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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香港走到深圳的不仅有香港人，也有台湾人，还有美国人、日本人，这些先行者都嗅到了大陆特区投资的机会，悄悄试水，试探着把脚伸到了河对岸。 商人的市场嗅觉总是敏锐的。 1978 年12 月17 日，中美双方发表《中美建交合作公报》，宣布从1979 年1 月1 日，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第二天，一个叫亨达的美国人就跟中国粮油集团签署了一份合同，获准向中国出售第一批瓶装可口可乐。亨达就是可口可乐亚太分部的负责人。协议确定，可口可乐以补偿贸易方式及其他支付方式，向中国主要城市和旅游区提供制罐及罐装设备，设立专厂装罐装瓶，在中国市场销售。在罐装厂建立之前，由中粮公司采用寄售的方式先行销售可口可乐饮料。协议还有一条规定："仅限于在涉外饭店、旅游商店出售。" 此举大大刺激了可口可乐的竞争对手百事可乐。 1979 年8 月28 日，在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深圳设立经济特区的短短一个月后，百事可乐在香港的业务代表李文富就向深圳市政府写了一封信，表达到深圳投资设厂的意愿。李文富是菲籍华人，他很快得到回音并被约来深圳进行洽谈。从双方代表开始接触到1981 年2 月签约，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不辞劳苦地两地奔波。 在双方的诚意和共同努力下，很快就建立起深圳市饮乐汽水厂。李文富兼任深圳市饮乐汽水厂董事会董事。 在来往香港和深圳的路途中，在深圳路段，李文富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因为当时香港的汽车还不能开过来。百事可乐就是李文富用自行车驮到深圳的。 根据协议，我方提供5 000 多平方米的土地，百事可乐提供设备和50 万美元的流动资金，80% 产品外销，港币结算；20% 内销，以人民币结算。合作期15 年，前5 年，企业利润我方55% ，百事可乐45%；5 年后，我方利润60% ，百事可乐40% 。 饮料厂很快建成投产。百事可乐进入中国市场输给了可口可乐，但是在建立罐装厂上却抢了先。在这场商业竞争中，比的是政治敏感度。1972 年，中美恢复外交关系，可口可乐就在北京设立了办事机构，临时办事处就设在王府井街口的北京饭店。但是在建立罐装厂时，他们却要和上海的正广和汽水厂合作，遭到意想不到的抗拒和抵制。上海的报纸发表文章，指此举是卖国主义、洋奴哲学，引进可口可乐就是引进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就是打击民族工业。可口可乐的罐装厂建设被迫拖后。 后来，有人埋怨中央没有及时地把上海浦东同深圳、珠海等列为第一批经济特区，延误了上海的发展。事实是，当年上海不一定肯当这个特区，不一定肯承担背资本主义黑锅的风险。可口可乐罐装厂被赶出上海就是一例证。 而百事可乐却从深圳特区打开缺口，变被动为主动，抢先建起罐装厂。由于在建立和发展百事可乐公司在中国的业务和促进双方良好合作方面做出了贡献，李文富从百事公司在世界14 个销售区的15 000 多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赢得了百事可乐每年两个名额的杰出奖之一，百事可乐集团公司总裁亲自远涉重洋，从美国专程到香港向李文富颁奖。 在深圳，除了香港和台湾，日资企业占第三位，那么谁是到深圳投资的第一位日本企业家呢？ 1980 年夏天，一列陈旧的货车，从香港方向飞驰而来，驶过罗湖桥，停稳在深圳火车站。货厢沉重的铁门打开了，拥挤的人群从车厢里跳下来，向出站口涌去。一位衣冠楚楚的中年男子，落在人群的后面，一边用纸巾擦着额头上的汗水，一边用探询的目光环顾着四周景物，缓缓地向出站口走去。他看上去大约四十多岁，身材适中，面色温和。他，就是日本投资者二村宽。这是他取道香港，首次踏上中国大陆。 二村宽是日本东京自动车株式会社总经理，另外还拥有两家企业。他从未投资海外，这次是他第一次尝试到海外投资，他选择了中国，而且首选深圳特区。这次探访，达成了中日合作投资华日汽车有限公司的协议，并很快实施。 后来，二村宽风趣地说："别人是到凉爽而又环境好的地方去投资，我到这个又闷又热的地方投资，当时心里真不是滋味。来深圳时正巧是夏天，我乘着一列很破旧的好像是用来装猪的货车，从香港上车时人又多，排队等候，挤上车后根本没有地方坐，车厢里又闷热又臭。那时，心里确实很不舒服，但是，我咬着牙，决心到中国看一看。" 二村宽认为，合资建厂最重要的是人的理解与配合，因此他把工厂取名"华日"。二村宽原是丰田公司的员工，"华日"因此成为中国第一家丰田汽车特约维修厂。 寻根溯源，在深圳还能找到到大陆投资的第一家台资企业。1981 年，台商投资的"深圳华侨家私厂"厂牌是由国务院侨办主任廖承志亲自书写的。台商张清源生在台湾，祖籍是福建清源县。他是假道香港到深圳投资的。工厂建成以后，他过来深圳的时间不多，主要是委派香港和大陆的人员管理。这家小厂虽然只有一百多人，但生产的家具质量上乘，打入国际五星级的日本帝国酒店等国际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