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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在安徽，一个政府官员的汽车梦想也到了付诸实践的时候。 詹夏来，现任安徽省委常委、芜湖市委书记，1993年到芜湖，当时他担任的是芜湖市的市长助理，主管芜湖的汽车工业。当时芜湖所谓的汽车工业，就是一家村办工厂，每年生产几百辆车，产值大约有1个亿。 1996年，詹夏来到一汽考察，听说了一汽的安徽老乡尹同耀的名字，尹同耀当时在业内有点名气。在一汽送到德国培训的青年人中，尹同耀表现得特别出色，当时被评为一汽的十大杰出青年。有心想做大芜湖汽车业的詹夏来以老乡的身份向当时任一汽总装车间主任的尹同耀诉了几次苦，将这个当时在合资厂里过着舒服日子的汽车业热血青年和他的七个安徽同乡挖到芜湖，开始了一个叫奇瑞的自主汽车品牌的梦想。 由于有国有身份，詹夏来和尹同耀的汽车之旅比李书福要顺得多了。1996年，詹夏来和尹同耀确立了一个名叫“951秘密工程”的建设奇瑞汽车的计划。就在李书福和德阳的那个监狱合资建厂的时候，尹同耀和他的七个同伴已经聚集起了50多人的团队，购买了英国福特公司的发动机产品技术和生产线，在芜湖建立了自己的生产基地。 对于詹夏来和尹同耀来说，同样是国有企业，他们必须更为明显地区分自己与三大汽车公司。正因为如此，“造中国人自己的轿车”更早地成为他们的口号。奇瑞的官方资料说，1997年，奇瑞汽车在芜湖经济开发区80多万平方米的土地上动工，由安徽省和芜湖市下属的五家公司投资，注册资本是17.52亿元人民币。10月，发动机厂房建成并投入使用。1999年，奇瑞的第一台发动机下线并一次点火成功，并在四个月之后通过产品鉴定。 对于这段官方历史，路风教授也有评价。他判断奇瑞的投资总额有夸大嫌疑，这首先是因为当时国家产业政策要求企业挂靠大集团，所以新生的汽车公司有足够的动机把自己往大里说；另外汽车产业政策的门槛是15个亿，奇瑞17亿的投资正好跨过了这个门槛。而对于奇瑞一开始就想做整车的目标，路风也毫不怀疑。虽然詹夏来和尹同耀以发动机示人，但没有整车，奇瑞根本不能也无须积累如此之多的技术力量。 和吉利的边干边筹钱不一样的是，奇瑞在起点上抢先了好几步，因为地方政府的国有资本强大而有力，尹同耀本身又是一汽出身的，一些一汽早期搞自主开发的专家很快到了奇瑞。1998年3月，奇瑞的整车厂建设项目开工。在来自一汽的专家指导下，奇瑞的车身模具委托台湾一家公司生产，并很快获得成功。到2000年，奇瑞的前身—安徽汽车零部件工业公司已经生产了2 000多辆汽车，利用国有企业的优势，奇瑞汽车被指定为芜湖的出租车用车，在安徽获得了上牌权。 人决定事，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因为奇瑞公司的人员大都来自一汽，所以奇瑞最早的一款车走的是模仿一汽捷达的路线。对于汽车业白手起家的李书福或者詹夏来、尹同耀来说，这一条道路显得同样无情。模仿并不只存在于民营老板李书福那里，国企奇瑞的尹同耀也是一样。从更广阔的范围来看，汽车业的后起之秀—日韩两国的汽车业走的，也是同样的路线。 不过在1998年，比起李书福的吉利来，奇瑞的动静显然要大得多了。奇瑞生产出2 000辆车的1998年，李书福的吉利才生产了100多辆车。所以反过来，当吉利可以在浙江台州一地悄悄地利用浙江省想要一个整车厂的地方保护政策卖自己的车时，奇瑞已经开始面临它的生死问题，正如李书福在2 000年面临的一样。奇瑞的问题是，这款公司的风云汽车没有上目录，国家有关部门要他们停止生产。 这时候，奇瑞的国企身份显然起了更大的作用。很快，国家经贸委出面协调，奇瑞和上汽集团进行了谈判。三大汽车公司之一的上汽显然没有把这个来自安徽乡下的小厂放在眼里，双方谈定奇瑞借用上汽名义的代价是奇瑞将价值3亿的资产无偿划给上汽。不过詹夏来和尹同耀看来对奇瑞独立发展汽车很有信心，他们提出的条件现在看来对奇瑞至关重要。这是一个包括不投资、不参与管理、不承担风险和不分红的四不原则。通过这四不原则，奇瑞和上汽之间的合作实际上变成了一次性买断上牌权的交易，这使奇瑞在划出了3亿资金之后完全独立。而上汽集团同样也提出了强硬的条件，包括奇瑞不得使用上汽的销售网络、奇瑞不得学习上汽的管理经验等。 因为划入上汽集团之后奇瑞没有公布风云汽车的销量，我们无法估计奇瑞的“买身钱”折合到每辆车上价值多少。我们有的数据是2001年中国入世、奇瑞获得独立身份后风云的销量数据—2.8万辆，我们假定前三年奇瑞的销量基本与2001年相等的话，上汽从每个在2001年前购买奇瑞汽车的用户手里白白拿走了1 000元钱。唯一的原因是它是国有三大汽车公司，每辆奇瑞风云汽车尾部的“奇瑞”两个字前必须印上“上汽”两个字。在这里“上汽”这两个字的价格是每个字7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