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疯子”李书福——中国第一辆汽车

第一辆在中国大地上跑起来的汽车，是一辆白色的德国敞蓬车，它的主人是慈禧。 1902年，袁世凯辗转从香港买了一辆德国产的白色敞篷汽车，这也是当时整个中国的第一辆汽车。汽车买来以后，袁世凯就迫不及待地到宫里，把这个新鲜玩意儿献给慈禧。慈禧还是非常愿意接受新鲜事物的，所以欣然收下。当时的司机名叫孙富龄，北京大兴县哈德门人。当时他在北京为皇家贵族赶马拉车，由于年轻机灵、随机应变，于是得到了老太后的赏识。由于那时全国还没有会开汽车的人，慈禧就下令招纳，共有11人应试，但孙富龄捷足先登，很快学会了开车。自此，一有时间，慈禧便在皇宫中坐着汽车兜风取乐。几天以后，李莲英告诉慈禧：开车的是个奴才，整天坐在太后前面，有失体统。于是他便命令司机：跪着开车。但是跪着开车没办法踩刹车，很容易出危险，又不能告诉慈禧这样是不行的，所以司机非常为难。 一天，慈禧坐汽车的时候，发现汽车开得很慢，认为孙富龄不好好开车，追问其原因，孙富龄不敢说是因为李莲英吩咐自己跪着开车，没办法踩刹车，为了安全才开这么慢，所以他只能告诉慈禧：这车有点坏了，所以不能开快。慈禧一听非常不高兴，但是没办法，最后也渐渐失去了坐汽车的兴致。后来，这辆汽车就闲置在颐和园内。孙富龄害怕日后露馅，因为欺骗太后可是死罪，于是携家带口连夜逃出北京避祸。 就在慈禧太后和他的司机在颐和园里兜风的时候，美国人福特开始了他的汽车冒险旅程。1903年，福特开办了他的汽车公司。创办之初，他的合伙人提出要为富人制造最好的汽车，以获取最大的利润。带着家乡密歇根州朴实的农民气质的福特一反其他汽车公司将富人视做销售对象的做法，坚持一定要让制造汽车的人买得起汽车。1908年他首次设计制造的T型汽车售价仅500美元。当时的美国，8个人中只有2个住在城里，二次世界大战后进城居住的人有了成倍的增加，T型汽车的大量普及功不可没。当时汽车工业的平均工资水平是每天工作9小时付2.34美元，福特却将自己工厂里工人的工资一下子提高到一天5美元，工作仅8小时。这些工人并没受多少教育和培训却能拿到这样的薪金，这在当时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华尔街日报》将此称为“经济犯罪”，批评家则攻击为“福特主义”。当造车的成本进一步降低，而美国工人的平均工资升至10美元一天时，让更多的人买得起车已不再是神话。1927年，T型汽车投放广大市场，其销量已达1 500万辆，几乎占世界汽车总产量的一半。福特的企业管理思想很明确，即降低产品价格、打开市场销路、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产量、以更低的价格出售，如此形成良性循环。 为了达到规模效应，福特创建了生产工艺和产品标准化，集中供应系统。他在各地建设装配工厂，将工人组成一个个小组，零部件沿作业线摆放，以连续不停的传送带运转，组织一切作业的机械化和自动化，使工人在传送装置上的操作简便，效率大大提高。福特在密歇根州东南部海兰帕克城创办的第一家汽车厂早在1914年就创下了每93分钟装配一辆车的纪录。这就是流水线生产组织形式，又称为“福特制”的由来。 在汽车销售方面，福特创建了汽车商特许经销权制度，比麦克唐纳建立麦当劳汉堡包专卖店足足早了半个世纪。就像马需要不时喂草一样，汽车需要添加汽油，相应地福特在各地建立了加油站。另外马可以在坎坷的道上奔驰，汽车却不行。美国州际公路相应地就发展起来了，至今仍为世界称道。T型汽车1908年首次销售，达到1 500万辆的销量后于1927年停止生产，但是由于轻便坚固，直到20世纪50年代之后还在世界某些地区继续使用。 福特的T型汽车并非世界上第一辆汽车，但他对民用汽车的贡献是巨大的。这不仅在于他将大量生产的原则、空前的规模效应运用到工业生产中去，为工业生产开辟了新时代，使美国成为汽车之国，还在于他大力推广普及T型汽车时建立的生产流水线和销售方式等等将技术与市场高度结合的非凡创造力。同时，由于汽车的普及带动了包括钢铁、机械及公路建设等一系列行业的发展，使美国的工业革命进入超级发展阶段。后人将福特称为“美国20世纪的工业之父”，是因为他用自己的方式使美国进入了一个汽车时代，让美国人成为“在汽车轮子上长大的人”。 汽车使美国发生如此之大的变化自然会被一些中国人看到听到，并且开始影响一些在当时就有观察全球动向能力的中国人。虽然中国还处于连绵不断的战火之中，虽然随着国门被鸦片战争中英国人的炮火洞穿之后，世界的变化可以被一批中国人看到听说，但是由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都处于高度不稳定的状态，谈不上什么工业，所以虽然慈禧之后汽车也在中国出现，但使用者都是达官贵人，车也都是进口的。在美国汽车工业巨大的变化之下，中国自然也会有人试图尝试。中国最早制造的汽车是1929年5月在沈阳问世的民生牌，由张学良将军掌管的辽宁迫击炮厂制造。当时张学良让民生工厂厂长李宜春从美国购进瑞雪号整车一辆，作为样车。李宜春将整车拆卸，然后除发动机后轴、电气装置和轮胎等用原车零件外，对其他零件进行重新设计制造，到1931年5月，历时两年，终于试制成功我国第一辆汽车，命名为民生牌75型汽车。 张学良的汽车梦想很快因为抗战的烽火而熄灭，但是被张学良送到中国经济中心—上海展览的民生牌汽车却在另一个中国人心里埋下了种子，这个人叫支秉渊。 支秉渊，1897年2月18日生，浙江省嵊县富润乡支鉴路村人。1915年他进上海南洋公学电机科，被当成是支鉴路村的一件喜事。不少乡亲往“长亭”送别，使近弱冠之年的支秉渊深受感动，立志要学有所成报效国家。经过数年寒窗苦读，获电机工程学士学位。 大学毕业后，支秉渊被聘为上海美商慎昌洋行实习工程师、工程师，负责发电机组、内燃机、水泵、压气机等机器设备的销售业务。在此过程中，他参加安装了不少机器，建了若干个发电厂，熟悉了所经办机器的基本知识、安装和使用的方法。1925年他在上海泗烃路6号设事务所筹办新中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现上海新中动力机厂）。“新中”寓有“新中国”之意，反映了支秉渊等爱国知识分子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振兴民族工业的志向。他以企业为根基，以对外经营为窗口，实现“实业救国”的远大抱负，开始仿制、试制一系列机器产品，承接设计一系列工程项目，从而登上了中国近代工业科技舞台，成为一位令人瞩目的机械工程专家。由于支秉渊等人热衷于研究开发新产品填补空白，花费了大量资金，使新中多年来仅有微利可图，但支秉渊仍锲而不舍，乐此不疲。 在看到张学良的汽车之后，支秉渊认为张学良造出中国人自己的汽车虽然很了不起，但民生牌毕竟是采用进口零部件造的，而他想造一部包括发动机在内的纯中国产汽车。在黄浦江畔，雄心勃勃的支秉渊夜以继日，殚精竭虑，积六年心血，凝结成一种新汽车的雏形，这时已是1937年夏天。这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当时新中公司所在的闸北地区，是日军轰炸的重点，支秉渊经常冒着炮火回厂组织抢运，组织内迁，率领新中员工历经艰辛，将上千吨器材迁往武汉。武汉告急以后，新中继续迁往长沙以及祁阳。 在长沙黄土岭重建的新中公司制造分厂于1938年开工，后迁至祁阳。经政府官员出面，工厂获得军队一辆已报废不能运行的德国卡车，其发动机为狄塞尔高速柴油机，支秉渊决定仿制这种发动机，在没有任何有关资料的情况下组织测绘，并决定建立汽车零部件批量生产线。 战时后方冶金工业仍非常落后，钢材供应远不及上海方便，条件非常艰苦。支秉渊四处奔波，多方打听供应渠道，终于想到向铁道部门购买被日本飞机炸坏的机车废件作为原材料。当时他估计机车主动轴是用好钢材制的，就用它来制造曲轴，用轮箍制连杆，用钢轨制一般钢件。没有较大的锻压设备和适用的磨床，制曲轴时先将车轴锻扁，然后在机床上切削成型，最后再精车和研磨。在自炼铸铁的过程中，找不到进口的铁镍合金颗粒，就以镍币为添加料，与铸铁、废钢同在化铁炉内熔炼，炼成低镍合金铸铁。在如此差的条件下，新中竟顺利铸成气缸体、缸盖，用废飞机零件铸成了活塞。另外如油泵、喷嘴及飞轮锻坯等部件，则由支秉渊去香港购买。由于粤汉铁路运输已不正常，他就亲自押运，从香港用民船运到广西钦州、防城一带上岸，再用人力经数百里挑到南宁，再经公路长途运输到厂。 就这样，1942年，第一辆纯中国人制造的汽车诞生在抗战炮火下的湖南山区。上海工业史学家刘浩林评价道：“支秉渊造的这辆车，可以说是严格意义上中国人自己造的第一辆车，因为这辆车的发动机是支秉渊自己造的，它的变速箱、传动器、转向机构……几乎所有的零部件都是支秉渊自己造的，所以非常了不起。” 支秉渊在造出汽车之后，亲自驾车去重庆参加了当时的工业展览会。但是由于抗战形势变化，在没造出几辆车后日军就占领了祁阳，他的汽车梦也就不了了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