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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轮船招商局 19世纪三四十年代，在西方人的坚船利炮冲击中，天朝大国被迫向世界缓缓打开了国门。清王朝日益感受到“千年未有”的挑战。国权日渐丧失，国力岂不衰微？祖宗之法已不足恃，“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想法在清王朝统治者的脑子里萌生。几番斗争，正式入阁的李鸿章和其后的一群洋务派官员掌权。 19世纪中叶，在先后“开放”的沿海“五口”和长江“十口”上，外轮迅速激增，大清水运业务一度被外轮垄断了80％的份额。轮船 “速稳、载巨、费省、利厚”，中国的旧式帆船业渐渐不支。“如若运盐运漕全部假于外人，一伺战事再起，国家存亡之咽喉必扼于他手。”警钟之下，中国历史上最传奇的企业——轮船招商局应运而生。 “1872年，是‘日夜望死’的曾国藩去世的那年，是日本明治天皇下令修第一条铁路的那年，李鸿章上奏创办这家企业，它应该是洋务运动中最重要的企业，也是硕果仅存的企业。”财经作家吴晓波曾这样描述那一年。李鸿章以富国图强之名，上书同治皇帝，陈述“商战”利害，要求“官督商办”，在上海开办轮船招商局。“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其关系于国计民生者，实非浅鲜”，“倡办华商轮船，为目前海运尚小，为中国数千百年国体、商情、财源、兵势开拓地步”。这年年末，悬挂着双鱼龙旗的招商局轮船驶入了大海，轮船招商局由此担负起了国家图强的重任。 轮船招商局“岁有江浙漕粮之贴运，又有回空之免税”，以英国太古、怡和、美国旗昌为首的洋商对“利益尽被其占去”的轮船招商局耿耿于怀，伺机报复。他们首先从自己垄断的保险业切入。其时，承办轮船招商局船舶保险业务，外商保险公司都要求缴纳天价的保险费用。一条价值10万两白银的轮船，一年需缴纳1万余两保险费用。在国内，除了买办商人，尚没有人通晓保险这份“舶来品”为何物，为此轮船招商局不得不付出高额的保费以求得货运权。 然而，1875年的一个事件促成了变化。 这年4月4日，轮船招商局的“福星”轮满载着7000石漕米和一些布匹、茶叶，从黄浦江边开始了它的“天津之行”。行至黑水洋水域，雨大雾浓，尽管“福星”减速缓行，还是与一艘英籍轮船相撞。63名船员遇难，货物全部沉入海底。轮船招商局损失巨大，仅抚恤金就需支出2.4万两白银。“弱国无外交”，肇事船因为英国使馆庇护，迟迟不肯支付赔偿金。事隔两年后，从肇事船追回的3?600两不足额的赔偿金与损失相比可谓杯水车薪。“福星”事件让李鸿章认清海运风险，任命买办经验丰富的唐廷枢、徐润及盛宣怀筹办保险招商局，“须华商自立公司，自建行栈，自筹保险”。1875年11月唐、徐二人公开招股，华商受过洋商保险公司欺压，对于自办保险鼎力支持，很快便“投股逾额”。12月28日，“股份制”的保险招商局成立，宣告了中国民族保险的诞生。 轮船招商总局（总公司）设在上海，分局（分公司）遍布天津、烟台、广州、香港等沿海地区，后又落户横滨、神户、吕宋（菲律宾）、新加坡。有了自营的保险公司，轮船招商局与外轮公司展开了更加激烈的商战。其时，太古、怡和、旗昌等外轮公司，结成同盟，采用大幅降低运费等手段尝试打压轮船招商局。轮船招商局在李鸿章等洋务派的扶持下，采取筹借官款、增拨漕粮、承运官物等措施，予以回击。几番交手，外轮阵营中的旗昌公司受挫破产。 1877年，轮船招商局以222万两白银买进旗昌洋行的旧船16艘，以及其码头、仓库等资产，实力大增。太古、怡和等公司迫于压力，与轮船招商局三次签订协议：中外公司在各条航线上议定统一运费收入和货源分配方案。 轮船招商局成立近十年间，破除西方人封锁垄断，将中国航运权成功收回五分之三，已有“中国之航权，唯贵局是赖”的美誉。自1873年开业后的十余年间，轮船招商局累计收入轮船运费白银二亿两，“使洋商垄断收入锐减，中国少外流白银当在数千万两之巨”。 以轮船招商局为起点，仁和保险公司、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总局、中国通商银行、汉冶萍厂矿公司以及一批新式大学堂纷纷冒出。洋务派所梦想的“洋为中用”纷纷落地，给近代中国抹上了几分商业社会的色彩。1901年，随着李鸿章的去世，洋务派的试验告一段落，由它滥觞而出的现代民族工商企业萌芽以及“实业兴邦”的理念，却埋入了后来者强国的道路与梦想中。 招商局（轮船招商总局，以及分布在南京、汉口、香港等19个分局，统称“招商局”）历经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与民族命运同浮沉，于1950年几经辗转落户到香港。经过周密策划，1月15日，招商局在香港的办公楼、码头、仓库以及聚集在维多利亚湾的13艘海轮迎风升起了五星红旗。香港招商局宣布光荣起义，投入新中国的怀抱。 也许是诞生之日起就染上了富国强兵的理想色彩，招商局的命运注定不会平淡沉寂。差不多30年后，它再次跃动在时代的潮头。 袁庚蛇口 1978年，中国历史的一个新起点。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的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成为时代变革的标志。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在文化部会谈和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一再提及这篇文章，“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精神来个大解放”。“解放思想”，这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它翻动着全民压抑已久的期望，挣脱着铁桶般的精神束缚，焕发出新的活力与生机。 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和半年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共同孕育的力量将中国推向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新阶段。中国从此走上了一条崭新的道路，无论是“白猫黑猫论”、“摸着石头过河”的生动语言，还是报纸上频繁出现的“革新”、“开放”、“竞争”、“民主”等新词汇，都昭示欣欣向荣、令人期待的未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时任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的袁庚把一份报告呈给了当时主管全国经济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手中。报告中说，“从1872年12月23日李鸿章向清廷奏呈《试办招商轮船折》，到招商局创办一批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工交金融企业，从1950年香港招商局全体员工率在港的13艘船舶起义，到如今全部资产仅剩1.3亿元，已到了非改革不能图生存的地步。”改革从何处入手？袁庚已经有了初步的规划，“选定在临近香港的宝安蛇口公社境内建立工业区。既能利用国内较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又便于利用国际的资金、先进技术和原料，把两者现有的条件充分利用并结合起来。”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在靠近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的地方——深圳蛇口，袁庚打算以“百年招商”的名义建一个现代企业的孵化池。“成立数百家公司，从企业资金来源、企业法人地位、尊重股东意志、遵守市场规则方面，都要和国企迥异”。当中国南端响起第一声开山炮的时候，在海滨迎风而立的袁庚已经把思绪放飞到一个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未来。 袁庚是当年“东江纵队”的老革命，“文革”中含冤入狱。1973年，被关押在秦城监狱长达五年半的袁庚，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下，无罪释放。呼吸到自由空气的袁庚被安排在交通部工作，“单独出国考察，进行外事活动”，“后来被委派在香港招商局任常务副董事长”。在招商局的平台上，在对自由港的体味中，袁庚对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百姓生活水平与欧美国家的差距有了非常清醒的认识，“思想意识因而相当开放”，对传统国企的体制弊端也感受得更为强烈。 蛇口工业区以后的发展证明了袁庚的远见卓识。在他主政的14年间，家底1.3亿元资产的招商局集团成为拥有200亿元资产的庞然大物。“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口号令人耳目一新，国贸大厦日进一层的“蛇口速度”传遍全国，向往着南方新生活的年轻人通过汽车、火车、飞机等各种交通工具向蛇口潮水般涌去。蛇口解放着自己的思想，以近乎一往无前、孤注一掷的姿态向前飞奔。许多日后成为中国改革大方向的实践都在此发轫：基建招标、多产多奖、公开招聘、合同用工、住房制度改革、社保与医疗制度改革，甚至舆论监督、民主普选等。在这块弹丸之地上，袁庚和蛇口工业区进行了一次意义深远的伟大实验。 “袁庚是个浪漫主义者？” “是个理想家，但更是个实干家。” 这是一位记者在蛇口采访一位中央领导时的对话。袁庚的理想气质加上敢干实干，使蛇口这块改革试验田在那个沉寂已久的时空中散发出独特的魅力。 那是蛇口的时代，是中国改革看深圳、深圳改革看蛇口的时代。 平安，就诞生在这样一块热土之上。 说服袁庚 1988年，商品经济的概念在中国已经尽人皆知。经过4年的高速增长，整个中国经济出现了一种“危险的燥热”。“十亿人民九亿商” 的说法固然夸张，但流通领域空前活跃、车驰马跳中物价持续上涨的危险则是现实。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经商的想法从没有像这个时候一样强烈，中国的物价也从没有走得这么高。1988年，国家公布的零售物价总水平比上年上涨了18.5%。 在南方，2.14平方公里的蛇口半岛上，同样热火朝天。诞生了10年的蛇口工业区已经聚集了几百家形形色色的外资、港资企业。这些企业里有大量的外国人，也吸引了各地南下淘金的打工者。“由一个企业独立地开发、建设、经营、管理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并在经济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上进行全方位的配套改革”，这是“蛇口模式”的历史定论。 1985年年初，蛇口工业区劳动人事处派调配一组组长马明哲，去参加一个研讨会，重要的与会者是联合国劳工署考察团。在这次会议上，劳工署一位副署长针对蛇口工业区实行的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方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按国际惯例，这笔钱由独立的实体来管理”。这位戴眼镜、头发花白的专家详细陈述了这种管理方式的好处。1979年，蛇口工业区建立伊始，便着手建立社会保障机制，要求在蛇口开办工厂的“资本家们”为每一个“打工仔”、“打工妹”缴纳养老、医疗、雇主责任险，缴纳比例为劳务费的20％，费用由蛇口工业区劳动人事处代为收取。 蛇口盛行之风是革新、突破。联合国劳工署副署长等专家的意见很快被采纳，招商局社会保险公司的招牌很快挂了起来。它全权接管了蛇口工业区劳动人事处的社保相关职能，“退休金改为由社保公司统一运作”。距此六七年之后，中国城市退休养老保障制度在上海迈出了第一步。 具体负责筹谋此事的马明哲，一年后由社保公司经理助理升任副总经理，全面主持社保公司工作。 中国保险业的一位传奇人物，登上了时代赋予他的舞台。马明哲，1955年底出生，祖籍吉林。其父是军人，随军南下广东湛江，其母是归侨。马明哲的成长经历，有着浓厚的时代印记，生于抗美援朝时期，长在自然灾害年代，读书时正值“文革”，当过知青和水电厂的工人，母亲被打成特务直到 1981年才平反。20世纪80年代初，马明哲在湛江地委当通讯员，为领导开车。彼时在广东，“医生、司机、猪肉佬”是“三大宝”，司机乃是一个颇为风光的职业。后来，马明哲到了湛江地委公交系统政治部，以工代干，有了干部身份。直到1983年，他又被呼啸的改革潮吸引到了蛇口工业区。 1986年，而立之年的马明哲经常犯愁。“社保公司已经成立，汇聚了工业区大量的统筹资金，将来要用作支付职工退休金，如果遇上通货膨胀严重的时候，这笔钱放在银行里肯定要贬值。”几个月前，社保公司已经把一部分钱投资给了一家领带厂、一家丝绸厂、几家商店以及一家信息技术企业（2000年之后，在国内ERP应用软件市场上，这家企业占据了半壁江山）。“但是投资实业，绝非稳妥，一是回报率低，二是资本变现能力差。” “大家看到香港的商业保险做得不错，认定公司在工业区同样可以尝试。”社保公司决定利用手头资金，搭锅支灶，将原来社保中的雇主责任险转变为工伤险，从这个险种入手开始操持办理商业保险。“那时蛇口的气氛是什么都可以说，可以做，可以试。”米还没下锅，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下称“人保”）深圳特区分公司总经理，同时也是保险监管单位——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特区分行——的副行长亲自赶到蛇口。马明哲负责全程接待，并从这位人保总经理的口中得知：“工伤保险属于商业保险的范畴，社保公司无权经营。依据《保险暂行管理条例》，现向你们正式提出此问题。” 与十多年后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成立迥异，当时金融行业的监管事务全在中国人民银行职责之内。既代表监管单位中国人民银行，又代表保险经营主体人保公司，这位总经理态度友好地向马明哲告辞。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蛇口支公司的异议书随之而至。蛇口社会保险公司当时的几个兵，办公室秘书杨秀丽、业管处总经理黄建平跟着领导们一起讨论这个异议书，依旧还是那个意思：工伤保险属于商业保险，社会保险公司不能办商业保险，要办得申请新的执照。对人保的态度，蛇口社保公司多少有点意见，但依法办事，对方占着理，抱怨也于事无补。关键还是要把公司执照跑下来。 从哪里入手？没有“办事指南”，大家谁也没个谱。于是一条线去跟金融业的监管部门谈，一条线跑去跟市政府谈。折腾几个回合，又搞明白一个意思：单办执照是不行的，要成立专门的商业保险公司来操作这个事情，而要成立新性质的公司，非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审批不行！虚耗了许多精力，大家才搞明白问题要到北京解决，不免有一种失落和“高不可攀”的感觉。 从清王朝建轮船招商局之日起到1986年，招商局集团迎来了100年华诞。此时，招商局集团隶属交通部，总部在香港，蛇口工业区的这片土地上簇拥着它投资的几十家企业，涉及的领域包括地产、金融、航运、旅游等，每年为国家创造着数以亿计的利润。集团大庆，招商局旗下的各家公司都派人出席。座谈会上，发言者们踌躇满志地瞻望未来，民族大义、历史责任、振兴祖国、富强人民的理念不时被提到，100年走过来的艰辛和坎坷也没有被忘记。马明哲坐在其中，作为社保公司唯一的代表，他的脑子里想的是，如何成立一家商业保险公司。轮到他发言，他先简单地提及了招商局办保险的历史，末了把蛇口社会保险公司的困难说了，“情况就是这样，我们能不能像100年前招商局办保险公司一样，重新让工业区操起这份旧业呢？” 马明哲说的保险公司自然是保险招商局。当年，通过不断增资，保险招商局经历了仁和水险公司、济和水火险公司、仁济和水火保险公司的变迁。到1920年，“沉沦”到官办境地的轮船招商局举步维艰，亏银高达2000万两。仁济和水火保险公司大部分资金滞留在轮船招商局，“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仁济和的业务慢慢萎缩，最终在1934年10月停业。 听马明哲说完，对招商局历史熟稔的袁庚却没有旧事重提，他回答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对袁庚的做派，马明哲并不是没有耳闻。三年前的1983年，蛇口工业区群众直接选举、考评经理，在工业区一次董事会改选时，袁庚被15％的人投了不信任票也并未心存芥蒂。袁庚不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他只是需要更多的理由和陈述。 就实际开办新型保险公司的情况来说，竞争对手如果不能允许蛇口社会保险公司从事商业保险，袁庚又有什么理由能认可或同意一家新体制的保险公司诞生？马明哲已经隐约感到公司成立及未来发展的一大障碍固然是行业垄断，但中国金融业的进入许可制度或许是更大挑战。日后，1988年公司成立的岁月里，马明哲和他的团队将对这些问题理解得更加深刻。不过在当时，他只是把想法汇报给袁庚，让他知道自己的观点。 早期负责外联内宣的公关部曾经问马明哲，“蛇口有这样两条不成文的规定：第一，总经理永远是正确的；第二，当你和总经理发生矛盾时，请参照第一条。这个该如何理解？”马明哲直言相告：“这话有个前提，‘一切都是为了公司’。”“为了公司”，什么都能说，如果是好的措施和建议还要尽量想方设法地给领导多说。马明哲一直是具有这种品质的人。 但是直到现在，马明哲都没有单独面见袁庚的机会。“袁庚在当时的蛇口来说，跟‘神’一样，见一面很不容易。”他后来回忆说。 对自己认准的事，马明哲绝不轻言放弃。他找到招商局副总经理车国宝，请他把更详细的报告转交给袁庚。这次的报告，不再是“推倒重来”式的方案，而是立足现实，“暂时后撤”，为的是以后能“大踏步前进”。 “当时要见袁董真的很难，车国宝找了袁董，袁董了解了我的想法并表示了兴趣，让车国宝安排时间与我面谈，这样我才有机会去香港当面向袁董汇报。” 1978年袁庚创办蛇口工业区，从想象到开始施行只用了三个月，而1986年开始，马明哲草创平安却用了将近两年，他没有袁庚那么光辉的际遇。不过，坚持和执著帮了他的大忙。 三个月后，马明哲和车国宝坐船轮渡到香港。 “袁董，是否有兴趣成立一家商业保险公司？”车国宝对此事并无太细的了解，“还是让小马给您讲讲吧。” “小马是哪个单位的？我见过，面熟。”袁庚在办公桌后笑着问。 马明哲立刻自报家门，接着，切入正题，从人保深圳特区分公司总经理谈话到外商对蛇口只有一家保险公司垄断经营的怨言，再到招商局保险事业的历史承袭，详细阐述了创建一家现代商业保险公司的必要与前景。袁庚听后，手重重拍在了桌子上，“我支持你们！”马明哲拿出早已拟订的草案递交给袁庚，袁庚仔细阅览了一遍，改动了几个字，说：“可以，你们先报上去。” 马明哲回到蛇口，伏案连夜赶写了一个报告，直接报送给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特区分行。依旧是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人保总经理的电话。他赶过去后，对方把批复意见指给他看，“设想很好，按照保险公司设立条例，目前成立商业保险公司的条件不成熟，待条件成熟后再考虑。文件退回。” 袁庚以实干著称，知道申请受挫后，提笔写信给当时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张劲夫、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副行长刘鸿儒、国务院特区办公室副主任胡光宝等人，详述成立一家新型体制保险公司的必要。看来，和马明哲的谈话，确实打动了袁庚重拾100年前招商局的保险梦想，袁庚在信中说： 尊敬的陈慕华同志并报张劲夫同志： 感谢您对蛇口工业区的关心和支持。目前，工业区百业正举，万物蓬勃，一派欣欣向荣的工作场面。从祖国各地、五湖四海来的蛇口人已经有了一个共同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前瞻未来，蛇口工业区是有信心、也有能力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 目前，从蛇口的整体发展部署而言，工业区的配套工作仍不理想。一个日趋成熟的工业区，不仅需要水、电、通、联等基础配套设施，而完善的金融设施将更会为发展增添活力。我们深知保险乃社会稳定大器，故创业之初，已积聚职工社保基金，但囿于计划体制之局限，变革拓展之难度，服务意识的建立和完善尚有待时日。特别是目前，外商对蛇口普遍看好，来往之际以诚相待，提供周到和细致的服务、周全和有效的保障就尤显重要。因此，保险就成为蛇口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 百年招商，当需重振旧业。早在光绪元年（公元一八七五年）十月初七轮船招商局于沪成立了保险招商局，时为欲求富国之强，需华商自立公司，自行建栈，自筹保险，以总股金十五万两白银，专保中国境内往来客货，后因某些原因歇业。一百一十年后，招商局再秉轮船招商，传继富民强国的信念，望能重振旧业，一可为蛇口工业区的发展提供金融保障，又可突破中国金融体制的计划限制，探索股份制保险公司的道路，拟设立社会主义股份制保险公司，将业务拓展至社会。 兹委托蛇口社会保险公司马明哲、车国宝同志北上赴京向您面陈种切，望能在百忙之中给予指示、至祷。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 袁庚 一九八六年七月十六日 袁庚的信件和马明哲的报告，层层辗转，终于递交到刘鸿儒手中。刘鸿儒批写意见后，又流转给陈慕华。陈慕华详阅后，将其批复给人保公司。一位负责国际业务的副总经理在人保大厦接待了马明哲。 20层的人保大厦气势恢弘地屹立在北京西城区阜成门内，是当时首都城区内少有的高层建筑。在大厦12层，姓程的副总经理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对马明哲肯定地讲：“建议很好。”接着，语气一转，“但是，目前中国没有成熟的再保市场，条件不成熟，将来会支持你们。”马明哲赶紧进行辩解。无济于事。对方客气地把他送到了楼下。 改革就是这样，如果不伤及任何一种既得利益，则改革就皆大欢喜，一旦遇到利益盘根错节，改革就没那么容易。要凭空诞生一家新的金融机构，马明哲成事的时机尚未成熟。 在改革大潮中诞生 1987年的11月，马明哲到香港参加当地的一个保险研讨会。会上，在收到的一叠名片中，香港太平、民安两家保险公司的名片触发了他的灵感。“以后要成立的保险公司就以‘平安’命名”。这个想法就此镌刻在了马明哲的心中。而在之前，他想到的公司名字有过“粤海”、“长城”、“泰山” 等。 回头来看，“平”与“安”的组合与化学家凯库勒梦到苯环结构一样，都是长时间思虑之后无意间触发而得到的美妙结果。马明哲不会料到，在中国金融产品进入品牌竞争的21世纪，他当年的偶得将为平安的品牌资产带来多么可观的价值。基于中华民族安土重迁的传统而赋予的内涵，“平安”二字为公司的品牌塑造方式带来了无数可能，也为它的竞争对手在品牌策略上与之抗衡带来了无尽的烦恼。无论如何，4个月后，当国务院批准在蛇口成立一家新型的商业保险公司时，马明哲已经不需要再为公司的名字费神了。 虽然创办商业保险公司的申请进展得不顺利，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改革氛围下，中国的金融系统还是在松绑，总有一些力量希望加速新体制的分娩——尽管没有太多的迹象显示这是一个必然，但90年代初期，当时为新公司诞生尽过一己之力的官员们频频造访平安，或可视为他们对此事的权衡与重视。 在二次上报遇挫后，马明哲决定到中南海拜见张劲夫。即便今天，这个国家的权力中心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还是很神秘，更遑论当年。当马明哲赶到北京时，招商局北京办事处的人一本正经地对他说：“进了中南海，第一不要随意停留，第二不要把手揣在兜里，否则，很容易被看成特务，藏着的机关枪就会伸出来。” 这话有些夸张色彩，中南海自然有机关枪，但只是在站岗的警卫手里。马明哲带着袁庚写给张劲夫的信到了中南海西门门口时，还是一脸孩子相的警卫拦住了他，“信就放在这里好了”。马明哲不免沮丧，见不到张劲夫，有一种有辱使命的挫折感，他连忙解释说：“这是袁庚同志写给张劲夫同志的信。”心里正筹措着如何布陈情由、言明情况，不能“入宝山而空手回”，一位身着军装、正要进门的老同志下意识转过身问：“是谁的信？给我看看。”——老同志最终挥了挥手，马明哲免了一次口舌之累，终于进到了“海”里。 张劲夫把文件批回给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国务院深圳特区办公室。马明哲回头走的时候，找到张劲夫的秘书说，“能不能把文件的附件还给我们？”他带着一台第一代卡西欧打印机，可惜手生，而且受粤语发音影响，打份准确无误的文件要翻半天字典。秘书对马明哲笑笑说：不可以的，没有这个先例。 在1987年中，平安的创业者就把要搞新体制公司的动静传到国务院特区办。在给特区办的信里，创业者当然没忘记加上抱怨一类的 “告状话”，“监管部门认为该公司首先解决分保问题，然后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审批。而竞争对手的意见是，既然费率与条款能保持基本一致，分保是没有问题的，但应首先经批准成立以后才能谈分保问题”。平安的申请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创业者在近半年时间里，奔走各个主管部门，除了得到仅仅是口头上的支持以外，其他任何要求都石沉大海。这次他们有些克制不住了，虽不要鱼死网破，但也要“讨个说法”。 1987年年末，接到张劲夫的批复文件后，国务院特区办一位姓赵的局长立即着手协调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内保险公司参加研讨会，会议的问题就是一家股份制商业保险公司是否有必要出现在中国的保险市场上。会上，特区办的一个负责人说：“无论如何，会议完了，这个事情必须要有个说法。” 国家部委相关职能司的司、局级干部们依次代表本部门发言。参会的一位人保代表个性内向，端坐圆形会议桌外侧——处长的级别让他无法坐在会议桌前，“我来的时候，没有得到授权。如果大家都同意，我们应该也不会反对”，他说。在司、局级干部面前，处长谨小慎微地回答：“总部有个植树活动，领导们都去参加，所以派我来。” 中国人解决问题的方式往往如此，出于互相见证的原因也好，便于通气的理由也罢，不把所有事件相关人叫在一起就无法给出个结果。会议形成的纪要，随即成为此后平安诞生的重要依据。 如前文所提，进入蛇口工作前，马明哲在湛江地委公交系统政治部工作。因工作机缘，他结识了中国人民银行湛江市中心支行行长刘鉴庭 ——在平安诞生故事的首章，此人很快书写了重要的一笔。1988年3月，马明哲收到中国人民银行让其赴京的通知。他将招商银行——由蛇口工业区内部结算中心发展而来的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章程做了修改，交给中国人民银行保险司的负责人审看。中国人民银行终于首肯，“可以发给金融从业许可证，但需要一家银行作为参股股东”。 在招商局蛇口工业区辉煌一时，继而落寞的历史中，有两家股份制金融企业先后冲杀出来，最后走向全国。招商银行，未来它将成为中国效率最高的银行。另外一家便是即将诞生的中国平安。它后来居上，逐步占据了中国保险市场的主力地位，并向中国最具创新精神与开拓精神的综合金融集团方向迈进。决定公司体制雏形的章程，对这两家公司来说同出一路，某种意义上似乎已经暗示了两家企业未来相似的前景。 马明哲总算“心里的石头落地”，打道回府，并开始寻找股东银行。刘鉴庭，这位拥有大专学历，刚过知天命年纪的旧识，此时正坐在自己深圳办公室的椅上。他被任命为工商银行深圳特区分行行长已经几年。马明哲找到他，他将工商银行名下的信托投资公司副总经理何沛泉介绍给马明哲。按照政策规定，只有银行名下的信托公司可以作为股份制企业的投资主体。此事又惊动了工商银行信托投资公司的总经理徐光中。徐光中从北京飞抵深圳，与蛇口方面商定此事。 注册资本3000万人民币加3000万港币，蛇口工业区、中国工商银行深圳信托投资公司分别出资49%和51%，刘鉴庭任董事长，马明哲任总经理，实行总经理负责制——1988年3月21日，马明哲拿到了公司营业执照。一直认为此事难以办成的招商局集团总经理闻之，惊讶异常，找到马明哲问：“这是真的吗？”马明哲平静地回答：“是真的，现在该是拿真金白银出来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