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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赫尔曼·卡恩出版了他著名的《新兴的超级大国日本》虽然Kahn给亚洲世纪术语留出了专用地，但是，他也许一直是它的创造者。这本书加剧了西方对日本即将出现的经济优势的担忧。卡恩，一位受过训练的物理学家，是期货研究领域的一位先锋，也是赫德森（Hudson）学会这一智库的奠基人。凭借其一系列涉及各种题材的有远见的作品，比如关于一场核战争的幸存能力[《对不可思议的思考》（1962年）和《热核战争论》（1978年）]和美国越来越严重的吸毒问题，卡恩赢得了极大的声誉。要讨论日本的成功和其后的失败，卡恩的书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 借助折中的方法，卡恩对日本的政治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从人口趋势到日本的教育制度以及他的"日本精神"研究）进行了考察。实际上，卡恩研究的每个方向都把他引向一个必然的结论：日本有一个辉煌的经济前景，并将几十年都保持超高的经济增长： 对这种分析--日本接近8%~12%的高增长率可能持续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大部分时期或整个时期，也许还要更长，我们认为现行的结论仍非常有说服力。 如果我不得不选择一个最好的估计值，那么，我将选择中间值。也就是说，日本的人均收入在1990年左右将会超过美国，而其国民生产总值大约到2000年就可能赶上美国。出处同上，第130页。 20世纪50年代初期，日本开始执行重建遭战争摧毁的基础设施和工业基础的艰巨任务，与此同时日本的经济开始加速。回想一下，卡恩对日本增长的预测异常准确：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年均名义GDP的确实现了两位数增长；在20世纪80年代也达到了5%~10%的水平（图2.1）。 当时日本的实际GDP（对通货膨胀进行调整后的GDP）的增长率比名义GDP增长率低，但仍然十分显著。20世纪60年代是日本经济真正得到发展的重要时期。卡恩在书中预测，日本当时的繁荣将持续至少25年。 对卡恩来说一个仍未解决的重要问题就是，日本是否会步入世界舞台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超级大国"："许多人认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将有一个转变，就像当年普鲁士的崛起给19世纪70年代的欧洲带来的变化一样。" 下降的阶梯。战后日本的经济增长可以明显分为三个阶段：1960~1973年，超高速增长；1974~1991年，高速增长；1992~2000年，经济停滞。这里显示的是名义的和实际的（对通货膨胀进行调整过的）年度GDP的变化。 为断言日本经济的成功会持续下去，卡恩提供了许多证据。其中他尤其强调日本致力于教育的决心。员工忠诚度也是一个原因。他发现，日本的"风险资本"有着稳定的供应，资金时刻准备贷给任何需要制造的东西上。他甚至感到惊奇的是，尽管借鉴了西方的一些制度，一些独具日本特色的东西诸如它的终身就业制度，是如何运行以实现国家整体利益的。他认为，终身就业能保证公司在其员工服务的第一个15~20年中，通过少付给他们工资有效地借入他们的钱以节省公司资本支出，并在员工生涯的第二个阶段，通过多付给他们工资以补偿前期少付的。 卡恩并不是被日本经济所震撼的唯一分析家。傅高义（Eric Vogel）也写了一本有影响的书《日本第一》，这个题目就说明了一切。威廉·乌奇（William Ouchi）写了本畅销书《Z理论》，在这本书里他向美国总经理们极力推崇日本管理技巧的优势。 卡恩认为，在日本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中，唯一且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它的持续的国民储蓄倾向： 在我的论证中，首要的并且可能最关键的因素是日本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尽管仅仅这一个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日本的增长率。这种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能保证日本将继续得到大量的资源以实现扩张（无论是相对意义上还是绝对意义上）。Kahn，《新兴的超级大国日本》，第102～103页。 卡恩犯了一个基本的谬误，即认为国民储蓄必然导致经济增长。拥有高的储蓄率只不过意味着社会选择了一种斯巴达式的消费分配模式。今天的收入被保留，没有立即消费掉，以便确保将来有更高的生活水平。投资是另外一回事。通过这一过程国家就能把今天推迟的消费变成将来高水平的生活。投资既可以是把资产借给另外一个国家（如日本战后大部分时期所做的那样），也可以将资金投向国内外的投资项目。在卡恩写他的书时，日本1/3的收入都被储蓄起来，并用于投资兴建日本的工业和商业能力。 然而，储蓄并不总能带来有效的投资。一个国家可能储蓄但经济却仍然不增长，这是因为所选的投资项目并不一定就会成功。20世纪80年代沙特阿拉伯向世人展示了这一惨痛的教训。当时沙特阿拉伯政府把几十亿美元投入高度低效的下游石油化学工业项目和非常不经济的沙漠农业项目。投资是一回事，得到正的收益率完全又是另外一回事。 将沙特阿拉伯和日本这两个经济体进行类比并不牵强，因为两国都有具备中央计划经济的核心特征。实行君主制的沙特阿拉伯政府设计和执行了连续的五年经济计划；在日本，是由联合利益集团制订计划但具有严重的部门指导性。 与人们起初的想象更不一样的是，日本也并非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但它也不像苏联那样的计划经济。不过政府在经济决策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如果没有政府的介入，那么，在日本任何事情都做不成。理查德·卡兹（Richard Katz）的出色著作《日本：腐化的制度》（1998年），讲述了出自索尼公司主席盛田昭夫（Akio Morita）回忆录的一件轶事，详细描述了晶体管收音机是如何克服官僚们的反对来到日本的： 索尼公司花费了6个月的时间游说持怀疑态度的通产省（MITI）官员，使其确信注册晶体管收音机商标并不会浪费25 000美元。通产省的官员说，他们不明白如果连这种产品的美国发明者西部电器公司（Western Electric）都认为它没有商业价值，一个新兴的公司为什么值得占用稀有外汇。的确通产省最终让步了，但是，是疏通而非具有冒险精神的企业家和投资者们的单独决定使得索尼公司优先进入那一领域。 从当时的背景来看，官僚们想要的只是保持日本"工业政策"的连续性，对此卡恩描述到： 将军们只是被训练去打赢最后一场战争；这就是他们为什么会输掉下一场战争的原因……问题的根源在于，日本仍然沉浸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盛行的结构、政策和思维习惯之中。我们所认识的"日本的经济制度"是一个帮助后进的日本赶上西方的神奇制度。但是，一旦日本实际上已经赶上，它就变成了一个糟糕的制度……在"最后一场战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使日本工业化的战斗中，"发展状态"的政策对于俗称的"日本公司（Japan Inc）"的兴起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这只是因为这个国家是处在它的经济发展的"赶超"阶段。 卡恩对日本行政部门的远见给予了完全的认可： 迅速增长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经济体各部门的增长率经常会失衡，在这种不平衡失控之前，必须做出调整。日本政府通过运用它的直接压力和它的指令计划，常常能够阻止这些不平衡渐渐扩大。 这里我们感到惊奇的是，卡恩这样一个具有非凡才智并受过科学训练的人，怎么会对经济学基本原理如此一无所知。他完全昄依到日本官僚们的思维方式上去了。 日本官员开始管理整个经济制度，他们将经济中的每个部分都当做工厂管理中的技术问题看待。部长们当时以及如今似乎都没有意识到，构成日本庞大经济的个体参与者是受自身利益支配的主体。自由经济主体作为一个整体就构成了亚当·斯密所谓的"看不见的手"，一种指挥经济运转的联合的自动力量（斯密）。确切地说，解决卡恩所谓的"不平衡"问题正是市场制度关注的全部问题。只有价格，而非部长官员们，才是引导供求力量达到平衡的名副其实的调节器。 中央计划经济的拥护者们经常认定这种观点，即当工业和政府的所有部门完全合作时，经济就会平稳运行。如果每个人都遵守同样的计划，那么，工厂将会以最小成本运转，质量将会得到保证，存货装运将会按时到达，而工人们也将会得到终身就业的保证。因此，似乎如果每一个音乐家都能根据同样的乐谱演奏，那么，这个乐队将会演奏出美妙和谐的音乐。但是，日本经济远比一个军乐队复杂。尽管计划经济能够实现短期目标，但是它们取得的这种有限的成功很难持久。 中央计划经济的一个主要缺陷就是不能带来一系列回报，激发市场参与者高效率的经济行为。不管这种制度是起源于专制（苏联），还是皇家法令（沙特阿拉伯），或是工业和政府之间的同谋关系（日本），它最终都将破产。迟早，计划者们都会在决策上失误。由于存在失误的可能，中央计划经济就会遭受打击或者偏离轨道。唯一可行的制度就是能让自由经济人有创造、变革、管理、冒险和偶尔失败的自由，能自由地做出独立的经济决策并承担责任。但是，对于卡恩， 由于政府和工业部门有加强合作以实现经济领导目标的坚定决心，以及相当于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两倍的持续增长，毫无疑问，日本经济会占据世界经济巨大份额的可能性正在迅速变成现实。 然而事情并没有按卡恩的预想发展。卡恩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日本的经济开始放缓，也就是我们提到过的增长滑坡；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经济比20世纪80年代要好，而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表现显然比20世纪90年代要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