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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卡尔坐在这家墨西哥酒吧里，现在这种吧正时髦。我们聊过去的日子，还聊到自己怎么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年轻又美丽地死去，岂不称心!”我对卡尔说，“可惜没能如愿，我们依旧活着，而且喝了又喝，一看就像个酒鬼，瞧瞧咱们这副模样。” 卡尔瞧了我一眼，说：“你想要什么？永远年轻？”接着又要了一杯墨西哥啤酒。自从玛琳娜从他那里跑了以后，他就变得不那么好相处了：很容易发怒，动不动就急，还常常抑郁，接着就是忘乎所以，就像一个中学生——他的情绪瞬息万变。这么多年来他对玛琳娜一直不好。对她处处指手画脚，大喊大叫，威胁恐吓，可就是万万没有想到她会离他而去。他们俩真是彼此习以为常了——我的上帝，玛琳娜，卡尔往往如是说，你干吗要斤斤计较每件乱七八糟的破事，这就是我的风格，真他妈的！ 可是有一天玛琳娜跟着西德意志广播电视台文化频道的一个编辑去了马提尼克岛，三个星期。卡尔简直蒙了。开始他还琢磨着，得给这个小玛琳娜点儿颜色看看，让她知道什么叫复仇，明目张胆地找野汉子。她居然回敬给他这个劈腿专家一顶绿帽子。卡尔像在舞台上似的把拳头朝着他认为是马提尼克岛的方向挥舞，并吼道：“你给我回家来！” 但是玛琳娜再没有回家来，除了有一次，趁卡尔不在的时候。那是来取她自己的东西，然后就搬到那个文化频道编辑那儿，住进了他的公寓里。 等到卡尔明白过来，玛琳娜来真格的了，他就给广播电视台那位文化频道编辑打了一个电话，说：“听好了，你这獐头鼠目的东西，十分钟以后咱们在施皮茨饭店见，你要敢不来，就等着瞧！” 这位编辑真的出现了，在饭店门口等着他的卡尔快步迎了上去。卡尔个子不高，但很壮实。他怒火中烧，二话没说，上来就揍，追着那位编辑打，一连跑出去三条半街。他第一拳就把编辑的眼镜从鼻梁上打飞了。这位编辑刚想弯腰去捡，卡尔立刻用脚踩住了镜片。 “别和我的眼镜过不去，”编辑叫道，“我还得用它！” “现在你什么也用不着，你这个混账！”卡尔喊着，“你唯一用得着的，就是乖乖地等着挨耳光，你就用得着这个。” 卡尔边喊边沿着繁华的天箭街追赶他，街上时装店的女售货员们出来好奇地看热闹。其实她们更想知道这场厮打的起因，好能去和别人八卦一下。出于对卡尔的敬畏，行人自动避让出一条通道，好让这两位过去，卡尔一直都在挥舞着双臂咆哮。 “你这个恶棍，”卡尔喊着，“我非把你那想入非非的脑袋揍扁了不可！就想着搞别人的女人，你以为我们在哪儿啊？你以为我是谁啊？你以为能跟我来这一套啊？你是这么想的吧，你这个兜售文化香肠的瘪三，你打错算盘了，小白脸，我敲碎你每根骨头，全身的骨头，明白吗！” 他又踢又打，那个文化频道编辑抱头鼠窜，血从鼻子里涌了出来。有那么一两次，他胆怯地喊“救命”，但没人理他。卡尔再次给了他后背一记老拳，并嚷道：“救命？我会要你命的，你个蠢货！” 有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停住脚，怯生生地问：“您这是在干什么呢？”卡尔冲着她的脸叫道：“老妈妈，您得庆幸，有我在这儿保护您，不会受像他这样人的骚扰。”老人吃惊地离开了。 我给卡尔讲了两位艺术家的事，他们总是穿一身黑色的皮衣，有一次在大教堂广场表演行为艺术，题目是“接吻和斗殴”。他们先是露骨地接吻，吻了两分钟之久，接着是相互抽打，也是两分钟，就这么交替着，足足有半个小时。观众先是吃惊，然后大笑，接着鼓起了掌，自始至终都有人进行着粗野的评论，添油加醋。然而，渐渐地，观看的人群越来越不平静了。两位艺术家打得开始流血，接吻时相互咬破了嘴唇，人群里脱口而出的第一声叫喊是：“可恶的同性恋！” 结果是围观的人也都动手进行了干预，但不是在他们打斗时，而是在他们接吻时。这种接吻对于他们来说太过分了，两个大男人，光天化日之下如此露骨地亲吻。这让人无论如何都受不了。至于说到打斗——谁会对它感兴趣呢？ 卡尔很喜欢这个故事。 “看来我当时应该去亲那家伙，”他说，“不过那家伙太高了，我够不着。” 我们笑着又要了两杯龙舌兰酒，我问他：“那事最后是怎么了结的？他没有告你吗？” “那家伙，”卡尔不屑地说，“他溜回家找玛琳娜去了，找她去舔伤口了。我真应该揍这个女的，而不是那个臭小子。” 卡尔是我的发小，从上学起我们就认识。我们一起听鲍勃·迪伦，一起搭车去听卢·里德的音乐会，一起在示威游行中挨打，而且也是在一起第一次吸了大麻烟卷。当我在大学第四个学期觉得必须得结婚时——无论如何那时候我们就是觉得必须得结婚，当时就是那样——卡尔成了我的证婚人，尽管他讨厌我丈夫。“有点文化的小白脸。”卡尔瞧不起地说，而且认为我们过不了两年就得散。然而让卡尔吃惊的是，那个小白脸竟如此之快地让我怀上了他的孩子。卡尔理所当然就成了汤姆的教父。像经常发生的那样，卡尔总是能猜出我在想什么，他问：“怎么样？咱们的汤姆现在干什么呢？” “他呀，”我说，“一直那么乖，打网球，喝软可乐，将来不是当警察就是去青年联盟或类似的什么地方工作，这孩子只会带给咱们欢乐。” “说什么呢，”卡尔反驳道，他特别喜欢汤姆，“别这么说他，别不公正。你得庆幸，汤姆不吸毒，功课又好。你知道，这在今天就是个奇迹了，不是吗？这你不是心知肚明吗？” “对，我明白。”我说，“这些我当然明白，我也庆幸。可是他也太无聊了，卡尔，他对网球世界杯的前三十名了如指掌，还能不打磕巴地背出各国总理的名字。你应该去看看他的房间——你非得恶心不成，收拾整齐得让人作呕，真让人受不了。” 卡尔点着头。“和他爸爸一样！”他说，“那个迂腐死板的家伙，你还记得吗，他把自己有关研讨班论文的所有想法都记在卡片上，而且还按字母顺序排列。” “还问我记不记得？”我反问道。“我和他一起过了七年唉。” “后来你又听到过他的消息吗？”卡尔问。我摇了摇头，“没有，很长时间没联系了。我猜他是和伊凡·伊里奇①在库埃纳瓦卡，教授什么另类医学或类似的什么。” “小白脸，”卡尔满意了，“无聊的家伙。你得庆幸摆脱了他。汤姆是个好小伙子，他不会那么市侩。咱们俩多少总会影响他一点儿的。” 我们不由得开怀大笑，并频频碰杯。 “你知道吗，”他说，“我觉得关于玛琳娜离我而去这件事，现在我已经不那么在乎了。” 我想打断他的话，可他抬起了一只手。“等会儿，”他说，“让我解释清楚。其实我对付得了她的出走。让我一直难以释怀的是，我当初怎么那么蠢呢。我其实应该能发现，早就应该能觉察到。” “你指的是她跟那个编辑的事？”我问。 “不是，”他说，“她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很不幸福。我真是个白痴。我早该意识到这一点，可是我却根本没有注意到。你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什么？” 我反驳他。“卡尔，”我说，“我和你说过多少遍，你不能对玛琳娜这么反复无常，说过多少遍？” “是，是，”他说，“这事已经过去了，只要她和那个文化傻帽儿在一起幸福就行。”他抿了一口啤酒，看着我说：“我也老冲你嚷嚷，可你并没有总是生气。” “这是两码事。”我说。 卡尔在我的脸上吻了一下。“咱们俩在寻找另一半时都运气不佳，不是吗？”他笑，而我却想到了布洛克。 就在两个星期前布洛克把门砰的一摔，说：“你别蹬鼻子上脸，伊雷妮!” 从此布洛克就带着他的书箱子和他那个便携式打字机消失了，而我又一个人呆坐在这个又大又暗的房子里，里面的花草在枯萎，我也一样。我与汤姆相依为命，汤姆从来就没有接受过布洛克，我们在厨房里吵架，他就把自己关在自己的房间里。“妈妈，跟这么个连电脑都不会用的人在一起能干什么？”他常常如此无可奈何地说。看着布洛克的那个便携式打字机就像是看几百年前的化石。 起初我还盼着他来个电话，等着他的信，我还想，有可能会在我们常去的小酒馆里碰上他，然后我会说：“喂，布洛克！”他就会说：“啊，你也在这儿，伊雷妮。”接下来我们就会漫无边际地聊一会儿。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布洛克消失了，杳无音讯，这时候卡尔却调侃道：“可能也和西德意志广播电视台文化频道的一位女编辑去了马提尼克岛？也许在那儿有个爱巢？” 我们离开了墨西哥酒吧。天开始下雨。在夏夜微凉的细雨中，我们并排蹬着自行车。当我们路过一家崭新的后现代风格的锃光瓦亮的饭店时，卡尔冲着那自动玻璃门骑了过去。玻璃门无声地滑开，让这辆黑色的脏兮兮的荷兰自行车驶了进去。他按着车铃，打着招呼，在大厅里绕着那些皮沙发骑了一圈，一些胆小的日本商人吓得跳了起来，他们嘴里叽里呱啦，手足无措。接待处骚动了，大堂主管跑出来，从眼镜片的上方盯着卡尔，无言以对。这时候卡尔已经把车骑回到了入口处，在浅棕色的地毡上留下了条深深的湿泥印子，骑出大门。我们继续前行，后面传来大堂主管马后炮的斥责声。卡尔来了一个大撒把，高举着双臂喊道：“嗨。真爽！” 他盯着我说：“最近我有时候常梦见暴力场面，那么就得转移发泄出来，至少整点儿刚才那样的恶作剧。” 到家我就看见了鲁珀特来的电报。我和鲁珀特一起生活过四年，是在布洛克之前。总的来说过得不错，后来鲁珀特有了新欢，结了婚，搬了出去。我再也没听到他的任何消息。电报上写着：星期六我在城里，很想见你，鲁珀特。 这是星期五夜里。我的脑袋特别沉，龙舌兰酒和科罗纳啤酒喝多了，我照了照镜子。镜子里看见的实在无法让我满意：湿湿的头发，疲惫的双眼，破旧的皮夹克紧巴巴的，接缝的地方都破了。可我真舍不得扔了它。要是汤姆愿意穿也好呀，可他看见皮夹克就恶心。他只穿印着反对毒品的T恤，阿迪达斯夹克，反戴一顶棒球帽。我爱汤姆，可还是常常问自己，为什么偏偏是我，得养这么个后颈刮得精光的儿子。他看上去太乖了！娜塔莎的儿子编着一头的辫子，在一个雷鬼乐队里打小鼓，把女朋友们轻松地带回家过夜。相反，汤姆藏着躲着，不想让我看见他的乌尔丽克，因为他对我和我的生活方式感到羞愧。乌尔丽克的父亲是牙医，她穿的是名牌牛仔裤，和汤姆一起打网球——更多的我也不知道，很可能他们还是两小无猜，将来有一天大概会结婚，然后汤姆就会接手他岳父的牙科诊所。 我的房间看上去很糟糕。自从布洛克走了，我就没再收拾过：垃圾、旧报纸、成堆的空瓶子。我没有打扫过，也没开过窗户，就洗用得着的几个盘子和杯子。所有的烟灰缸都满了，床灰不溜秋，也没整理过，阳台上的植物又一次枯死。这房子和我一样，状态不佳。我得做决定：要么任其如此下去，只想与世隔绝；要么振作起来，再尝试，（我自己都不知道这是第几次了）让我的生活有点意义。 我吹干了头发，等头发全干了，我到底还是去洗了淋浴，让热水从头冲到脚，冲了足足有一刻钟。我暖和了，放松了，觉得舒服多了。泪水和洗澡水一起从脸上往下流，我期待着那个瞬间，那时我会把水调得冰凉，到那个时候我就搞定了。 这一刻来得艰难痛苦，就像被电击了一样，可是我的皮肤绷紧了，眼睛明亮了，头脑清醒了。我擦干了身体，找了件舒服衣裳穿上，然后打开了窗户。雨忧伤地唰唰下着，就像约瑟夫·布罗茨基在他的一首诗中描述的那样——他坐在厨房的桌子旁，想着老去的光景，对他而言这时候的雨，“还不是音乐，却也不再是噪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