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房子还是买股票——2

有时人们会认为，没有任何事情——至少我刚才提到的这些举动——值得冒生命的危险。经济学家发现这是无效的反对，因为不管是反对者本人还是其他任何人都不相信这种说法。人们每天都在为些蝇头小利冒着生命危险。架车到药店买报纸可能会发生危险，除非足不出户。但是人们还是会开车去买报纸。为了小快乐是否值得冒险呢？这个问题没必要问，因为答案很显然是肯定的。该问的问题是：小快乐值得我们冒多大的风险？明智的回答是：“在开车过程中，如果死亡几率只有百万分之一的话，我愿意开个小差儿挑盘磁带听听。但是如果死亡几率是千分之一的话，我就不会这样做了。”这就是为什么更多的人会选择在开车时速为25唛而不是70唛的时候挑选磁带。 派兹曼的调查显示司机的周边环境对驾驶行为本身有很大的影响，一些司机因此就有可能影响到其他司机。随处可见的“车上有小孩”的标识就是一个例子。这种标识告诉其他司机开车时一定要规矩。但是他们会觉得这是一种羞辱，好像是说他们开车已经不规矩了似的。 经济学家对那些司机的感受并不同情，因为他们知道没有司机会全神贯注地驾车(难道你每次去百货店之前，都会请人安装新的刹车系统吗？)；另外他们也非常清楚，大部分司机的警惕性会随着周围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很大的变化。其实所有的司机都不愿意对其他车主造成伤害。尤其是他人的车上还有小孩的时候，更是如此。当看到“车上有小孩”的牌子的时候，司机们会更小心地开车，他们也是希望能有这么块儿标识给自己提个醒儿。 这其中包含着一个有趣的研究课题。经济学认为，“车上有小孩”这块标识的存在有助于提高很多司机的警惕性。这个研究课题通过比较有标识和没标识两种情况下车祸的发生率，看看司机警惕性到底提高了多少？但是，车祸发生率可能会误导研究人员，原因有三：一，那些贴有这个标识的父母亲本身就有很强的安全意识，开车时非常谨慎小心，他们出事故的几率要小一些，不是因为标识对其他司机的警示作用，而是因为自己本身就是特别谨慎的司机。第二（从反面介绍一种偏见），那些贴标识的父母知道标识可以给其他的司机提个醒，他们自己也不必时刻紧张了。这样一来，事故的发生几率上升了，而且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会使其他司机放松警惕。第三，如果“车上有小孩”的标识果真奏效的话，车上没有孩子的夫妇也会虚张声势地贴上这个标识。当司机们对这种欺骗司空见惯之后，他们会压制自己的自然反应。 我们无法从第一手的事故统计资料中得到司机对“车上有小孩”标识的反应。关键是要有一种适当的统计手段对资料进行必要的修改。在这里，我不打算探讨如何修改，只是将之作为实验经济研究中一个常见问题的例子。经济学中有很多研究针对这类问题提出了颇具创造性的解决方案。 上段我们讲了实验研究面临的一些挑战。现在我们言归正传，回到我们的主题：激励的力量。经济学家向来喜欢用激励的力量解释问题。如果有更好的办法控制生育率的话，是否能减少意外怀孕的可能性？不一定——这种办法会减少性生活的“成本“（意外怀孕也是成本中的一部分），因此对性生活是一种鼓励。导致怀孕的性行为比例在下降，性行为数量在增加，意外怀孕的数量既有可能上升也可能会下降。节能汽车会降低油耗吗？不一定——节能型汽车会降低驾驶成本，人们出门会更愿意选择汽车代步。低焦油香烟反而更容易引发肺癌。卡路里含量低的合成脂肪可能会使美国人的平均体重增加。 1990年，布什总统签署了一项影响广泛的《清洁空气法案》(Clean Air Act)。该法案的实行将使企业（企业业主、供应商、雇员和客户）每年新增250亿美元的开支。如果这一预估没错的话，美国一个普通的四口之家每年就要多支出400美元，主要表现为工资、投资收益减少，消费品价格上涨。另一方面。清洁的空气能带来很多好处，法案支持者希望人人都能受益。然而能呼吸并不算一种固定资源。大家都有的本能一般不会产生巨大的经济回报。 如果呼吸空气的人从清洁的空气中得到好处，那么谁又能受益呢？按理说，受益人应该是那些掌握固定资源的人。最典型的要属城市里的土地所有者。当城里解决了烟雾污染问题之后，他们可以收取更高的租金。 1990年的《清洁空气法》可以说是一项非常复杂的法案应用到非常复杂的经济体制中，因此要逐一跟踪实施的成效将是意见极其复杂的工作。但正如古老的伊索寓言所说的那样，现实的细节可以掩盖事实的真相，真相往往是在虚构的作品中揭露出来。伊索称之为寓言，经济学家则称之为模型。我来举个例子。 寓言一：双城计 在美国“锈带”（Rust Belt）的中心，有两个小城：克林斯顿和格来美威乐。在这两个城市里，所有的日常生活——购物、工作、去公园——都是令人愉快的事情，只有一件事例外：呼吸。格来美威乐钢铁公司难辞其咎。对格来美威乐的居民来说，能呼吸上清新的空气是件奢侈的事情，而这在克林斯顿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对于格来美威乐人来说，呼吸不仅不是件愉快的事，而且他们呼吸的空气确实也比别人要少。格来美威乐城的人均寿命与克林斯顿的相比，要少10年。 那人们为什么还要在格来美威乐生活呢？原因之一就是生活成本要低一些。在克林斯顿，一幢年租金要10,000美元的房子在格来美威乐只需5,000美元。这5,000美元的差别足以让居民留下来。如果5,000美元的差距不足以挽留城里的居民，人们纷纷搬离格来美威乐，那会使那里的房租更加便宜。对于年轻人来说，不管选择这两个城市中的哪一个定居，其实并无二异。他们心仪克林斯顿清新的空气，但又割舍不下格来美威乐便宜的房价。 上个周，格来美威乐市议会通过了《清洁空气法》，要求格来美威乐钢铁公司采取全面的污染治理措施。当地的空气在不久的将来会变得和克林斯顿的一样的纯净。到时候，格来美威乐的房租将上涨到和克林斯顿同等高的水平。 最终对于房屋出租者来说，格来美威乐将成为第二个克林斯顿。这是不是件好事呢？当然不是。因为如果他们喜欢克林斯顿的话，早就搬到那里去了，还用等到现在？ 清洁空气法对于那些选择定居地的年轻人来说没什么帮助。先前他们可以在这两个城市之间二选一。现在他们是在两个克林斯顿之间作选择。应该说，和以前相比，没什么得失。 结论显而易见，但为了公平起见，整个讨论过程要尽量简化。当我们说克林斯顿和格来美威乐的居民并无二异时，我们设定每个人各方面条件都是同样的。现实的世界要复杂的多。有些人有特别的理由想要住在格来美威乐。这些人中自有一些觉得牺牲更清新的空气换取更贵的房租很划算。《清洁空气法》的通过标志着这些人取得了胜利。从另一方面讲，同样会有一些人认为留在老格来美威乐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这里的环境污染程度要轻于邻城。当格来美威乐成为第二个克林斯顿之后，他们就竹篮打水一场空了。不同于常人的偏好就是一种固定资源，拥有这种偏好的人容易得到经济回报，另一方面也容易遭受损失。 所以说，那些没有土地的人之间有什么重要的区别的话，就是有些人能从《清洁空气法》中得益，有些人则要吃亏，但无法判断是得益的人多还是吃亏的人多。另一方面，格来美威乐新闻社发表评论说“清洁的空气是我们大家平等分享的东西”，如果这种说法是正确的，那么到时只有土地所有者才是唯一的受益人。如果清洁的空气一年定价为人均5000美元的话，执法部门就会把房租水平抬高5000美元，因此得到好处的只是那些有土地的人。 预计《清洁空气法》一年的执行成本是1000万美元。这是笔隐形的税收，大部分税收收益将在格来美威乐的土地所有者之间分配。当然，这是一种特别的税，因为可分配的收益不需要直接与税收收入挂钩。地租的涨幅可以高于1000万美元也可以低于1000万美元。 虽然旨在帮助那些受污染地区有土地的人致富的这个公共政策目标看上去有点奇怪，但鉴于当地对清洁空气进行立法的热情空前高涨，所以我也就见怪不怪了。如果格来美威乐的地租涨幅超过1000万美元，那么说明当地政府的工作做得很出色。但是如果地租的涨幅比方说只有800万美元，那政府错过了一个可以做得更好的机会。如果不进行清洁空气立法的话，政府可以每年向格来美威乐钢铁公司征收900万美元，然后把这笔钱分给当地的土地所有者。这样一来，一方面钢铁公司的成本可以降低一些，另一方面土地所有者也可得到更多的实惠。那些同清洁空气立法没有利害关系的人，他们则觉得无所谓。这种做法还有两大好处——直率、诚实——没有人知道这种特殊利益的立法是为大众服务还是为上流社会服务。着实为格来美威乐吹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 格来美威乐的土地所有者从《清洁空气法》中得到了全部好处，因为他们拥有的土地是唯一的固定资源。土地的低流动性使得所有者密切关注着经济环境的风吹草动，因此土地所有者通常都积极行动起来游说相关方面作出有利于他们的决策。 世界各地的农民都曾想尽可能多的得到政府的补助。美国政府会给农民一笔补偿金让他们不去开垦新的土地。然而没有人会想着给汽车旅馆老板一笔钱让他们空着房间不住客。这就是个迷题：为什么两方面的待遇如此不对等呢？有些人认为，农民从家庭农场的浪漫故事中大赚了一笔。但是农场就真的比夫妻杂货店更富有浪漫情调吗？为什么我们花钱挽救小农户逐渐消失的生活方式的同时又听凭街角的杂货铺隐没在渐行渐远的往昔岁月中呢？ 无差异原则给了我们答案。汽车旅馆和杂货店的老板同农民一样不辞辛苦地向政府进行游说，动力就在于他们很清楚自己获得的政府补助少得可怜。如果汽车旅馆空着房间不招待客人，政府能给一定的补助的话，房费从一开始就会上涨，但这样一来，越来越多的新汽车旅馆就会开张营业。没过多久，旅馆的效益大不如前。汽车旅馆不算一种固定的资源。但如果掌握一定数量的农田，新的农场就不容易挤进来分享政府的农业补贴。农民能从经济条件的变动中获利，因此值得花些时间努力让经济朝着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 我大致分三步展开论述，现在已经完成了两步。第一就是无差别原则：当一件事的优先程度高于另一件的时候，人们纷纷转而投身其中，直到这件事优势消失为止（或者直到人人都转投其中）。第二步就是推导的结论：只有固定资源才能产生经济利益。没有固定资源，在无差异原则的作用下，所有的经济效益都会消失。 因此我的最终结论——也是我下一段寓言所传递的寓意——如果任何人都不掌握固定资源，经济利益就不会存在。要是没有人得到唯一的好处，就根本没有好处存在。 按照理性的经济效率逻辑，我们没什么可说的。如果埃克森这个项目执行下去，大赢家将是埃克森的股东们，他们手中的股票将看涨；还有当地的劳工，他们的工资待遇以及就业前景都将看好；可能连开车的人都会受益，因为油价有望下调。输家将是那些激进的矿产资源保护主义者，他们以后恐怕难有好觉可睡。效率原则告诉我们，应该用“支付意愿”来衡量所有的得失，用两方的总量进行权衡。 埃克森如果要打赢这场官司，从石油开采项目中能获利50美元的股东可能最多愿意出资50美元，相当于50张支持项目的投票。假设坚定的原告方想要胜诉，最多可能愿出3000美元，这相当于3000张反对票。 如果石油项目能进行下去的话，当地的一个失业者希望在埃克森找到一份能赚到3万美元的工作，因此他也对项目投了赞成票——但少于3万票。尽管愿意花一些钱得到这份工作，但肯定不愿把3万元的期望薪金全拿出来。可能他最多愿意出1万美元（换句话说，他的期望薪金就是2万美元，但不能再少了）。给项目支持派再加上1万票。 按道理说，应该允许与官司胜负有利害关系的每个人为了得到利己的结果而愿意支付的金额相应的票数。得到最多投票的将是最有效的决策。 用埃克森和其反对派的纠纷来引出经济学家厌恶低效率的最本质的原因吧。一个低效的决策总会失去让众人都更快乐的机会。加入支持开采派愿意支付的资金总额达到是1000万美元，反开采派支付总金额是500万美元，但法官作出了一个无效裁定——禁止开采。可能会有另一种双赢的裁决：允许开采，但支持派要向反对派支付750万美元的精神损失费。 这样一来，支持派只需支出区区750万美元就能获得1000万美元的高收益，而反对派花了500万打官司，但得到了750万的赔偿。其实，原则上出钱方和受益方是可以达成共识的，每个支持石油开采的人获得的收益要高出他损失的150％。如果进行公民表决的话，一面是低损失高收益，一面是法官的禁止裁决，民众肯定会一致同意推翻法官的裁决。 在二选一的投票中，一票都不想得的提案是由严重缺陷的。任何缺乏经济效率的提案在二选一的投票中总会输给设计合理的提案。 “低效率不好”的论断不同于“高效率是好的”的论断。作为低效以外的唯一选择，高效一直深受经济学家的青睐。 对这种推理方式的异议有两种。一种完全离题，另一种还是有理有据的。首先，法官不管多能干，只要不是无所不知，就猜不出劳工为了得到工作机会愿意出多少钱，远远少于一名激进的矿产保护分子维护石油资源不被开采而出的金额。这种说法有合理的方面，但整体上和推理方式没什么关系。法官也是人，办案有时注定无法实现目标，但切合实际地选择目标是他们的职责。问题不在于“政策应该总是高效的吗？”而是“在有限的信息下，我们是不是都要尽全力制定出高效的政策呢？” 第二种也是更值得关注的争议就是：并不一定是致命的错误才会使候选人败走大选——甚至是一致地——输给一个甚至没有参选的人。在我的这个例子中法官一方面要给开采石油开绿灯另一方面又要加以禁止。允许开采，同时要求开采方支付一笔复杂的赔偿可能并不是一种选择。驳回开采反对方的申诉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诉求难道还不如一个未列入考虑范围的提议吗？如果无视反对低效的主张，推崇高效的主张又何得以存在呢？ 这些问题让许多经济学家困扰不已，也是我们大多数人为什么不愿把效率完全看成百分百好的原因。众多经济学家都认为,在制定社会政策的过程中，应该把效率作为重要的参考指标——我认为这是很公平的说法。 效率的逻辑要求经济学家在大众争论中提出不一样的观点。想想旷日持久的军力争论吧。评论员拿义务兵和志愿兵进行比较，认为义务兵的一大优势就是费用更低廉。这种说法并不确切。志愿兵的工资只不过是从纳税人的西装和工装口袋里流进军装的口袋里。这些钱并不是白白流失了，只是从社会的一个部门流向另一个部门罢了。经济学家计算成本时，不把这种资金的转移列入净成本的范畴。 养一支军队的成本相当于年轻人为了参军而放弃的其它机会的总价值。这部分价值是用士兵将来为了挽回这些机会愿意付出的金钱来衡量。汽修工、学生或是流浪汉参军意味遮他们放弃了汽车维修、继续深造的机会。这些机会确实因参军而失去。世界上学养深厚的学者、汽修工从此都少了很多。失去的机会都算进成本里去了。按照经济学家的标准，这些机会成本就是唯一的成本。 设想有一个年轻人要有3万美元工资为诱惑才愿意当志愿兵。如果当义务兵，分文不挣的话，那意味着失去了价值3万美元的自由；如果义务兵的工资是18，000元，那就相当于损失了12,000元，给他开工资的纳税人就损失了18，000元，损失加起来还是3万元。如果我们雇用同一个年轻人加入全志愿军，那些纳税人就必须拿出3万美元；金额总数与之前并无变化。 揭示“义务兵成本更低”这种说法的荒谬性最好的例证：向参军者收3万元的税金，然后再以参军工资的形式返还给他。当然这种做法和义务兵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如果会计告诉你，支付给士兵的工资永远高于征兵的费用，这个例子就在提醒你需要换一种新的会计方法了。 你和你的医生对候诊室患者的多少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当别的患者对着你咳嗽，或者你找不到空位子的时候，就会比较在意人数的多少。更有可能的是，你和你的医生考虑的是不同的东西。 你的医生看的是一天中的患者数量，而你看到的只有自己去候诊的那段时间患者的数量。你什么时候去看病呢？可能正好赶上人最多的时候。要问我怎么知道的？因为在最拥挤的时间，人总是比较多，所以大家才会感到拥挤。如果医生告诉我，候诊室今天上午有3个病人，下午有25个，要我猜你什么时候去的，我会猜是下午，因为猜中的概率是25比3。 人多的时候，总发现周围人很多；当然谁也看不到空无一人的时候。医生知道今天要看28个病人，或者半天平均14个人。但这28个人中，只有3个人认为候诊人数是3人，而有25个认为候诊的有25人之多。因此，大家对平均候诊时间的估计难免偏高。 失业统计衡量的不仅是失业的人数，还有平均失业时间的长短。当收集这些数据的时候，常常是针对某一天失业的人进行调查，问他们失业多久了，再从得到的数据中算出平均值。因此调查得到的数字自然偏高，这和大部分患者高估候诊室的病号人数是一个道理。 长时间找不到工作的人在展开调查的那一天，仍旧失业在家的可能性很高，而暂时失业的人在那一天仍旧失业的可能性很低。因此只根据某一天或某一周的样本进行统计的话，肯定会得出与实际情况不符的高比例长期失业人口。 统计数据显示，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大繁荣而来的是贫富分化加剧。富者更富，穷者却在原地踏步。我不知道这些统计数据反映的是不是真实的经济现状，但有以下几个理由证明数据并没有“说实话”。 一， 20世纪80年代大幅削减所得税，对经济既产生了许多重大的实际影响，也随之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虚假影响。税费下调后，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对自己的收入遮遮掩掩。单为这个原因，申报的所得税反而增加了。低收入人群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多会申报大部分的收入。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税率级别低，税费少；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主要的收入来源高度透明（如，工资），逃税不容易。因此，低收入人群申报的收入并无太大变化。相反，高收入人群有充足的动机和机会隐藏收入。可是当税率下调时，逃税的概率就降低了。这样一来，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加了，贫富收入差距看上去越拉越大。 二，离异家庭造成了统计数据上的贫穷假象。一个双职工家庭，如果每人的年收入都达到25,000美元，整个家庭就可以算作是年收入5万美元的中产之家。当家庭解体后，原来那个中产之家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年收入25,000美元的两个家庭。 三，这也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一点，年收入差距增加，不等于一辈子的收入差距会增加，因为人们的收入波动幅度很大。（在美国，不管你处在收入曲线最上方1/5还是最下方1/5，八年后变动的可能性比身处曲线其它位置的人们发生变动的可能性要高。）在一段时间中，如果我们处于收入曲线的最上方或最下方，那么高收入者收入大涨，低收入者收入微降，对所有人都是有好处的。 假设我们最初的收入都是5万美元，不存在任何差距。现在经济环境的变化导致一半人的收入降到4万美元，而另一半人增加到10万美元。你可能会觉得，一半家庭变穷了，而另一半家庭变富了。但是，如果我们轮流变穷或变富，比方说，一半人在偶数年赚4万美元，到了奇数年就赚10万美元；另一半人的收入变动正好与他们相反。这样一来，我们所有人一年的平均收入都有7万美元，人人都是大赢家。 当然，幻想收入大起大落是不现实的。相反，人们如果认为自己能富一辈子或穷一辈子也是不现实的。大部分人一生既有顺风顺水的时候，也有时运不济的时候。在某一年中，那些高收入的人可能恰好在交好运，而低收入的人可能不巧正遭遇人生的低潮。收入金字塔塔尖和塔底之间的差距正是一个人最顺的一年和另一个人最背的一年的差距。但是很少会有人愿意作这种比较，除非是哪个记者想写点文章吸引大家的眼球罢了。正确的做法是比较两个人多年的平均收入。我看不出80年代的经济变动对两者的比较有什么影响，但有一点我很清楚：我们无法从每年的收入统计数据中找到答案。 还有种说法也容易造成收入差距拉大的假象：许多高收入者最近收益颇丰，而许多低收入者最近却每况愈下。这一切只不过告诉我们，风水轮流转，人人都有好坏年。当然，高收入者最近挣得多，主要是因为他们今年运气很好，所以比去年挣得多。而明年很可能不如今年，因为那时好运转到别人身上，一切将归于正常。 假设有个游牧民族，族人漫无目的地沿着山坡上上下下。我们现在给他们拍个照，照片中接近顶峰的一些人最近很可能一直在往上爬，接近山谷的人最近可能一直在向山下移动。光看照片，我们绝对无法推断出这两群人身处的海拔差距是不是在加大。 从这个假设中我们能得到一个教训：不能用一个人目前的财富来判断他一生的财运。举个例子，有人说老人比其他年龄层的人要穷，因为他们身体老是出毛病。可是这种说法忽略了一个事实——我们每个人再年轻总有一天也会衰老的。我跟我太太曾跟邻居们互相帮助照看对方的小孩。有时朋友们晚上去市区玩，而我俩在家哄一群5岁的孩子。朋友们不会因此感觉得了便宜，因为他们知道以后总会有哪个周末得留在家照看别人的孩子。 如果通用公司是业内唯一的创新者，那它的日子一定很风光。但在竞争激烈的现实环境中，它宁可见到各种创新统统消失。 这个道理用来解释女人整形也同样适用。想要做硅酮隆胸手术的女人如果能得到医生的保证，说她是美国唯一这样做的人，那她一定很得意。但如果硅酮隆胸合法的话，就意味着竞争对手同样可以使用这种技术，那么她可能宁愿让法律完全禁止这项技术问世 。 新技术之所以合法，最明显的理由不是其对生产商的好处，而是对消费者带来的好处。同样，乳房植入手术合法化的最强有力的理由不是对女性自由的捍卫，而是这样做可以取悦男性。在经济上成立的说法搁到政治上却是最站不住脚的说法。 如果我们从成本效益角度认真地进行分析，最终的结论可能是，乳房植入手术理应合法化。因为手术对男性带来的好处超过了女性要负担的成本 。我们甚至可以下结论说，单从女性得到的效益来看（比方说，从自尊和就业机会两个方面讲），也已经超过了她们要负担的成本。不过，另一种说法听起来也言之有理：禁止乳房植入手术能够保护女人免受竞争之苦，这是牺牲男人的利益所得到的好处。 芝加哥的肉贩们晚上想待在家中享受天伦之乐，于是他们就说服了市议会通过一项法令，规定下午6点之后卖肉属于非法行为（后来这条法令取消了）。肉贩们都赞同提早收摊，但同时在业内也滋生出一种难以抗拒的诱惑。有些肉贩盘算着，如果自己晚上能偷着卖的话，到时全市卖肉的岂不是只有自己一家？一来二去，违法卖肉的现象自然层出不穷。 旁观者可能天真地认为，法律禁止肉贩自由选择营业时间，肉贩不可能得到什么好处，就像旁观者误以为法律规定男人不得重婚，男人就得不到什么好处一样，或者女人不得自由进行美容手术，那她们就不可能得到好处一样。 在20世纪早期的中国，货物是用平底船进行运送的，六个船夫拉一条船，如果准时送到目的地，便可得到丰厚的赏钱。不过，人人都认为，能否准时送达主要取决于其他五个人的努力程度，所以整个团队一直都松松垮垮的。如果其他人都卖力拉，速度肯定提上去了，我何苦要费那么大劲儿呢？如果其它人都不肯出力，光靠我一个人，又有什么用？人人计较地这么清楚，人人都不愿多出力，于是货物抵达目的地总是晚点，大家自然都得不到赏钱。 平底船的船夫很快想出了一个办法，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六个船夫决定共同再聘请一个人监工，在后面鞭笞他们。 逼迫政府充当执法者，无异于雇一个人拿鞭子监工。当然船夫和肉贩有一个明显的区别，那就是平底船的船夫共谋更卖力地工作时，没有人因此而受害；肉贩共谋缩短经营时间，消费者很快就会感觉到不方便了。 所谓交配的游戏，是要让每个人都能获胜。即便如此，怎么分配战利品，还是会引起争端。事关个人利益，所以很多联盟合了又分，然后又有人出面呼吁政府牵头撮合联盟复合。人们在玩游戏的时候，时常能想出很多好的点子，智慧的策略。有些游戏，在一些人看来，不管什么策略，都可拿来一用。 不过，奇怪的现象发生了。当政府开始免费发送两盒玉米片之后，消费者——就像橄榄球运动员只允许用三档机会推进10码——改变了策略。当他们得知政府派送玉米片的新政策时，自己就不再去百货店买了。 这个故事中的主人公并不是被夸大的虚拟人物，他正是那一代经济学家的典型代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他的事业一片坦途，赢得了数不清的掌声和赞美。就在20年前，罗伯特﹒卢卡斯（现执教于芝加哥大学）首次发出警告，受到人们广泛关注。他说，人的行为会因政策的改变而改变。这一简单的观点使得传统的政策分析全无用武之地。甚至在今天，大学生在自己的第一堂经济学课上，老师还教他们假设当政府免费提供玉米片，人们还是一如既往地买玉米片。（当然， 课本上是用代数而不是用玉米片来解释这个假设的，省得学生看得太明白。） 遗憾地是，对政策分析家来说，人不是机器，他们会在政府制定规则的复杂游戏中，设法获胜。经济学家观察到的消费行为——买车、买房、辞职、换工作、扩招新员工或者建一家新工厂——都是策略。只要规则保持不变，我们就有理由相信，策略也不会变化太大，而且完全可以从过去的资料预测未来的情形。但只要规则变化了，一切确定的事情都变得不确定了。 我们大可建议故事里的主人公少看点统计数据，多加强纯理论研究。在橄榄球理论（每一支球队都想比对手得到更高的分数）的指引下，他可以准确预测新规则出台后，球员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在玉米片理论（也就是家庭根据品味、方便性、价格以及其他可替换食物的情况来决定要吃多少）的指引下，他就能准确地预见，政府免费发放玉米片之后，人们不会变得更爱吃。 当然，不是所有的理论都是正确的，利用那些错误理论的经济学家就无法作出正确的预测。但是有理论指引的经济学家，至少有可能碰到正确的理论。而只会看统计数据的经济学家就一点儿指望没有了。 最让宏观经济学家感到挫败的地方就是对就业和通胀关系的判断。多年来，大量的证据显示，两者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高通胀时期正好是高就业时期，反之亦然。这一结论，在20世纪60年代，经住了严格的统计检验，被世人奉为真理。政治家也视之为政策制定的基础，试图利用通货膨胀率来控制失业率。结果却让所有人大跌眼镜——滞胀（高通胀与低就业率并存）的阴霾整整十年挥之不去 。到了80年代，通胀率大大降低，在经历了初期严重的经济衰退之后，就业机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猛增。过去的统计常态似乎已被彻底推翻。 哪些方面发生了变化？如果不了解通胀率对个人就业决策的影响，就回答不了这个问题。1971年，罗伯特﹒卢卡斯 率先针对这样一个理论举了个例子。 假设威力﹒沃克先生目前失业了，原因不是没有就业机会，而是他都瞧不上，所以宁可失业。沃克能找到的工作，最好的待遇是年薪1万美元，勉强够糊口。如果年薪能有1万5千美元，他肯定就愿意干了。 有天晚上，沃克睡得正香，美国突然爆发严重的通货膨胀，转眼间物价和工资都涨了1倍。昨天只肯给员工1万美元的雇主，现在愿意出2万美元。但沃克还嫌待遇不够好。如果年薪不到3万元，才不愿那么辛苦呢，结果，他只有继续失业。 现在我们稍微改动一下这个故事。就在通货膨胀率剧升的第二个早晨，沃克被一家公司的电话给吵醒了，这家公司开出2万美元的年薪聘用他。这时的沃克还没有看到晨报，对昨天夜间发生的通货膨胀一无所知，不晓得物价已经发生了改变。于是他高高兴兴地到公司上班去了。那天下班回家的途中，拿着头天领到的薪水去超市买东西时，才发现了这个残酷的事实，于是沃克开始琢磨着写辞职信了。 这个好似寓言的故事，恰好抓住了现实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层面。通货膨胀刺激就业的一种方式就是愚弄人们。它让工作机会看上去更加的诱人，诱使人们接受工作，如果他们对经济形势多一些了解的话，是根本不会接受的。 我们站在雇主的角度看这个问题，他们也曾遭遇类似的事情。假设你开了一家冰淇淋店，每支冰淇淋售价1美元，如果能卖到2美元，就可以扩大经营规模了，但是经过试验后发现，顾客接受不了2美元的售价。 如果物价和工资（包括你的总成本）都要翻一倍，每只冰淇淋就可以卖2美元了。不过，今天赚的2美元，并不比昨天的1美元更有价值，经营状况一如从前，没有任何改进。 假设物价和工资都涨了一倍，而你并不知情，只知道顾客好像突然间愿意花更多的钱买冰淇淋。（你可能是在顾客数量增加后，才察觉这一情况的，因为1美元的冰淇淋对于工资翻了一番的顾客来说，真的很便宜了。）于是你扩大经营规模，另聘了很多新员工。即使你发现了自己的错误，扩大规模的投入有一部分已经收不回来了——新的冰柜已经搬了回来，新的停车场正在兴建，新员工中你可能还想留下几个。 从卢卡斯的故事可以看出，并不是通货膨胀驱使人们去工作，而是对通货膨胀的不知情驱使人们去工作。有充分预期的通胀是不会对人产生任何影响的。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历史进程就像这样：通货膨胀愚弄人们接受更多的工作，愚弄雇主聘用更多的员工。政府注意到，通货膨胀总是伴随着高就业。于是它们决定好好利用这层关系，系统地调控通胀率。雇佣双方很快察觉到政府的图谋，方觉不能再被愚弄下去。通货膨胀与失业率之间的联系，恰恰是因为政府的介入，而被打破。 另一种说法是，停车场的开发者看的是利润，而不是偏好。针对这一点，我们有两种答复。首先，能给开发者创造利润的不是别的正是顾客的偏好。最终的冲突不是与开发者的冲突，而是与顾客偏好的冲突。其次，这种说法隐含的意思是，从道德的角度，追求利润与保护荒地的偏好相比，总是稍逊一筹。但这正是我们一开始想要避免的立场。 在我看来，“无法挽回”一说、“造福子孙”一说以及“重偏好轻功利”一说都源自错误的判断，经不起认真的检验。那为什么有些环保主义者整天把这些说法挂在嘴边呢？也许他们压根就没想认真地去检验。一遇到事情，他们经常以圣人先哲自居。只要能达到目的，他们甚至不惜到处散播不实的言论。 但凡称之为科学的东西都具有一个特点——对能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的论据坚持到底。有些宗教的特点则是，一开始能言善道，大言不惭地宣称自己的观点如何如何地在理，当遭遇事实的当头棒喝之后，便灰溜溜地逃走了。环保主义者可以引用大量地统计数据，强调树木的重要性，然后冷不丁儿地下个结论说，废纸回收是个好主意，但是反过来也一样说得通。我敢说，如果我们想出办法回收牛肉，那最后牛的数量一定会减少，而不是增加。如果你想让那些牧场主多养牛，就要多吃牛才行。 废纸回收在一定程度上，会打击那些想要扩大植林的造纸公司的积极性，导致森林面积的缩小。如果你希望这个世界上存在大片的森林，或许最好的办法要么是用纸尽可能的浪费，要么游说政府给伐木业进行补贴 。按照我的经验，跟环保主义者提此类建议，他们本来还挂着好似传播福音的教徒才有的幸福笑容，一听了这些闻所未闻的话之后，马上变得不知所措，只会紧紧地攥住手中的启示录，这样他们才会感到安全。 所以说，环保主义者——至少是那些和我打过交道的——对保护森林其实并没多大兴趣。如果有诚意的话，应该认真研究一下废纸回收的长期效应。我怀疑，他们不想这样做，是因为真正关心的是回收本身这个仪式，而不是能产生什么影响。自我的牺牲需求以及强迫他人牺牲的需求，根本上讲，都是一种宗教冲动。 环保主义者号召大家禁止使用容易致癌的杀虫剂。他们怎么没有考虑过，如果禁用杀虫剂，水果和蔬菜价格就会上涨，节俭的人就会少吃一些，感染癌症的几率随之也会增加 。如果他们真想降低致癌率，就应该权衡个中利弊。 环保主义者很喜欢扮演启发大众的角色。他们不断强调，物种灭绝的后果是难以预计的，这么危险的事情还是少尝试为妙。但是这种不确定性也有两面性。经济学家得出的一个教训就是，知道的越少，就越值得去实验。如果大家完全不在乎物种灭绝的后果，那就消灭一些物种试试，那样就知道以后该怎么做了。我怀疑，那些科学家们在这方面真是一无所知。有趣的是，环保主义者一遇到合适的机会，就大谈一无所知；一遇到意外状况，马上就退却了。 1992年10月，在亚马逊雨林里发现了一种新型猴子，一时间新闻媒体大肆报道，纷纷视之为保护热带雨林重要性的力证。我当时的想法恰恰相反：不知道这种猴子存在，也活了大半辈子，新发现并没让我的生活丰富多少。如果这种猴子在被发现之前就不幸灭绝了，我想自己也不会太觉得遗憾。 其实有些物种我还是比较关注的，或许缘于对童年的动物园以及故事书的回忆吧。狮子就是其中一种。如果狮子从地球上消失了，我肯定会很伤心的。所以我可能愿意每年捐50美元用于保护它们。但要再多捐些，我也不干。假如你对狮子，并不像我看得那么重要，也没关系，我不会怪你铁石心肠；相反，如果你比我还喜欢狮子，但愿你也能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我。 在目前这种政治氛围中，人们常说，美国政府首先关心的应该是美国人的福祉。不仅如此，人们也常说，空气污染不管发生在何时何地都不是件好事。当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建议把高污染的工业迁到第三世界国家时，大家肯定一致表示赞同。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明明有机会让世界上的每个人（不仅仅是美国人）都受益。如果拿一部分收入可以换取奢侈的干净空气，发达国家的人肯定是花得起这个钱的。而欠发达国家的人则宁愿呼吸着污染的空气，换取更高的收入。但是当那位世行经济学家的观点披露给媒体后，有些环保人士大为光火。对他们来说，污染就是罪过。他们想拯救我们的灵魂，而不是提高我们的福祉。 这里有个固定的模式可循。 你针对某个环境问题提出了的建议再合理，也很难打动环保人士，除非你的建议正好能够迎合他道德至上的立场。像补贴伐木工人、使用杀虫剂、有计划地灭绝物种以及把污染源转移到墨西哥等建议，环保人士一概不予考虑；而补贴公共运输系统、使用触媒转化器、制定经济耗能标准以及把太平洋西北部的工业输出到第三世界国家等，在环保人士?来，都是百分之百正确的做法。解决方案好不好，不是由其实际效用来决定，而是看它们是否复合环保者的条条框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