,充满感激之情的国民在1996年1月将其选为首相。 到1993年,外汇市场开始相信克林顿的助理们是想让美元对日元贬值,以解决前面提到的日本大规模对美出口的问题。财政部长劳埃德·本特森( Lloyd Bentsen) 在一次记者会上对一位记者的提问给予的肯定回答,证实了关于政府是否正在寻求一个弱势美元的怀疑。另一个证据来自商务部长布朗(Ron Brown),他毫不含糊地声称,美元是一种合法的"贸易武器"。 但是,不久美元的急剧贬值开始被认为会危害其作为一种储备货币的地位。本特森认为,尽全力扭转美元的走势才会为国家带来最大利益。他的做法就是,通过购买美元对抗日元和马克,与几十个参与性中央银行进行联合干预。 本特森组织的联合干预,就仿佛他正在筹办奥运会的闭幕式。很快,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向媒体宣布,它们的中央银行正在购买美元。这一消息的发布是为了传递这样一个信号:所有的中央银行都在支持一种强势美元。然而这一伎俩骗不了任何人。交易者知道,小的中央银行只不过在名义上参与。本特森企图阻止美元下滑的干预的失败更强化了反对美元的市场情绪。 本特森在1994年11月意外地宣布退休。克林顿任命罗伯特·鲁宾,总统助理兼高盛公司的前副主席接替该职位。鲁宾在1995年1月宣布就职财政部长。鲁宾外汇政策的一大特点就是他每次面对媒体都重复的一句简单的话:"强势美元最符合美国的利益。" 鲁宾公开宣称美元被人为地低估了,他决定进一步加强中央银行干预。他同德国和日本建立了一种排外的伙伴关系,并指出,参与者的规模和力量才是重要的。这个俗称的三国集团实施了大规模的联合干预,以支持美元。 当然,日本支持鲁宾阻止美元贬值的观点。日本总是支持任何旨在弱化日元的政策。自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来,日元就长期处于强势地位。 德国的情况更加复杂。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发现很难使他的全体选民相信他的智慧,即同其地中海地区的邻居实行货币联盟对德国是有利的。鲁宾的美元计划能引起德国人的注意是因为他们需要看到他们自己的经济和欧共体其他国家的经济即刻改善,以满足他们施加给欧共体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标准。此后,欧洲的出口的确大幅增长,因此可以说,在部分程度上,欧洲有效地减缓通往货币一体化的进程。 1995年4月18日,当美元对日元以7970,美元对马克以13534的水平交易后,美元终于跌至最低价。随即,美元对所有其他货币急剧升值。 美元的复苏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归功于鲁宾的干预呢?尽管三国集团是否成功地防止了美元下滑还是不清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它加速了1995~1996年美元的升值。 东南亚并没有立即意识到强势美元主义的重要性。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东南亚平稳地增加了大量债务,大部分是以美元标价。这反映了一个普遍被接受但却是错误的观念,即美元将持续对其他主要货币贬值。因此,如果想借入资金,最好就借入以贬值货币如美元标价的资金,而不要借入以即将升值的货币如日元和德国马克标价的资金。此外,对于固定汇率制国家而言,美元贷款的成本将比本地贷款要低,其作用机制我们在前面章节描述过。 因此,1997年危机爆发前的几年里,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积累了大量以美元计价的债务,这使得亚洲陷入了一个危险的境地。最终,四小虎国家的国际收支账户上就出现了本币过剩而美元短缺的状况,人们将希望寄托于一个侥幸的想法上--这些国家的固定汇率制将能够维持。 强势美元政策也在贸易方面损害了亚洲四小虎国家的利益。美元升值使得日元实际贬值,也就意味着他们相对于日本出口商失去了竞争优势。强势美元政策的总影响造成了外汇的钳形波动,即强势美元和走弱的日元共同向东南亚施压。 对此,几年后榊原英资反思了三国集团(美国、德国和日本)的强势美元政策: 我不认为是日元贬值引起了(1997年)亚洲危机,尽管的确随着日元贬值,亚洲国家的货币(在1997年对美元)就升值了,因为亚洲货币当时是钉住美元的。而走弱的日元,会使得日本出口商在世界市场上更富价格优势,而这会削弱亚洲竞争者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