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这里,我们要来说说李氏四兄弟之间的关系问题了。 在第一代创业的中国企业家中,有大量的兄弟联手创业的案例。很显然,对于第一代创业者,社会的信任成本是最大的障碍。而血缘造成的兄弟亲情,则是克服这种障碍的最好方法。李氏四兄弟的创业,也没有逃出这个规律。 创业易、守业难。兄弟创业,最难的在于早期的约定并没有形成成文的规定。到了企业做大、产权关系变得复杂以后,往往对早期的股份、贡献产生各自不同的理解,进而造成各式各样的分歧,最后引起企业的分裂。李氏兄弟企业最后也没有逃脱这样的规律。 而对于李氏兄弟股份的由来,《时代财富》2002年做过这样的报道: “书福兄弟”四人:李书芳、李胥兵、李书福、李书通,因老三李书福名声最响,四人的故事也是围绕他而展开,故按照现实表现,抛开宗族排序,将这四人称为“书福兄弟”。 书福兄弟的分合,原本不是什么大事。论资产、论对经济的影响,李书福远没有到行业领袖的地位。但是,李书福天生演员的性格,加上众兄弟江浙人的倔强与精明,数次上演分合大戏,书福兄弟也就成为中国兄弟公司中最夺目的人群。即使现在,李书福、李书通因造汽车而再度合作,兄弟间的故事似乎可以告一段落,但仍留下李胥兵可能远走湖南、李书福遭其叔父状告侵权的悬念。 1979年,书福兄弟在浙江台州的路桥做起了小五金生意,那是一间地下工厂式的家庭作坊。兄弟几个年龄尚小,老大李书芳是当然的领袖。 那时候开作坊是为了吃饭,而不是谋求将来宏大的发展。兄弟几个同时也兼做别样,如李书福就还走街窜巷地为人照相。 1984年,做五金的兄弟开始为杭州的冰箱厂家做蒸发器配件,并成立“黄岩县石曲冰箱配件厂”。这是民营企业还需要戴“红帽子”的时期,书福兄弟的第一家公司就戴了一个“乡镇企业”的帽子。 路线对了头,生产自然一帆风顺。第一年,这家厂的产值达到了900多万元,后来做到了四五千万的规模。这在当时的民营企业是令人瞠目的,即使是在富裕的台州。 到了1987年,年龄渐长的李书福开始在生产经营上有了更多的发言权。他不满现状、永远进取、力排众议的精神特质开始得到充分展现。他提议—做冰箱!别人不同意,他就与二哥李胥兵一起,另外组织了一批人。不到一年的工夫,冰箱做出来了,他们就创办了“黄岩县北极花电冰箱厂”。当时的冰箱十分畅销,四兄弟于1988年下半年又胜利会师,重新合伙造冰箱。 这时候,兄弟间的股份是含混的。他们之间只有口头的协议,并无成文的规定。据李书通事后的回忆,当时的股份构成是:李书福50%,李胥兵30%,李书通20%。不知为何没有了大哥李书芳的份儿。 由于非人力能够控制的原因,冰箱厂于1989年下马,兄弟四人各奔东西。李书福和李胥兵于1990年5月成立“黄岩市吉利装潢材料厂”,开发镁铝曲板装饰材料。李书芳开了一家工艺品厂,李书通则搞起了铝合金型材。 李书福的吉利集团的名字就是在这个时候怀下的胎。1993年8月,黄岩市吉利装潢材料厂更名为黄岩市吉利(集团)公司,兄弟间的差距也由此拉开。到1993年,这家吉利集团的产值已达1.5亿元。等到后来兄弟四人第三次合伙时,李书福无论是在股份上,还是在公司的业务上都成为了实实在在的老大。 1993年底,李书福开始琢磨摩托车。1994年4月,“黄岩市华田摩托车总厂”领到了出身证,法人代表为李书福。 这个摩托车项目不仅为书福兄弟挣下了亿万家财,也为李书福与李书通两人后来争功打嘴仗提供了材料。李书福说,摩托车是他想要做的,当时兄弟们都反对;李书通说,上这个项目是他的眼光。当然,这是2002年的后话。当时他们兄弟不仅没有反目,而是为了赚钱的共同目的又再次走到一起来。 1996年5月,黄岩吉利集团更名为浙江吉利集团公司,兄弟四人又联起手来。老大李书芳负责发动机生产,老二李胥兵抓技术开发,老三李书福担任董事长,负总责,老四李书通负责摩托车总装厂的经营。其股份也做了如下的安排:李书芳10%,李书通20%,李书福和李胥兵70%。这回的股份虽然白纸黑字地写下来,但当时吉利集团8 800万元的注册资本并未评估,分配上也没有明确的规定。书福兄弟的共同态度是:兄弟间互不计较,只要把事业做大。 可能对于家族企业来说,最难处理的就是做大以后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处理问题。而李氏兄弟的出身和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决定了他们做到摩托车这样一个产业已经是一个极限。尽管李书福强调做汽车也并不难,但是从他后来做汽车的实践来看,没有大量专业人才的聚集,实际上汽车产业的门槛并不是那么容易越过的。 而人才的聚集与家族企业的家庭成员过多地在企业任职是有必然冲突的。通用电器?司著名CEO杰克R26;韦尔奇对企业的一个著名论断是:企业是独断的。在决策前的民主并不影响做出决策本身的这种性质。“一个错误的决定比没有决定好”,企业只有有了一个明确的方向,才能聚集专业人才为这个方向服务,而相对平等的兄弟同时在一个企业任职,容易造成的是决定在执行过程中的扭曲,这正是大量中国家族企业在走向现代企业过程中家族成员逐步淡出企业的原因。 但从另一个方面看,中国职业经理人制度并不成熟。到现在,民营企业企业主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信任成本仍然非常之高。职业经理人们面临专业知识、管理能力和自身的诚信度等多重考验,他们与企业主之间的磨合是长期的。这一点,在李书福造汽车的经历中我们可以充分地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