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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8月8日，全中国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北京，屏息等待那一激动人心的时刻。这一天，河北省委常委、唐山市委书记赵勇也来到了北京，但是他的轿车却没有直奔鸟巢而去，而是驶向朝阳使馆区的一栋白色小楼。 这里是瑞典驻中国大使馆，在这里赵勇会见了瑞典驻华大使林川，双方就合作建设曹妃甸国际生态城事宜进行了深入洽谈。会谈期间，工业区管委会还与瑞典斯维可（SWECO）规划设计公司签署了曹妃甸国际生态城30平方公里概念性整体规划协议和曹妃甸可持续发展中心设计补充协议。 赵书记和林川大使并非第一次见面。早在几个月前，在唐山市邀请的五家国内外一流的规划设计机构--荷兰德和威（DHV）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英国奥雅纳（ARUP）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美国易道规划设计公司、清华规划设计院和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为曹妃甸生态城市所做的项目报告评审会上，在生态城市建设上已经做出成功探索的瑞典和意大利的代表作为评审顾问应邀出席。 一轮评审下来，瑞典和意大利对这个项目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积极要求参与其中。于是就有了后来的沟通和合作。 一个项目，请来七家世界顶级规划机构做规划研究，作为北方经济重镇的唐山大有“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之感。之所以如此大费周章，不惜重金，是因为生态城的研究和设计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个新的课题，生态城市的做法没有固定之规，所以只能是找到目前在这条道路上走在前面的几个国家的顶尖机构，相互参照，以求找到一条更为合适的道路。 当各家将方案呈现在唐山市委市政府面前的时候，却着实让人犯难--各有千秋，难分胜负。而且更困难的问题是，这几家外国公司所在的国家都是在生态城市探索上走在前列的发达国家，无论是经济发展阶段还是城市发展阶段与中国都不尽相同，所以带有他们城市探索痕迹的方案让唐山市领导难以选择。赵书记对这个项目的要求非常明确“世界领先，中国气派，唐山特色”。如何评判，如何将生态城市探索的普遍经验与中国城市发展的实践相结合，这是这个过程中最大的难题。 赵勇书记在规划方案评审会上明确谈道：“要抓紧再深化生态城的战略研究，战略规划非常重要，要提出未来城市的一整套理念、原则、要求，它是评定一个城市，跟别的国家合作什么、怎么合作的标准和依据，下一步的关键就是尽快制定战略规划。” 在此背景之下，工作室介入曹妃甸国际生态城发展战略研究…… 聚焦曹妃甸 曹妃甸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为何吸引了如此之多的目光。 曹妃甸第一次引起人们广泛关注应该是在2001年前后，由于奥运以及北京城市战略的调整，以首钢为代表的一大批能源化工型企业开始从北京外迁，搬往曹妃甸。于是，深水良港、工业重镇等标签与曹妃甸这个带有几分浪漫色彩的名字联系在了一起。 实际上，早在上个世纪初，曹妃甸就已经进入了治国者的视野。 90年前，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曾提到建设北方大港的梦想。“兹所计划之港，在大沽口秦皇岛两地之中途，青河滦河两口之间，沿大沽口秦皇岛间海岸岬角上，该地为直隶湾中最近深水之一点”。孙中山先生心目中的北方深水大港指的就是曹妃甸。 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从珠三角、长三角向环渤海地区转移，唐山人才得以将此开发建设的百年梦想变成现实。 如今的曹妃甸，已不再是沉寂的沙岛，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现代化施工机械作业的繁忙景象。目前已通过吹沙造地形成100多平方公里的陆域；已建成25万吨级矿石码头、30万吨级原油码头以及年吞吐能力2亿吨的煤码头；首钢京唐钢铁公司、中冶集团、中材集团、中石油、中石化、华润电力等一批大型企业已落户曹妃甸。2007年，在曹妃甸地区发现了油气储量超过20亿吨的南堡大油田。产业和人口的加速聚集，迫切需要一座功能齐全的城市与之相配套，从而实现港口、港区、港城三位一体、协调发展。 预计到2010年，曹妃甸将汇集40万人口，一座中型城市呼之欲出。无论以什么样的形态呈现，这40余万人要解决居住、生活、休闲、教育的问题，这是一座城市的硬性需求。 但是，到底要建一座什么样的城市？ 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前所未有，中国城市化带来的生态、社会问题也前所未有。当苦于城市病的人们有机会打造一个全新城市的时候，自然会思考：有没有可能走出一条新型城市化道路？在这样一座城市里，人生活在自然之中，抬头能够看到繁星满天，抬脚就能享受到鸟语花香；在这样一座城市里，人与人之间不再有隔膜，不再形同陌路，而是邻里融洽；在这样的一座城市生活，距红尘不远，购物娱乐交通都很方便，离自然又很近，可以充分亲近大地。而且，这样一座城市的运营，不以牺牲周边或者更远的地方的水、能源和其他的资源为代价，它能够自给自足，能耗降到最低。 建造这样一座城市是可能的吗？还是只是虚无缥缈的乌托邦？ 无论如何，这应该是我们的目标。 曹妃甸所在的唐山是一座了不起的城市。这座有着悠久工业传统的城市在33年前的那场大地震中几乎被抹为平地。地震以后，曾有人预言“唐山将从地球上消失”。但是33年之后，唐山不但没有消失，反而重新建起一座现代化的新城。 这座年产值占河北省五分之一强的北方明珠在中国的第三极--环渤海经济圈中地位极其重要。“面向大海有深槽，背靠陆地有浅滩，地下储有大油田”，这是唐山独特区位和资源的真实写照。在首都世界城市群中，唐山既承接了北京部分城市功能的外溢和延伸，例如新首钢整体搬迁，又依托着200公里的海岸线和曹妃甸天然深水港资源，不仅是河北经济发展的超级引擎，也是京津冀滨海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抓手，更是中国走向世界利用全球资源的洲际门户和发展平台。 唐山是胡锦涛总书记确立的，中国要建设的第一个科学发展示范区。唐山市委市政府在考虑唐山市全局发展战略的时候，是将为曹妃甸工业区配套的曹妃甸城区作为科学发展示范区的核心项目来做的。它不只是一座卧城，更要成为一座活力之城；不是仅仅作为港口工业区的配套之城，更应该成为拉动唐山发展的双核之一。它从一开始就注定不是一座普通的城市，而要成为科学发展观的样板。 曾经轰动一时的中新生态城项目，本来准备就在这里落子。由于种种原因落子天津之后，曹妃甸建设生态城市的脚步丝毫没有变慢，相反迈得更快，也更坚实。最直接的原因是这么多大企业，这么多人的硬性需求在这里摆着，建设一座现代化城市迫在眉睫。 扫描世界生态城市 人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重视生态的呢？是因为吃到了被污染的大米，还是因为遭到了酸雨的洗礼，是因为发现在城市再也很难看见满天的繁星，还是发现一个“寂静的春天”几乎要让人不寒而栗。 所谓“人的秉性是要失去了才知道珍惜”，这句话用在人对于生态环境的态度上再合适不过，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是在环境已经遭到破坏，在生态已经严重恶化的时候，人们才会对生态投去关注的目光。 如今，没有人再质疑人对于生态的破坏已经对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造成了难以挽回的影响，需要争论的只是我们应该怎么办。人类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对生态造成破坏的，当人还只是生态链中的一个环节的时候，他所能做的只能是适应自然，他所做的一切都在自然的承受能力之内。 伴随着工业革命，人类活动给自然带来的改变大大超出了自然的承受能力。被机器释放出来的能量如同潘多拉盒子中的魔鬼，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第一次既没有伙伴也没有对手，需要面对的只有他自己。缺乏自制力的人类开始了对自然的疯狂攫取，生态开始成为问题。 当人们生活的要求得到满足之后，再来环顾周围的世界，才发现已经面目全非：资源难以为继，环境不堪忍受，生态濒临崩溃……人们开始反思工业化城市化的道路，开始反思经济增长的模式，甚至重新开始思考人类社会的价值追求。 20世纪60年代，西方世界爆发的一连串生态事件直接促动了人们对生态环境的重视和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注。尤其在对不同规模的经济体（社区、城市或更大范围）的可持续发展可行性探讨上，人们做出了种种尝试。 由于出发点不同，发达国家形成了不同的生态城市理论和实践，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紧缩城市开发模式、公交导向开发模式、社区驱动开发模式、自然环境开发模式和绿色技术开发模式。 所谓紧缩模式，其核心思想是通过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和土地功能混合使用规划，辅之以城市公共交通政策的实行与社区生态化措施的推行，来减少资源的占用与浪费，提高城市的活力，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公交导向，顾名思义就是通过发展公共交通减少人们对汽车的依赖，公共交通的发展也是紧缩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 社区驱动模式的代表是日本的北九州岛。日本是个地少人多、资源短缺的国家，所以日本人的生态危机意识也更强烈。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减少垃圾、实现循环型社会为主要内容的生态城市建设，提出了“某种产业产生的废弃物为别的产业所利用，地区整体的废弃物排放为零”的生态城市建设构想。这种模式主要是通过政府、企业和居民共同努力来治理环境污染，克服公害，对于由于工业高速发展已经形成严重大气污染的城市非常有借鉴价值。 自然环境开发模式是指最大限度地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新加坡。要达到这种效果，往往要将城市生态系统网络化，将生态系统与市民休闲娱乐空间规划紧密地结合起来，并且在城市中出现原生态化的生态飞地。 绿色技术开发模式利用大量绿色技术措施来达到城市生态的理想目标，如用绿色植被覆盖城市空间和建筑物表面，推广建筑节能技术材料，使用可循环材料、太阳能外墙板、中水和雨水的处理再利用设施、封闭式垃圾分类处理及热能转换设施等。这种模式就是将生态系统作为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使用可再生绿色能源和生态化的建造技术。尽管由于造价的原因，这样的住宅还无法普及，但这样的实验从建筑层面为那些难以重新规划的城市实现人工生态系统的改进提供了一种可能。 最震撼的探索在迪拜。迪拜以敢于“造梦”著称，在生态城市的探索上也同样如此。在阿联酋阿布扎比市机场皇室专用航站楼对面的沙漠上最新规划了世界上第一座理想中不靠能源驱动、不产生环境污染的概念生态城市--Masdar城。 这是一座用钱堆出来的城市，所有最先进的绿色技术应有尽有。预计于2016年竣工的Masdar城中将没有汽车，所有汽车都必须停放在小城之外。在城区内，配备了完善的交通网络，从任何一个地方出发到最近的交通网点和便利设施的距离都不超过200米，人们可以选择步行、自行车和其他环保交通工具。城内电车是其中一种方便的公共交通工具，设计中的公共电车无人驾驶，并且在半空中的轨道上行进。在城市发展战略的制定中，规划了与城市发展目标一致的科技研发、教育培训、现代服务等生态产业。生态城内除了大量居民住所，还有政府办公楼、大学、博物馆以及各种教育、娱乐设施。商业区至少能容纳1500家公司，为了吸引企业入驻，政府推出了一揽子优惠政策，包括一站式服务、税收优惠、知识产权保护等，特别优待与城市宗旨相同的、经营先进的能源技术投资者。 以上国外生态新城开发模式案例对于中国的生态城建设都有启发，但也有各自的问题：比如紧缩城市的开发模式可以在单位面积上增长产值和效益，但“紧缩”又可能带来环境的恶化和城市空间高密度的不合理性。再者，这些模式都缺少与城市经济发展的关联性，这对于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中国来说，还面临经济发展和环境生态平衡的协调问题，这方面发达国家的探索很难给出可以借鉴的经验和样板。 中国特色的生态城市 将生态城市的方方面面高度凝练成为三个标准--环境生态、经济生态与社会生态之后，我们不难看出：由于国内外经济发展阶段和城市发展阶段的不同，对于生态城市关注的侧重点也不尽相同。 国外的城市发展已经定型，所以对于生态城市建设更多强调环境生态和社会生态，对经济生态的强调远不如前两者。但是中国却不一样，在中国建设生态城市，尤其是放到曹妃甸这个具体的案例上来看，首先要强调的必须是经济生态。 不是说不重视环境生态和社会生态，这是一个分阶段的过程。在城市建设过程中肯定要注意环境生态，这也正是唐山市政府急于推进曹妃甸整体规划的原因，但是如果没有经济生态的保障，对环境和社会生态的强调如同无源之水，势必难以持久。 对于经济生态的认识，也是历经变迁。生态经济模式就是摈弃传统的经济模式，发展一种使资源、环境得到良性高效利用的模式，从最初的环境治理到现在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不断深化认识的过程。 从20世纪60年代“生态经济”的概念提出以来，大约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生态经济开始关注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矛盾，关注如何解决环境问题、生态不平衡问题和如何解决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枯竭的问题；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生态经济开始强调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强调经济系统的改善，关注物质闭环循环利用，“循环经济”的理念开始深入人心；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生态经济转向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模式，关注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 产业是城市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源泉，是生态城市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生态城市最直接的诉求就是发展生态经济产业，建立“既不会使资源枯竭，又不会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产业。 纲举目张，在这样的战略思路指引下，无论是去审视生态城市的各项指标，还是去指导生态城市的空间设计，都能够成竹在胸。无论是做规划设计的公司，还是最后评审方案的政府官员，都能够做到有章可循。再多的创意，也不至于跑题，再多的想法和设计，也不至于混淆了本意。 围绕着这一战略思路，我们对曹妃甸生态城的战略定位、功能定位以及空间和产业定位提出了一整套的方案，方案得到了委托方的高度评价，并且按照这一思路在和规划设计公司一起进行新一轮的规划调整。 战略思路--以生态经济为纲 生态城市从广义上讲，是在人类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按照生态学原则建立起来的社会、经济、自然协调发展的新型社会关系，是有效地利用环境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狭义地讲就是按照生态学原理进行城市设计，建立高效、和谐、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人类聚居环境。“生态城市”概念是在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人与生物圈（MAB）”计划研究过程中提出的，一经出现，就立刻受到全球的广泛关注。关于“生态城市”概念众说纷纭，至今还没有公认的确切的定义。 城市本来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正是因为人们过于强调某一些方面，才导致了这个复杂系统的失衡，最后导致城市发展的种种问题。“生态城市”的提出正是要把那些人们以前忽视的关系重新纳入到城市发展的考虑之中。 不同阶段的人们对于城市发展有着不同的要求，同样，在建设生态城市的时候也会针对前一阶段城市发展的偏颇进行不同侧重的纠正。按照发达国家打造生态城市的方式，或者从交通导向，或者从降低能耗的角度切入，都没有把生态经济的发展放在最为显著的位置上，因为对于他们来说，经济已经进入到平稳发展阶段。而在中国，正处于上升期的城市需要强有力的经济增长的支持，不解决好自身生态经济增长的问题，生态城市的建设就坚持不下去。在生态城市建设所涉及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中，这是最主要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