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人李书福本来与汽车没什么关系。 在他后来的回忆中,在做汽车产业之前,勉强与汽车扯得上关系的,只有这么几件事。 很小的时候,与当时所有的孩子一样,李书福喜欢用随处可得的泥巴做玩具。而奇怪的是,他更喜欢做汽车。对那段经历,他的回忆是这样的:“小时候玩的车,是我用泥巴做成的,汽车、拖拉机都有。因为床底下比较凉,泥巴放在下面不容易开裂,我就把它们放在了床底下。爸爸发现后就打我,说床底下是我们家放稻谷用的,却被我的泥巴车堆满了。” 而李书福真正坐汽车的时间来得更晚。十二三岁的时候,这个台州少年坐上了学校安排的汽车去参观革命烈士纪念馆。他印象最深的是小时候的自己希望车慢点开,他可以多坐一会儿。 当这个年轻人暂时离开令他神伤的电冰箱行业,到深圳读书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年轻的富翁,完全有条件买一辆汽车了。 李书福到深圳大学的那一段求学经历被他自己提及得不多,实际上,他应该是去进修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深圳大学因为地处特区,又是新办的大学,所以办学方式较为开放。除了有灵活的教学方式外,在招生上也有一些创新,它可能是中国最早招收自费生的学校。这种办学方式使1983年才成立的深圳大学很快有了一些声望,在它的毕业生中,我们可以看到像马化腾、史玉柱这样后来有很大成就的企业家。 深圳大学当时有各种各样的进修方式,有很大一批因为各种原因在高中毕业后没有应届上大学的年轻人在这个地方圆了他们的大学梦。这样一个地方对于刚刚关了北极花冰箱厂的李书福来说,确实是一个能静下心来读点书的好地方。七八年的商海闯荡,高中毕业的李书福显示了他对应用已有知识的得心应手。一个简单的化学方程式使他从冲洗液里赚了不少钱,但到了解决冰箱蒸发器问题的时候,他的知识已经不够用了。所以这个时候,也是他该静下心来学习的阶段了。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李书福在深圳买的他人生中的第一辆车,居然是一辆国产车。造车的,就是当年誉满深圳的青年发明家唐锦生。 如果说制造掌握全部知识产权的国产汽车是中国人心中的一个梦的话,那么现在留在大众心中的国产汽车英雄是吉利的李书福、奇瑞的尹同耀,也许未来这个名单里还要加上很多人。而那些更早的人,则像划过夜空的流星一样,用尽他所有的光和热,在后人面前瞬间照亮了道路,自己却安静地离开了。只有那些最具慧眼和最有勇气的人,才能在那一瞬间看清黑夜里的道路,并且不顾一切地沿着那条道路走过去。会有结果吗?谁也不知道,流星照亮的,只是道路的一小段。夜幕如此深沉,完全无法判断道路的前方会有什么。对于前进的人来说,如果他经历的还是失败,那么最好的结果是他变成一颗更亮的流星,在燃尽了自己以后,为后人照亮更远的一段前行的道路。 唐锦生应该就是这样一颗流星。 对于中国人的汽车梦,在后面我们将有更多的空间来述说。但是对于唐锦生,因为他的中华牌汽车对于李书福的影响,我们不得不在这里提前讲述他的故事。 唐锦生出生在军人家庭,父亲是高级干部。唐锦生从小就特别喜欢搬弄父亲的那辆小轿车,经常钻进汽车内摸摸这个,捣捣那个,为此,没少挨父亲的训斥。1971年,唐锦生入伍当了一名坦克兵,相继发明了坦克发动机油压报警器等装置,获全军科技奖。1975年他进入北京工业学院坦克系,毕业后分到军委装甲兵技术研究所,因技术革新中成绩突出而获得科技发明奖。转业后在业余时间唐锦生去了许多大汽车厂进行试验,想用最理想的材料和最简单的方式造出复合材料汽车车身。1984年他研制成功了世界第一代复合材料车身—全塑汽车。 1984年,唐锦生带着他的研究成果—复合材料车身制造技术,来到深圳市中华汽车制造公司。在克服了众多想象不到的困难之后,他终于在世界上首先研制成功了车身全部用复合材料制造的中华牌轿车。1986年,他因此担任了中华汽车制造公司的总经理。同年,他荣获中国第一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的称号。1987年,应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邀请,唐锦生到美国底特律向全世界1 000多名科学家宣讲他的汽车研究成果。他以令人信服的物理公式,首先提出了复合材料“淬火”理论,并因此于1989年5月获得美国纽约第13届世界发明银奖。 为了提高自己的理论研究水平,唐锦生到美国旧金山大学学习汽车及经济管理专业。在上学的同时,他仍然在不断改进和完善他的发明,经过努力,他的发明获得了包括中、美、日、德和英联邦在内的共七十多个国家的专利。因为有了制造复合材料车身技术,唐锦生创造了“生产成本同步法”,即无论年产多少辆车,无论是达到15万辆的经济批量,还是仅仅生产几辆车,都可以产生利润。“小批量、多品种、时装化”是中华模式的特点,也是唐锦生多年追求的目标。1997年10月,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购买了中华子弹头汽车,实际上这才是中国轿车首次出口汽车大国美国。 但从一开始,唐锦生就面临资金问题。做汽车是要钱的。而唐锦生没有多少钱来维持中华公司。媒体曾一度报道唐锦生与当时号称中国首富的牟其中合作的消息,合作的实质就在于牟其中有资金能力。中华公司在资金上的窘境自始而终,在开始生产的一年以后,各种到期债务蜂拥而至,而此时,唐锦生手中根本没有可以还债的资金。这种状况很可能使中华公司一夜之间倒闭。无奈之下,他采取了一个更加危险的措施,在生产轿车许可证没有批下来之前先卖车。他费了一番周折,在北京市弄到了400辆出租汽车的指标,迅速成立了“华汽出租汽车公司”,由该公司通过预收款购买中华汽车。 这无疑是在用更危险的办法去缓解上一个危险,是不折不扣的背水一战。一位民营企业的老板到中华公司考察时曾说过:“我们的车就是卖不出去,也决不先卖给出租汽车公司。”这是有道理的,出租车整天都在路上跑,且不说机械损耗问题,就是单位时间行驶里程也大大高出私家车。一般情况下,私家车一年也就跑个一两万公里,而出租车个把月就能跑完这些里程。单就里程而言,私家车在一年后出现的故障,出租车在一个月内就会出现。把车卖给出租公司,会造成返修率高的假象,影响该车的声誉。 但是,中华汽车是个婴儿,知名度很低。如果以个人客户为主要销售对象,可能一时卖不出几辆车。中华公司难以像国营大厂那样得到银行数以亿计的贷款,一方面,卖给出租汽车公司,会影响声誉,另一方面,不卖给出租汽车公司,就会无力支撑存活。 唐锦生陷入了两难困境。 1995年首批卖给“华汽出租公司”的400辆中华汽车,质量并不尽如人意。当他加大提高质量的力度时,降价之风猛烈刮来。毕竟销售是龙头,中华车也加入到价格战之中。为了降低成本,唐锦生想了各种办法,但这些办法不能说都是成功的,质量危机始终伴随着中华汽车。到1999年1月,国家开始强制轿车行业用电喷来取代化油器车,中华汽车因没有安装电喷设备而被北京市停止上牌。在电喷发动机和资金断流双重危机的困扰下,中华汽车被迫退出市场,而唐锦生也不知所终。 不过可能连唐锦生自己也不知道,1989年,他的一辆中华牌汽车卖给了一个偶然闯荡深圳的台州小老板,进而像一根火柴一样点亮了那个叫李书福的26岁年轻人的心。 没有人会知道像李书福这样一个有钱人为什么会买一辆国产车。也许就是命运在安排这个未来要做国产汽车的企业家在这个时候做这样一件事,并埋下一个梦想。中华牌汽车在当时的价格虽然会便宜一些,但它的质量和安全性,尤其是口碑,肯定是和李书福的财富不相当的。 当然,我们不能排除的是李书福的兴趣。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的汽车市场上都是进口车,第一辆合资企业生产的汽车桑塔纳要到1992年才定型生产。而当时唐锦生和他的中华汽车在全国都有很高的声望,当时的政府领导人都接见过这个国产汽车的代表人物,而唐锦生的公司1989年还在深圳,也许李书福就是因为好奇心,想看看当时的那个国产车到底如何。 买过汽车的人都能体会到1989年李书福对自己第一辆汽车的感觉。这个年轻的老板把这辆车从深圳一直开回到台州,虽然多年以后当李书福自己也开始造汽车的时候,他对那辆中华牌汽车的评价并不是很高,但从他买了这辆车之后的行动来看,李书福造汽车的起源,应该就在这辆由中国人制造的中华牌轿车上。对于这一点,李书福的说法是:“从买了第一辆车以后,就想造汽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