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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可以说是中国企业元年。 从1978年算起，到这一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经过了六年。六年中，中国一步一步地具备了企业存在的各种要素。大量国营工厂已经开始真正成为自我管理的主体；有了合同的概念；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从人民银行这个母体里一家一家地脱离出来；中国开始有商标了；不管是不是地下交易，很多企业所必需的物资可以明里暗里地买卖了…… 中国大陆以外的企业家们最先感受到了中国的这种变化。来自中国香港和东亚国家的外资企业开始进入中国做试探性的投资，领头的就是日本著名的企业家松下幸之助。而国有企业内部也在发生变化，北京的天桥百货公司进行了股份化改造；张瑞敏在这一年当上了青岛冰箱厂的厂长；科技人员出现了办企业的苗头；柳传志也下海了，这一年他当上了联想集团前身—北京计算机新技术发展公司的副总经理；年广久这一年雇了103个人炒他的“傻子瓜子”，后来这成为他第二次入狱的罪状；而李书福的近邻南存辉和胡成中也在这一年办起了他们的求精开关厂。 1984年，国有企业开始加工资了，这一次的加工资力度很大，长期停留于三五十元的工资一下子加了十几元，而农民的收入也在上升。很自然地，刚刚进入人们视野的家用电器成为畅销产品，先是电视，接着是冰箱、洗衣机。这个现象被称为新三件（电视、冰箱、洗衣机）代替了老三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 李书福的商业嗅觉灵敏不是说着玩的。就在这一年，他进入了冰箱领域。吉利集团内的一种说法是，他之所以进入冰箱领域，是因为那天他的皮鞋破了，下雨的时候漏水，他想找个家庭鞋厂订做一双又便宜又结实的。他找到一家鞋厂，4个工人却在做异型铁片，说是在给冰箱做一种元件。在与他们的聊天中，李书福发现这小小的元件来钱很快，而且供不应求。他心想自己也要开个这样的厂，心里一高兴，连鞋子也忘记订做了。 很快，李书福就在自己家里开起了工厂，工人和厂长就一人：李书福自己。开起了自己的工厂后，李书福整天坐在厂里的小木凳上琢磨，在各种工具上夹、锤、钻、铣、磨，然后提着个大帆布包去台州的冰箱厂。冰箱厂离他家不远，坐公交车，一个上午可往返两趟，生意很不错。 到此时，李书福还是一个单干户。他做冰箱配件生意的这一段经历，似乎颇为传奇。当时家电在国内非常热销，李书福就凭着自己的聪明和之前的生意积累下来的资本，开始了为国内冰箱厂配套生产配件的生意。很快李家的四兄弟就一起加入进来，成立了台州石曲冰箱配件厂，他的大哥李书芳任厂长，他自己管销售。当时在乡工办任主任职务的张桂明曾经描述过当时的情况，他说当时李氏四兄弟对私人办企业还有顾虑，因此为自己的工厂戴了一顶乡镇企业的红帽子，是张桂明亲手为他们办的执照。 这是一个很标准的台州式的小工厂。几乎所有的经营者都是自己人，除了李氏四兄弟外，还有他们的姐夫王施梅、大哥李书芳的小舅子陈有发、李顺清等人。当时这个工厂的主要销售客户是杭州的几大冰箱厂，因为冰箱热销，李家的这个配件厂的营业额也很快上了台阶。张桂明记忆中的数据是当年的销售额达到了900万元。主要的产品是冰箱的关键配件：上蒸发器。由于这个配件处于核心地位，李氏工厂的发展很快，到1986年转而生产冰箱时，产值已经达到了四五千万，在当地很有名气。 当时的台州，由最早的个体户转变而成的小工厂已经不在少数。而这种情况，当然引起了政府的重视，甚至当时党的总书记胡耀邦都专程到台州考察。因为李氏兄弟所在的黄岩县县长在与胡耀邦见面的座谈会上说起担心政府政策变化，引起了总书记的注意，浙江省政府决定派一名新的县委书记到黄岩。 李书福应该记得1985年下半年那个叫做孙万鹏的县委书记几天之内三次来到李氏兄弟的石曲冰箱配件厂调查的情形。这三次考察，不仅决定了李家工厂的命运，而且决定了最早出现中国民间股份制企业的台州很多工厂的命运。陪同孙万鹏一起到李家工厂的当地干部、县长王德虎这样记录下当时的情况。后来这些珍贵的原始记录都被写入了他当时的个人自传《拓荒》中： 他们去了李书福、李书芳等八户农民合股办的电冰箱配件厂。这个厂在当时算是规模大的，有近百名职工。股东们都认得县长王德虎，他们倒并不担心了，因为王德虎来过几次都没有说过不该合股办厂的话，还鼓励他们要好好干。对县委孙书记的到来，他们倒真的有些暗暗担心，他们毕竟对新来的书记还不够了解。合股制在邻县已受到批判，他们胆颤心惊地接待着县委书记一行。 孙万鹏和蔼地与股东们交谈着。股东们毕竟也是在外面闯荡过的，见过世面，看到他那种儒雅的风度，平易近人的谈吐，以及王德虎那张笑脸，他们感到轻松多了，只是说话还有些小心翼翼。 他们简单地介绍了电冰箱配件厂的生产情况，尽管邻县在批判股东合作办厂，但他们的厂还是在发展。这不仅说明这是市场的需要，也说明工厂受到当地农民的欢迎。农村多余劳动力不必再向外流动，增加了他们的收入，提高了他们的生活。孙万鹏从这里已感到合股企业的活力。 “你们喜欢这种既像股份制又像合作制的经济形式的原因是什么？”孙万鹏温和地望望股东们。 股东们多少看出了孙书记那种微笑中的善意。但这个问题太敏感，他们还是采取了能进能退的保守态度，说：“我们现在还说不清，我们琢磨琢磨后，下次告诉你好吗？” 股东们按照习惯，热情地要留书记一行人吃饭，何况已经快一点钟了。孙万鹏还是婉言谢绝了。他们一行又踏着泥泞的路回到了乡政府，好在雨已歇了，他们在食堂简单吃了些便菜便饭，就回县城了。 这是第一次调查。很显然，县委书记孙万鹏和李家兄弟还有很大的心理距离，双方都没有说心里话。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之下，这种距离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在几天的沉默以后，孙万鹏又去了第二次。 第二次调查显然要好得多。 股东们坦率地回答了孙书记提的问题，也主动讲了没提及的情况。股东们原本都是搞个体经商的，走南闯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磨炼出敢闯敢干的魄力，懂得市场的行情和市场信息的价值。他们善于经营，又懂技术，所以他们敢于办厂，能使工厂一天比一天兴旺。他们在经商的过程中，也积累了一些资金。他们不愿将这些资金放在箱子里，知道资金只有在流动中才能变活，才能给他们赚钱，不致坐吃山空。于是他们就商量着合股办厂。资金有多有少，他们就商量着，按资金投入的多少确定股数，平时按劳取酬拿工资，年终分红，就按股份计算，股多的多分，股少的少分；万一亏损，那也按股份计算应负的亏损数。为此谁都怕亏损损失了自己投入的资金，谁都一心一意地关心着工厂的生产经营。他们认为，人多力量大，就能办好一个人不能办的事。定股能把有技术和经营管理能力但资金少的人也吸入进来，同舟共济，把企业办好，与个体户比有很大的优势。他们认为这与乡村集体企业比，也有较大的优势，因为股东直接承担着风险，所以干得比集体企业的人更认真。 这显然是李书福们最早采用股份制来运作他们这个冰箱配件厂的根本原因，而李氏兄弟的幸运之处在于他们碰到了一位思想开放的县委书记。对这家已有雇工上百人的工厂，黄岩县委采取了默认的态度，并暗中保护他们的发展。于是，到了1985年的秋天，有了孙万鹏的第三次调查： 孙万鹏与王德虎昨天第三次去了石曲乡。真是形势喜人，股份合作制在县委、县政府的扶持下，股东们已免去了后顾之忧，放开手脚大胆干。电冰箱配件厂产值利润猛增，创办该厂、也是控股最多的两位股东李书福和李书芳很有把握地说，今年产值保证达到500多万元，利润可以达到60多万元。确实，从目前已达到的数字看，这俩兄弟说的还是保守的，倒不是怕什么，而是求稳。由于县委和县政府领导的热情关怀，又看到冰箱配件厂的发展，乡里别的农民也先后大胆商量着办起了股份合作制企业，到他们去时已发展到了38家，合股额达到了195多万元，真如雨后春笋。安排了990多人进厂工作，发放工资50多万元，为解决全乡的富余劳动力出路出了大力，还为国家提供了税金40多万元，上交集体积累社会公益事业费和技术开发基金20万元。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 而孙万鹏也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股份合作制企业具有利益直接、决策民主、经营自主、有利于聚集社会闲散资金等优点，兼有“船大抗风浪”和“船小好掉头”的长处。从理论上讲，合作制是劳动者的联合，属于社会主义性质；股份制是资本的联合，但这不过是资本的一种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并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专利”。把合作制和股份制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各种生产要素的作用，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孙万鹏断定说：“这是先富起来的农民走向商品生产更高层次的表现，它必将成为乡镇企业中最有活力的一部分。” 事实上，李家兄弟对县级领导所报的产值数字当然是保守的。到1989年李书福的北极花冰箱厂因政策限制下马时，李书福说他已经可以带着数千万元到海南炒房地产了。我们可以从中窥见李家兄弟在当时的盈利情况。 孙万鹏得到的信息也不完全，石曲冰箱配件厂确实是一个股份制工厂，但与当时所有的家族企业一样，股份的比例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这实际上为后来李氏兄弟的矛盾埋下了导火索。 不过对于李书福来说，石曲冰箱配件厂是他创业经历中最为关键的一步。在这个时期，他的创业得到了大的发展，资金的原始积累彻底完成。同时他应该感谢命运，在最关键的时候，一个素不相识的县委书记在背后支持了他。没有这种支持，李氏工厂的结局很可能会像前面提到的邻县一样，因为是出头鸟而受到批判。就在石曲冰箱配件厂大发展的时期，温州出现了“八大王事件”。同样由个体户发展成小工厂的八个经营者被抓的被抓、逃跑的逃跑。他们的命运与李书福比起来，就要坎坷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