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房子还是买股票——3

人们是如何对激励作出反应的呢？学习刑法是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严厉的刑法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抑制犯罪？死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无数的政府机构和学者都曾对死刑的威慑力进行过探讨。但是他们常常只是对有死刑法和无死刑法州的谋杀率进行比较。经济学家非常怀疑这些研究成果，因为它们没有探讨决定谋杀率高低的其它一些重要因素。（甚至有时连执行死刑的严格程度都忽略不谈，尽管各州情况不尽相同）另一方面，改进后的统计手段——计量经济学——专门用来衡量激励的力量，恰好可以应用到死刑效应的研究中。这一领域的第一人就是布法罗大学的伊萨克R26;伊尔里希教授，他的著作于1975年出版。伊尔里希教授在经过精确的分析之后得出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20世纪60年代，美国平均每执行一次死刑，相应就会减少8起谋杀案。 经济学界猛烈地抨击了伊尔里希教授的研究思路，但有可能批评的过分了。大多数的批评是关于统计手段的一些深奥的问题。这些问题很重要，但经济学界普遍认为伊尔里希教授的实验研究能够真实地反映出死刑的效应。 1983年洛杉机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爱德华R26;里莫尔教授发表了一篇有趣的文章，题目是《让计量经济学听不到反对的声音》。里莫尔在他的文章中发出警告：研究者的偏见将极大地影响他的研究结果。他以死刑为例。支持死刑的研究者做的一个简单的计量经济学测验显示：每执行一次死刑就能阻止13起新的谋杀案的发生。反对死刑的研究者也做了一个相同的测试。结果显示：每执行一次死刑会引发最多3起新的谋杀案。除非研究者是死刑坚定的反对者，大多数计量经济学的研究结果都证实了死刑强大的威慑效应。杀人犯会对这种刺激作出反应。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难道很多谋杀不是源于犯罪的冲动、不是非理智的行为吗？可能正是如此。对此研究者有两种回应。首先，伊尔里希的研究发现每一起死刑都会阻止8起新的谋杀案的发生；但并没有说明是哪8起。只要能对一些谋杀行为产生威慑作用，死刑就不失是一种威慑手段。第二种回应是：为什么我们要指望那些有犯罪冲动的人不会对刺激作出反应呢？可以想象，一个对自己妻子狠得咬牙切齿的丈夫，一般只要他觉得有90％的可能性逃脱死刑，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把妻子干掉。在盛怒毫无理智的情况下，即使逃脱死刑惩罚的可能性在20％，他也有可能把妻子杀掉。关键在于：被愤怒冲昏头脑的丈夫认为逃脱死刑的可能性是15％还是25％。 （再说说第三种回应。伊尔里希研究结果中的8起谋杀案不是随意凑出来的；那是通过对数据进行十分精细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抱有怀疑的态度做研究是好事，但必须要本着严肃的怀疑态度，用开阔的眼光来审视研究工作。如果发现可疑之处，要明确地、理性地指出具体问题所在。） 有证据表明，当出现一些突发情况，我们本没指望人们能理性行事的时候，人们还是出人意料地对激励作出了强烈地反应。心理学家通过实验发现：你递给一个人一杯咖啡，如果他没注意到咖啡很烫的话，就会烫着嘴。如果觉得咖啡不算贵的话，他会把咖啡扔掉，但如果觉得挺贵的话，就会坚持把它喝完。 对激励的反应可能和其它本能一样都是与生俱来的。德克萨斯农工大学做了一系列实验，研究者让老鼠和鸽子拨动各种杠杆来“购买”不同的食物和饮料。每一种商品都有价格。比如，需要一滴根汁可乐就要推三只杠杆；一块奶酪需要推十只杠杆。根据每天推杠杆的次数，给动物们发放相应数量的“收入“；等这份收入花完后，那些杠杆也不能用了。有几次，动物们完成各种任务后，还能赚到额外收入。每完成一项任务，可得到与工资挂钩的推动杠杆的机会。 研究者发现，随着收入、工资和食物价格的变化，老鼠和鸽子都会作出相应的反应。当根汁可乐的价格上涨时，它们就少买可乐。当工资提高时，它们工作更卖力了——除非收入已经非常高了，那样的话，它们更愿意享乐，而不是努力工作。动物们的反应恰好和经济学家对人类活动的预期和观察相吻合。 激励的力量举足轻重。经济文献中，上万次的实验研究证实了这一假设。而且至今还没有出现能推翻这一假设的论证。经济学家边检验这一假设（与此同时，可能还暗自互相较劲儿，都想成为驳倒这一说法的第一人，从此扬名学术界），边扩大这一假设的应用范围。然而我们过去一直谈论的是买肉的消费者随着肉价的变化，会做出不同的反应。现在我们也会思考司机会对安全带作出反应，杀人犯会对死刑作出反应，老鼠和鸽子会对工资、收入和价格的变动作出反应。经济学家对人们如何选择结婚伴侣、家庭规模的大小、宗教活动的层次以及是否会自相残杀进行了研究。（这一研究趋势日益流行。《政治经济学期刊》的一篇有关刷牙中的经济学的文章不无讽刺地预测：人们把清醒时候一半的时浪费在刷牙上了。“任何社会学研究方法，”文章的作者吹嘘道，“都无法得到如此精确的结论。”）透过各式各样的案例分析，我们讨论的主旨再次显现：激励的力量举足轻重。 寓言二：斯普林菲尔德的水族馆     有一个叫斯普林菲尔德的小城，城里有一个无比气派的城市公园。一到周末，居民们就到那里野餐、打垒球或者徒步旅行。尽管这个公园人气很旺——晴朗的星期六下午，你会发现几乎全城的人都跑在这里消遣——但公园足够宽敞，不会让人有拥挤的感觉。     但是，斯普林菲尔德可供玩乐的地方并不多，而且尽管人们喜欢这个公园，但大家总合计着再开发点新的去处换换花样。几年前，城议会顺应民意授权兴建了一家水族馆，建造费用从税收收入中列支。水族馆建成后，将免费向居民开放。     自建成以来，斯普林菲尔德水族馆已经对外开放了数月，水族馆装备一流。表演美轮美奂、无比精彩，让游客大开眼界。然而美中不足的就是馆里一直是人满为患。     斯普林菲尔德人消遣的花样不多。大家的爱好和选择几乎完全一样。因此如果想了解水族馆对斯普林菲尔德的影响，让我们看一看它对一个家庭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辛普森夫妇的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外出野餐是他们家周末的固定节目，最近的一个星期六，霍默.辛普森建议换换花样，到水族馆看看。辛普森的儿子巴特马上提醒霍默，那里人太多，要排很长的队，等很久才能进去，太烦人了。经过协商，辛普森一家子最终达成一致，开车先去水族馆，看看排队的人多不多。如果等候时间短于45分钟，他们就呆在那里玩；如果长于45分钟，就扭头直奔公园。     没有什么经济学知识的辛普森夫妇不会想到无差异原则。和斯普林菲尔德与辛普森夫妇有一样想法的家庭最多愿意在水族馆花45分钟排队，每当等候的队伍稍有缩短，就有新的家庭加入进来。由于入口突然的堵塞而使等候的队伍越排越长，队伍最后面的人就会放弃，选择去公园玩。水族馆门口的长队总是保持等45分钟的耐心。这是出乎辛普森夫妇意料之外的情况。他们不知道该走还是该留，于是抛硬币决定。 在个别时候，水族馆等候的队伍并不打算只等45分钟。比方说，两周前的星期六是个下雨天。碰上那样的天气，去公园就不算个好主意了。因此辛普森夫妇打算排1个半小时的队到水族馆玩。当他们到了那里却发现队伍长到足够让他们等上1个半小时。这时他们又一次抛硬币作决定。 斯普林菲尔德水族馆对于提高城里居民的生活质量没有丝毫的作用。当辛普森夫妇排45分钟的队等候进入水族馆的时候，和去公园相比（这是在去水族馆的主意提出来之前一直存在的选择），乐趣既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 修建水族馆，辛普森夫妇并没有从中受益，因为他们不掌握相关的固定资源。唯一相关的固定资源就是水族馆。水族馆“属于” 全城的居民，也就等于不属于任何人。因此兴建水族馆，谁都无法受益。 斯普林菲尔德的百姓拿出1000万美元修建他们的水族馆。每一元每一分完全就是社会资源的浪费。如果用这笔钱买金条，再把金条扔进大海，也绝对不比建水族馆浪费到哪里去。 斯普林菲尔德的市长可能非常同情邻城格来美威乐的市长；他们俩最近的遭遇如出一辙。格来美威乐颁布的《清洁空气法》增加了当地企业的成本，而格来美威乐的水族馆则增加了当地纳税人的负担。补偿性的收益没有按预计兑现。格来美威乐的立法机构本来是想让每个人都受益，结果受益的只有土地所有者。斯普林菲尔德的水族馆本想让所有的游客受益，结果谁都没有受益。 从这个方面讲，斯普林菲尔德所犯的错误比格来美威乐更严重。因为在格来美威乐，至少土地所有者是得到不少的好处。 这种做法或许为斯普林菲尔德改进工作提供了某些思路：就像格来美威乐的土地所有者有权收取地租一样，斯普林菲尔德的水族馆也可以收费。 让我们做一个假设，比方说，斯普林菲尔德市决定把水族馆送给市长的亲戚，以表彰他们好市民的形象。这位亲戚在水族馆马上对每个家庭收取10美元的入场费。 这10元的入场费对辛普森家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很明显，这样做将把相当一部分顾客“挡“在水族馆门外。辛普森家耐心等待入场的时间由45分钟减少到10分钟，他的邻居们也是如此。结果各个家庭耐心排队的时间都减少到10分钟。从花钱的角度，现在到水族馆游玩的成本比以往高了多，但从等候时间上讲，成本比以前有所降低。所以综合来看，水族馆既不能比公园更精彩，也不能比它差。 等候时间得以改进之后，虽然水族馆要收取入场费，但辛普森家和他的邻居们没有失去什么。入场费只对一个人产生了影响——市长的亲戚，只见他的腰包日益鼓了起来。让水族馆保持公益性，因而变成毫无价值的市政设施？还是允许市长的亲戚实行商业经营？要二选一的话， 如果否定第二种可能性，那绝对是愚蠢的决定。 当然，也不是只有市长的亲戚才能经营，任何收取入场费的经营者都能够在不让?人情况下受益。或许市议会更愿意自己经营，再把收益用在改善城市的设施上，或者用在减税上。这样一来，斯普林菲尔德的每一个人都将是受益人。这是真正的免费午餐——最受欢迎又常常难懂/难以捉摸的经济政策目标的鲜有的例子。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市政府可以把水族馆拍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又是一顿免费的午餐。拍卖的收益可以用在慈善事业上。水族馆新老板追求利润最大化，最终得益的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 固定资源——一块特定位置的土地，一家独特的水族馆，一门不寻常的技术，或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偏好——会为所有人带来丰厚的经济利益。没有人掌握固定资源，就没有经济利益。在无差异原则的作用下，所有的经济利益要么都流进了掌握固定资源人的腰包里，要么全部消失。经济学家都认为：与其大家都无法享用一种资源，不如让某个人得到其中的好处。因此财产制度不失为一件好事情。 经济学家对寓言情有独钟。寓言不求真实性，也不需要讲什么大道理。乌龟从未与兔子真正赛跑过。“谁能缓慢、平稳的前进，谁就能成为比赛的大赢家”可谓是意味深长的经验之谈。斯普林菲尔德和格来美威乐市的故事纯属虚构。故事去繁就简，把现实世界的分析中错综复杂的因素忽略不计。但剔除了复杂因素之后，简单而又重要的真理就显露出来。无差异原则每次发生作用都需要一大堆的条件——正如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快速、不规律的前进可能会战胜缓慢、平稳的。无差异原则只是个开始。起初，我们会希望人们的活动都大同小异。当我们是正确的时候，就能得出重要的结论。当我们出现失误时，这一原则就会引导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种情况和格来美威乐市或斯普林菲尔德市的故事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寻找答案的过程会给我们很多启发。一条好寓言中蕴含着一条深刻的道理，一条深刻的道理能指导我们的行动，不管它的每个细节是否都是正确的。 现在回到另一个不断争论的话题：是否要提高国会议员的待遇。这将产生两种影响：其一，用纳税人的钱填饱在位议员的腰包，实现收入的再分配。其二，这样做以后能吸引更优秀的候选人 。非经济学专业人士通常认为第一种影响是有害的，第二种是有利的。但假如我们认真地从经济效率的角度考虑问题，第一种影响既无害也无利，而第二种影响很可能是有害的。 第一种影响发生时，效率逻辑要求我们对收入的转移持中立态度——甚至当受益人是国会议员时也应如此。第二种影响中要记住：更优秀的新议员必须来自其它某类行业，想要吸引水平更高的官员执政，也肯定会有水平更差的法官、律师、医生或是经济学家。聘请一位优秀的国会议员真正的成本不在于他的薪水，而是因此被放弃掉的在其它领域成就辉煌的机会。付出这一成本是否真能得到相应的回报呢？ 受效率逻辑的影响，经济学家对通货膨胀大为反感。对于那些有固定名义收入的人来说，通货膨胀的成本时很高的，但是对这笔收入的开支方，他们可以从通胀大获好处。不期而至的通货膨胀让那些用贬值的美元还贷款的借债人得了便宜；然而与此同时，对一方有多大好处对另一方就有多大的损失，通胀仿佛就是对正在回收借款的贷方的一种诅咒。这些影响常被人视为通货膨胀初期的经济影响，相互抵消，最终对经济效率既没有正面影响也没有负面影响。 如同一笔税收真正的经济成本一样，通货膨胀产生的真正的经济成本在于人们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进行防范，没有人能从这些防范措施中受益。在通货膨胀时期，大家手中不存很多现金，因为现金在口袋里放着也会凭空贬值。心血来潮买件运动衫、突遇暴雨想打个车、一天不到ATM机提款都不行。零售店出纳抽屉里的现金变少了，零钱很快就用完了。大公司减少了帐面上的应急现金，一旦出现资金紧张的情况，只得采用昂贵的金融交易financial transaction。这些都属于无谓损失（只有付出没有相应的回报），可能放在宏观经济发展蓝图中看并不算什么，但美国每年因通货膨胀而造成的无谓损失高达150亿美元，人均损失60美元——虽然不是什么毁灭性的，但也不容忽视。 每逢通货膨胀的高峰期，无谓损失大得惊人。匈牙利1948年的恶性通货膨胀中，工人们一天发三次工资，此外工厂还雇用了他们的配偶，她们整天地在银行和工厂之间来回往返，争取在货币进一步贬值之前把工资支票存进银行。一战后德国发生恶性通货膨胀的时候，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讲述说，到酒吧喝酒的人通常在啤酒涨价之前提早点上几杯。现点现喝成了通货膨胀下的一种隐性成本。 好莱坞的剧作家以及经常参加高校学术报告的人每过一段时间都会发现美元“燃烧”的巨大潜力。“燃烧”总是伴随着富有同情心的电影人物或是大学体育馆里年事已高的文化偶像发表的热情洋溢的评论——“一张美钞只不过是区区一张纸”。美钞这东西，既不能吃也不能喝，更不可能和它谈情说爱，如果有一天从世界上消失了，人们的生活也坏不到哪里去。 老道的听众通常听到这类的推理浑身就感到不自在。他们觉得推理有重大的错误，却又指不出在什么地方。其实，这种不自在就是错误所在。演说的人是正确的。就算你花了一晚上的时间烧钱，整个世界还和以前一样富足。 听众为什么会觉得有地方不对劲呢？原因可能是：他们很清楚，在天亮之前，烧钱人的个人财富肯定是变少了，作为世界上的一份子，整个世界的财富怎能维持不变呢？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别人变富了。我们要做的就是知道变富的这个人。 解开谜团的关键在于要货币的供应决定了总的价格水平。当货币供应增加，物价上涨；供应减少，物价下跌。当美元一文不值的时候，货币供应跌幅就很小了，物价全面下跌。如果只烧毁了一美元纸钞，虽然人们察觉不出物价下跌，但确实下跌了。从中受益的是那些美元被烧时持有美元的人。物价下跌，这些人口袋里的钱却增值了。 物价难以察觉的下跌让当时许多口袋里有钱的百万富翁的财富小有增加。许许多多的“小有增加”集合在一起的威力就会令人瞩目。在这个例子中，“小有增加”集合在一起正好一美元。毕竟，世界上实物的总价值并未发生改变，而演说人失去了一美元，因此我们可以断言：这一美元已变成别人的收益了。 有个古怪的利他主义者把自己的财产全部捐献给了美国财政部。受其影响，政府现在或是将来会给我们减税。到时美国几百万的纳税人都会成为受益人，每人纳税负担都略微减轻。但收益的程度不同。交税最高的人——基本上——都是美国最有钱的人——得到的好处与纳税额不成比例。 那个利他主义者其实还可以不把财产交给财政部，而是变现，再举行一个篝火晚会。结果本质上是一样的。几百万的美国人都可以得到实惠（这一次表现为物价下跌，而非减轻税赋），而且这些实惠加在一起正好等于利他主义者的损失。举行篝火晚会，你的收益不是与纳税额成比例，而是与当时你手中的现金成比例。这种方案还是对富人有利，但不会很大。If you are thinking of remembering the Treasury in your will,因此如果你是个平等主义者，请考虑一下篝火方案吧。 现在我们回到本章一开始所探讨的话题——被新奥尔良的大风吹跑了的那张美钞吧。我知道如果不去捡那张钞票，它会落在一个再也不会被人发现的地方——和被烧掉一样都是好主意。我会如何选择呢？ 因此，想制定一项普遍的政策，把收入从年轻人手中转移给老人，根本是不可能的。如果你的一生正好碰上这么一个政策，让你在年轻时有所失、年老时有所得，到最后你会发现并没有多得任何好处。不过，把一代人的收入转移给下一代倒是有可能的。但是明眼人会注意到，收入正从“现在“的年轻人手中转移到“现在”的老年人手中，而且以我们大家共有的生命周期来看，最初的一代人并没有得到年轻人的不公平资助。     其实，人的生命周期不见得都相同。由于事故和疾病，有些人可能活不到老，也就是说，年轻人得到的好处还不及老人多。年轻人为了平平安安度过一生而不懈努力；而老年人则不必为这事发愁。把财富从年轻人转移给老年人，只会加剧不平等。 当前，禁止强制退休的法令也令人堪忧。企业似乎都相信，可以通过强制员工退休来提高经营效率（如果他们不这么想的话，就不需要政府采取法律手段了）。如果他们是正确的，强制退休的永久性禁令则会降低一个人一生的平均收入。（毕竟，效率损失必须由某些人承担，很可能就表现为年轻人工资的减少。禁止强制退休的法令被视为上了年纪的人的福音。说得再确切些，这个禁令只有那些跳过年轻阶段直接进入老龄段的人（也就是我偶然在超市发的宣传报上看到的“新生的”67岁的老人）有利！                国民生产总值（GNP）是最常见诸报端衡量经济富足状况的指标。正因为如此，GNP本身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经济体中所有的商品和服务的价值都是统计的对象，但在沙滩上休闲放松所花的时间价值却不计算在内。 此外，GNP还有一些缺陷不易被人察觉。首先，它并没有把一个经济体中生产的所有商品和服务的价值都计算在内。很多商品和服务是以家庭为单位生产出来的。不管你是自己洗盘子还是雇女佣来洗，最后的净收益就是一橱柜的干净盘子。如果你是请女佣来洗盘子，GNP就能体现出这一收益；如果你自己洗，GNP就不会把收益计算在内。 在还没完全开放的年代，教科书为了说明这一点，举得最多的例子就是男主人娶了自家的女佣的例子。女佣要擦地板、洗盘子、洗衣服，这样一年下来的收入是25,000美元。当她摇身一变成为家中的女主人之后，同样做这些家务，就没有任何报酬了。尽管整个状况一点都没变化，国民生产总值却减少了25,000美元。 如果把世界各国的GNP拿来比较，这种缺陷就显得尤为明显了。欠发达国家当中，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更为普遍，因此官方发布的国民生产总值同实际产量之间差距较大。当你读到美国的GNP是非洲国家马里（Mali）的100倍还要多时，请不要忘了马里人吃的穿的都是自给自足，而这些都不会计入国民的收入中。他们的生活水平确实远不如美国人，但是并没有统计数据显示的那么穷。 GNP的另一缺陷就是商品和服务产量的增长既可能是件好事，也可能是件坏事。建设业红火，涌现出几千幢舒适的新房子，这是件好事；但如果飓风摧毁了数千幢房屋，建筑业争分夺秒地加快重建步伐，这种红火难道也是好事？GNP在计算的时候却把两者同等对待。 有人说数字不会撒谎，但人可以假以数字来说谎。更令人头痛的问题是老实人对数字也会粗心大意。解决这一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认真地分析，明确要计算什么，注意比较计算对象和你本来确定的计算对象有何出入。 消费者价格指数衡量的是特定一组商品的价格，同为了维持一定的幸福度挣得的收入不是一回事。失业率衡量的是没有在工作的人数，同感觉不快乐的人数不是一回事。年收入统计衡量的是当前收入的分配状况，同一辈子收入的分配不是一回事。GNP衡量的是市场上交易的全部商品和服务的价值，同实际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总价值不是一回事，也跟理想中产出的商品服务总价值不是一回事。 有些统计偏差只是技术上的问题，比如，GNP忽略了家庭生产。有些偏差则比较微妙，比如异常高的收入与异常低的收入都不可能总是维持原状，但收入的差距却被人夸大。 经济学家基于一种职业的敏感，能够迅速地捕捉到测量和统计中的问题。我们基于一种学习的本能，应该尽最大的力量来解决这些问题。 我再打个比方讲得更明白些。纵观橄榄球的整个历史，根本没有所谓的第四档与最后一档的区别。如果经济学家甲声称，“球队只在第四档推进中踢凌空球”；经济学家乙宣称，“球队只在最后一档推进时，踢凌空球”，那么比较历史数据，根本找不出两个假设的区别。可以证实甲理论的事情，也可以用来证实乙理论的正确，反之亦然。除非球赛规则变化，两个理论的预测都同样准确。因为一旦规则发生改变，最后一档变成了第三档，而非第四档时，其中一个理论仍然正确，另一个就大错特错了。 纵观玉米片的整个历史，没人讨论过“买”玉米片与“吃”玉米片之间有何区别。如果经济学家甲说，“每个家庭每月购买2盒玉米片”，经济学家乙说“每个家庭每月吃掉2盒玉米片”，那我们从历史资料中找不到两者的区别。能证明甲观点的事情也可以证明乙所言不虚，反之亦然。除非规则改变，两个理论所预测的将同样准确。不过，规则一旦改变，除了每个家庭自己买来吃的之外，政府还会免费向他们提供两盒玉米片时，其中一个理论仍然正确，另一个却错得一塌糊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二十年，通胀率大起大落，人们根本摸不着它的脾气。“通货膨胀”与“无预期的通货膨胀”毫无区别。如果经济学家甲断言“通货膨胀”驱使人们去工作，乙断言“无预期的通货膨胀”驱使人们去工作，那么历史资料是无法告诉两人的断言有何区别。能证实甲的理论的，也能证实乙所言不虚，反之亦然。只要规则不变，两个人预测的同样准确。规则一旦变化，政府，以可以预期的方式，系统地操纵通胀率时，一个理论仍然正确，但另一个就完全失效了。 如果我们以历史为向导，来预测特定环境下的人的行为，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反之，要预测多变环境下的人的行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纽约的夏天，如果早晨起来发现天是灰色的，我就会带把伞上班。如果你观察我一阵子，那我何时会带伞出门，你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但科罗拉多的夏天，我从不带伞上班，因为我知道，常见的午后雷阵雨一定会在五点下班前停止。如果你还照着在纽约总结的规律，来预测我在科罗拉多的情况，那肯定不奏效。 了解球队为什么要踢凌空球的经济学家，知道改变规则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了解人们为什么要买玉米片的经济学家，知道免费发放玉米片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了解人们为什么会接受某些工作的经济学家，知道政府操纵通货膨胀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了解我何时要带伞上班的经济学家，知道我搬到沙漠地区去住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要了解人的各种行为，经济学家必须会讲故事，像失业工人的故事，或者冰淇淋店传奇等等。不仅如此，他们还时时担心，自己的故事讲得是否动听，以及如何才能讲出更好的故事。 不少经济学家都对卢卡斯的故事很不感冒，问了一些很令人尴尬的问题，像是“冰淇淋店的老板在大肆扩张之前，难道不看看《华尔街日报》上有关通胀率的报道吗？”为了应付这类问题，卢卡斯以及其他人把原版的故事越改越精彩，同时还推出了其它很多好故事。 卢卡斯坚持认为，宏观经济学家必须会讲故事，而且讲得越具体越细腻越好，把故事的缺陷显现出来。不管故事的命运如何，他的做法在宏观经济学界掀起了一场革命。1971年，卢卡斯开始撰写《理性预期与货币中性》（Expectations and the Neutrality of Money）一文，细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如公民的寿命、退休年龄以及他们互相之间能观察到对方多少私人隐私。有了这些面面俱到的论述，他才能追踪货币供应增加所产生的种种影响。在卢卡斯的世界里，货币供应的随机波动，加剧通货膨胀的同时，也刺激了就业。然而，波动如非随机性的，而属于政府有意为之，则会使通货膨胀升高，而就业率还是原地踏步。 据说，卢卡斯当时把研究提交某权威经济刊物，结果被退稿了。编辑回信表示，这篇文章很有意思，但与宏观经济学没什么关联。而时光推进到今天，这篇论文正是定义宏观经济学的经典之作。学界对这个故事褒贬不一，但普遍形成一个共识就是，大家最好多谈论以及传播一些浅显易懂的、但与我们生活的世界息息相关的故事。这是对传统宏观经济学的彻底摈弃，遗憾归遗憾，这样做还是必要的。 如果将现代宏观经济学看作一门预测性的科学，虽说还不够成功，但从诞生至今，只有短短20年的岁月（致编辑：这里的20年是立足上个世纪90年代说的，请您视具体情况进行调整）。现代宏观经济学人决意不重蹈前人的覆辙，以一种新鲜、不安分的目光遥望未来。 在1992年总统大选的最后几个星期，力主“无为而治”的老布什却大张旗鼓地签署了一个法案，明确规定消费者可以购买什么样的淋浴蓬头。事后，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并没有对此法案发表任何异议。我猜，这个法案如果针对的是祈祷书 ，而非莲蓬头的话，老好人布什说什么也不会让它通过的。如果他没有阻止，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也会站出来反对的。可是经济学家并没有说，喜欢祈祷书与喜欢大水量的淋浴蓬头之间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正相反，经济学的思考方式使我们不得不承认，两者并没有本质区别。 莲蓬头立法的支持者说，奢侈莲蓬头的禁用法案，更像是一部禁止乱丢垃圾的法案，而不像打击邪教的法案。立法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自私自利的人把成本转嫁到其他人的身上。如果老布什也是因为同样的理由签署了法案，那就会成为不良经济学的牺牲品。 从经济的角度，我们能找到充足的理由去杜绝乱丢垃圾及其它添乱的行为（虽然这样有时难免会小题大做——如果你走进拥挤的超市，对其他购物者而言，这是在添乱，但很少有人要求立法加以禁止）。但是，在美国大部分地区，用水算不上浪费。理由很简单，因为你要掏钱买水。如果使用大水量莲蓬头，就是在无形之中抬高了水价，从而伤害到别人。但反过来，洗澡挥霍用水，对卖水的人是有利的，这一“弊”一“利”恰好相抵。只有你关心买方多过卖方的时候，才想着去控制用水量——同理，消费任何东西，你都应该支持，其中就包括节水的淋浴蓬头。 与其它强制性的观念一样，环保精神首选儿童作为教育宣传的对象。我女儿从幼儿园毕业进入学前班后，老师就教她，爱惜资源，比方说，不要乱丢纸杯，有些用水冲干净还可以再用。我却跟女儿讲，时间也是很珍贵的资源，有时浪费了一些纸杯却节约下时间是值得的。老师教她，要充分利用公共交通系统，因为这样可以节约能源。我却跟她讲，有时牺牲一些能源来换私家车的舒适，是值得的。女儿的老师还说，废纸应该回收再利用，避免林地变成垃圾填埋场。我却告诉她，牺牲一些树木，省得还要分类垃圾的麻烦，也许是值得的。要女儿5岁的小脑袋理解这些道理，并不困难。我担心，再继续被洗脑——几年甚至更长时间——她会变得和那些老师一样，头脑不清楚。 环保主义者在侵犯孩子心灵的时候，最不应该的就是当自己的信仰受到挑战时，马上定性为善恶之争。这个周六上午的卡通片讲得就是一群可恶的人，并不是因为从事一项有意义的活动，不可避免地制造污染，竟然是为了污染而污染的的故事。有些人为了达到目的，不惜造谣中伤对手的人格，这样的人难以赢得美国政治传统的喜欢。 最狭隘的经济学是不讲价值观的科学，与此同时，又是一种思考方式，对研究者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形式逻辑的要求。经济学的研究着眼于人各种各样的利益，可谓是孕育宽容、多元化等价值观的沃土。 根据我的经验，经济学家对于形形色色的观点、偏好以及生活方式抱有极其开放的态度。一些带有批判性的陈词滥调，如“工作伦理”、“节俭美德”等，在经济学的词库里是找不到的。我们的工作就是解读人的行为，所谓理解与尊重相距不远。 毕业典礼那天，与老师有所争论之后，我给她写了一封信，解释了一下我为什么婉拒了参加神学辩论的邀请。这封信中不少观点出自个人看法，而非专业见解。但是写信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表现经济学家常有的宽容精神，以及希望对方也能同等相待。所以，我把这封信附在下面，以此为例给大家讲讲，经济学家是如何以经济学的思考方式塑造思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