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鲜——青春激荡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xml version='1.0' encoding='%SOUP-ENCODING%'   —狄更斯   我以花季的憧憬、青春的热情和壮年的成熟，书写着那个年代知识青年的疯狂、迷惘、痛苦、挣扎和思考。实践让我变得坚强、勇敢和无畏，我想只有在社会的大学里，才会留给人这样的激情、智慧和创造力。   人生的第一次演讲   我第一次在公众前做演讲，是在6岁那一年。   那年，幼儿园要办一个欢送小学生的仪式，我平时比较活泼，就被选为代表演讲。可对于一个6岁的“娃儿”而言，逻辑思维还是一片空白，演讲显然是个巨大的挑战，更何况对着比自己年长的学姐、师兄！不过那个时代的很多事情都非做不可，劳动人民也特能发挥聪明才智，我当时的班主任便出了个主意：我记不住演讲词没关系，她能记得住。于是等到欢送仪式的那天，我怯生生地站到了台上，她则躲到后面，当我紧张地面对着几十号人的时候，班主任便在后面逐句念演讲词，于是，在我6岁那年，我用清脆的童声完成了首次表演，当我结束“朗诵”时，台下所有的人都在为我鼓掌。   人们都对人生的第一次经历印象特深，我也如此，这个发生在1957年的演讲事件至今仍令我回味。有时候我常常想，如果人生真有宿命的话，我一生的跌宕起伏，大概从那个时候便注定了，因为从那之后，我在各种舞台上进行各种表演，面对着无数人演讲，从未胆怯过。但对于当时的我而言，这毕竟只是跨出了一小步而已。回到家中，父母表扬了我，我也乐滋滋了好几天，不久这事就结束了。   我家当时住在上海传统的弄堂里，父母是从江苏无锡、常州过来的“打工族”，等我长大懂事之后，母亲曾细数过父母们来上海的坎坷命运：我的祖父在他36岁那年患上伤寒不治身亡，曾祖父受不起打击，第二天也离开了人世—于是便在同一天里，发生了两口棺材一起出殡的人间悲剧。曾祖父与祖父的同时离去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使原本还殷实的“书香门第”家庭陷入极贫的困境。为了维持生计，我的大姑被送到有钱人家当童养媳，父亲和二姑则远离家乡来到上海做工。   父母的相识就发生在这个时期，当时母亲也因父母已亡只身到上海打工，她和我二姑同在一个工厂，同住一个宿舍。苦难的命运和对未来生活的向往让我父母最终结为伴侣，他们一生同在上海国棉31厂里工作，期间同读夜校，入党提干，生儿育女，置房治家。母亲是车间的工段长兼党支部书记，父亲则是工厂的副总工程师兼机修车间主任，一直做到退休，因此我童年的很多记忆都源自纱厂对面的那间小屋。   对于很多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人而言，那可是一段艰苦而甜蜜的日子，生活条件尚艰苦，之后的自然灾害和动荡还是未知，大家简单又快乐地生活着，鲜有对生活不满的。我家那时的房子不大，我是家里的长女，下有一个妹妹和弟弟，一家五口其乐融融地生活在一起，不甚艰苦也不甚富裕，感觉特融洽和谐。这种情况一方面给了我很好的成长环境，另一方面，父母在日常生活中展现的生活品德，也让我一生都受益无穷。   尽管那时还小，但父母好学的精神却令我印象深刻，也一直鼓舞着我—有时，他们双双上完夜校回来，一边洗衣服、做饭、做各种家务，一边还拿着书，讨论着课堂上的试题、背数学公式。每每见这情景，我也总会掺和进去，用“X+Y=X”的童声，闹得家里满屋欢笑。   父母是一对异常勤恳的人，他们在生育3个儿女的同时，还坚持读完了夜校的高中，一直读到大专。从我记事开始，《解放日报》和《支部生活》便一路陪着我成长。熟悉我的人很欣赏我的学习能力和进取精神，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我这种锲而不舍的学习精神，是源自我的父母。     早当家的孩子xml version='1.0' encoding='%SOUP-ENCODING%'   父母留给我的财产远远不止好学的精神。他们勤俭持家，对自己总是省了又省，对孩子要求也很严格。我和妹妹一直想买条真丝围巾，母亲总也不舍得，有几次在百货公司的柜台前，妹妹哭着不肯走，大家都好奇地看着我们，但母亲还是硬起心肠拉我们离开。一直等到我们读中学，母亲才了却我们的心愿，这件事令我一生印象深刻。   与此相比，母亲对亲戚、对邻居却非常大度和大气。那时我们家做好吃的，每次父母总要让我们先端给邻居家，亲戚家的红白喜事妈妈总是给得最多。妈妈从小就没少对我们唠叨“行得春风有夏雨”，人要多为别人着想，他们才会在你有难时帮助你。当时我家隔壁邻居有十几口人，妈妈做馄饨，买3斤皮儿包好，2斤送给他们，1斤留给自己吃；家里有好东西，妈妈也总先给人家吃。父母都是非常本分的人，忠厚、善良、诚实。他们把工厂的事看得比家里的事还大，爸爸负责的机修车间维持着这个8000人大厂的24小时运转，白天忙完了，晚上工厂一有停电、停水、停气的事，马上会有人到我家来叫，爸爸总是二话不说就去“救火”。妈妈的工作需要三班倒，非常辛苦，爸爸便带着我们3个孩子，尽量多做些家务好让妈妈多休息。可没想到，妈妈却经常把省下来的时间用于家访，关心车间的姐妹们。   我从小就在父母热爱工作热爱生活的氛围中成长。父母对党和工作忠诚的品德终身教育和影响着我。即使我后来当上牛奶公司和光明乳业的总经理，每星期去看望父母，母亲也总会给我讲述《支部生活》中的故事，告诫我权力越大越要廉洁奉公。在母亲重病的两年内，她最关心的依然是我的工作，她盼着我去看望她，但刚坐下又催着我快走，为女儿这样操心让我感慨万千。   在工作和事业上，父母为我树立了榜样，同时，他们也从小锻炼我动手的能力。10岁的那年暑假，有一天，母亲对我说：“佳芬，你是家里的长女，这个暑假就由你来当家吧！”听到母亲的建议我不禁一愣，但因为逞能和好奇的活跃性格，我就应承了下来。于是，还只会简单算术的我便掌控了全家每个月30元的伙食费，也由此开始了当家算账的“理财生涯”。后来我明白，这其实是很锻炼孩子管理意识的一种方法，比如当时分配到每天是一块钱的菜钱，我负责买菜，于是我便需要算计如何合理利用这一块钱，哪天若买了带鱼，便不得再买其他肉禽了；只有在星期天要改善一下伙食才多买些荤菜，这其实是最本色的管理培训。由于第一个月的出色表现，父母对我非常满意，因此从10岁开始，每年暑假都会由我当家。   除了那么早便成为小当家之外，母亲也很注重对我们生活能力的锻炼，我们3个孩子除了要学会洗衣做饭，她还悉心指导我们学做衣服、做鞋。在20世纪50~60年代，家家户户的鞋子都是自己做的。于是母亲便铺好鞋底，要求我们每人都一针针地纳鞋底，她负责监督。我们三个孩子便硬着头皮做，可弟弟实在太小，连拿针都不像那么回事儿，因此我做完了自己的“功课”后，转而帮他扎，一旁监督的母亲也当做没看见我们的互助。我从小就心灵手巧，会织一手好毛衣，但母亲却认为还不够，她希望我们能全面发展。她要我们学缝纫，并花大价钱买来了缝纫机，坐在旁边亲自督战，指挥我们上领口、装袖笼，结果我们粗粗拉拉勉强拼成了一件衬衣，根本就没法穿，母亲不但没批评，还当宝贝似的赞赏和鼓励着我们，这令我深受感动，之后缝纫的本领突飞猛进，学会的这些技能甚至帮助我置办了结婚时的部分嫁妆。但我知道母亲留给我的最为重要的财富，是培养了我不奢空谈、动手实干的基本素质，使我懂得了要想干好一件事必须不断鼓励人的道理。   在父母的刻意培养和鼓励之下，我活泼好动和独立自主的个性也在不断成长着，这时学校成了我另一个舞台。我在父母工厂的子弟学校完成了从幼儿园到小学的学业。在学校里，我始终是各方面的活跃分子，我把在家里当家做主的精神搬到了学校，一直担任着少先队的中队长、大队长，也曾是区少年宫指挥班、合唱班、舞蹈班的小队员，活泼的性格令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喜欢我，只要有活动都忘不了我。等到小学毕业时，历史的脚步已经迈进了20世纪60年代，这段时间内，中国刚刚经历了经济的起伏：和苏联交恶、大批苏联专家撤援；三年自然灾害；人民公社与“大跃进”刚刚开始并“渐入佳境”……这些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事件，如此深刻地影响着这个世界，但对于当时尚且年幼又生活在已初露经济中心端倪的上海的我而言，一切都还是那般遥远—我更加乐观活泼，而我的兴趣更广泛了。小学毕业后，我考进了上海杨浦区宁国中学，开始了两年的中学生涯。在学校里，我是学生会文体委员，又加入了学校朗诵队，完全沉浸在充满着青春的激荡气息的世界里。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也异常兴奋地跟着初三年级的大同学“闹革命”。我们学校成立了红卫兵组织，我是其中的一员，却不曾想，到最后自己竟成了批斗的对象。那是红卫兵成立几个月后的一天，班里的红卫兵开会，会上突然要我交出红袖章，我拼命护着红袖章，问为什么，他们说：“王佳芬，你妈妈在工厂里有大字报，你是混到我们红卫兵队伍里的黑五类！”我一听这话顿感天崩地裂，眼泪“刷”地就下来了。我实在是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但当原来的红卫兵战友都用敌对的眼光注视着我时，我害怕了，颤颤抖抖地交出了红袖章，踉踉跄跄地走出了教室，在学校的长廊边痛哭了很久很久。   晚上回到家，爸爸问我：“你的红袖章呢？”我抽泣着说：“他们不让我当红卫兵了，红袖章给他们拿走了！”父亲“唉”地叹了一声说，“大人的事为什么总要殃及孩子？”其实那时父母比我更难受，他们在厂里接受批判，白天批判完了，晚上回家还得写批斗稿、写检讨。父亲看着做三班倒辛苦不堪的母亲，不忍让她在精神上受更多的伤害，便把所有的批斗稿一个人全包了。父母那份惺惺相惜、相濡以沫的感情，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是那个时代留给我的最珍贵的遗产。   “文化大革命”后，社会的风气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场风暴由上而下，逐渐深远起来。学校停课闹革命，同学们都去各地大串联了，可父母坚决不让我去，于是我结合自己的特长，参加了学校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天天下工厂演出，把16岁花季的热情化作歌舞，全奉献给那个火热的年代。在我的演出生涯中，最远曾到过嘉兴，因此嘉兴成了那时最远、最危险的记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书是读不成了，当1968年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我也涌入了浩浩荡荡的浪潮中。     父亲的背影xml version='1.0' encoding='%SOUP-ENCODING%'   1968年，上海奉贤星火农场五七连队到我们中学来招人，此前五七连队已在上海“荡”了一圈，把各个学校的尖子生都招至麾下，宁国中学推荐了我。   接到这个消息时，我高兴了好几天，因为与去外地农村或工矿相比，近郊的五七连队显然是个好很多的去处。其实我全然不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只知道此刻我要工作了，我是时代的幸运儿。我憧憬着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未来，想象着成为劳动模范回报父母，乐颠颠地在3天里就打点好行李准备出发。父母都知道这个大女儿不是能窝在身边的凤凰，也都真诚地鼓励我去农场。   我记得那天是xml version='1.0' encoding='%SOUP-ENCODING%'1968年11月3日，父亲和我的送我到人民广场。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他把我送上车，然后目送着我找到座位，我在车上，父亲在车下，我们挥手告别。当时车里充满了激情、豪情和笑语声，所有人都在挥手，所有人都在告别，但真到那个分别的时刻，我的眼泪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我毕竟还只有17岁，这是第一次与亲人离别。汽车发动时，看到父亲的背影消失在人群中，我的泪一直在流。   这一幕，很长时间都让我作为上山下乡的不坚定分子而感到在连队抬不起头，后来我读到朱自清的《背影》时，朱老的那种情怀让我感同身受。世界上的感情有很多种，在我后来的人生旅途中，也将不断感受到友情、爱情，但唯独那一刻的父爱以及母亲的那种关爱，给了我一生的力量。   汽车进入农场就开始颠簸着爬行了。星火农场五七连队驻地是奉贤县的围垦地带，那时那里刚刚围垦后不久，放眼望去大片的芦苇荡，野风一吹特别萧瑟。我们在农场的场部下车，然后要通过一条“炒麦粉”路到达住处，这段20分钟的路程给了我们这群大城市的知青一个大大的“下马威”，这条晴天灰尘满天、雨天泥泞不堪的土路，让我们开始明白“前途光明，道路曲折”的伟大哲理。   尽管下乡时我们都知道五七连队是个住草房、点油灯、以艰苦而出名的地方，但当我们走进五排草房组成的连队，当我们踏进点着昏暗油灯的“家”时，我们还是惊呆了。当天晚上，我们一班7个女生并排睡在潮湿的地铺上，听着芦苇墙隔壁男生的呼噜声，躺在被窝里泪流不止，这样的现实对我们来说是残酷的。第二天的太阳依然升起，但初来的新鲜感却没有了，集体生活的好奇感也没有了，透过“战友”的眼睛，我看到很多人的脑子里一片茫然，我们回过神来思索的是如何“迈步从头越”。   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11月10日，我们到达星火农场后的第一周，一股寒潮覆盖了北上海的天空，一时间大风呼啸，天寒地冻，草房里比外面更冷，我们都想赖床。可一到早晨，起床集合的哨子照常响起，连长告诉我们，眼下正是种油菜的关键季节，他要求各排必须在3天之内完成近百亩油菜秧苗移栽的任务。在战斗的命令之下，我们初建的队伍齐刷刷地振臂高呼“保证完成任务”，然后便整装出发了。那天的风吹得人都站不稳，凛冽的寒风把我们的手、脸吹得生疼生疼，直掉眼泪。我跟着我们班长蹲在冻得生硬的大田里，栽下一棵棵嫩绿的秧苗，手冻僵了，脚也站酸了，最后我们干脆坐到了地上干活。恶劣的暴冷天气，再加上不适应干农活，我们这群上海“娃儿”初尝当农民的辛苦。但大家都在坚持着，人生迷茫中，坚持是唯一的力量。不过3天下来，我却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手上、脸上长满冻疮，以至于冬天回上海，我都羞于出门，此后多年冬天大多如此，便是在那时落下的病根。   生活很艰苦，沉沦与奋斗只有一步之遥，我选择了积极奋斗。于是在广阔的天地里描绘最新最美的图画，在战天斗地中谱写壮丽的人生，我沉浸在连队浓浓的政治氛围中，白天努力地干着体力活，晚上开完班会还要在油灯下学习毛主席著作，我拼命汲取社会大课堂的养料，生怕自己掉队，我努力体验着劳动者的艰辛，一次次超越自己的生理极限。   我们连队有800亩盐碱地，这些都是响应毛主席“改造地球”的号召，从“海神”手里抢来的，在此之后，我们要更加努力地劳动，才能将这些盐碱地改造成适合种植棉花、水稻的良田。这是一场艰苦的战役，因为冬天我们要修渠挖沟，春夏时抢种抢收，秋天则要收割成果，一年四季忙个不停，留下了太多深切的记忆：我记得早春4月，我们黎明蹲在秧田里拔秧，阵阵睡意袭来，我瞌睡得几次差点栽倒在水里，于是有人领头唱起革命样板戏，我们也跟着高声大唱，以后唱歌就成了我们驱寒除困的法宝。我的手脚麻利，是秧田的一把快手，我庆幸自己练就了出早工的身体素质；而夏天骄阳似火，大家都倦得在睡午觉，为了赶进度我提前把上午拔好的秧挑到稻田旁，甩到水田里，主动开始做下午插秧的准备，连轴转的疲劳没有压垮我，我们快节奏的工作得到连队的表扬；在秋天，我们挑着丰收的稻谷从1公里以外的海边稻田往连队的打谷场送，为了防止稻谷搁在地上脱落浪费粮食，一根小扁担一路不能停歇，我们却是你追我赶越挑越多，100斤、120斤、130斤，直到压弯扁担看不到挑担人。我一次次挑战自己，一次次战胜自己的生理极限，也从一名普通的小兵，在挑战自身极限的过程中升任班长、排长、副指导员，   我已经融入农场的火热天地里。   来到农场两个月后，我第一次回家。我和一个同学步行了一个多小时到达钱桥镇，我们搭上了一辆去上海的卡车，那时已是天寒地冻的冬季，我们坐在敞篷的卡车后面，卡车在马路上飞奔，我们在车斗里颤颤发抖，为了御寒，我们将背包里带回去洗的被单全部裹在身上，如此狼狈地回到了上海家中，父母见了心疼不已，我却很满足，因为终于回到了温暖的家中。   那时回家是件幸福的事，不但能享受父母的关爱，更大的乐趣则来自于战友间的友谊。大家结伴而回，到上海后再互相串门，今天到你家，明天到我家，后天一起去逛街，战友之间都知根知底。这样的环境是天然的爱情温床，我后来的爱情也出于此，当然那是后话了。     第一次见到死人xml version='1.0' encoding='%SOUP-ENCODING%'   五七连队像一座革命的大熔炉，焕发我追求进步和真理的激情。连队里汇聚了上海各区学校的尖子生，而且各怀绝技，特别是那些重点中学的高中生更让人仰慕和追随。我庆幸自己好运气，走进了一所没有围墙的社会大学。但到连队没几个月，有人就提出质疑：这个没有贫下中农的“农村”怎么接受“再教育”呢？正当连队领导在积极地请附近农村的贫下中农来连队忆苦思甜、组织人分批分期去附近农村接受短期培训时，有一批战友还是认为这些措施没有实质作用，竟然爬火车径自跑到吉林延边去插队落户了。事情传开以后，他们成了英雄，不断被传诵、被尊敬，而我这个到农场还要哭鼻子的女孩，则陷入了自我反省。我那时恨死了自己，我也特别希望像那批战友一样成为英雄。   那时我们每天要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要“斗私批修”，领导教育我们要做一心为公的好战士。我的排长马新权是连队树立的标兵，他在当拖拉机手时，创造了几天几夜连续作战的“小车不倒只管推”的英雄事迹，他永远用嘶哑的喉咙召唤我们排要做第一，所有的时间都必须用于工作。有一次晚上他和我谈心，我听着听着忽然发现没声音了，抬头一看，原来他累得睡着了。这事令我感动不已，在初到连队的时候，我把他当成自己的学习榜样，也希望自己成为一名“一分钟也不向党交白卷”的革命者。   我在这块热土上迅速成长的同时，也“左”得可爱，做过很多荒唐事：我批判过我们班一个穿红袜子的男同学，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情调；我们班有一个高中生女同学，她秧插得歪歪扭扭的，我认为她有情绪，是对上山下乡不满，就气呼呼地在大田里停下工作召开批判会，一定要她认错才罢休；还有一位女生因为买了一盒一块六毛钱的化妆品，也遭到我组织的批判，理由是我们每月只有18元的工资，买三四分钱一盒的蛤蜊油就完全可以了，她却买了那么贵的。   但其间也发生了一些事，让我疑惑我们所做事情的正确性。我们排有个高中生副排长，人有思想，平时爱表达爱说些俏皮话，我们也都挺喜欢和他说说笑话。有一天早请示时，党支部书记突然说他是反革命分子，要我们检举批判他，我们都傻了，无论如何无法相信他会是面目狰狞的坏人。后来查明了缘由，原来前一天副排长去场部开会，在纸上信手乱画时把“将革命进行到底”写成了“将反革命进行到底”，一字之差招来祸端，大字报、揭发批判会铺天盖地，连他平时的玩笑话也被上纲上线，成了反革命言论。我当时真是又难过又害怕，打死我也不相信他反党，可我也担心我的同情会被批判，说我的阶级立场不坚定。   不久连队开始整团了，人人需要自我批判需要过关。那天晚上二排的一位女排长兼团支书人不见了，大家拼命找也找不着，有人回想起她这几天沉默寡言、目光呆滞，情况不是很正常，大家心头顿时升起一种不祥的预兆。那位女排长是重点中学的高中生，是个大姐式的干部，父母早亡，因此不可能逃回上海家中。   在慌乱的找寻中天色暗了下来，大家打着手电结伙分头去附近找，几小时下来还是没有一点迹象。这一夜连队特别安静，仿佛连空气也凝固了，阴霾笼罩着每个人的心。   第二天是元旦，一部分人“自发”地扩大寻找范围，有一队甚至找到了海边，却不曾想还真有收获—在一片荒芜的海滩上，那位女排长的尸体早已冰冷。那天我也去了海边，第一次看到了死人的模样，在惊讶与震撼中我哑口无言。曾经是那么熟悉的人，昨日还有说有笑、活生生的一个人，今时此刻却天人永隔，再也无法相见。我呆立在荒滩上，人生的变化莫测在那一刻像惊悚片一样出现在我面前。后来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是自杀身亡，但结论早已不重要了。   还有一件事也令人触目惊心。连队后勤排的男生宿舍丢了东西，有人怀疑是一个陈姓的高中生所为，结果连队的民兵把他抓来后一阵严刑拷打，打得大家都累了要出去吃饭，于是把他丢在一旁让他自我反省交代。民兵们吃完夜宵回来，发现人已不在，便马上组织连队的男生呼喊着他的名字沿河分头寻找。那天晚上在漆黑的大地上到处飘荡着那个高中生的名字，我们女生吓得谁也不敢出宿舍门。第二天，在我们一排的一条齐腰深的排水河边，一个割草的农民发现了他，当时他早已溺水身亡，发现时一半身子浸没在冰冷的河水中，整个身体紧缩着，可以想象那时他是多么害怕。     这些事对我的刺激是巨大的，我强烈地反思着关于人性的问题。如此极端地划分好人坏人，简直是草菅人命；而如此简单地评判事物的是非，也近乎荒唐。在现实与思想的对撞中，我觉得我要重新思考，重新面对这一切。xml version='1.0' encoding='%SOUP-ENCODING%'   伴随着超越生理极限的劳动锻炼，在对社会、人生的积极实践思考中，我渐渐成长了。1971年初，我入党了，成为一名愿意为共产主义、为人类美好事业献身的光荣共产党员。但针对我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在我的入党审批会上，大家以批判的态度，告诫我：“软弱就可能是战场上的叛徒”，“唯水平论就会敌我不分”，“在职业生涯、在人生态度中需要坚强和坚定，但也更需要团结更多的同事一起奋斗”……   入党后，我被提拔为连队的副指导员，不久指导员生病不能上班，农场的组织部长要我担任连队指导员工作，这也是连队的最高职务，我第一次感到慌张，于是找组织部门说：“我不行，今天我还做不了这个指导员工作，你们能不能给我一年时间，先派个支部书记来带我一年，明年我争取能行！”我的真诚和恳切使组织部同意了我的要求，他们派五七连队第一任的老连长回来当书记，我们搭档开始了连队的管理工作。进入领导层以后，要参加很多社会活动。我打理着连队的日常事务，也利用这一年认真理解了连队的责任，理解管理，理解人，理解社会环境对企业的作用。一年后，我以22岁的年纪从容登上了闻名全市的五七连队的最高位置，管理着400多人。   进入管理层后，理解和看到的领域开始不同。当时，抓生产和育人是我们的两大任务。生产管理相对简单，因为大家都立志“不超纲要不过江”，劳动战斗的情绪非常高昂。当时800多亩盐碱地改良的成功标志，就是在长江以南，创造了粮食亩产800斤、棉花亩产100斤的纪录。为了这个目标，1972年，我们起早摸黑地大干，不辞辛劳，为此我整整一年没有回家，可把我父母想死了。于是在暑假里，父母派弟弟来看我，我却逮住弟弟让他跟我们干活，吓得弟弟以后再也不肯来连队了。   与劳动相比，管理知青的思想则显得艰难得多。从我们下乡第三年开始，每年都有知青回城的机会，很多人都想回城，我作为管理者自然要建立规则，为了摸索这套规则，我付出了3年时间。第一年，我们连队有13个名额分到上海港务局航道局，在经过连部领导讨论后，我们决定把平时最调皮捣蛋的人送走。这招使出后我很得意，我想这样一来，明年的管理就轻松了。可没想   到排长们都来反映，不听话的人反而多起来了，我百思不得其解。第二年连队又有50个名额分到上海各工业局，这次我放弃去年的规则，把家庭有困难作为主要的标准，结果大家都来向我诉说家庭的困难，一时间，到连部办公室来的人都在比谁家的困难大，来年请假的人数和频次成倍递增。一直到第三年，我们连队又有100个名额去上海。这次我们将标准定为表现最好的人：出勤率高、劳动表现积极、排长班长优先考虑等等。这次终于被我找到了管理的核心，由此连队风气大正，人人争着当头。五七连队的优良传统又重新回来了。这次经历是我为管理企业付出的学费，后来我做任何事情都会先想清楚我们是谁，我们要做什么，怎么去做，做好了会怎样！领导者是树立标杆、建立标准的人，这个标杆是要积极向上，代表主流，代表大家根本利益的。     懵懂的爱情xml version='1.0' encoding='%SOUP-ENCODING%'   农场的生活是激情澎湃的，没人规定不准谈恋爱，但大家好像都没动静，谈恋爱的人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只是在这群日夜厮守的年轻人之间，爱情就像春天里的野草般，只要有阳光就会发芽生长，我的第一次爱情也在懵懂中不经意地来临。   那时候农场远离市区，但我们连队的光荣事迹却经常会在上海的报纸上出现，这主要得益于我们连队拥有一位叫王安石的“战友”，他是星火农场五七连队的大牌笔杆子，写得一手好字一手好文章，后来他成了我的丈夫。我跟他是同一天、同一辆车从上海人民广场到达农场的，但我们相识，是因为连队组织文艺小分队，他是团长，我被邀请参加，他便经常到我们排来叫我去排练演出，惹得我们当时一排的男生都不喜欢他。那时的爱情朦朦胧胧，在连队工作中，我经常会跟王安石在一起，到很晚我才知道那叫爱情。   记得1971年，春节我留在农场值班，睡在连部办公室。一天深夜两点，我突然被值班的铃声吵醒，拿起电话我听到了那头哭泣的声音—是我们副连长爱人的哭泣声，她说吴副连长死了，让我快过去处理一下。吴副连长是一位40岁、很有生产和领导经验的转业军队干部，他精明能干，在我们知青中很有威信。当时他不幸得了肝癌，住院已经有一段时间，我们以为他会挺过春节，没想到大部队一放假他也跟着走了。   听到他病逝的消息，我还来不及悲伤，便准备马上赶去处理。当时正是深更半夜，很多人都回家过年去了，剩我孤身一个20岁的女孩子，实在有些恐怖。我浑身发抖不知该怎么办。突然间，我想起副连长王安石为赶一篇稿子好像还在连队，便赶去使劲儿敲开了他宿舍的门，请他和我一起去场部医院。他一边安慰我不要急，一边披上衣服陪着我直奔场部医院。在阴森冰冷的医院里，吴副xml version='1.0' encoding='%SOUP-ENCODING%'连长的太太正在副连长的尸体旁凄凉地痛哭，我手足无措，陪着她一起哭，此时的王安石很老练地安慰她，待她情绪稳定后，又去和医院里联系处理后事，有条不紊地处理着所有事情。全部事情处理完后，我们才回连队。从场部医院到连队还有很长一段路，在漆黑的夜里，王安石陪着我行走，我心底感到特别踏实。回到连队，他主动说，你先睡下，我到你办公室来写稿子。我睡下后不久他就到我的办公室，还充了热水袋焐在我的脚下。这一夜他伏案挥笔一直写到天亮，等我醒来时他已锁上门悄然离去。第二天一早，我们一起给连队的班子成员打电话，通报副连长的死讯，安排追悼会，他依然默默地帮着我处理完了所有事情。   经过这一事件后，我们的感情慢慢增进了，我们互相了解对方的休假时间—尽量创造我们同行和到上海后的见面机会。有一次我不小心砸坏了大脚趾，在上海家中休假，他不知从哪儿搞来了在文化广场上演的朝鲜歌剧《卖花姑娘》的票，在那个年代这是多紧俏的票啊，我高兴得不顾脚痛，也不顾爸妈的担心匆匆赴约。到了剧场门口我才知道，其实他只有一张票，也就是说只能有一个人进去看戏。这时他把我送进了剧场，告诉我放心看戏，他会在门口等我。《卖花姑娘》的故事情节生动感人，整个剧场的场面也热烈而宏伟，加上心存对王安石的感激，那天我流了很多眼泪。等到戏散场，王安石果然还等在门口，他默默把我送回家后，才独自回家。在此之后，王安石每次往返上海都会带一些我爱吃的东西给我……如此绵绵长长的关心，我已经能感受到王安石的那份爱慕之情了。   1973年冬天，一场围海造田的大战役打响了，我们整个农场组成千军万马，去和大潮抢时间争速度。由于工作的作业面全部在冰水和淤泥中，我们连队决定派全部男生上去。虽然我是女生，但我是连队的党支部书记、指导员，因此我还是坚持领队上一线。那天早晨，我第一个赤脚走下海滩，刺骨钻心的寒冷刺得我站都站不住，一整天劳动下来，我感冒了，还发起高烧，王安石看在眼里，晚上到办公室给我送药送水。他的丝丝关怀帮助我支撑着完成了整个战役的工作。   王安石的社会活动能力和他写的一手好文章，让当时的《解放日报》和一些出版社都到农场来要他，可由于农场领导不肯放，他始终没能有机会跳出农场。后来我接到了他的求爱信，尽管此前我已有准备，但当朦胧的状态终于打破后，我还是不知所措，便习惯性地问父母该怎么办。我父母见过他，也觉得他人不错，但他们看到我有回上海的机会，还是想着我能回上海，便劝我在回上海大局不定的情况下不要轻易谈恋爱。我是个听话的乖女儿，父母的意见是为我好，便认真给王安石回了一封信，说明现在不是谈恋爱的时候。我知道收到信对他是个打击，但是我也把未来的希望留给了我们双方。   转机发生在1974年。这年冬天，农场搞了一个大规模的扎根农场动员会，我们农场党委把我父亲、王安石的父亲等十余名知青家长请到农场场部，并要求家长在大会上表态发言—支持子女留在农场工作。活动结束后，我和父亲一起从农场场部走回五七连队，在长长的路上，父亲对我说：“佳芬，今天来之前我已和你妈妈商量好了，既然我们已表态支持你扎根农场了，如果你觉得王安石是个可以信任和托付的人，我们就不反对你谈恋爱了，你自己选择吧。”我一直很庆幸我有一对深明大义的父母，而在那一刻，在父母解除了“恋爱禁令”后，我却有了更大的压力。   大批新知青来到农场，王安石被提到新建的连队当书记去了。此后我到了场部当领导，他又去参加海丰围垦指挥部的工作。频繁的工作调换，我们只能互通来信互相关怀，同时我们也都把工作放在第一位，我们都渴望多积累工作经验，为将来打好基础，这是只有在那个时代才有的特殊爱情关系。   1977年2月，我跟王安石在农场结婚了，他成了我守候一生的爱人。     时间流转，很快进入1976年，那是动荡变迁的一年。先是在xml version='1.0' encoding='%SOUP-ENCODING%'1月8日，伟大的周恩来总理在北京病逝，首都人民含泪相送，《人民文学》作者吴瑛的一篇《十里长街送总理》在很多年内都令人潸然泪下。随后的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也病逝北京。一年之内，中国相继痛失两大领袖，举国悲痛。与之相比，另一场影响深远的行动也在中国大地上蔓延，那便是粉碎“四人帮”，这场运动比毛主席、周总理的逝去更深刻地影响并改变了中国。xml version='1.0' encoding='%SOUP-ENCODING%'   在上海，我们欢欣鼓舞地庆贺“四人帮”倒台，积极参与到纠正历史错误的社会大变革洪流中。但历史的风云注定是要大变了。1977年，高考恢复，一个被割裂的时代终于走到了尽头，在茫然了10年之后，社会突然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我们又有机会实现读书梦了。农场里大批的知青干部都开始参加高考，但我却正在怀孕而与读大学失之交臂，我丈夫王安石原本铁定要上大学的，却因他父亲重病住院，不得不请事假在医院照顾，因此我们双双错过了这次历史性的高考，否则人生可能又会是另外的风景了。高考不成，农场开始了清查“四人帮”的运动。由于星火五七连队被列为“四人帮”树立的先进典型，且当时张春桥的儿子又在我们农场一个连队工作，于是我们就被怀疑与“四人帮”有关系，有人揭发我去大寨跟江青见过面，回来又作过许多报告。曾经的辉煌转瞬变成了嫌疑，沧海桑田便这样转换着。另一方面，我在当农场领导时，提拔培养了许多年轻干部，但到此时却也变成了执行“四人帮”、“全青全新”干部路线的罪证，成为批判我的理由所在。在一次干部会议上，我竟然成了责问批判的焦点。我毫无思想准备，只觉难过委屈，脑子里只有一句话：你们怎么能这样！我本能地解释、申辩，但除了再次证明我在政治上的幼稚外，再没有其他意义了。回到办公室后我忍不住哭了，我的老领导庄俊平过来安慰我说：“佳芬啊，你要经得起这次考验，你是领导班子成员，我们在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时，肯定会有各方面的问题，我们要主动配合。”老领导的一席话让我豁然开朗，在擦干眼泪以后，我从更高的层面去理解“拨乱反正”的伟大历史意义，我理解此刻的我不能计较个人的得失，毛主席著作中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活生生地与现实世界对接起来。   第二年春天，我从党委副书记改任党委委员、政治部副主任。我很平静地搬出办公室，没有抱怨，我觉得自己确实才疏学浅，要成为一名称职的领导，必须在实践中好好磨炼，于是很热情地开始新工作、新思考。此时的中国真正来到了改革开放的前夜，一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中国大地上汹涌澎湃地进行着，它颠覆了长期束缚着人们头脑的精神桎梏，深刻地触及到每个人的灵魂，我也被击中了，我在不断地思考中走向新的方向。   首先是因1978年《解放日报》的一篇报道，当时这份我从小就看的党报头版头条上，刊发了一个叫曹南微的人物故事，此人中学毕业后病休在家，恢复高考时却直接考进了研究生，《解放日报》选此人作为榜样报道出来，立时在很多下乡知青的心中掀起轩然大波，一份主流媒体，曾经刊登过无数赞扬上山下乡的文章，今天却在树立另一种标杆，巨大的差异让人不得不思索社会的风向是否已变？我们听党的话上山下乡是否真的走错了？我们开始迷茫、动摇。这时又有一篇文章给我们的焦虑添了把火，文章中有句话是这么说的：“这些知青都是吃“狼奶“长大的，没有知识没有道德，不懂修养……”这真是近乎毁灭性的打击，曾经我们赖以自豪的事业，到这个历史时刻，却变成了截然不同的性质，我陷入了沉思。   此时，知青上山下乡的政策开始解冻，社会上出现了父母退休，子女可以顶替的新规定，一时间大批知青返回上海。那是一次汹涌而来的浪潮，甚至出现了一个八人的宿舍几天之内走了六七个人的事情，其中也包括我费尽心力新提拔的知青干部，留下的都成了孤独、伤心、哭泣的人。我们原来有两万三千人的农场，几个月内走了一万六千人，最高峰的时候，农场用以证明身份的图章就挂到派出所门口，要走的人自己盖章就可以走了。我一面为无数青年可以重返城市、无数家庭可以团聚而喜悦，一面又担心农场还能维持多久？未来我们将怎样管理？   农场走了太多的人，已经显得萧条了。我们留下的人心情特别压抑。一天，一位已调走的党委领导来看我，他说：“佳芬，这么多人走了，而我们留守在这里。也许五年后他们读书的、做工的人都成红色资本家回来了，而我们什么都没有。但这是历史，注定要有人像我们今天这样做，我们就是铺路石。”他的一席话触动了我，我问自己，我真的愿意成为铺路石吗？   考虑到自己还是农场的领导，还是知青的带头人，我决定放弃顶替母亲回沪的机会，留在农场继续好好干。我说服了自己，就有能力说服别人。在此时的农场干部会议上，我的表态发言显得深沉和有力度，我说：“知青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天需要我们想清楚后自觉留在农场工作；农场也是社会经济生活的组成部分，在这里也可以有作为、有出息；我决定继续留在农场工作，但我也必须寻找到我能发挥作用的岗位。”我恳切的语言和冷静分析的发言，打动了所有在场的人。我的讲话结束后，很多人都跟我会心地点头。会后，很多人送来了真诚的鼓励。   在以后几年的政治学习运动中，因为农场人事变动很快，当时的领导陆续都调离了，我成了顶在风口浪尖的“留种西瓜”，理所当然要承担很多责任。当时为解决老三届知青中一批人继续学习的问题，市教育局特地委托上海高校搞了两年制的“干部专修班”，我也积极报名，想了却读大学的梦，万万没想到竟被告之“没有资格”。我非常震惊，但此时的我早已习惯了各种打击和不平，相反却树立起无比坚定的意志。我流着眼泪，强忍委屈和痛楚，发奋考上了电视大学工业经济管理专业，我不相信我没有上大学的权利。   在经受了一次次的风浪和考验后，我都能感觉到自己已经能做到心态客观平静了：我不再随波逐流，我也不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党内整风时，一位农场领导找我谈话，要我端正态度，我听后非常坦然地告诉他说：我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我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够得上劳动模范和优秀共产党员的标准。我已经在为自己的理想活着，职位名利虽然重要，但最根本的是我要做一个对社会有价值的人 联营厂生涯：是“充军”，还是机遇？xml version='1.0' encoding='%SOUP-ENCODING%'   我因生孩子而错失第一次高考，在生完孩子的56天后，我带着孩子和月嫂又回到农场的家。尽管我的未来还没有答案，不知路在何方，但我却清醒地知道：我不能停下来，必须抓住今天，争取明天。为此，我给自己制订了新的工作学习计划，白天在工作中学习—尽可能争取所有的实践机会，增加自己的实干本领；晚上则上夜校补习高中课程—下农场前我只完成了初二的学业，其后十来年中，我也一直没有静下心来专心文化学习，因此在孩子断奶后，我马上报名读夜校，用了两年的晚上时间，考出了高中文凭。   此时的我来到了三十岁的路口，俗话说三十而立，这是有道理的，我是该继续留在农场还是离开成了长久的思考，离开我能做什么，而留下又能干什么呢？在那样的时刻我们特别需要灯塔的指引。恰在此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发表了，我看到其中一句话：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生活在现在的人大概无法想象这样的语言所代表的意义，但对于那时的迷茫知青而言，它却是照亮未来的灯塔。在仔细思索了这句话的真谛后，我毫不犹豫地决定转行搞经济工作。当时我们农场正在和上海的中国钟厂谈一个联营合作项目，凭直觉我认为这是我的机会，便主动请缨领衔挂帅。我全然不顾别人说是“充军”、“贬职”的议论（工厂离场部有xml version='1.0' encoding='%SOUP-ENCODING%'10公里的路），也不管此行是否“凶多吉少”，我只知道这件事对农场有利、对我的发展有价值，我就义无反顾地去尝试。领导同意了我的请求，让我做了联营厂中方筹建组组长，同时我也觅到一位曾是中国农业银行襄理的老银行家做我的顾问，由此开始了崭新的工业企业管理生涯。   我的直觉是正确的，联营厂代表了上海工业扩散转移的新方向，由此我们得到上海市计划委员会的关注，这给工作带来莫大好处。通过全力突破，我们争取到了农场联营企业享受上海户口的特殊政策，   凭此我们大张旗鼓地在农场开展宣传和招聘，200名优秀青年作为新工厂管理技术骨干加入到浩浩荡荡的队伍中，进入了在上海的中国钟厂。我把刚两岁半的儿子送进了全托幼儿园，和这批骨干一起到中国钟厂实习了。   中国钟厂在当时生产的三五牌台钟还是凭票供应的紧俏商品，后来成为“中国首富”的四川人牟其中赚的第一桶金，便来源于倒卖台钟。而我们联营厂是为中国钟厂增加机芯生产能力而设的，同时也为未来的工厂转移创造条件，因此冲压、机动装配和电镀生产能力都要新建和转移。我们到达钟厂实习的主要任务是掌握生产环节中的各项技术，这并不是很难的活儿，但此前我们全都是“土包子”，对机械一窍不通，因此跟钟厂师傅特难沟通。这类问题的解决办法永远只有一个，那就是“恶补”。于是我白天在工厂尽可能多地理解各个工段的管理和相互联系，了解零部件的各道工序和关系，晚上我则借一本工艺手册，回家再抄写、熟读。很快，原来对我不屑一顾的技术老师傅也来和我商量事了，半年实习下来，我们团队个个成了当班的主力军，   令钟厂的老师傅们刮目相看，在那个时候，这也算一个奇迹了。   与此同时，农场的另一支队伍也在半年内完成了改建厂房的工作，1981年的6月，我们的联营厂正式开业了。但就在一切顺风顺水时，变局也在酝酿。联营厂是一个多方利益博弈的地方，注定要伴随着利益矛盾发展，市场供求和价格制定原则带来的利益分配，永远像扯不完的乱麻般缠绕着工农双方。一段时间下来，我们与中国钟厂的合作因为总量没有大幅度增长，工方要保住原有利益，农方投入也要分得利益的纠缠，一直处在矛盾争论中心。我使尽浑身解数，四处周旋，风风火火地活动在各部门间：我在农场的党委会上争取到必须发展的主导方针，又去钟厂的领导那里要求下放更多的零部件生产和给予更好的价格，我总结联营厂的情况，争取得到钟表公司和轻工业局领导的支持……在我最无奈的时候，我甚至在星期天直接去敲市计委领导的家门，心急火燎地请求领导相助。我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给当时计委的一位主任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后来他到农场局协调，希望调我到市计委工作，只是农场不肯放而作罢。   钟表生产的复杂性在于计划性，上百种规格的产品，几十个零部件有上千道工序，还有成品钟15天的校准期，没有科学管理的系统，就是整天“救火”的命。因此我在摸透了联营厂的要点后，将重点放在计划和质量部门，并和上海总厂建立了直通快线，这样的改革让我对工业管理有了信心。与此同时，在钟厂工作期间我又考进了上海电视大学工业管理专业，花了两年业余时间学完三年制大专的全部课程，这也大大提升了我的管理能力。在毕业前夕，我结合我在联营厂工作的经验，撰写了《联营企业发展问题思考》的论文，最后成为我们学校最佳优秀论文。   那的确是一段难忘的日子，很多成败经验都成了我的宝贵财富，而很多管理的感悟也在那段时间里沉淀进我的血液，为后来的公司生涯储存了营养。我记得当时我们厂有位副厂长，是部队转业来的，为了给和他亲近的车队长加工资，他和我较上劲儿了。他不买我的账，我也非要和他说个明白，我们俩的矛盾就此闹开了，最后我们跑到场部领导那里去明辨是非，领导听后给我们各打了五十大板，说这么点事用得着闹腾吗，便劝说我们“将相和”，说来也怪，到那时我们互相看着对方，都差点笑出来，想想也是，企业里哪有这么多是非对错，很多事情不是简单到非黑即白，领导班子关键是要沟通，除了必须坚持的原则外，领导间的友谊是第一位的。     “你那么有胆量为什么要走？”xml version='1.0' encoding='%SOUP-ENCODING%'   我在联营厂工作了4年后，到1984年，社会上涌起选拔年轻知识干部进领导班子的热潮，我又一次被选进场部领导班子，担任场工会主席。那时上海钟表公司和轻工业局的领导很赏识我，希望我能留在联营厂或作为他们的干部管理联营厂，我婉言谢绝邀请，回到了农场。   其实当时是一次很好的离开农场的机会，但或许当时我是太想证明政治上的清白了，而若当时留在联营厂，也便没了后来的我。回到农场我给自己的工作定了目标：要在两年内做成农场局最优秀的工会。我选择在民主管理和班组建设上突破，为此我深入基础抓班组长培训，用心地参政议政，为场领导出建议，从晚上给班组长培训，到组织几千人的大型活动，从给场领导干部民主评议，到每次工会开会时扫地搬桌子，我凡事都带头干，俨然一副带头大姐模样。而到星期天又常设家宴，犒劳我工会的弟兄们。一番努力下，我的工作迅速有了起色，我们场在农场局的各工会中很快成为标杆农场，这带给我很高的成就感，但同时我也在工作中找到了很多乐趣：那段时间里，晚上我基本不会闲着，学弹电子琴，又学做缝纫，后来甚至达到了能给儿子做漂亮小西装的水准。   1986年下半年，农场局又要调动工作，考虑到我的出色表现，领导要提我当芦潮港农场场长。在这桩美差面前，我犹豫了半年，因为当时我的儿子和家人都在上海，因此我也有心回上海照顾他们，而恰逢当时上海也有工作机会。我犹豫再三，组织为此找我谈了好几次，左思右想后我还是决定服从。最后，我又孑然一人走进了一个我从未去过、不认识一人的新天地。1987年的春节来得很晚，过完春节后，我挥别家人，仅带着一件正在编织的绒线外套就踏上了去芦潮港农场的道路。打毛衣是我一生的爱好，在老农场我也练就了一流的编结水平，但没想到这件毛衣却成了我的封箱之作，自那以后再没有碰过。   芦潮港农场是我们系统里最年轻最穷的农场，1986年刚摘了亏损帽，领导迫切希望我去打开局面。凭借我在星火农场党委十多年的工作经验，一到芦潮港我就把握住了问题的本质。我和领导班子一起先确定当年盈利的目标，然后在凝聚人心上下工夫，因为我明白，在制定了一个共同目标后，一定要激起大家的热情才能成功，这是屡试不爽的铁律。我召集了老三届知青干部的座谈会，在听完他们的想法后，和他们很实在地说开了：我和你们一样下乡十几年，特别想回上海，但既然命运把我们安排在这里，我们只能认命啊。认命有两种选择，一是抱怨的心态，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二是树立目标，好好在这里干出个名堂。农场的天地广阔，我可以给大家“师长”、“旅长”的空间，我们干出成绩了，自身的价值提高了，就会有人要我们，社会就会选择我们。一石激起千层浪，我的话在老三届的心中荡漾开了，人性的积极面被我唤醒，在动员会之后，听的人纷纷来与我交流想法，而我也适时地把他们安排到了重要的工作岗位。用好人、用对人从来都是组织成功运行的关键，这些本来就该是农场建设精英的干部，迅速撑起了发展经济的大局，而我的工作重点，则放到了寻找新发展的增长点上。   作为一名经营者，一定要具备敏锐的嗅觉，从而在平常事物中把握住商机。就像吴仁宝在看到邓小平南巡的新闻后，连夜召集人马囤积钢材，从而为华西村的崛起挖到了第一桶金一样，当我探到上海市政府正在筹集资金建设大型菜篮子基地，要保证上海副食品供应的消息后，我知道属于芦潮港的机遇来临了。我迅速展开活动，一次次邀请市政府及各委办、专家来考察，用迫切要求发展的真诚来感动领导，用科学的态度来打动专家，并动用一切可用的社会力量，包括xml version='1.0' encoding='%SOUP-ENCODING%'利用我先生在农委计划处工作的优势去争取项目。经过十几次论证后，我们终于争取到了3 000万元的大型蛋鸡场项目。紧接着从立项、建设到投产，我又投注了全部的热情和心血。由于初次遇到这种大项目，农场在运作过程中发生很多问题，比如在集中建场和分散发展的问题上，连农场领导层的意见也不一致，汇总到我这里时我也拿不定主意，于是在星期天，我带着儿子奔走于市禽蛋公司总经理和上海市养鸡专家的家里请教，我一家家拜访求教，儿子万般无奈下只有和司机坐在车里玩，但我却从拜访者那里找到了最合适的答案。再比如我走出农场广觅人才，从而用最少的投资、最快的速度建成了上海最大的蛋鸡场。   最后，我们的用心和效率终于结出了果子—上海市禽蛋公司终于把最核心的种鸡场都建在我们农场。   在农场时，我一天的工作分成了三个半天，白天的工作结束后，每天晚上我还要花四个小时去“访贫问苦”，解决现实问题，从而推动农场各个部门的改革，但这也未能如愿地解决所有的问题。当时我们场有位因工伤而高位截瘫的知青，我很同情他，积极帮他解决生活上的各种问题。他先是提出要在上海买房，我们破例同意了，没想到紧接着他又提出各种在当时无法满足的离奇要求，最后我们的对话陷入了僵局。更令我意外的是，这位知青在要求得不到满足后，开始缠住我不放，时不时地坐着轮椅闯进会议室，打断我们的会议，或者跟着我上厕所，动手拉我，严重干扰我的工作和生活。见此情景，人们往往同情他的伤残，又害怕他性格扭曲后的暴力，所以没人敢碰他。   我记得有天晚上，他带着狗和石头在我宿舍下施虐，那晚我正好在一位女科长家谈事，我们党委副书记急匆匆地跑来告诉我情况，他说：“你今晚就住这里，明天一早让司机先送你回上海，在家避几天比较合适。”此情此景令我欲哭无泪，整夜无法入眠，我想自己倾心为农场工作，却遇到这种事情，究竟该怎么办呢？想了一夜也没答案。第二天天刚亮，司机带着我匆忙离开农场。开出半小时后，我的司机猛然回头问我：“王场长，你平时不很厉害吗，你那么有胆量为什么要走？一个残疾人就把你吓成这样？”一夜没睡好的我一直沉浸在我为何会有此遭遇的思绪中，听到司机之言我猛然醒悟过来：就是这个道理，我躲得了今天能躲得了明天吗？回避问题只会把问题搞得更复杂，我需要的是面对。于是我让司机马上掉头回农场。到农场后，我紧急召集领导班子开会，高度统一了对这件事的处理意见。当日下午，我又召开中层干部会议，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告诉大家，要求大家一起来处理。说来也怪，原来大家都小心翼翼避让的心理，在意见统一后变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意见高度透明、众人高度参与的情况下，主管干部出面与那位知青协调，这件困扰农场许久的棘手事当晚就顺利解决了。   很多问题往往是因为信息不通畅、意见不统一而变得棘手的。这件事之后，我忽然像武侠小说中打通任督二脉的侠客一样，信心满怀起来—我相信再也没有什么我害怕的事了，我也找到了解决矛盾冲突的最好方法，那就是发动群众，让一切透明起来。我永远感谢我的司机，正是他在关键时候的一句话救了我。事后我想，要是当时我走了，我又该什么时候回来，回来后又该怎么收拾这个局面呢？我庆幸在芦潮港农场里有那样一片天地，给我的一生留下了勇气的积淀，因此当三年零九个月后我调任上海农场局工业外经处处长离开芦潮港农场时，我丝毫没有为在任期修建的宽敞马路、职工住房、漂亮的幼儿园而沾沾自喜，也没有为农场经济快速发展、盈利大幅跃升并成为局系统表扬单位而自傲，在临走的那一刻，我内心充满了感激之情，我真心感谢在那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里，农场留给我的坚强、勇敢和无畏，只有社会的大学，才会给人留下这样的智慧和激情。   在人生的起伏感悟中，我来到了40岁的又一个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