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房子还是买股票——4

选择A就是和那张钞票说拜拜。按照成本－收益分析：我失去了一美元，其他人在下跌的物价种得到一美元，整个世界既没有变富也没有变穷。经济效率的变化——为零。 选择B就是花价值近3美分的力气捡回钞票。（这3美分本来是我愿意给朋友大卫，让他帮我拿回钞票）成本－收益分析显示：我失去了3美分，世界上其他人既没得也没失，整个世界（包括我在内）损失了3美分。结果，经济效率得变化是——下降。 从为了自己的角度出发，失去这一美元要比捡回来花费的成本要高。但是如果我不去管它，任其刮走的话，我的损失正好和其他人的收益相抵了。如果我捡回这1美元，我（少得多的）损失就成了无谓损失，谁都无法从中得到好处。效率的逻辑驱使我不把美元捡回来。 或者把1美元捡回来呢？下面我要对两个截然不同的命题加以区分。第一，在制定公共政策过程中，应该重点考虑经济效率。第二，在个人问题的解决中，也应把经济效率作为重要的参考指标。经济学家常常要为第一个命题进行辩护。和大多数人一样，经济学家批评政府的时候向来畅所欲言；而在互相批评时，却又扭扭捏捏的。 效率标准面前人人平等。不论由谁承担，成本就是成本。这就是制定公共政策的一大特点。但我们处理个人事情，如果老是把陌生人的利益看作和自己的利益并重的话，那就不符合常理了。 有时——就像新奥尔良那件事——我觉得效率不是我行事的准则，也有时候，效率标准又百试不爽。当我家的草坪杂草丛生，邻居抱怨声起的时候，我就会问自己，从道义上讲,该不该除草了呢？我计算了除草的成本，以及邻居到底对我有的不满程度。很可能要花价值30美元的力气来省下邻居价值20美元的抱怨，我给自己倒了一杯柠檬水，决定不再烦恼。如果花30美元的力气能省下邻居50美元的抱怨，我会乐颠颠儿地去除草。 这就是效率计算，帮助我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可惜我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下去。当我在想是用内燃机还是喷雾剂的时候，就十分在意可能出现的空气污染会影响到其他人。我毫不介意使用内燃机还是喷雾剂的决定从道义可能冒犯到的人造成的心理创伤。从哲学的角度很难判断选择的正确性。如果我开车让你不开心的话，世界上的快乐比以前减少了和开车令你不快没有关系。严格的效率逻辑认为，如果我宁愿呆在家里，也不愿对你的肺造成10元的损害，那我应该呆在家里，不必要对道德感造成10元的损害。 尽管我的道德哲学并不完善，但还是很注重从效率的角度看问题。然而我的波士顿之行使我的信念略微有些动摇。 我和太太从丹佛出发，往返机票总价还不到2,500美元。我向赞助我旅费的出版商提出其它几种方案，但他坚持邀请我们去。我很清楚，如果要自费的话肯定事不会去的。 因此，我构想出下面这个道德危机：假如往返波士顿，对你而言，值300美元。航空公司给你提供这次旅行的成本是200元。但由于其强大的市场垄断地位，机票可以定价1000元。你还应该坐飞机吗？ 如果效率优先的话，当然应该选择飞机，因而你损失了700美元（这是票价和行程实际价值的差值）。，而航空公司挣了800元（票价和载送你的成本之差，两项相加，净收益是100美元。按照效率标准，这次旅程是有利的。 当然，我自己是不会买机票，因而也不操心票价。不论航空公司收益有多大，或我的损失有多小，我的结论还是一样的。因此，虽然我还是相信，政府政策制定和个人行事通常还是应该以效率为导向，但搞清楚“什么是有利的”之前，都还需要一种更细致的标准。有的情况应该尽量以效率为先，有的情况就不需要这样做。至于怎样对情况进行判断，我尚且不知道。 我到底还是捡回了那张钞票，想都没想这样做会对整个物价水平造成什么影响。我不觉得内疚，尽管讲不出为什么。 尊敬的瑞贝卡女士： 您好！我们住在科罗拉多州的时候，凯莉是班上唯一的犹太小孩。另外还有几个穆斯林的孩子。有的时候，特别是在圣诞节前后，老师们就会忽略班上那些有着不同信仰的孩子，说了一些只适合信奉基督教的小孩听的话。这样的话不多，家长完全可以解释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轻描淡写地带过去了。所以一开始我们作家长的都没有吭声。直到有一天，无意间听到一位老师对一群孩子说，如果圣诞老人没到你家里，那就表示你是个坏小孩，我们才改变了做法。一个伊斯兰教的小孩把老师的这段话一字不漏地记在心里（圣诞老人当然不会去他的家里）。于是我们决定把担心的事情和老师谈一谈。他们非常诚恳地表达了歉意，以后再也没发生类似的事情。毫无疑问，老师是善良、诚实的，他们并无意给孩子们灌输什么思想，完全是因为某种狭隘的教育观作怪，天真地讲了一些话，忽略了有些孩子的感受。 或许我们今年在犹太社区中心谈过的问题，症结差不多也出在“天真的诚实”上。就像凯莉在卡科罗拉多州的老师忽略了孩子们信仰不同的情况一样，犹太社区中心的老师可能确实不知道政治也存在多元化。 下面就让我讲讲政治多元化吧。我们都不是环保主义者，甚至很排斥那些环保团体。我们把环保精神视之为一种集体的歇斯底里，很像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以及缉毒战争。任何东西都不回收，而且也教育女儿不要回收。我们说，谁劝她回收利用或者强迫她那样做，谁就是在侵犯她的权利。 上一段所讲的，跟告诉科罗拉多州的老师我们不是基督教徒的用意一样。有些老师想都没想过，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是基督教徒。但他们很快就更正过来了。 科罗拉多的老师们一旦意识到，我们和其他一些家长并不信奉他们所传播的宗教时，立即道了歉，再也没有犯类似的错误。没人问过我，到底为什么不信基督教，因为明眼人都清楚，要改变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不可能的，所以没必要白费力气，更没必要给我们的孩子反复灌输相反的观点。 我拿这件事与女儿毕业典礼上和您的争执比较了一下。尽管您想知道，我为什么不同意您对我女儿的说词，但我自认为您没权问这个问题。环保活动，对我们而言，如同基督教一样陌生。我不想跟凯莉在科罗拉多州的老师就神学问题进行深入的辩论，他们也不会强迫我参与。我只是请求他们不要再讨论这个问题，他们也认为这一请求合情合理，这件事就这样了解了。 我认为，目前这个情况远比科罗拉多那件事要严重的多。理由有以下几点： 一，在科罗拉多州，我们面对的只是零零散散的一些讲话，但是在犹太社区中心，老师们在系统地灌输种种信条，并且还要求孩子们逐字逐句地讲出来。第二，从您的做法上，我判断，您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可能有一些人不认同你的看法。第三，成为一名环保主义者或者成为一名基督教徒，说实话，我更担心女儿成为前种人。眼下，并没有可恶的暴君强迫我们信仰基督教，但环保主义者却不依不饶的。我所在地区的县政府从未寄过《新约》给我，却送给我了一个回收箱。 虽然我曾发过誓，不再讨论这个问题，但就我们的讨论中，您似乎很看重的一个问题，我想表个态——“是否赞同‘享有权利，须担责任’？”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我相信，只有在一个人自愿地承担责任的情况下，才能谈所谓的责任。另外，那种在没有明确的契约规定下，就大谈“他人的责任”的人，肯定没安好心。我让女儿提防着点儿这种人，哪怕他是班上颇受爱戴的老师。 您永远的 史蒂文﹒兰茨博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