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房子还是买股票——1

目录 引言 第一部分　生活的真谛 激励的力量：害人的安全带？ 理性的迷局：滚石乐团演唱会的入场券为何抢手？ 事实还是推论：如何付账，看哪一部电影，你决定了吗？ 无差异原则：谁在乎空气干不干净？ 生活中的电脑游戏：学学都有些什么吧！ 第二部分　好东西与坏东西 辨别是非：民主的陷阱 税收是个坏东西：效率的逻辑 价格是个好东西：史密斯vs.达尔文 法庭上的经济学：药品和糖果，火车和火花 第三部分　如何读新闻 毒品战该支持谁：《大西洋月刊》错在哪？ 赤字的迷思 声音与愤怒：言论版的欺骗话语 统计数据如何“撒谎”：失业对你有好处吗？ 政策的缺陷：我们是不是需要更多的文盲？ 一点小小的建议：两党合作的终结 第四部分　市场如何运转 为什么电影院的爆米花要更贵一些？为什么显而易见的答案是错误的？ 求爱还是图谋：双方达成的游戏规则 被诅咒的赢家和郁闷的输家：为什么生活充满了失望？ 对利率的看法：摇椅上的预测 随机漫步与股票价格：股票投资的第一步 爱荷华州的“汽车作物” 第五部分　科学的陷阱 第二十二章　爱因斯坦可信吗：科学方法的经济学 第二十三章　改良版的新式足球：经济学家是如何犯错误的？ 第六部分　信仰的陷阱 第二十四章　我为什么不是一位环保主义者：经济学vs.生态“宗教” 经济学的大部分内容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让我们来看看这句话该如何理解。 作为一个普遍的原理，几乎所有人都认同“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这种说法。然而经济学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仅认同，而且能自始至终认真地思考这种说法。 我还记得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排队等上半个小时才能以联邦管制的价格买到一桶汽油。事实上，经济学家都认为，允许价格自由上涨的话，汽油的需求量就会减少。虽然很多非经济专业的人士另有看法，但事实证明，经济学家是正确的：政府后来取消了管制，购买汽油的人群不见了。 经济学家对激励的力量坚信不移，他们也用这一原则解释专业领域以外的问题。1965年，拉菲尔·南德出版了《任何速度都不安全》（Unsafe at Any Speed）一书。书中呼吁人们对汽车设计予以关注。南德认为这些设计让驾车的危险性超出了必需承担的界线。联邦政府很快就做出了响应，出台了一系列汽车安全法规，要求汽车配备安全带、软垫仪表盘、折叠式方向盘柱、双回路制动系统以及钢化挡风玻璃。 在政府对汽车的安全监管发挥实效之前，经济学家都应预料到这样做的一个后果——车祸数量增加了。潜在的死亡威胁会激励司机谨慎驾驶。当然，一个系着安全带、配有软垫仪表盘的司机发生事故丧生的机率肯定会小一些。但正是因为这样，司机开车时就不会再像以前那么小心了。结果车祸越来越多。 这和预测购买汽油的队伍会消失是一个道理：汽油价格处于低位的时候，人们就会购买更多的汽油；事故代价不大的时候，人们就愈发不在意它的发生。 事故，不同于汽油，它绝不是人们可以选购的商品。但由于人们既想要速度，同时又很难做到不莽撞，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事故和汽油都成了商品。“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选择更快或者更鲁莽地开车等同于选择了更多的事故，至少从概率上讲是这样的。 下面，我们要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供大家思考：政府的安全管制到底能起多大作用？到底有多少事故是因为20世纪60年代的安全管制引发的呢？我们把问题讲得更清楚些：一旦发生车祸，政府管制的目的就是希望能有效地降低司机的死亡率。但是从另一方面讲，管制却间接怂恿了莽撞的驾驶行为，反而增加了司机的死亡率。这两种影响哪一种更大一些呢？管制的实际作用是减少还是增加了司机的死亡率呢？ 这个问题光靠逻辑推理是回答不了的。我们必须来看看一些实际的数字。20世纪70年代中期，芝加哥大学的山姆R26;派兹曼就这个问题做了一个调查。他发现两种影响几乎是对等的，可以相互抵消。事故增多了，每次事故司机死亡率降低了，但是死亡率总体却仍维持不变。另外出现了一种值得玩味的副效应——行人的死亡率增大了，他们没有从软垫仪表盘那里得到任何好处。 当和那些非经济专业人士谈起派兹曼的调查结果的时候，发现他们都认为有了更安全的汽车装备，司机不可能变得麻痹大意的。由于经济学家已经认同“人们会对激励作出反应”这一原理，所以他们不难理解派兹曼的调查结果。 如果你也不相信“汽车配置越安全，司机开车越鲁莽”的话。可以这样想：当驾驶汽车变得越来越危险的时候，司机就越发变得小心起来。当然这不过是一个意思换种说法，但不知为何，反而更能得到人们的认同。如果你的汽车不装安全带的话，是否就会放松警惕了呢？洛杉机加利福尼亚大学的阿门R26;阿尔钦对这种观察进行了彻底的研究，提出了一种有效降低车祸发生率的办法：在每辆汽车的方向盘正对司机心脏的位置装一只长矛。阿尔钦坚信这样做一定有助于减少车祸。 如果车上装有软垫仪表盘，多冒点险也没什么的。鲁莽开车有失有得。速度快起来的时候，旅途常常因此变得妙趣横生。“鲁莽”有多种含义：一是指穿过危险的场所；二指心不在焉；也指突然将注意力从路况转移到挑选一盘磁带上。以上这几种举动都可能给你的旅途平添许多乐趣。哪怕会增加一点点驾驶的危险性，都是值得的。 你愿意生活在哪座城市？旧金山、林肯还是内布拉斯加？旧金山有很棒的购物中心、世界顶级的博物馆、适宜的气候还有著名的金门公园。在旧金山买一个一居室小公寓的钱在林肯足以买一幢气派的老式别墅了，而且在林肯你还可以吃到世界上最美味的海鲜。 《居住评级年鉴》(Places Rated Almanac)和《美国城市排名》（The book of American City Ranking）每年会公布美国宜居城市排名。旧金山所散发的世界大都市的魅力获得一致好评，林肯以其又便宜又好的住房条件而受到公众的青睐。综合考虑教育环境、气候、公路路况、公交系统、安全以及娱乐等各方面因素，研究者对城市进行了排名。人们的设定是，研究者已经把大多数人所关心的因素都考虑在内了，而且我们也都认可这些因素的重要性。 如果这一设定是正确的，如果你没有什么特别喜好的话，那就不必再花钱买这种排名手册了。当所有的因素都考虑在内时，只要有人住的城市都同样吸引人。如果有差别的话，大家都会选择最好的城市居住。 假如旧金山比林肯要好，林肯的市民就会搬到旧金山去住。大批涌入的林肯人抬高了旧金山的房价，也使林肯市里的房价跌了不少，便宜的房子反而成了城市的一大优势。用不了多久，两个城市要么变得同样吸引人，要么林肯变得“人走城空”。 这就是所谓的“无差异原则”。除非人们有特殊的嗜好或特别的才能，否则所有的活动都应当同样吸引人。在伍迪R26;艾伦的《收音机时代》中，一个没有任何手艺的人想要做黄金饰品的雕刻工作，盘算着如果把雕刻剩下的碎屑收集起来，那样就可以发大财了。但是由于没有什么特别的才能，什么职业对他来说都差不多，没什么特别的吸引力。如果做金饰比扫大街挣得多的话，那扫大街的清洁工就都会去做金饰了。直到做金饰的收入和工作条件大不如以前，两种职业又回到同一个水平线上。 一个下雨天，我带着全家参加一个户外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街会。参加的人很多，但比平时要少一些。这场雨到底是老天的诅咒还是祝福呢？其实什么都不是。那一带有各种室内消遣活动，街会上的人来来去去，这样在街会玩一天能和在购物中心玩一天一样的开心。下雨天既没有影响人们的购物热情，也没有打扰他们逛街会的兴致。 当今的总统大选频频爆出性丑闻事件。那些在公众场合从未受过羞辱的候选人多少个夜晚都难以入眠，他们不知道自己还可以保留多少隐私。新闻评论员，半真半假地警告说，这种状况发展下去将对候选人造成毁灭性打击。然而这些评论员忽略了一点：应该想办法给那些跃跃欲试想参加总统竞选的人泼泼冷水，让他们对竞选活动兴致全无。 如果没有性丑闻的干扰，更多的候选人将会加入竞选的队伍中，直到像现今的局面一样，参选和不参选都有同等大的吸引力的时候，这种态势才会停止。 《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的专栏作家鲍勃R26;格林对“尊重、提高、进步——洗碗工兄弟会”的活动给予了报道，这个组织号召饭店的顾客放弃传统，给服务生小费。如果此举能成功地转变大众态度的话，谁将从中受益呢？当然不会是服务员，他们的生活从来就没有比看门人好到哪儿去。当餐馆的服务员开始收取小费的时候，而看门人的收入没有变化时，他们越来越多地转行做服务员。这时工资待遇开始发生变化，服务生的薪水减少了。当服务生的小费收入低于他们薪水缩减的幅度时，转行热潮才会消失。 那到时谁将是受益人呢？假如服务生的工资缩水的话，可能你认为最大的赢家将是饭店老板。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饭店老板并不比鞋店老板好过到哪去。鞋店的生意还是老样子，随着服务生工资减少，饭店利润增加，鞋店老板开始转而经营饭店。这样一来，菜品越来越便宜，饭店的利润随之减少。当从服务生工资中省下来的钱难以弥补饭店营业额的损失时，鞋店老板才肯放弃转营的念头。 假设每一位食客给服务生5美元小费的话，那么服务生从每餐中挣到的钱就要减少5美元，这样一来，每餐餐费也必须要便宜5美元。如果餐费的下调幅度少于5元的话，饭店老板会占到很大便宜，然而只要那些鞋店老板还在虎视眈眈地想要进入餐饮业，这种便宜就不可能出现。因此谁是受益人呢？谁都不是。顾客付出的小费会体现在更便宜的菜价上返还给他们。哪一方的收入都没有改变。顾客给服务生小费，也许真的想显示一下自己的慷慨，但无差异原则不让他们这样做。 能得到一种固定的资源的人才可以免受无差异原则的影响。对演员需求增加不会给演员个体带来什么好处，因为会有源源不断的演艺新人加入到这个行业中来。但如果市场对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的需求增加的话，那对克林特本人会有很大好处，因为克林特是一种固定的资源：世界上只有他一个。当克林特的片酬高达几百万美元的时候，二三线的演员纷纷模仿他以博得出头之日，然而纵使模仿的再成功也不会成为克林特。等到科学家可以开发出复制人的技术后，大量的克隆人让模仿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变成一种无差异的事情。     无差异原则能保证让那些掌握固定资源的人源源不断地收获经济利益。总喜欢把自己搞得湿淋淋的怪人就可以从下雨天受益。他们这种特殊的偏好也算一种固定的资源。讨人喜欢的服务生自然能得到更多的小费，不管给小费的规定有什么变化，他们都会受益。如果每个餐馆服务员都讨巧的话，这种性格就不会再产生额外的经济优势。因此服务生讨巧的个性也是一种固定的资源。 新奥尔良的一个大风天，我手中的美钞被风刮进了下水道，在还没有被湮没之前，我伸手想捞起来。大卫R26;弗里德曼——我的朋友、经济学同行兼临时保镖——把我拉住。之前我一直主张个人行事一切讲求的是经济效率。因此，大卫的制止将莽撞的我从不道德的边缘拯救了回来。 行为的道德价值如果用这种行为的经济效率来衡量犹如一座雕塑的美学价值用其作为挡门板的使用价值衡量一样不靠谱。如果你认同这种说法的话，部分原因在于你还不知道经济学家对于“效率”一词的定义。比方说，如果你不明白为什么不值得把那张美钞捡回来的话，说明你和我对效率有不同的理解。 我在本章后半部分对美钞的例子进行更多的探讨，但首先我要解释一下什么是效率，以及经济学家对效率为何总是津津乐道。 “税收是个坏东西”这种说法中有个最明显不过的道理就是交税毫无乐趣可言。当然这并不是无可辩驳的，因为人们同样可以说“税收是好东西”，因为收税充满了乐趣。每交一美元税就等于收了一美元税，因此到目前为止，好坏可以相抵。 说得更具体些。如果收税人从你那拿走1美元，然后以社会保障金的形式给了我奶奶。如果我对我奶奶的关心大于对你的关心的话，我会赞同这种安排。你和你的朋友们都没见过我的奶奶，因此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讲，不论是你还是我奶奶，不能说谁更占便宜谁更吃亏。一个公正无私的旁观者是不会对这种财富的转移发表任何看法的。 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学家都明确地指出税收是有害的。简言之，税收的弊端就在于人们可以逃税。逃税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是任何收益可以弥补的。 你买的所有东西几乎都是便宜货，因为你是以低于愿意给出的最高价格购买的。就在今天下午我花了20美元买了一件衬衫，我的最高承受价是24美元。其实，当我拿着衬衫离开商店的时候，我的口袋里比来时多了4美元，而且是在别人没有任何损失的情况下得到的，因此我和全社会都多了4美元的收益。经济学家把这4美元叫做“消费者剩余”（consumer surplus）。 如果征收销售税会使那件衬衫的价格涨到23美元，那我损失的3美元正好变成收税人的收益。但是如果销售税再高些，把衬衫的价格抬到25美元的话，情况就大为不同。为了逃税，我只得打消买这件衬衫的念头。如此一来，我4美元的消费者剩余就不存在了。我的口袋少了4美元，而没有人能多得这4美元。 当然，衬衣定价25美元的时候，还是会有人买的，这些顾客的损失会与收税人（或者是其他从收税中收益的人）的收益相抵消。但是我以及许许多多和我类似遭遇的人的损失被经济学家称之为“无谓损失”（deadweight loss），没有人（包括收税人）可以从中受益。 税收总是弊大于利。为了收1美元税，你就得从某个人那里拿走1美元；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你难免会妨碍到其他人买衬衫、盖房子或是加班。当一项政策弊大于利时——当它产生“无谓损失”的时候——那就是低效率的，应该强烈反对。 防止出现无为损失的唯一一种税就是人人都要交纳固定数目的人头税，这种税不与收入、资产、购买或其它任何纳税人可控制的东西挂钩。经济学家从理论上是喜欢人头税的，尽管实际上我们知道这是解决低效率一种非常极端的办法。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建立任何形式的政府，不愿完全依靠征收人头税这样极端的方式增加财政收入的话，只有承受一定数量的“无谓损失”。然而，不同的税收政策产生的无谓损失有大有小。一项政策的无谓损失太大的话，经济学家通常会转而寻找其它替换政策。 这种分析模式——权衡个人的收益和损失——是经济学家特有的模式。当对一项政策（比方说进口汽车的关税政策）的影响进行评估时，没有经济学常识的政策分析师习惯于从政策对汽车产业的就业率、对通用汽车的利润甚至是对政府贸易和预算赤字的影响这一系列角度讨论问题。这种分析的一大问题就是它没有提供权衡利弊的标准。（汽车产业工人就业率提高4％与汽车价格提高3％是否具有相同价值呢？贸易赤字减少10亿美元又能怎样呢？） 经济学家从一个截然不同的角度讨论这一问题。我们只考虑政策对个人的影响（当然，由于个人会受到汽车工业的效益以及政府赤字的影响，因此还是要考虑这些因素的，但只是作为中间环节。）我们会问经济中的每一个个体：你从关税政策中能得到什么或是失去什么呢？这种收益或是损失会有多少呢？收益和损失包括消费者剩余的变化、生产者利润的波动、政府拿关税收益制造的福利品以及其它所有个人重视的东西。我们把得益方获得的好处加在一起，把损失方的损失加起来。如果得益方的好处大于损失方的损失，说明这项政策是可行的。如果损失大于收益——我们把两者的差值称之为“无谓损失”——那项政策就是低效的，把无谓损失作为衡量可行性的尺度。 我在这里不是要数落那些不懂经济学的人过分强调哪种分析模式更有实质意义。我们采用的这种方式是把所有人们重视的东西都考虑在内。 如果埃克森集团获得了某个偏远地区的石油开采权，当地人都认为钻井对环境的破坏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但是，一群好斗的激进矿产资源保护主义者认为石油从地下源源不断地被抽走将会打破他们平静的生活，于是一纸诉状把埃森克集团告上法庭，阻挠他们的开发进程。用理性的经济效率理论角度来判断的话，哪一方应该获胜呢？ 我搬家到华盛顿特区的那天，向一位出租车司机打听该到哪里买杂货。 “马格鲁德！”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说，“那里相当不错！我每次去那，好像总有商品在大甩卖。”     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到华盛顿消费者天真迷人的一面。（那个周后来我还问家里的保姆，到哪买小孩穿的鞋子。结果保姆大力推荐一家商店，说“店里的鞋简直都是为你度身定做的!”）说实在的，不管是在华盛顿还是其它什么地方，我至今还没见过不搞甩卖活动的商店呢。     每当我逛商店的时候，总要特意看看今天有什么特价品。香蕉便宜，我就买香蕉；苹果便宜，我就买苹果。     特价商品不断变化，几乎别指望这周还能以上周的低价买到同一种商品。有一个周，我花了59美分买了1磅的苹果。下一周我再光顾的时候发现，苹果涨价了，65美分一磅。因此我没买苹果，而买了一磅特价香蕉，才花了39美分。又过一周，香蕉涨到了49美分，但苹果便宜了，这次我扭头直奔苹果摊！     如果我想劝出租车司机不要去马格鲁德买东西，我可能会说：“马格鲁德里的东西价格疯涨。每次去都发现，价格在噌噌地往上涨！上周买的东西现在又贵了一截子！”如果真想让他印象深刻，我还可以把涨幅算给他听听：“我先是买的苹果，不久苹果涨了10％。接着又买香蕉，后来香蕉价格涨了25％。短短两个周，水果价格涨了35％！”     当然，这个小小的计算忽略了一个事实：虽然价格上涨了35％，但我还是以2个周之前一磅59美分的价格在买苹果。 这个计算与政府通货膨胀的统计报告有些相似之处。消费者价格指数（最常用的反映通货膨胀的指标，简称CPI）反映的不是今天人们购买商品的价格波动，而是过去所买的商品价格的变动情况。CPI采样的商品中，过去的便宜商品所占比例过大，而当前的便宜商品所占比例过小。结果，指数过分强调了那些价格涨幅较大的项目，夸大了物价总水平的严重性。 几年前，飞机票很便宜，而笔记本电脑很贵。人们出行打“飞的”是常有的事，但很少有随身携带笔记本电脑的。今天，飞机票越来越贵，电脑价格一降再降。像CPI这样的指数过多关注了飞机票价的上涨，却对下降的电脑价格不闻不问。如果你今年买机票比去年花钱多时，价格指数就能反映出这种变化；而你买了一台去年买不起的电脑时，价格指数却体现不出这方面的变化，因为你去年没买电脑，所以没能计入统计范畴。 通货膨胀在过去的30年中令美国政府很是头疼，即便对物价变动的测量方法修改之后，还是无济于事。通胀率是3％、4％还是5％，事关重要。比方说，社会保障金支付同CPI是联动的。一个人收入的每年涨幅如果同CPI的涨幅是一致的，那他（她）的购买能力每年也在提高，因为CPI总爱夸大通货膨胀的严重程度。 这话听起来好像是在批评统计CPI指数的劳工统计局（the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但其实没有这个意思。许多商品的物价彼此相对独立地在波动，很难建立涵盖一切、公平客观的单一指数。美国政府其实公布了好几个衡量通货膨胀的指标，但每一个都存在偏差。经济学家根据需要，谨慎地选择适合的指标。媒体总是把焦点放在CPI上，这种做法似乎恰恰体现了他们危言耸听的一贯作风。新闻报道真是一门令人压抑的艺术。 严格地讲，统计数据从不撒谎，但他们反映出的事实却常常被人误读。经济统计尤其如此。下面让我再多举几个例子。 搬到华盛顿居住之前，我住在纽约州的曼彻斯特。多年来，当地的杂货连锁是由明星市场（Star Market）和魏格曼(Wegman’s)两分天下。（明星市场现在已经撤走，而魏格曼仍旧是罗彻斯特人的骄傲，被视为有足够的实力进军纽约北部的市场。但最近，魏格曼却做出了一个令人费解的决定——停止进军外地市场。明星市场以前最常用的广告语是：“我们对‘明星’的普通顾客上周购买的商品进行研究发现，同样的一篮商品在魏格曼要贵出3％。”我相信他们讲的是实话，也相信普通消费者到魏格曼买东西，很可能要比在“明星”多支出3％。 明星市场计算时，产生偏差的方式同CPI一样。某一天，“明星”的香蕉碰巧卖得特别好，而魏格曼碰巧苹果卖得特别好。因此光顾前者的人买了很多香蕉，而光顾后者的人买了很多苹果。当然，到明星市场买一篮东西，同比魏格曼的价格要便宜；而到魏格曼买一篮东西，同比明星市场的价格，自然要便宜。只要两家店的整体价格大致相当，而单个商品价格有差异的话，出现这种现象是在人们意料之中的事情，因此没有理由说其中一家店的东西要比另外一家更便宜。 记者们喜欢用失业率来反映整个宏观经济状况。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失业正是人们所渴望得到的东西！悠闲地四处闲逛，或是追求个人的梦想，都是令人艳羡的状态。一旦扣上顶“失业”的大帽子，好似来了个180度?转弯，马上被人看成坏事。 当然，失业可能会带来负面影响，比方说，收入缩水了。记者报道失业的时候，马上就想到这些事情，所以难怪会说失业是不好的事情。但是，我们应该记住失业带来的好处——有助于降低相关的成本。当你丢了一份年薪5万美元、在装配线上的工作岗位，然后整年享受大海沙滩而分文不挣的时候，说你丢掉的这份工作一年价值5万美元，未免有点夸张。 倘若和一百年前的先人比一比，我们的工作量远远不够。先人们在条件恶劣的工厂里汗流浃背地一周工作80个小时，而我们现代人很少能做到这一点。由此可见，单看失业率，并不足以判断经济发展状况。 我们这些生活在20世纪末的人，工作量比起父辈要少很多，因为我们要比他们当时富裕得多。就业率下降意味着日子过得越来越好。随着收入的增加，工薪家庭可能觉得只要一个人外出工作就足以养活全家，不必两个人都辛苦奔波。遇到不好的年景，即使工作条件再恶劣，人们也要坚持工作。然而当日子一天好过一天，工作可以有选择的干，有可能是其它的收入来源增加，或者是乐观地认为，只要花时间去找，不愁找不到更好的工作。 如果经济中的各行各业都出现失业，有可能是日子变好的征兆，也可能是日子变坏的征兆。就个人来说，道理也是一样。当皮特一个周自愿工作80个小时，挣很多钱；而保罗每周就工作3小时，日子过得逍遥自在。谁又能说哪种选择更明智呢？不管是经济学、道德观还是直觉都无法告诉我应该选择什么而不选什么。失业，或者就业率较低，可能是人们自愿选择的结果，因此是件好事。 旁观者在看皮特和保罗的选择时，常常会认为皮特比保罗更聪明，或者更富有，理由是皮特的高收入比保罗的逍遥自在更能博得外人的欣赏。想法天真的人可能会觉得，为了公平起见，应该从皮特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给保罗，缩小两人的收入差距，但同样要求把保罗的闲情逸致分一些给皮特。如果为了公平而对皮特征税补偿保罗的话，那为何不招募保罗帮皮特除草以示公平呢？ 记者们总是忘记，我们需要的不是劳动本身，而是劳动成果。所以他们似乎永远总犯一些令人笑掉大牙的错误。比方说，有的报道竟然暗示，自然灾害可能是件好事，可以为人们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1992年安德鲁飓风横扫南佛罗里达的时候，飓风“无害论”就相当流行。根据当时新闻媒体的说法，重大天灾发生的时候，人们总是争相重建家园，这里面就存在潜在的利益。我怀疑那些记者有没有先从自身入手，检验一下这种说法，比方说，每过一段时间就在自家的墙上挖个洞，然后自己雇自己，把洞补起来，过过当水泥匠的瘾。 盖房子并不是什么好事，拥有一幢房子才是好事。因为渴望有一幢房子，所以才值得花费人力、财力去盖房子，但人力、财力花费越少，你得到的好处就越多。一个社会中，经过众人数月的努力，使原有自然资源得以恢复，不能说整个社会因此比以前更加富有。 我们常常只看到事实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当我去一家餐厅吃饭，向服务员要一个不吸烟区的座位时，常被告知吸烟区的座位腾出来的速度比较快。这样一说，我倒觉得吸烟区可能不会那么拥挤。这似乎是一个有趣的经济谜题。当我在吃午饭的时候，给大家讲这个谜题的时候，我的一位头脑比较清楚的朋友马克比尔斯指出，餐厅没理由教你这种不吸烟的人如何缩短等餐时间。可想而知，很多吸烟的食客也以为不吸烟区的座位腾出来的速度比较快 。 公元前10世纪，希巴（在今天的也门共和国附近）女王独占了香料、没药和乳香通往地中海地区的运输事业。当以色列的所罗门国王威胁要抢夺她的市场时，《帝王列传》有着这样的记载：“她率领着一支庞大的运输队，队伍拉着驮满香料的骆驼，载着数不清的金子和宝石，浩浩荡荡地来到耶路撒冷，想要借此达成某种协议”。两千八百年后，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600;斯密指出：“除了密谋蒙骗大众或者哄抬物价，生意场上的同行很少坐在一起，即使在喜庆或娱乐场合也不例外。” 勾结就跟性一样，是一种古老而无处不在的行为。所以当两家产品十分畅销的公司勾结在一起有所图谋，一点儿也不令人惊讶。 在性和婚姻的市场中，男人为了女人你争我夺，女人为了男人也互不相让。但是男人的竞争方式有别于女人，一部分原因是他们总惦记着一夫多妻的美事儿。从生物学和社会制约两个角度或许都可以为男人的这种倾向找到一部分答案。比如，从生物学层面上说，如果你的“种子”每天都能再生，那广泛“撒种”是个很好的繁殖策略。但是如果你的“种子”一年才能产出一次，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一位伴侣身上才是上策。当然，例外情况也很多，不管男人还是女人，都有不适用于这种形态的人。但是我们更常见到的情况是，“女人想找一位能满足她所有需求的男人，而男人却想找尽天下能满足他的一种需求所有的女人。” 在允许一夫多妻制的社会中，差不多每个男人都有好几个妻子，但没有几个女人有多个丈夫。睾丸素分泌旺盛的男人们幻想着能在这样的社会里过上更好的日子。可是一旦美梦成真，他们中很多人都会大失所望。每当有一个男人讨了四个妻子，就有三个男人找不到老婆。你可以改变婚姻法，但无法左右数学法则。 在人人都想要四个妻子的社会中，女人争夺战势必会异常激烈。即使哪个男人获得了胜利，也是用昂贵的代价换来的。女人在这种社会中犹如天之骄女：追求者越来越多，而且每一个追求者为了脱颖而出都表现地格外的体贴和恭顺。共进晚餐的时候，到哪就餐更有可能是女人说了算，而最后付帐的任务倒更有可能落在男人的头上。已婚男士，为了防止自己的老婆红杏出墙，争着抢着做家务活。 即使一夫多妻制是合法的，但大多数乃至所有的女人还是赞同一夫一妻制。结果到了今天，一夫一妻制都没怎么发生变化。不过现今的世界和以前还是大不相同了。今天，我和我太太为了该谁刷盘子而吵了起来，刚开始我俩还势均力敌。但如果在一夫多妻制的社会中，我太太可能就会暗示说她已经考虑要离开我，跟对街的张三李四结婚去。最后我只好举手投降洗起盘子来。两个人过日子，出现的大大小小的冲突中，妻子们会有更大的决定权，比方说，要生几个孩子、住在哪个城市、由谁来做晚餐以及在宁静的夜晚看电视由谁掌握遥控器等。 一夫多妻制的社会中，男人就像香料商人，必须时时刻刻地保持警觉，防止竞争对手的入侵。商人是这样做的：大家商量好，划分各自的地盘，井水不犯河水。历史上的某段时期，男性也曾做过同样的事情。依据习俗和法律，男人们勾结在一起，规定每个人只能找一个妻子。违约的情况时有发生，但在经济学家看来，这些都是意料之中的事儿。 事实上，禁止一夫多妻的法律，正是教科书拿来讲解卡特尔理论的典型例子。一开始相互竞争的生产商，后来竟勾结在一起谋害大众的利益，说到底就是谋害他们顾客的利益。生产商们一致对产量进行限制，借以哄抬价格。但是价格高了，违反约定的情况就多了起来。每一家生产商都想扩大自己的产量，以致超出了协议规定的产量上限。最终，卡特尔联盟瓦解。为了防止瓦解，除非让条约具备法律约束力，可是就算那样，还是会有违约的情况出现。 每一本经济学课本都会讲到本章开头的那个故事，两性关系中的男性也有同样的故事。刚开始的时候，男人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后来他们勾结在一起瞄准他们的“顾客”，也就是可作为结婚对象的女人。勾结的产物就是一纸协议，规定每一个男人都要节制自己的求爱行为，从而提高全体男人的谈判筹码。可是他们的地位提高后，背信弃义之徒也开始冒头，有些男人追求女人的数量超过了协议规定的数量。这种卡特尔维系下去的唯一办法就是采用法律手段加以约束。但即使是这样，违背协议的现象还是层出不穷。 三千年以来，卡特尔的变化十分有限，但骗人的花招却不断翻新 1991年，人们发现包括麻省理工学院和常春藤学校在内的“重叠集团”（Overlap Group），共商维持高学费和低助学金。“重叠”的解释至少很有新意——避免学生在选择学校时，对学费过分在意而影响自己作决定。如果美国三大汽车生产商被人逮到密谋维持高价，他们可能不会想到拿这样一个高尚的目标作挡箭牌——避免顾客在选择车子的时候，太?意价格而影响了他们的决定。 如果“重叠”厚颜无耻地宣称其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造福它的受害人，男人完全也可以说，禁止一夫多妻制的法律，目的是为了保护女人。但是，禁止男人同一个以上的女人结婚的法律，与禁止企业雇用一位以上员工的法律，本质上并无二异。在我看来，一旦这样的法律付诸实施，企业会一口咬定这样做是为了保护员工。谁能相信他们的鬼话呢？ 从理论上说，只要有执法机制可以利用，任何竞争性团体都会蠢蠢欲动，意图勾结。两性中不止是某一特定性别才有这种情况。男人会合谋算计女人，女人也一样能合谋算计男人。 当企业成功地研究出一种花费不菲的产品改良新方法时，在利润的驱使下，他们可能会勾结起来阻止这种新产品上市，因为这样做反而对他们更有利。一些极富创意的公司本来有志于成为市场的的创新者，独享丰厚的利润盛宴，却因这种勾结而不得不收敛野心。卡特尔为了延续下去，最需要的就是一部禁止创新的法律。因此他们不惜动用庞大的资源进行游说，推动此类法律的通过。 现代科学技术为女人提供了五花八门的新奇手段去吸引男人，不过这些手段都很“烧钱”。比方说，节育新方法和硅酮隆胸术。女人因此付出的不只是金钱，还要拿自己的健康冒险。 拦住这些产品不允许它们上市，对女人是很有好处的。这样做就好像福特、通用以及克莱斯勒三大汽车公司不让新汽车技术问世，对顾客提供更好的服务。一般来说，这三大汽车生产商私下都会犯嘀咕，说不准哪家公司有一天会首先打破协议。如果能有办法把创新裁定为非法行为的话，这三家的高级主管们晚上准保睡个踏实觉。 同理，女人可不能随随便便地签个协议就同意实施整形手术或使用危险的节育方法。理由有二：首先，协议涉及的人太多；其次，背信违约的行为也很难控制。唯一的出路就是禁止这些产品上市，所以女权主义者为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积极争取女性堕胎权的政治游说团体可能会同时反对女性享有选择胸罩的权力。如果女人是理性的、有智慧的生物，就能够掂量得出避孕可能引发的健康风险（更别提其他更大的风险了），而且也能够理解硅酮隆胸术或者荷尔蒙节育装置对健康的潜在威胁了。 卡特尔理论认为，女权主义者是对的，而我刚才提出的反对意见是错误的。如果法律禁止创新，生产商的日子就会好过得多。通用汽车有能力拍板决定是否要采用某项新的汽车技术，但同时还是希望法律能禁止这种技术的问世。这不是出自“搬石头砸自己脚”的顾虑，而是为了保护自己免遭竞争对手的伤害。 曾经有一位经济学家想要了解橄榄球。他对所有的规则都一清二楚，但就是对球赛本身提不起兴趣。所以，他决定好好观察一下那些优秀的教练，从他们身上学些东西。     每次看比赛，这位经济学家都不厌其烦地对整个赛程，以及一些可能相关的环境条件进行记录。每天晚上，他还会进行复杂的统计测验，以期从资料中发现一些隐含的类型。慢慢地，研究开始出成果了。他发现，四分位 的传球方向往往与接球者的跑动方向一致，带球跑的人通常往对方球门柱的方面跑动，最后一分钟内想攻下三分球的球队往往是落后一两分的一方。 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的主席有一天对凌空球的踢法表示了担忧。他认为，比赛中，球员踢凌空球次数过于频繁，不利于比赛的进行。（外界一直弄不清楚他为什么会这么想，不过个中理由他自己肯定很清楚。反正主席下定决心想要对凌空球加以限制，还时不时地向自己助理咨询好的建议。 其中有位刚拿到MBA学位的助理迫不及待地说，他上过一位经济学家的课。这位经济学家特别棒，对于球赛的方方面面都如数家珍，还曾建立了非常全面的统计模式，能够预测球队的表现。他建议聘请这位经济学家，协助研究球员喜欢踢凌空球的原因。 联盟主席约见了这位经济学家，后者揣着一张大面额的支票回家了，受命找出球员爱踢凌空球的原因。几个小时后（他的服务是按小时收费的），答案找到了。一大摞的电脑报表解开了管理层的困惑：球员总是在第四挡踢出凌空球。 但是这位经济学家受过科学方法的训练，知道描述过去不如预测未来，更能吸引大家的眼球。因此，在面见主席之前，他把得出的模式付诸实践进行验证，看了几场球赛，事前预言所有的凌空球都会在第四档出现。预测得到证实后，他意识到自己有了一个重大的科学发现。 然而，联盟主席花钱聘这位经济学家不是让他进行纯粹的科学性研究。知识本身或许能令哲学家感到满足，但主席却注重研究的现实意义，他不是想要了解凌空球的一二三，而是要让这种踢法从赛场上消失。 所以，他打发经济学家回家，要求后者提出一个具体的政策建议。几次碰壁后，经济学家灵机一动，有了主意。球队如果只有三档机会，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为了验证这一想法，他编了一个程序，模拟只许推进三档的球队在比赛中可能出现的行为。他把对凌空球所了解的一切都编进了程序。一再模拟的结果证实了他的猜测：凌空球只会在第四挡中出现，如果取消第四档，就可以避免凌空球出现了。 看着经济学家提供的证据，联盟主席眼前一亮，于是马上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宣布要改变橄榄球赛的规则。从现在开始，比赛球队只有三档推进机会。主席满怀信心，滥踢凌空球的现象将彻底杜绝。可是，实际情况却是，球队开始在第三档踢凌空球。主席决定再也不跟经济学家打交道了。 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正是20世纪政策分析的主力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经济学家了解了统计学。新生的计量经济学帮助我们深挖隐藏在经济数据中的模式，并检验这些模式有没有可能再次出现。经济学家紧密地跟踪消费行为、投资决策、农业产出、劳动力供给、金融资产的出售以及其它一切他们能够想到的方面。统计数据显示出高度的一致性，完全可以精准地预测未来，这一结果令所有经济学家都喜出望外。 曾经有一个时期，经济学家对宏观经济的预测非常准确，这对现代美国人来说，可能很难想象。不过黄金时期没有维持多久。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问题可能就在于，政府开始重视经济学家的作用了。这一变化可以说毁了一切，让我们以一个经济学家所做的事情为例，他曾是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的顾问，现在任职于美国政府，协助制定经济政策。 政府的目标是振兴农业生产。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受命研究谷物市场，并设计一套政策，让美国老百姓早餐可以吃到更多的玉米片。 这位经济学家首先要做的就是对玉米片的消费情况进行调查。经过几个月对数据资料的研究，终于发现了想要的统计常态。普通家庭每个月会买两盒玉米片。这个行为具有很高的一致性。比方说，税后收入如果有小幅的变动，几乎不会对玉米片的销售产生任何影响。 这位经济学家生性多疑，不愿意完全依赖历史数据。于是他开始用理论来检验自己的预测。他预计，在未来几个月里，不管收入是否小幅变动，普通家庭每个月还是会购买两盒左右的玉米片。他的预测不断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成功的喜悦仿佛让他回到了青年时代——首次发现球赛中第四档与凌空球关联的那段风光日子。 经济学家的上司对他的发现很是高兴，而对他把这一发现作为政策提案——政府每月应为每个家庭提供两盒玉米片——的依据时，更是赞赏有加。要推动这一计划，只要小幅地增加税收就有资金了，但是我?知道，小幅加税不会对玉米片的销路产生多大影响。因此普通家庭每个月还是会到百货店买两盒玉米片的。再加上政府供给的两盒，每个家庭一共吃掉四盒，消费量正好翻了一番。 我女儿两岁的时候，从科罗拉多幼儿园小班以最优秀的成绩顺利毕业了。两年后，又从犹太社区中心的学前班拿到了第二份文凭，之后我们一家子就回到了纽约州。 在以“地球的朋友”为名的毕业典礼上，我坐在下面，听着那些四、五岁孩子在台上大谈安全能源、大众运输系统以及可再生能源。他们反复提到的主题就是“享有权利，须担责任”，“既然生活在这个星球上，就有责任去爱护它。”当然，托马斯﹒杰弗逊说过，能生活在这个星球上，不仅仅是人的特权，更是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不过那个时候的他可没上过什么幼儿园。 以前也听女儿讲过类似的话，于是我萌生了一个念头，或许有时应该对她进行反洗脑。在毕业典礼上听着那些还不懂看书写字的小孩子，生搬硬套一些政治式的教条，我于是下决心要找老师好好谈谈。不过，当老师问我，究竟对演讲词的哪些地方不甚满意时，我没有回答。当环境保护越来越成为一种侵入性的国民信仰时，当四处指责我们道德扭曲、心理失常时，我们这些反对者越来越坐不住了。 女儿从幼儿园学到的天真的环保观念，其实是一种强迫灌输的信仰，集神化、迷信以及仪式主义于一身，与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衍生出来的许多声名狼藉的教派颇为相似。抵制恶宗教最有力的武器就是提出好的科学理论。破除占星术的最佳方式就是科学研究方法，反驳天真的神造论最好的证据就是生物进化论，回击天真的环保论调最有力的武器则是经济学。 经济学研究的是各种相互冲突的偏好。当环保论把偏好的问题升级为道德问题时，就已经超出了科学的范畴。在荒地中开路与修建一块停车场两种建议发生冲突时，本质上是喜欢荒地者与期望停车方便者之间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双方通过操纵政治和经济体系，都想让自己的偏好占据主导地位。因为只能有一方获胜，所以另一方必定失败，所以双方打得很苦、很艰难。 不过，自第一个地球日诞生的25年后，出现了一种丑恶的新论调——一方坚信自己的偏好是对的，对方的偏好是错的。经济学努力去回避这种道德预设，而环保论却大力拥护这一立场。 经济学强迫我们去正视一种基本的对称性。冲突源自每一方都想以自己的方式分配同一种资源。甲保住了自己的林地，乙则无法修建停车场；而乙想要停车场，甲的林地就保不住了。这个道理与道德无关，不应该打着道德的旗号去谴责甲乙任何一方。 对称性还有其更深层面的涵义。环保主义者声称，应该先保住荒地，停车场其次，因为一旦盖起了停车场，一切都将无法挽回。当然，他们说得没错，但是忽视了一个事实——不建停车场的决定也一样无法挽回。 除非我们今天就建停车场，否则就会失去明天停车的机会，即便以后还有机会，毕竟无法取代明天所失去的机会。 环保主义者还有一个说法就是，留住荒地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造福子孙后代。我们有什么理由一定认为，后代子孙宁肯继承荒地，而不要能产生利润的停车场呢？这是所有认真的科学探讨必先提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