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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无绝人之路，如果你想干一件事的话，总会找到机会的。生产执照的问题在李书福的一次偶遇中解决了。有心想生产汽车的李书福在四川德阳和几个人吃饭时说起这个话题，得到了一个信息，说德阳某监狱下属的汽车厂可以生产汽车，但只能是轻型客车和两厢轿车，而且监狱长还是其中一个人的朋友，并主管着那家汽车厂。有心介入汽车业的李书福很快和这家监狱谈起了合作，李书福注资取得了70%的股份，这家厂被取名为“四川波音汽车制造有限公司”。不过这家工厂已有的牌照是生产轻型客车的，在汽车目录上的代码是“7”字打头的，不能生产李书福想造的三厢轿车。 对这一点，李书福看来并不担心。他总算可以造汽车了，炮仗已经被他拿在手里了，至于怎么放，现在是他的事情了。而且事实上，轻客和轿车的差别并不大，关键在于不能是三厢式的。所以我们后来看到吉利最早的两款车—豪情和美日都是两厢式的。此时的李书福似乎已经等不住了，他要在他认为最合适的时机进入这个行业，把这个炮仗给放了。而1997年就是他认为最合适的时机，李书福后来就这个时机问题与人探讨过，说迟两年和早两年都不行。这当然主要是因为民营企业的实力问题，中国的对外开放到90年代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不会后退了，而汽车业显然将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迅速开放。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是中国的两个轮子，在它们的推动之下，国外汽车巨头进入中国是迟早的事。而民营企业要进入汽车业，建立自己的品牌和市场，要的就是一个“早”字，这一点李书福的想法是没错的，先行者虽然要冒政策的风险，但是获得的关注和先行之利也是巨大的。他得抢在别人前面放这个炮仗，晚了就不响了，因为都炸成一片了。 不过与监狱的合作看来并不那么愉快，李书福后来回忆说，监狱的唯一优点是人力资源便宜，但效率是很低的，而且进出非常不便。李书福在2006年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样无法让我们的客户来看我们是怎样生产汽车的。”而就在这个合作过程中，监狱长不幸身故，有心自己造车的李书福走了些关系，在买下了公司另外30%的股份之后，得到了在台州临海生产汽车的机会，吉利汽车这才算是有了一个钣金工时代的开始。这也就是路风教授提到的临海造车的开始。 李书福在临海生产汽车是一个秘密行动，当时他和三个造汽车出身的追随者创业的地点，是一块为吉利汽车公司征下的800亩的土地，李书福对外宣称这块土地是用来做摩托车的。对钣金生产汽车也采取了极度的保密态度。就是因为李书福异地造车这一违规做法，使他在豪情下线时差一点找不到嘉宾来捧场。没有官员，也没有媒体，这也造成了本章刚开头时提到的他摆下100桌酒席却差一点没人来的局面。 也难怪台州当地的政府官员和媒体不给李书福捧场。李书福造车可以说是与中央政府的汽车产业政策背道而驰的。就在李书福开始其造车行动的两年前，国家刚刚出台了新的汽车产业政策和目录，以国家产业政策的形式确定了“3＋6”的产业格局，规定了国内汽车业以三大汽车公司和六家中型汽车公司垄断经营的格局。所以此时，作为地级市一级的台州，自然不会有人敢于出头为李书福这辆违法的民营汽车来捧场了。 吉利老人的回忆是，在豪情下线的那一天，李书福几乎处于绝望的状态。可以理解的是，汽车不像他以前生产的摩托车和冰箱，因为涉及太多的管理部门，无论是交通、运管还是公安部门，任何一个环节的彻底否定，都会置刚刚下线的豪情汽车于死地。如果完全没有政府的支持的话，吉利汽车很难找到经销商。以前李书福做摩托车，他可以设法绕过政府的管制，但是在汽车这个行业，尤其是在吉利汽车有异地生产这个致命问题的情况下，李书福需要地方政府的支持。 这就是中国特色。尽管到了90年代，政府的管制已经比李书福放弃北极花冰箱的时候要宽松得多，但对于一些大的垄断行业，管制还是严格存在的。这些行业包括银行、电力、邮政、通讯等等。尽管像吉利这样的民企不断地以打擦边球的形式来冲破这种管制，很多行业在造成既定事实之后，政府会在现实的推动下放松管制的力度，但在本章的后面我们对当时汽车产业的分析中，读者将会看到，汽车业当时的管制是明确而严厉的。 但是中国特色的另外一个方面是政策和对策同时存在。进入90年代，随着地方政府权力的扩大和对经济增长的追求，争夺产业分布进而赢得其背后的税收增加成了地方政府之间竞争的要点。浙江的国家投资较少，客观上造成了浙江民营企业发达、经济繁荣的景象。但汽车业却是一个很大的弱项，这导致了大量在生产汽车配件领域有很大优势的民营企业在行业竞争的过程中，面临着其他地方政府干涉的问题。 李书福的机会就在这里。 吉利汽车的见证人，《文汇报》驻浙江记者站站长万润龙写下了这样一段对当时的回忆， 发表在东方网的评论里： 想当初，李书福想造汽车，而且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国家有关部门还没有批准的情况下就花大钱造起了汽车。在举行第一辆吉利汽车下线仪式前夕，因为吉利汽车是黑户口，众多的领导居然没有人敢接受吉利集团的邀请。“我当时真想哭。办了100桌酒席，却没有来宾，这是什么滋味？”李书福说起此事，还恨得咬牙切齿。 好在李书福想起了时任浙江省副省长的叶荣宝，就试着给这位从未见过面说过话打过交道的女副省长发了一份传真，邀请她参加吉利车下线仪式。这里传真发出不到1小时，叶荣宝就给李书福打来电话，表示将参加仪式。有一位副省长亲自前来，市里、县里的领导，谁还会回避？仪式自然办得风风光光。 见面时，叶副省长问李书福：“你怎么会想到给我发传真？”李书福：“我听朋友说起过，叶省长有一次组织汽车配件企业的厂长到外地取经，希望能为这些企业增加一些业务量，却空手而归。叶省长在归途中立下狠心说，浙江要有自己的汽车整车厂。”吉利的造车，应该是实现了叶省长的意愿。 叶荣宝后来为吉利汽车取得合法身份上下奔走，成为吉利车的护法天使。 而那个叶荣宝取经碰壁的故事，其实是我讲给李书福听的。我当时是说者无意，李书福却印在了心里。这是他的过人之处。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位女副省长在李书福最需要的时候，出现在了吉利汽车的下线仪式上。当地出版的《台州商报》上曾有过这样一段描述： 1998年8月8日，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史上必须铭记的一个日子，第一辆吉利豪情就要下线了。这一天，临海大街上挂满了横幅：“造老百姓买得起的好车”，“热烈欢迎各位领导莅临吉利视察”。李书福穿上西服，打上一条红色领带，向全国发出了700多张请柬。 8点到了。9点过了。已经快10点钟了。没有一个人来。老百姓不认识吉利汽车，领导们都在各处忙着呢。吉利汽车，无人喝彩。李书福没有难过，他只是心里在流血。 “开始！”他高喊着，吉利豪情下线。 “书福，我来了！”李书福回过头，看见一个女人出现在车间门口。她是当时的浙江省副省长叶荣宝，省长的坐骑急驶300多公里从杭州到了临海。李书福不知是激动还是委屈，两行热泪刷地流了下来…… 李书福掉泪了吗？他应该是掉眼泪了。就算人们都叫这个富翁“汽车疯子”，而且他也默认了这个称呼，就算他可以不理会所有人的反对，埋头去造车，“疯狂”到被人们认为失去理智的程度，在临海他为自己的汽车城买下的800亩地，此时还只刚刚建立了第一批厂房，可是在所有的艰难中，他总算把第一辆吉利车造出来了，但如果在汽车下线的时候无人喝彩，那我们也可以想见，哪怕这个“疯子”脑子里除了汽车之外别无一物，恐怕心中也会是一片凄凉。 如果说1996年李书福造车是一个执拗的商人在追逐利润梦想的话，那么到1998年豪情下线的这一瞬间，李书福应该明白的一点是，汽车作为一个产业是有国界的。没有政府的支持，商人李书福无法单独在中国完成一个造车的梦想。在中国，汽车产业首先表现为地方性，然后表现为民族性。“中国不能没有自己造的汽车”和“浙江不能没有整车厂”是两句异曲同工的话，被中国人视为经济发展严重障碍的地方保护主义可以一模一样地延伸为在全球范围内的贸易保护主义。使叶荣宝这位省级官员想要一个浙江的整车厂的因素，同样是中国需要自主知识产权的汽车的因素。而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李书福才有可能抓到这个炮仗，而在他点这个炮仗的时候，得到了环境的支持。导火索终于被点着了。 李书福的炮仗炸了，还挺响的，至少浙江都听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