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疯子”李书福——李国顺案带出的资金秘密

汽车“疯子”李书福的第一个炮仗放响了。但只是在浙江，也许最多还有江苏炸开了。虽然李书福造车已经拼到了疯狂的地步，甚至在他雇用工人的时候，他的父母还抹着眼泪担心将来万一吉利车出了问题，这些人该怎么办，但对于汽车界来说，他的这个炮仗也就是一个土炮仗而已。这个小弟弟能长成什么样，他们并不关心。 但是这个“疯子”可从来没把自己当成一个土炮仗。如果只是想赚点快钱，他就不玩汽车了。偏执狂之所以成为偏执狂，是因为他总是在条件不具备的时候想干些大事，比如说建个五百强企业什么的，并且关键是他会去做。而李书福就是这么个角色。 那么富翁李书福在造汽车的时候到底“穷”到什么程度？他又是怎么把汽车玩起来的？我们已经看到了他借牌照的过程，但他有足够的钱吗？ 在造车之初，关于李书福的投入资金一直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李书福投入了1亿元人民币，一种是他自己对外提及的说法，投入了5亿。但是就当时李书福的实际情况来看，他投入汽车的钱应该只能在1亿左右。 不错，李书福十年的商海闯荡应该为他积累了不少资金，而且李家兄弟到1999年之前，在汽车业内也一直是合资经营的，直到1999年才分开。但是之前十年，李家兄弟经营的诸多工厂生产的都属于轻工业产品，产值最高也不过数亿。就算有50%的毛利润，十年的积累也不过几亿资金，何况十年中还有积累和投资失败的经历，李书福在海南房地产上的失败就达几千万。 更重要的是，李氏兄弟在进入汽车业的时候，原来的建材厂和摩托车厂都还在正常运转，只是李书福自己更多地转向了汽车。工厂的正常运转当然能给李氏兄弟带来资金上稳定的来源和心理上的平稳过渡，但从一个正常运转的工厂抽出很多钱来支持汽车生产是不容易的。也许李氏兄弟会有数亿的资产，但投入汽车1个亿的现金，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数额了。 就算用5个亿来运作一个汽车项目，就是在1997年来看也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1994年产业政策中对地方政府进入汽车行业的要求除了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外，最低的投资限制是15亿（这个投资门槛一直沿续到2005年。到那一年政府才把汽车工业的门向民营企业打开，但规定的投资门槛更高，达到20亿）。不管政府的准入门槛计算有多保守，但总有它相应的道理。所以相形之下，李书福在汽车上的投资就实在是太小了。就算他精打细算，就算他因陋就简，甚至就按李书福的说法吧，豪情设计师是钣金工，只需要敲敲打打，把一堆零部件拼起来就算完成一辆车的生产，他也需要花钱把一辆车的所有部件都买齐了，才能组成那辆叫豪情的汽车来销售吧。更何况，李书福在创业之初是买下了临海的800亩地、盖起了厂房才开始生产豪情的。虽然李书福后来说他丈量下来，800亩地只有600多亩，但总需要资金把厂房盖起来啊。 在这个情况下李书福的几个亿肯定是不够花的，那他是怎样把1998年的100多辆和1999年的10 000多辆豪情生产出来的呢？须知李书福的吉利集团是一个民营企业，当时它要得到银行的支持难于上青天，在2002年之前，李书福没有得到过来自国有大银行的贷款，只有活跃在台州的民间银行泰隆和银座给过吉利几千万元的贷款，所以资金一直是让李书福最头痛的问题。 虽然吉利集团官方一直讳言他们早期的资金问题是如何解决的，但作为观察者，我们可以不理吉利的态度来仔细寻找其中的奥妙。李书福曾经神秘地说过在造汽车上，他们投入的钱并不多，但是他敢进入这个行业是因为有一个团队在支持。这个团队是什么？考虑到台州活跃的民资背景和民间金融，我们可以隐约看到做汽车的李书福背后有这些民间资本的影子。 在台州，民间对李书福在造汽车之后的评价并不高，很多传言说工厂被吉利拖过货款，但能查证落实的，却几乎没有。只有一个案例浮出过水面，那就是李书福的族叔李国顺的案子。而“李国顺案”是解开吉利早期生产资金问题的一个重要线索。 2001年，中国的各大媒体几乎都收到过一个叫李国顺的企业主的投诉，内容都差不多。这是一个关于吉利的投诉，说的是一个令外人都觉得奇怪的事件：吉利“接管”吉利。 事件是这样的，2000年11月14日，吉利集团的豪情汽车公司强行接管了吉利集团台州零部件联合有限公司车身一分厂和临海市国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价值数千万元的机器设备、原材料、成品和半成品，一天之后，吉利集团把员工的胸牌也换成了豪情的工作牌。 一个顺理成章的问题是，既然都是吉利，何来自己强行接管自己一说？这就涉及到了吉利早期资金上的核心秘密：李书福的“老板工程”。 由于是亲戚，从1979年开始，族叔李国顺与族侄李书福有20多年的生意合作历史，这在台州地区是很平常的，家族成员之间因为信任而走到一起，是台州地区最早一批企业做大的核心原因。1994年起，二李合作生产摩托车，借此积累了一笔财富。因为有成功合作的经验，李书福上马汽车项目时，再次拉上了李国顺。 “1997年李书福说要搞汽车，让我把钱投进来，按2分利给我，我说投资太大了，李书福说有钱的带钱，有力的带力，我投个1 500万就够。”李国顺曾经这样回忆说。 这其实就是吉利集团鼓吹的“老板工程”。李书福曾这样解释其推行的“老板工程”：请资金持有者加盟吉利，与吉利合伙创办子公司分厂，让有“财”的人成为“老板”，请有“才”但缺“财”的人加盟，成为吉利的管理人员，靠自己的才华成为“老板”。 对于这样的工程，当时《南风窗》这样报道过其中的内幕，但从报道中看，记者对李国顺和李书福之间的这场纠纷，采用更多的是李国顺方面的说法，因此我们不得不把这个报道拆解开来，对双方的立场作一个分析。从而理清楚李书福在做大汽车业的背后，采用了一些什么做法。 “老板工程”的实质是吉利集合外部资本和人力资源进行企业扩张的方式。汽车是公认的高度资金密集型产业，巨额投资是其血脉。那么，李书福造车的“巨额资本”从何而来？ 很显然，李书福的造车资金一旦被人们记起，就会引起怀疑。不管李书福在因为造汽车而出名之后，如何说明他们在资本积累过程中是多么赚钱，但他们的说法总是多少令人有些怀疑，在1997年，福布斯排行榜还没有出现，但人们已经开始注意富翁们的来历了。李书福造车，他自然要通过这样的测试。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一向看起来豪爽和透明的李书福看起来有点回避了。《南风窗》的记者记录了李书福当时的表态： “不要老是算人家的账嘛，我们需要一点秘密。”李书福对传媒这样回答。但无疑，民间游资加入和各种资本合作是吉利扩张的基础。据说，为吉利豪情汽车配套生产的车身一分厂、车身二分厂、发动机分厂、变速箱分厂等分厂都是由各个老板投资的。记者曾经看到过国通公司（后来取代一分厂为豪情汽车生产车身）与豪情公司签订的购销协议，这实际上也说明对外虽然都挂在豪情名下，但在内部，分厂和总厂之间还是有所区分的。李书福自己的“老板工程”语录中也提及：“在新建的分厂、分公司中，吉利集团有的是全资投入，有的是控股、参股。” 李国顺宣称，一分厂和国通都是他个人出资的企业。而豪情经过相当复杂的控股转换后，其原始股东有吉利集团有限公司（出资1 338万元，占67%）、台州大洋内燃机有限公司（出资662万元，占33%），法定代表人是李书福。双方产权关系似乎相当明确。 有了这样的线索，其实我们已经可以初步看出一些端倪，那就是李书福是用投资的方式来承包，把分厂承包出去，以配件产品来联结吉利车的生产。这种做法有些像改革进城时国有制工厂的承包租赁，承包者们租下的是厂房和设备，投入的是流动资金。用产品来上交租金产生利润，而李书福把这个方法变了一变，用汽车的大型配件来联结他的吉利和各分厂之间的关系。同时，李书福还通过资金来加强这种关系，造成了比较复杂的股本结构。 你真得服气这个汽车“疯子”，作为中国股份制最早的实践者，李书福在股权构造和控制子公司方面是一个高手。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还可以在吉利上市的那一章里看到。但是现在，我们可以集中注意力来琢磨李书福通过股权变戏法般地玩出的这个把戏。 《南风窗》的这个报道把其中的奥妙理得相当清楚： 李国顺称，当初投资建立一分厂的时候，吉利曾投入900万资金，后来吉利把这笔投资变成了借款，李国顺把利息算给了吉利，但是这笔钱并没有还给吉利，这显然造成了初始双方产权的模糊！而记者随后却发现一份豪情和李国顺于2000年8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这份协议试图重新界定双方的产权和经营权关系，只是有多项需要吉利集团付出大笔现金的条件。李国顺称，吉利方没有投入一分钱。双方实际上都没有让协议书算数。 那么，在1997年到2000年，双方的合作关系到底处在什么状态？一个知情人一语道破：“李书福在台州建汽车城，然后把汽车制造分成若干个厂，你做车架，你做车身，这些投资由你完成，总装车间也是承包出去的，你用吉利的牌子，财务统一打到吉利的账上，然后按投资比例和各个分厂分别核算。李国顺看到李书福有政府支持，就投了钱，但是对外宣称说整个产业都是李书福的，工商营业登记也是李书福的，企业的年检报表都是李书福的。虽然各分厂都是由老板自己出资，但它们都挂在零部件公司名下。” 在一分厂工商注册登记记录上，记者看到企业名称一栏是“吉利集团台州汽车零部件联合有限公司车身一厂”，企业类型是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法定代表人是李国顺。根据我国法律，企业分支机构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这就是说对于分厂厂长来说，分厂虽然是自己投资设立，但就法律关系而言却不属自己所有，一旦发生产权纠纷，立刻会陷入说不清、道不明的境地。 2000年吉利最终是否付出了资金，界定一分厂和吉利公司的产权关系，李国顺的话只是一个方面，很可能这是李国顺方面和吉利的一个未执行协议，原因是双方对产权的价钱谈不拢。但很明显，到1999年，李国顺开始意识到分厂地位的不明确，也正是出于对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的担心，从1999年开始，李国顺成立国通公司，试图用国通来代替一分厂向吉利供货的地位： 李国顺说，1999年9月李国顺与儿子李建军、女儿李君玲出资设立国通，但“以前车身一分厂有几条生产线，国通成立后又加了几条，因为两个都是我投资的，所以混在一起用了”，李国顺这样解释车身一厂与国通公司的关系。 李国顺的律师告诉记者：“一分厂、国通实际上很好区分，因为从供货单上可以看得很清楚，账面上是可以分开的，一分厂供货到1999年6月份，以后由国通供货。国通开出了3 822台车身的增值税发票，对方也已经拿到国税局抵扣了，而且1 000多张交货单也写明了国通的名字。” 为什么李国顺要成立国通取代一分厂为豪情汽车生产车身？一个知情者告诉记者：“李书福拿李国顺开刀，是因为他知道，李国顺想通过成立国通，把产权合法化了，再和李书福分家算钱。”而李国顺方面的说法则是：“成立国通也是当初吉利的要求，因为一分厂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纳税上比较麻烦，而且买材料订合同也必须走吉利这条线，耽误时间，所以吉利也希望成立国通。” 在这里，李国顺的说法有些勉强。作为吉利一方，加强控制只有好处，他们为什么要在一分厂之外再成立一个国通来从外部购买材料供应车身。实际的情况应该是李国顺自己想控制自己的投资，试图通过国通公司的成立，来供应吉利所需的车身。而吉利对这种情况当然会着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接下来的另一份合同： 记者曾看到了一份国通（甲方）和豪情（乙方）签订的整合协议书，内容大致是双方因业务发展需要，甲方同意整合并入乙方，成为乙方辖属分支机构，甲方自2000年11月20日起纳入乙方管理体系，待办理企业整合相关法律手续后，取消法人资格。协议落款日期是2000年11月19日。 李国顺不承认协议的合法性。但是，从协议上可以清楚地得到这样的信息：如果说当初成立国通确实是得到了吉利的首肯的话，那么现在吉利已经意识到国通的成立已削弱了其对车身生产的控制力，因此吉利迫切希望把国通整合进豪情公司，以修复脆弱的产业链。据记者了解：根据浙江豪情与一分厂签订的购销协议，每台车身价格是6 200元，当月产量达到1 500台，每台减少600元。 吉利曾经请中天会计师事务所对车身生产成本进行评估，评估出来的成本是3 300多元，与实际交付的价格相差2 000多元。李国顺坚称，按评估出的成本根本造不出车身。 吉利是以低价位切入经济型轿车领域的。李书福对此曾有清醒的论述，“只有走低端产品，才有可能把这件事做成”，这是他在中国汽车市场制胜的“战略”。但低价也意味着低利润，因此格外要求配套生产厂家严格控制成本。 一名内部人士向记者透露：“汽车必须保障质量。但分厂是别人投资的，李书福对这块资本的控制权是没有的。李书福要保障产品质量，就必须由自己来控制。但是要变为股权控制，李书福拿不出钱来。” 到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了。李书福既要外部的投资，又想控制质量，还要低价，这使得他原来那个“老板工程”中出资人的体系到2000年出现了矛盾。而对这种矛盾，李书福是明白的： 一方面，李书福曾声称把“老板工程”作为集团发展的全新动力，现在又在其“老板工程”的语录中，措词严厉地指出，“老板工程”中出现的问题已成为吉利集团发展壮大的障碍。 如何解决“障碍”？李书福称对“老板”的选择要强调“四化”，即知识化、年轻化、决策科学化、管理民主化。加盟老板达不到“四化”要求的，进行调整，并采取派人参与管理的方式，使分厂、分公司等各部门置于大集团规范化管理之中。规范化的核心实际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那么，改革结果呢？李书福曾撰文论述：“个别老板”由于自身局限，管理上满足于近亲繁衍的现状，观念上认为谁投资谁就有经营权，对吉利集团推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有抵触情绪；“个别老板”甚至视集团派经营管理人员为“夺权”，以下令车间停工为要挟……于是一场改革与反改革、新机制与旧机制的矛盾因此趋于公开化…… 正是在这些论述中，吉利“老板工程”的核心矛盾得以暴露。 从这个报道里，我们可以看明白的是以下这样几点。 首先，李书福的“老板工程”实际上就是一种变相的民间集资，但李书福走得比较远，他把集资的那个“资”变成了产品，让老板们自己设厂为他生产配套产品，这样就省下了自己投资工厂的钱，还可以有稳定的配套产品来源。这一招其实在温台地区早有类似例子可寻，这里的工业高度专业化，一个打火机可以有几十个厂家来分工合作，最后集成出一个产品来。但作为召集人，李书福肯定应该在台州的这些老板中有很高的威望和商誉，否则他是做不到让人心甘情愿地掏出钱来做工厂的。 其次，李书福做汽车让老板们感到有前途。为什么李国顺会觉得李书福做汽车有前途？当然是因为他们之间二十多年的生意交往，但为什么其他老板也会投入资金来做吉利的分厂？除了李书福的个人信誉之外，政府的支持应该是一个因素。在前一章里我们说过，浙江没有整车厂，副省长叶荣宝因此感到很委屈，作为一个副省长，出面为浙江的汽配企业做工作而没有效果，使她下定决心在1998年支持李书福，而叶副省长当年是主管全省工业的副省长，她的支持必然会带动相当一级的政府支持，这在当年是不容易的，也能使老板们放心。 这个后来先报之于媒体，后付诸公堂的案例有一个附带结果是，让我们在现在能把李书福造车的资金秘密看得非常清楚。李书福是采用了民间集资的一种转换方式来获取他造车所需要的资金的，用商誉来换取配套厂老板的投资，然后由李书福来组装—用钣金工敲出豪情车，然后卖车。20世纪90年代的汽车代理是一个非常赚钱的生意，汽车销售经常需要预付款项，吉利也利用了这种体制为自己的资金筹措出过一把力。据说，吉利利用这种方式最高一次性可以筹集数千万甚至上亿的资金。 李国顺案既说明了李书福做汽车的资金秘密，也说明了他为做汽车付出的代价。对于商人和企业家来说，商誉并不比现在的金钱价值低，李国顺案捎带说明的一点是，李书福为了做汽车，把自己多年积累起来的在台州的商誉都赌了进去，大有在汽车上失败了就不过日子的气概。对于一个从1997年开始介入汽车业的民营企业来说，没有这种气概，是不能轻易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