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看如下几个事例: 2006年4月,十多辆私人珍藏的豪华老爷车在广州名车展上亮相,引来众多者关注。这些豪华老爷车包括:一辆英国王储查尔斯和戴安娜的专用车劳斯莱斯Silver SpurIII加长型;一辆美国前总统老布什礼宾专用车1989年版凯迪拉克Fleetwood 12米加长型;还有1998年退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使用的红旗专用车。这些车的主人是时年36岁的广州东江海鲜饮食集团董事长黎永星。黎拥有40多辆名车,其中一半是古董奔驰,另外一半是法拉利、劳斯莱斯、宾利、玛莎拉蒂和保时捷。现价80万英镑的法拉利360,他就买了两辆。这些名车由一个主管专门负责维护,每辆车平均每年的养护费就要2万多元。 黎永星和他的兄弟姐妹在全国拥有24家中高档粤菜海鲜酒楼,每年总营业额达3亿元。黎喜欢把这些名车放在广州的东江系酒楼门前,其中最大的分店内还开设了展示大厅。在广州,东江酒楼和名车的联系无人不知。 有报道称,黎永星收藏名车的最初动机,是试图与香港富豪攀比。他曾带着一辆1909年加拿大产的古董福特参加香港的老爷车展,时任特区财政司司长的唐英年欣然试坐。这一事件传开后,香港的富豪们对黎永星刮目相看。此后,他无论是与香港的饮食业同行交流,或者去香港收购当地的酒楼,均相当顺利。② 在国外,类似的故事照样不胜枚举。有一阵子,甲骨文公司的创始人拉里·埃里森在世界富人排行榜上排名第二,超越了微软的另一位创始人保罗·艾伦。某天埃里森乘着自己74米长的游艇出游,看到一艘60米长的游艇从附近驶过,他认出那是艾伦的游艇,于是要船长把三具引擎加到全速,冲到艾伦的游艇前方,掀起巨浪。过了不久,甲骨文股价回落,艾伦成了《福布斯》富翁榜的第三名,埃利森是第四名,但这回,两人都换了更大的游艇。 这些都是媒体爆出来的消息。更多的或许更“精彩”、更耐人寻味的故事,隐藏在人们每天的迎来送往、高谈阔论中,只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哇,原来这也是摆谱! 也许有人会说,摆谱是有钱有势者的专利,普通老百姓不会花那心思,也玩不起。真是这样吗?其实,走在大街小巷,摆谱的气息几乎铺天盖地、扑面而来:再没钱的人家,也要想尽办法弄几件名牌穿在身上(买不到打折的,做工考究的仿冒品也行),还要尽量让别人知道这是什么牌子;刚刚上班不久的年轻人宁愿大半年白开水加馒头,每天挤公共汽车上下班,也要攒钱买一件数千元的新款手机或LV手袋;条件稍微许可,贷款也要在楼下停一辆自家的小车(尽管一个月舍不得开几回,借给朋友用更是难上加难);老太太提篮买菜,篮子里的河鲜、海鲜总是很有面子的谈资;小区里遛狗,牵着名狗、贵狗的人腰板挺得格外直,笑声也比别人响亮;婚丧嫁娶,更是主人的家底与社会关系的大检阅,尽可能地弄得排场风光…… 虽然与达官贵人采取的方式不一样,运用的道具不一样,但老百姓摆起谱来照样一丝不苟、煞有介事。 有人说,摆谱是官场、商场上的事,那些有修养的、有文化的人不会这样,比如知名的学者、专家。当然,学者们一般不愿意在金钱上争强斗狠(也不尽然,现今学者的“贵族化”、商业化趋势正日益增加),但对自己的教授职称、行政头衔、社会职务,学者们绝对不会遮掩。这一点,看看他们的名片和文章末尾的自我介绍就知道了。经常向名家约稿、组织会议的人士感慨说,随着职位的提升、知名度的增加,这些老伙计越来越难请得动,胃口也越来越大了。 还有人说,那些功成名就者,比如比尔·盖茨、李嘉诚,恐怕不再需要刻意摆谱了吧?比尔·盖茨会为买到了打折物品兴奋不已,请同事吃饭吃的是廉价的热狗;李嘉诚现在的衣着和30年前没有什么两样,手上戴的是一块20多年前买的精工表,价值400港元。或许真是这样,比尔·盖茨、李嘉诚已经不需要摆谱了——他们拥有的一切已经明摆着了,天下有几人不知?问题是,天下有几个比尔·盖茨和李嘉诚?绝大多数人仍然处在进取、求索的路途上,需要绞尽脑汁提升人们对自己的印象。 换一个角度思考,比尔·盖茨和李嘉诚也未必不需要摆谱。虽然他们不再需要向别人展示自己的财富和名声,但仍然有维护自己的领袖地位、显示自己的智慧与道德的需要,仍然希望社会给自己一个好评。比尔·盖茨多次对人说,与其说他有钱,还不如说他是“软件产业的卓越开拓者与领导者”更让他感到高兴。这两年,他津津乐道的是如何以自己的财富帮助更多的人;李嘉诚虽然不承认自己是真的“超人”,但面对华人企业家的“顶礼膜拜”,他仍然非常乐意传播自己有关诚信、分享的商业理念,乐意一再讲述自己数十年如一日的简朴生活,更乐意展示一个成功企业家对社会的责任。 更重要的是,即使比尔·盖茨与李嘉诚自己不需要再“装模作样”了,但他的助手和形象顾问们绝对不愿让自己的老板低了价码。不够级别的人、不够分量的场合,是绝对不能让老板出面的。每一次露面、会谈的内容与形式,无不经过了精心的准备。他们在各地的分支机构,也绝对不敢随便租个便宜的写字楼。否则,银行、媒体和合作伙伴都会问,他这阵子是不是资金紧张了?是不是外强中干了? 让我们看一看比尔·盖茨在中国的一次访问吧: 2004年6月30日、7月1日两天,比尔·盖茨进行了他的第九次“访华”。人还没到,媒体上的宣传已是铺天盖地。和以往到访一样,盖茨的短短两天行程安排得非常紧凑—— 6月30日上午,拜会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下午和晚上,分别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首届中国国际服务业大会开幕式和在北京国际俱乐部举行的微软中国CEO峰会,并作主题演讲。 7月1日,盖茨参加了教育部和微软中国公司共同举办的百间计算机教室启动仪式。当天一早,盖茨来到位于西单的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和师生代表一同在校园里种下了一棵松树,并接受了专程从西藏赶过来的学生献上的哈达。教育部副部长陈小娅、微软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陈永正等一同参加。 随后,盖茨出席了由微软公司举办的“新一代软件技术展望大会”。来自北京高校的近3000名学生和来自于全国各地的超过2000多名的软件开发人员参加大会。 下午,比尔·盖茨举行了在京的少数几家媒体见面会。为了避免留给记者们太多发问的时间,见面会安排在下午4时30分开始,并在1个小时之内结束。 两天的时间内,盖茨参加了三场高峰会议,拜会了中国总理,和教育部联手开展活动,可谓马不停蹄。这些活动规格高,场面隆重,盖茨始终是现场的焦点。他在众多助手和保镖的前呼后拥下进入会场,发言之后匆匆离席。从这些安排中我们可以看出,盖茨的行程经过了周密的设计和精心的“包装”,以充分显示他的领袖地位,维护他的神话般的形象。 这种地位和形象即使对盖茨本人无关紧要,对微软也至关重要。有评论说,盖茨此次来华的目的,是以个人明星效应掀起微软新一轮的政府公关和市场推广高潮,树立在中国市场的正面形象。让我们试着作一些假设:如果盖茨参加的是一般性的行业会议,如果没有足够高级别的人物接待他,如果他到中国不是有据可查的“第九次”而是N次,如果他在中国长时间停留而置于媒体的视线中,如果他在会场上和其他嘉宾一样坐在台下并自始至终听完全场,那么我们敢肯定地说,他在中国的场面不会这么“热闹”,他的形象会很快变得平常。 经过对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人士的多方面考察,我们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几乎人人都在摆谱! 这个说法确实会让很多人难以接受。在人们的印象中,摆谱就是“摆架子”、“讲排场”,就是“装腔作势”和“自高自大”,差不多等同于虚伪和做作。是啊,这样的理解大体不错。不过尽管如此,只要是一个处于社会关系中的成年人,只要他(她)想让自己看上去更强大、更有尊严,注定将难以免“俗”。 摆谱在现实生活中如此普遍,超越了收入、文化、职务等各方面的界限,几乎成了每个人的本能。有权有势者是这样,向上攀爬者是这样,名成利就者是这样,寻常百姓也是这样。人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小心翼翼地、处心积虑地摆着谱,以让自己看起来像是那么回事。区别仅仅是:摆谱的次数是多是少?水平是高是低?效果是好是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