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丛林——第一章 投资相伴的一生

    第一章 投资相伴的一生     任何拿到这本书的读者都会想知道我是谁,为什么要花费不少时间和精力来了解我的观点。这是我79岁生涯的第一本书。我要讲的这个故事很长,就像我的人生一样,但我还是会尽量简明扼要地讲述。     我的家族有着长久的工业和私人银行业经营历史,这段历史可以上溯到我的祖父,他在德国的东部拥有一个钢铁工厂。他对煤矿和银行业务也同样兴趣浓厚,并且在一个阶段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厌恶浪费,这也是我从他那里继承下来的一个优点。扔掉一张只用了一面的纸本来没什么大不了,但是我的祖父就一定要节省下来在另一面也写上字。一个简陋的小屋就是他的主要办公室,以至于他雇的企业总经理会就此向他抱怨。“为什么要换?”我的祖父回答说:“到目前为止,这个办公室不都是很好地为我们服务了吗?”他亲自监督工厂的诸多活动,常常是早上六点的时候就在工厂门口查看雇工们是否准时上班。他基本上亲自参与了生意经营的每一个环节,并且对于所有费用支出保有绝对的控制权。我想这也应该是我们家族的性格之一,我有这样的性格,我的父亲当初也有,所以我想我的孩子们也在他们的基因中继承了这些吧。     我于1925年出生在柏林,比我的兄长阿克塞尔晚了一年。我的父亲在我四岁的时候死于猩红热病。我父亲去世时只有30岁,但却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在1923年的时候从我祖父手里接管了家族的生意。他简直就是一个金融天才,我所剪辑下来的任何一份报纸都可以证明他那独特的职业生涯,虽然这份职业生涯短暂得令人遗憾。不幸的是,我们家族费尽心力建立起来的金融、工业产业在20世纪30年代落入纳粹法西斯之手,然后在1947年又被共产党国有化而没有给予我们任何补偿。我们至今仍在与德国政府交涉,为的是能够重新拥有这些财产的一部分,或者获得些许补偿。     我的母亲受过律师职业教育,并拥有坚定的意志,她在我父亲去世不久后产下了我的妹妹。因为她要照管我父亲遗产的相关事宜,所以在1930年,她决定把我们兄弟妹三人送到距离荷兰阿姆斯特丹大约20英里的一个小城镇布莱瑞卡姆(Blaricum)。她在那里为我们租了一个房子并且雇用了一个司机、一个厨师和一个佣人。那里距离我们的舅舅和姨妈家里很近,所以他们也可以经常过来照看我们。     我们的舅舅和姨妈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我们的代理父母。我的舅舅经营一家从17世纪就开始从亚洲进口商品的公司。他是一个人品正直的人,有些社会主义者的特质,我非常尊崇他宽厚博大的品格,尊崇他善待家人和雇员的为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经为各种持有不同政治立场的人们提供藏身之所,无论那个人是犹太人还是共产党员。     我的母亲会时不时地来荷兰探望我们,但大部分时间仍然是忙于德国国内的生意。我那时已经是个小学生了,渴求知识,在班里面成绩名列前茅。我还学习音乐,经常出入阿姆斯特丹博物馆,那里有荷兰民族的大师们所创作的大量艺术作品。我也开始搜集艺术类的书籍。艺术从那时开始也成为了我一生的热爱。     1934年,我的母亲再婚了。三年后,她和继父决定把家迁往巴黎。在那个时代,欧洲大陆上层社会的教育就意味着能够讲流利的法语和英语。所以我被送往了蒙塞尔学校(Ecole du Moncel),一个由瑞士加尔文教派经营的寄宿中学,位于巴黎附近,我在那里度过了两年的时光。继而纳粹德国入侵法国,我们迅速地撤退到了南方的埃克斯-普罗旺斯市(Aix-en-Provence)。那个时候,我们全家住在旅馆里面,我和妹妹被送往当地的寄宿学校读书。我当时和着名的艺术批评家约翰·雷华德(John Rewald)及其夫人走得很近,常常把自己沉浸在印象主义艺术家的书籍里面,这就进一步培养了我的艺术兴趣。     虽然我在学校里面仍旧是一个优秀的学生,但发现自己并不那么喜欢学校。因为我发现把我突然从荷兰的生活中连根拔出并移植到蒙塞尔学校其实是困难的,我在这里不认识任何人,甚至都不会讲这个国家的语言。但是我仍然强迫自己迅速适应、学习法语。在1940-1941年的冬天,埃克斯-普罗旺斯市的学校里面没有足够的吃的,常常是这顿饭只有桌子一边的人能得到食物,而下一顿换成是另外一边的人。这是一个典型的耶稣教会学校:如果你受过良好教育,那么你晚上睡觉时就应该把手放在毛毯上,诸如此类的规矩很多。但是我把这些经历都看作是需要我去克服应对的挑战,在我的字典里从来就没有失败这样的词汇。     我的继父在法国政府机构工作,在马赛时他积极地帮助人们从法国逃往美国,包括科学家以及各种各样身处危险的人。他与瓦瑞安·福莱(Varian Fry)一同工作,瓦瑞安·福莱是一位受贵格会(Quaker)教育的美国人,帮助拯救了成千上万被困于维希法国地区的身处危险中的难民。这些被救难民有的写信回来,告诉各自的亲戚和朋友他们当初是如何逃离法国的。不幸的是,这些信的其中一部分被盖世太保拦截了,这显然意味着我们不得不尽快离开法国。     我们在1941年的3月离开法国,搭乘了横渡大西洋的航船,说来也怪,这艘船的名字叫做“温尼伯”号邮轮。我们中途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停泊,然后继续穿越大西洋,同船的是1000名法国水兵,他们正受派增援马提尼克岛驻军,法国的黄金储备正被存放在该岛。在那里我继父得到了法国政府指派的新任务,就是被派往纽约。我们继续前往美国,途中路过了瓜德罗普岛和波多黎各,终于在1941年的4月到达纽约。     幸运的是,我们家在纽约还是有些财产的。那是我父亲1924年在美国投资的大约10万美元,在那个年代那就是一笔很大的财富。他是在一位朋友指引下进行的那笔投资,这位朋友是迪伦里德投资银行公司的总裁。于是,我的母亲就开始忙着照顾那些资产和其他的家里事务,与此同时,我被送往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Asheville)的一所预科学校去读十年级,然后我跳过了十一年级,这样就在1942年毕业了,这时我在人文科学方面有着很好的知识基础并且还精通了数门语言:法语、英语、德语和荷兰语。     然后我就注册进入了美国纽约州伊萨卡(Ithaca)康奈尔大学的机械工程专业,那时我16岁。美国当时也已参战,但是当时我获得了一个推迟服兵役的短暂豁免期,要到我年满18岁时豁免才到期。我曾经经历过法国的沦陷,所以理解战争是什么样子。我还记得1940年5月在巴黎的一天,当我们躺在花园里的时候,突然有大概400架德国轰炸机将它们负荷的炸弹投向巴黎郊区的情形,我也看见了德国飞机向那些正在逃离巴黎路上的人们开火的惨烈景象。之后在去往纽约的路途上,我亲眼目睹了法国军舰在阿尔及利亚凯比尔港(Mers El Kebir)所遭受的灭顶之灾。     1944年在我快到19岁的时候,我从康奈尔大学毕业,那个时候美国陆军决定我此时需要入伍。“山姆大叔需要你”!尽管那时我还只是一个落地移民(landed immigrant),但当我在佛罗里达的布兰丁军营接受基本军事训练时,我迅速成为了一名美国公民。因为军队不能派遣非美国公民去往海外,所以他们把我们这些外国人装上卡车送到杰克逊维尔(Jacksonville),并且要求我们宣誓效忠美利坚合众国。我曾经在法国的后备军官训练项目中有所经历,所以比其他的应征普通人对军事了解更多,因而也能比较快地适应。在新兵训练营的基本训练中我当了一个班的班长。     在完成了步兵的基础训练之后,我第一次接触到了关于东亚特别是有关日本和中国的研究。这包括在芝加哥大学接受“陆军特别训练项目”教导,学习日语书写和口语对话,接下来是在旧金山湾区石人训练营的短暂逗留。这之后,我在东京和美国占领军一同呆了一年的时间。当我最开始被派往海外的时候是在菲律宾群岛,他们征询谁能够在一分钟内打80个字,我自告奋勇,尽管我是用两根手指打字。他们很快就认为我更适合在驻日美国反情报队担任特别调查员的工作。     我很喜欢这段时光,并且被这里的文化所吸引。那与我以往十几年的经历中所吸收到的任何东西都不相同。我对日本文化的兴趣在那段时间持续增长,因为我能够去观察,并且花大量的时间与日本人相处,而且也同他们相处得很好。当然,通晓日语可以帮很大的忙。比起我的同龄人,我可能有着更多的旅行经历,并且有机会接触各种语言和文化的珍贵之处,我已经能非常适应不同的文化和传统。换句话说,我可以成为德国人、法国人、荷兰人和美国人。并且由于我是做情报工作的,我可以免除一般的工作职责,因而能够将时间用于去拜访各个层级的人们,这是一个有价值的机会,我也尽最大程度利用好这个机会。     在大学里的时候我总是一个求知若渴的学生,在日本我的好奇心继续表现出来。我在芝加哥遇到的许多学生都是第二代日裔移民的事实有助于我这个变化进程,我在日本遇到的许多日本人同样有助于这个进程。我还参与了德国侨民“去纳粹化”的活动,而这些侨民中许多就是做日本研究的人,这也进一步帮助我了解了日本文化。     我在反情报部队里的工作之一就是去拜访德国人,然后分辨出谁是纳粹分子并将之驱逐出境。事实上,我从中所学到的调查技术在我之后的证券研究中被证明是十分有效的,这却是我起初并不知道的。也就是在日本,我有了自己平生第一次同“管理”打交道经历。我所在的单位了解到了一则关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夫人的谣传,传言她在试图影响战后重建的签约方的选择。当我们的成员开始对此进行质询时,华盛顿方面临时终止了我们的工作。     当我于1946年秋天回到美国的时候,我有资格根据《军人权利法案》(GI Bill of Rights,又称《退伍军人权利法案》)获得学习的机会,这个法案是给回国的老兵提供财政支持。我没有去寻找一份机械工程师的工作,而是决定休假一年,继续追寻我对远东的研究,因为我感到所学的还并不能满足自己,我在日本的停留仅仅是勾起了我对那个地域和文化的兴趣而已。我回到了芝加哥大学,获得了一个关于远东历史和文化的一年制研究生学位。那段时光是绝妙的,我的收获颇丰,因为我的教授中有三位是在各自的领域中--中国历史、远东艺术、远东宗教比较学的世界顶级权威。     这些课程基本都是小组讨论课,因为大学里认同研究生应该按照自己的速度来推进学业。这种方式确实是提供了绝妙的机会,帮助我们更深入地挖掘有关于远东文化价值和远东思维方式的知识。我的毕业论文就是关于六、七、八世纪的日本文化革命,这个期间中国的唐代文明大举浸入日本。这也为我提供了一个视角,来理解二战后美国占领日本会对日本有着怎样的影响,这必然又是一个文化转型和社会变革的阶段。     我在芝加哥学习期间,完成了数篇文章的写作,正是这些作品影响了我未来的人生路径以及我的投资理念。在其中的一篇名为《关于理解》的文章里,我得出简单明了的结论--对于某种事物的真正理解只能由你自己来实现。换句话说,理解某种事物,你首先需要搜集信息,然后深入思考,归纳总结,最后得出结论,这个事物到底意味着什么,它将走向何方。没有人可以为你完成这个过程!     笛卡尔曾经有句箴言“我思故我在”,简洁地表达了上述结论。这就排除了盲目的信仰和盲目的接受--告诉我们应该完全依靠自己去思考,从而理解其意义及其后果。在我的文章中,我增加了一个论点,就是那将毫无疑问地意味着还要将理论应用于实践,即将自己的理解付诸于行动。就像人的一生一样,应该是去辛勤耕耘而不是去蹉跎虚度。     于我而言,《关于理解》那篇文章就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向我揭开了一条应当去遵循,以实现自我价值的人生实践过程。但是基于我从过往人生经历中获得的理解,我又应该怎样去付诸行动呢?我迄今为止的人生就好像是处于防守状态的一盘棋局:总是被从一个国家推向另一个国家,从一所学校推向另一个学校。而我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与同胞兄妹和父母相处的家庭生活。两年半的机械工程学习意味着每个学期的额外学分和整年的课程。最后,军队又控制了我的生活。总之我都是被迫面临着这一切,而并非是我能够去选择,而这一切又要求我去迅速适应和依靠自己。否则,我将无法生存下来。     但是现在,我终于可以面临生活的转机,用自己的双手来选择决定自己的生活。我对于东方的研究,比如比较宗教学,教会了我应该将自己的生命致力于“去成为别人的榜样”。从日本文化中我学习到了“先例”的意义,要树立榜样,而从西方文化中我又理解了“领导力”的重要性。我的理念就是,要将这两个源于不同文化的精髓理念进行融合并指导我自己的生活。从那以后,这种理念伴随着自我反省的思想,就成为了我的人生中激励自己前进的主要动力(当然并不是唯一的)。我没有去哀叹自己年轻时代一再的生活剧变,而是把这当作我可以受益一生的宝贵经历。     我的基因还告诉我是时候该去赚些钱,而且我相信自己有能力去做到。我那时的目标是在四十岁的时候成为百万富翁并成为美国派驻亚洲国家的大使,最好是日本,那就是我当年的雄心壮志。然而除非你愿意年复一年地花费时间在政府官僚机构中不断攀援,否则你就必须有足够的财富才能拥有外交生涯,至少那是我所看到的路径。我也很需要金钱上的独立。金钱并不意味着可以挥霍无度,但它确实意味着自由。你可以辞职去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而不必去担心别人会怎么说你或者会怎么想。     对我来说,钱总是达到一个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它本身并不是目的。当我是一名学生的时候,我靠着微薄的津贴生活。当我在1948年22岁的时候与第一任妻子结婚时,我们依靠《军人权利法案》所提供的每月105美元的补贴生活。我从未碰过从我父亲那里继承过来的一分钱。我依靠自己的收入生活直到我开始工作的时候也依旧如此。     直到今天,我也仍然不知道如何去花钱。这个习惯我从未戒除过。在过去的32年中,我与我的太太盖尔住在我们在魁北克韦斯特蒙的同一幢房子里。除了艺术品之外,我不会被其他的物质财富所吸引。大房子、游艇、私人飞机那些对我没有任何意义。     尽管如此,在经历了战争和大萧条之后,我也明白了金钱是如此的重要。然而除了我的家人和我熟识的人曾经告诉过我一些如何赚钱的方法外,我还是没有任何去实现它的线索。我并没有真正赚过钱,直到22岁一直都是在学习或者是在军队里面,即使在军队里面我也一样是在学习课程。所以我感觉到自己应该走出象牙塔来到真实世界中了。     我清楚自己并不想成为一名工程师或者是教师,尽管我从芝加哥大学获得硕士学位毕业的时候,芝加哥大学曾许诺给我一个职位,但我已申请就读于哈佛大学商学院并于1947年9月被录取。很自然的,我会去从事商业,但是我决定自己首先要去学习和“理解”它,从最基本最基础的开始。     我经历过芝加哥那种美妙的治学盛宴后来到哈佛商学院,感觉这里更像一所贸易学校而不是一所大学。学校要求我们每天从早到晚地学习不同的案例,常常是这个50页那个100页,而最后也没有什么结论;然后我们还得同100名同学在课堂里讨论它们,这同样也得不出什么结论。基本没有什么课本是在系统地有深度地讲解这些问题。这令某些自认为“聪明”的人感到沮丧也并不奇怪。     然而,哈佛却带走了我对商业的恐惧。我学习了制造业的知识,这正好与我曾经接受的工程学训练相适应。我一向擅长数学,因此会计和金融的课程对我来说也很容易。我从未做过关于市场营销和促销方面的事情,但是那些对于我也并不是太困难。人力资源管理和管理学与我在寄宿学校和军队中习得的具有很多共性。在第二年里,我选择了投资方面的课程,特别是公司财务和银行类的课程。因为我家族的历史,所以我不久就对这些领域感到如鱼得水。     我在1949年从哈佛大学毕业获得了MBA学位(金融方向),我们同班同学中有七个人会去引领《财富》杂志500强企业。我当时也并不确信自己接下来要从事什么。成功对于我总是很重要,但是我也有种特别强烈的需求,就是找到一种归属感并且找到是什么能够给我这种感觉。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关系网络”的局外人。当你年轻的时候你总是觉得很难去选择走什么样的路--这是正确的选择还是在浪费我一年的时光?这就像在黑暗中行走--你只能是渐渐地摸清方向,然而你依旧不知道自己将去往何方。     我此时已经结婚,这也就意味着我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前进去赚钱养家糊口。幸运的是,哈佛商学院的学位在那个年代对于美国的大企业还是具有很高含金量的,因为这些企业需要从战后、大萧条中恢复过来也就需要新的人才来更换它们的管理层,我的同班同学就获得了许多这样的就业机会。在我接受铝业有限公司(即今天的加拿大铝业公司)提供的职位之前,我在学校图书馆和财经报道中仔细地查阅了关于这家企业的信息,它通过了我的深入审查,并且这个职位看上去前途光明,可以让我将之前学习的机械和金融知识进行结合,还拥有出国旅行的机会,甚至以后可以为我提供一个外国职位。     1949年的8月,我首先作为一名工程师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金斯敦的一家轧片机厂工作了三个月,然后调往蒙特利尔的总公司做了短暂的国际销售工作。这就是我第一次来到我未来人生的落脚地,而那时我对此唯一的所知就是这里是加拿大。第一夜我住在温莎旅馆,第二天当我走出去的时候我感到很惊奇--这里每个人都讲着一种我几乎能听懂的熟悉的语言,那就是法语,只不过语调上有些难懂。     在调入蒙特利尔总部之后不久,我被指派为控股公司的财务总监达那·巴塞洛缪(Dana Bartholomew)的助理。达那是耶鲁和哈佛的毕业生,他在公司里为人有些孤僻,但却是当时控制加拿大铝业公司的戴维斯家族的朋友。他智商极高,有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在之后的岁月中他成为我的好朋友和人生的导师。     在达那手下工作期间,我负责基于严格的财务制度以及营运成本和现金流预测基础上的资本支出审查;之后去负责为控股公司监督在亚洲和非洲的分支机构。这对于我来说,其实是从一个大公司的内部学习证券分析和投资实践的一个很好的入门课程,尽管在当时我还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从中学会了一个世界级的大企业是如何从那个几乎是金字塔的顶端,以具有战略优势的视角来经营业务的。我当时还是加拿大铝业一份内部杂志的编辑,通过这份杂志,世界各地的公司高管们可以及时了解到公司的各项运营目标和执行结果。     25岁的年龄作为一个年轻的高管看上去似乎很成功,然而这却让我难以感到满足,也看不到前面有一个快速发展的职业生涯。我的老板经历了至少25年才走到这个层级,但是我却并不喜欢被任命为某地分支机构的首席财务官。我总是喜欢不停地工作,常常超出工作的要求。我发现自己在工作中有能力比周围的人努力10倍,也比他们迅速10倍,那就意味着在剩下的90%的时间里,我被公司内部的勾结斗争牵扯了精力。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对此感到厌烦了,更让我烦恼的是我不得不为自己需要获取决断的每件事发送如此多的拷贝文件。最后我觉得很有挫折感,因为我本来的个性是希望每件事情都能完成,而不是在手边悬而未决地等待。     所以当我的岳父母在纽约去世时,我从加拿大铝业公司请了假回去料理家族生意--一家艺术书籍出版公司的事务。借此,我继续培养了自己对艺术和艺术收藏的兴趣。我与一些画家和艺术批评家的私交也确保我能加深自己的绘画知识。但这也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我发觉纽约令人感到有些阴森恐怖。作为一个年幼孩子的父亲,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适合居住的好地方。我也不想在自己的余生里都去经营一家出版公司。所以我在适当的时候把公司卖给了一个较大的竞争对手--纽约绘图社(New York Graphics Society),那之后短暂的时间内我是相对的无业状态。我们在岳父母去世前不久在皇家山镇买了房子,所以我们回到了蒙特利尔,那时我已经有了些想法,想发展一两项自己的事业来供养我的家庭。     为了让自己保持开心,我决定不再回到加拿大铝业公司了,开始和朋友们一起完全凭兴趣去经营了数家不同的企业。涉及的范围从位于拉瓦勒的一家由我妻子亲属的朋友帮助打理的洗衣店,到我和加拿大铝业公司总裁的儿子共同开办的铝压缩公司,同时还有石油和采矿业的共同基金;基于我在加拿大铝业公司学到和运用的分析技术,我还出版了一本关于金融统计的出版物。那个时候我的时间总是混沌而过,我忙于在各个领域浅尝辄止,去帮助人们开始不同的运营工作。     我们的风险投资之一是经营采矿业。那时候我们是纽约一家公司在魁北克省开办坎贝尔希布加莫煤矿的代理商。我至今还记得当时驱车赶往那里的情形,那里的路因为缺少维护而很颠簸。我们的压缩公司办得很成功,我还是公司的第一任总裁,直到更专业的人士接管了这个职位,很久以后它被卖给了消费者玻璃公司(Consumers Glass)。至于那家洗衣店,它提供挨家挨户的上门服务,运营得并不理想--事实上,它最后破产了。     我这段商业生涯中的试验期一直持续到1954年,我开始和我的朋友杰克·布朗(Jack Brown)合伙。杰克曾经在加拿大铝业公司做公关工作,我们俩开始合作为不同的公司通过传递数据来提供统计服务,其实就是为不同的券商和投资机构来提供工具帮助他们进行分析研究。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大约为200家加拿大公司提供了报告,包括最基本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中期报告,也有覆盖五年期的比率数据。通过这些统计可以清楚地看到利润是否是在增加,资本性的投资是否获得了回报,以及一个公司在总体上是否表现稳健。这也提供了一个观察视角--观察一家公司的管理质量以及把一家公司同行业内的其他竞争对手进行比较。这份工作开始是因为兴趣所在,但是之后却把我领进了持续至今近50年的事业中来。     在这最后一次风险投资开始后的六个月,也就是在1955年的12月,我因为与杰克的意见不和而决定买断他手中的股份。我们的原始投资只有100美元,几乎没花费我什么成本。我继而雇用了一个秘书,斯特拉·斯坎伦,一个助理,罗尔夫·哈利,他是一个挪威人。在同我的朋友斯科特·弗雷泽的一次壁球比赛后,我征询他是否愿意加入这个投资,他当时在迈克利奥德-杨-威尔公司工作,很有一些自由精神。     加里斯洛夫斯基-弗雷泽公司(Jarislowsky Fraser)就此诞生。我们继而发现统计信息服务并没有足够多的业务,那时候我们已经拿到了200多份的信息订阅单,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几乎垄断了这个市场。所以如果我们想赚更多的钱,就需要拓展其他的业务。基于我自己的背景,我觉得可以做一些领域性研究工作:同公司执行主管们会面并依据我的发现写下研究成果。我开始进行客户调查,最终我们被一家投资顾问公司挡在了芝加哥以外,这也导致我们被纽约和伦敦的法院限制了一个月的行动自由。     最终,由于我们的研究成果,以及我们的技能获得了人们认可的事实,有多家公司与我们签订了合约,要我们来帮助它们管理退休金基金。我们早期的客户有加拿大赛拉尼斯(Celanese Canada)、斯泰因贝格(Steinberg''s)、加拿大轮船公司。我们也与永明人寿保险(Sun Life)和皇家信托(Royao Trust)这样的公司合作,当这样的机构感觉它们不能获得适当关注的时候就会寻求我们的帮助。在此基础上,我们也就拓展到了个人投资顾问、捐赠基金以及其他集合基金投资领域。     我们用了10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去为自己赚取一份令人满意的收入。如果你是从一无所有开始,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毕竟,别人雇用你的理由是什么?人们会问我们:“谁是你的客户?”而我们会回答:“如果您雇用我们,我们会说您就是我们的客户。”我们经常要去想,我们是否能做到这点。     然而我们并不做很长远的考虑,我们至今也仍然不做。我只是做我认为是正确的并且继续朝着那个方向行进。我并不相信什么5年10年的计划。我曾经为我自己规划了多种道路的伟大人生,但是没有一个是和商业有关的。如果遇到了什么令我感兴趣的事情那我就会向那个方向靠近。许多人都是随着生活漂移进他们的职业轨迹,其实我也不例外。但是我仍然认为你应该去选择一项对于你来说更自然而然的事业,由于你拥有有合适的个人素质可以在这项事业中得以施展,从而你能脱颖而出。如果一项工作令你感到沮丧,让你带着不满回家,那就会导致压力,若是这种情形持续下去,还会让你对生活的观点带上偏见,令你的自尊受到伤害。如果是那种情形,你就需要去改变,哪怕是要度过暂时的不稳定,也一定要去找到真正属于你的天地。     在我们公司,我时常会发现一些并不适合自身工作的人。在最坏的情形下,我会解雇他们,我会对他们解释说,这在短期内看是有些残酷,但是从长远看,这其实对他们是最有利的--因为这样就可以允许他们去发现自己真正的才能,从而使其茁壮成长。在其他情况下,比如一个证券分析师确实无法达到专业的最高水准,那我会调换他或她去做销售或到客服部门任职。我还记得有两名同事从这样的经历中获益甚丰。他们的知识与经验反而是他们在新的工作岗位上的一大优势,并且给了他们更大的施展空间。     尽管我从来没有计划过创立加里斯洛夫斯基-弗雷泽公司,但它却成为了我一生的主要事业。除去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持续低谷期,那段时间我们丢掉了三分之一的退休金基金业务,其他时间公司一直是持续稳定地增长。我们至今仍是加拿大最大的私人基金管理公司之一,受政府、企业、大学、各种机构、劳工联盟委托,管理投资基金,资产超过500亿美元。     实现这样的增长得益于在过去这些年中一个几乎没有改变的理念。这个理念就是要基于严肃的行业探访和证券研究,并且投资于优质的、有成长性的公司。我们总是致力于使我们客户的资产保持稳定,承受最低的风险,并且让我们的费率总是属于行业水平的最低分位数。基于此,我认为我们树立了整个行业的榜样。     在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我们一步一个台阶地扎实经营着我们的事业,从不急功近利。我们总是尽一切努力做好我们的工作,除了地域多元化外,我们并不去寻求多元化,并坚守着那个基本的、理性的理念,而这个理念被我们所能寻找并雇用的最优秀人才不断提炼和贯彻。我们总是从一开始就培训我们的员工,而很少去雇用那些在别处有过多年工作经验的人。这就使我们公司形成了一种具有个性的文化,并拥有相对低的员工流动率。     我们公司的理念是建立在保守的、经过时间检验的投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我们构建多样化的、高质量的投资组合,它们被设计为既要为客户保护既有资本,又要实现长期的增长。这样的投资途径在变动的经济环境中获得了稳定的、大部分时间都超出平均投资收益的回报。在今天的全球市场上,这一基本原则在最大幅度减少广泛存在的波动性方面尤其有效。带我们走向成功的十分重要的因素是,投资于那些经过时间检验的、管理卓越、高质量、并且财务稳健的公司,并且这种投资总是在深入的行业研究的支持下进行的。每年,我们的投资专家都会跟踪超过200家的加拿大公司、150家的美国公司和150的家国际公司,包括对这些公司中的许多家进行经常性的拜访。     我们的使命从来都并不只局限于生意本身。这同时也是一种去做正确的、合乎道德的事情的追求。我们一向提倡在加拿大上市公司中建立良好的治理结构,并且为了客户能够在并购交易中拿到合理的价格,我们帮助客户打了很多场的商战;我们推动对投资者友善的公司治理方式,而并不只是为公司自身服务。那些把自己的基金托付给我们的客户必须能获得一个良好的结果,甚至在最坏的时期内,例如1999~2003那些年,尽管在市场连连下挫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不可避免的损失,但也要让客户们感受到他们的资金托付给了一群可靠的人。我们也必须让他们感受到,我们是真正的专业投资人员,将会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去守护他们资金的安全性。这是在一个商业的正直性受到严重威胁的时代所持的理念,这种威胁不仅出现在我们所投资公司的经营和道德方面,也出现在整个投资产业之中。     在加里斯洛夫斯基-弗雷泽公司担任主研究分析师将近40年后,我事实上已经分析过你能够想象到的每一个产业,并曾参与其中的许多。我自信自己知道如何判断一个投资机会所面临的形势,并知道如何评估其管理情况。我不是仅仅使用统计学来得出结论,我是对一个公司业务的所有方面进行彻底的分析。     我也自信自己知道如何去运营一家公司,并可以担任一家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我曾担任过许多公司的首席董事,并仍旧在一两家公司担任这个职位。如果你想成为一位优秀的投资家,你就有必要知道一家公司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在这家公司的人员有多么优秀;并且你必须了解这个产业,这个产业如何运行,产业内的其他参与者是谁。在很多方面,一家公司就像是一幅艺术作品:你必须要理解它。曲解它的本来面目是没有意义的,你需要聚焦目光,去真正地了解它。     曾在大约20个董事会待过之后,我感到我也了解董事们做些什么,董事长又做些什么,我了解如何同各个管理层的执行官打交道,如何向他们咨询问题。他们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不会对我说谎或讲废话。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条双行道。如果今天我被任命为加拿大铝业这样的公司的董事,我自信自己有这样的能力去担负这个工作,并且在几次会议之后,我就能非常富有效率。我知道他们要讨论的议题,我了解这个产业,了解这个公司如何运转,还有这个公司有什么样的管理。     作为一名董事去积极参与其他企业的管理,让我不断加强对我们所投资的此类公司内部运作的了解。它让我看清是什么造就了一家伟大的公司,参与其中让我体验了见证非凡成功的快乐。它还让我接触到无数非常优秀的人,他们中的许多在后来这些年中成为了我非常好的朋友。     我喜欢去解决问题并看到结果。作为一名董事进入一家公司并对它深入了解进而将它整理有序,这会带来许多乐趣。2003年,我曾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一家公司参与了此类进程。这家公司的企业文化必须加以变革,所以我们任命了一位不同的总裁,并看着变革渗透进整个组织流程。我始终相信,让我们所投资的公司拥有第一流的管理和执行人员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在投资上我也曾经犯过错误。每个人都会犯错,并且除非你曾犯过几个,否则你不会从中学到东西。工作中总是会出现一些没人能预见到的突如其来的事情。从短期看,我是一个很没耐心的人,容易发火,不过就像一阵暴风雨,它很快就会过去并烟消云散;我不是那种会长期带着忌恨或让愤怒一直郁积在心中的人。我不介意其他人犯错,只要不是那种愚蠢的错误,而且只要他们不会再次去犯同样的错误。     当我们参与的公司最终显示出管理糟糕时,我们并不仅仅是把它售出--尽管在我们别无选择的时候也曾这样做过几次。在多数情况下,尤其是在面临被收购的情况下,我们都会挺住奋力作战,保护我们客户的权益,并获得更佳的条件。然而,也有一些情况--不幸的是这样的情况还不少--是法律和巨富投资商更倾向于公司的利益而不是投资人的利益。在多数这种案例中,根本就见不到本应维护投资人利益的证券监管委员会的身影。     不仅如此,证券法律法规的倾向性受到企业界的严重影响,而企业界又受到那些收入丰厚的律师的严重影响。他们经常是把那些小投资者们的资金拿到手之后就把小投资者看成碍眼的人。证券监管委员会很少是基于公平和道德的基础之上采取行动;除非某件事被证明是明显违法,否则的话,寻求监管执行人员来规范操作不过是无意义的举动。在那些证券监管委员会参与的案例中,他们那些收入相对微薄的律师根本就不是那些掠食者们雇用的收入丰厚的律师的对手。此外,有许多案子被拖延了好多年:可以说被无限拖延的公正实质就是被弃绝了的公正。     我们致力于拥护良好的商务实践惯例,这符合我力图去帮助别人的哲学理念。我发现为他人做事,会给我带来巨额的回报。我真心相信,如果你拥有一定的道德规范,你就应当以它为生存之本。我猜想这可能只是个人的喜好,我不知道这样的信念来自何方。它可能是来自不安全感,寻求关注--被爱和获得尊敬的渴望。谁知道呢?     事实上,可能是许多人性中的不安全感把我引向了这种思想倾向和这种类型的工作。但我一直相信,一个人应当完成个人的责任,并做到最好。影响我最深的人之一是19世纪丹麦哲学家克尔恺郭尔,他拥护非常个人主义的、反教条的信仰观念,并强调个人行动和成功的重要性。我的哲学理念是,在商业经营中,你就像是一份债券:要支付5%的利息,要有一个偿债基金,而在20年期限结束时,要支付本金;也就是说你严格按照条款去做你应该做的每件事,一切就是这样。而私生活更像一份股权权益--它的可预期性比较差。如果你想让你的私生活遇到麻烦,可以,那是你自己的决定。但当你来到办公室时,请把这些都抛在脑后。     在加里斯洛夫斯基-弗雷泽公司,我们从来不想仅仅是为了赚钱而赚钱。我们拥有业内最低的管理费率。我们本可以轻轻松松地增加数百万美元的收益而同时业务上不受损失,但那不是我们行事的方式。我们的方式是去照看人们的钱,并确保他们可以赚钱。如果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赚到钱,那很好!但首先的受益者应当是客户。     不幸的是,现今在我们这个行业,敲诈客户非常常见。我说的不仅仅是投资顾问,而在很大程度上是指证券承销公司和共同基金公司。很显然,它们所做的一切就是:收取尽可能高的费用,并为自己赚尽可能多的钱,而不是为客户赚钱。我认为,如果今天我们的行业更关注职业道德而不是放纵贪婪的话,每个人都会得到更好的服务。     由于这个投资动物园充满了令人不快的贪婪的人,我的目标就是在任何可能的时候把他们曝露在灯光下。当我感到一家公司是在伤害它的持股人时,我经常会写信给监管当局,有时我甚至会把这样的行为在媒体上曝光。我希望,这样公之于众能暂时起到一些好的效果--而长期效果甚至能促使证券监管部门改变法规。这可能会影响到本来不会被触及的人。但我也是个现实主义者,我从不幻想自己将改变这个世界。我仅仅是说出我必须说出的话,如果人们拒绝接受,没关系;如果他们愿意听从,那也很好。如果你不抱有太高期望,你就永远能够得到令人愉快的惊喜。我完全明白,在人一生的时间里,你会在一些事物上起到一定影响,但影响毕竟有限,你不会改变人类作为动物的本性。     在我看来,最危险的人是那些强烈的理想主义者们,是那些信仰的创立者们。他们力图改变人类的天性。唯一的问题是,人类不是,而且永远不会是完美的。即使你拥有一个共产主义国度,也不意味着那些身居顶峰的家伙们不会去盲目掠夺国家和他们的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