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欢作乐——作者序

在《寻欢作乐》最初出版的时候，报纸上沸沸扬扬地出现了不少议论，因为有些人认为我称作爱德华•德里菲尔德的那个人物，写的就是托马斯•哈代。虽然我一再否认，但仍无济于事。我对那些前来向我打听的记者指出我小说中主人公的生活和托马斯•哈代的生活多么不同，也没有什么用处。的确，两个人都是农民家庭出身，两个人都写有关英国乡村生活的小说，两个人都结过两次婚，两个人都是到了老年才成名的。可是相似之处仅限于此。我只见过托马斯•哈代一次，那是在伦敦的一次晚宴上。当时按照英国的风俗习惯，女子全都离开了饭厅，留下男人们一边喝着红葡萄酒、咖啡和白兰地，一边谈论国家大事。我发现自己正坐在哈代身旁，我们一起谈了一会儿。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他的两位太太我都不认识。我想他的头一位太太是英国圣公会一个职位不高的圣职人员的女儿，而不像本书中的罗西那样是一个酒店女招待。我从来没有到他家拜访过。其实，除了从他的作品中知道的那一点儿情况外，我对他一无所知。我早忘了那次我们谈了些什么，只记得我离开的时候所得到的印象是他是一个身材矮小、头发花白的人，看上去神情疲惫，一副落落寡合的样子。虽然他在这样一个场面盛大的宴会上一点都不感到局促不安，但是他也并不怎么特别关心，好像他只是在戏院里看戏的一名观众。女主人可以说是一个专事结交社会名流的人，我猜哈代之所以接受了她的邀请，只是因为他不知道如何不失礼节地予以回绝。他身上当然一点也没有德里菲尔德晚年所独具的那种略微有点儿奇特的、粗俗的生活态度。 我想记者们之所以认为我笔下的这个人物是托马斯•哈代，只是因为我写本书的时候哈代正好刚去世不久。不然，他们可能同样轻易地就会想到丁尼生或梅瑞狄斯。我曾经得到机会，看见一些声名显赫的老作家如何接受他们的仰慕者所表示的敬意。我在一旁观察他们的时候，常常暗自寻思，不知在这种时刻他们心中是否会回想起他们默默无闻、动荡不定的青年时代，不知他们看到那些带着崇拜的神色两眼迷离地瞅着他们的女子，或者神情严肃地听着那些样子热切的年轻男子告诉他们说他们的作品对自己产生了多么巨大的影响时，他们是否会暗自好笑，并且饶有兴味地琢磨着要是这些仰慕者知道了他们全部的真情实况，究竟会说点儿什么。我暗自寻思，不知他们对自己受到的那种尊崇景仰的待遇是否有时会变得很不耐烦。我也暗自寻思，不知他们对自己被奉若神明是否心里感到美滋滋的。 有时候，他们显然确实感到美滋滋的。有天晚上在拉帕洛，我和马克斯•比尔博姆一起吃饭，他提议我们去见见正在那儿盘桓的格哈特•霍普特曼。格哈特•霍普特曼是一个如今也许已经被人忘却的德国剧作家，当时却享有盛名。我们发现他高高地坐在那家旅馆客厅里的一把扶手椅上，那是一个一头白发的老人，生着一张有点发红、特别光溜的脸。在人们为了举办社交音乐会而租用的一大圈镀金的小椅子上坐了大约二十个人，大部分是男人，他们正全神贯注地在听他讲话。我们等着他讲完，好闯进圈子去和他打招呼。等他讲完话，传来了一阵低低的啧啧称赏的声音。我们走上前去，那个大人物挥手和我们打招呼，命人端椅子来请我们坐下。两个年轻人连忙去拿椅子；那个圈子扩大了，把我们都包括在内。我们互相寒暄了几句，但是显而易见，我和马克斯•比尔博姆的到来使周围的那群人觉得很不自在。客厅里一片寂静。那些神情热切的年轻人满怀期望地注视着那个有名的作家。寂静并没有给打破。寂静变得令人局促不安。最后有个机灵的小伙子向他提了一个问题。他思考了一会儿，然后在扶手椅上坐定，以一种在我看来似乎没有必要的长度回答了那个问题。等他讲完后，又传来一阵低低的表示敬意的赞叹声。我给马克斯•比尔博姆递了个眼色，于是我们起身告辞。 当然，格哈特•霍普特曼给了他的听众他们所要听的东西；他对自己受到的这种崇拜显然一点也不感到拘束。我觉得我们英语国家的作家对于这样一种姿态不会觉得怎么舒服。叶芝往往以某种缺乏幽默的态度装扮成吟游诗人的样子，因而使自己受到他的轻狂无礼的同胞的嘲笑。那是一种矫揉造作的表示，亏得他的诗歌美妙，才显得情有可原。亨利•詹姆斯以他一贯的谦恭有礼的态度接受那些名媛淑女（她们多数已届中年，总相互争着想引起他全部的注意）的奉承，但是私底下，他却随时准备拿她们开一个谑而不虐的玩笑。 小镇上定居的无名作家作为爱德华•德里菲尔德的原型的。我的叔叔和监护人当时正是那个镇的牧师。我想不起那个作家的名姓了。大概他也没有取得什么成就，现在一定早已去世了。他是我见到的头一位作家。虽然我叔叔很不赞成我跟他来往，但是我一有机会总溜去看他。他的谈话使我心情激动。后来有一天，他丢下一身债务不管就从镇上消失了，这使我感到震惊，也使我叔叔感到满意。关于他，我用不着再多说什么，因为读者会在本书中看到他给我留下的印象。 本书出版后不久，有封信由专人递送到半月街我的寓所。原来是休•沃尔波尔写来的。他是英国书籍协会委员会委员，晚上临睡前把我的小说带到床上阅读，有意把它作为当月新书推荐给读者。他一边往下看，一边竟然认为我笔下的阿尔罗伊•基尔这个人物似乎是对他本人所做的冷酷的写照。当时有个作家团体总设法抓住一切机会出现在公众眼前，他们跟评论家保持着亲切友好的关系，好使他们的书籍得到好评，而且只要对他们有用，就不惜溜须拍马来取得以他们的文才几乎不配取得的成功。他们缺少才华，就设法依靠推举拉拢来加以弥补。休•沃尔波尔就是这个作家团体中最重要的成员。不错，在我构思我称作阿尔罗伊•基尔这个人物的时候，我心里想到的是休•沃尔波尔。哪个作家都不能凭空创造出一个人物。他必须有一个原型作为起点，随后他的想象力就开始发挥作用。他把这个人物逐步塑造成形，东一处西一处地添上一个他的原型所没有的特征。等他完成以后，他展示在读者眼前的那个完整的人物形象与最初给他启发的那个人已无多少相似之处。只有这样，一个小说家才能赋予他所塑造的人物那种既可信又有说服力的真实性和强度。我并不想伤害休•沃尔波尔的感情。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有不少真心喜爱他的朋友，尽管他们往往嘲笑他。他很容易叫人喜欢，却很难受到尊敬。在我构思阿尔罗伊•基尔这个人物的时候，我尽力掩盖起各种踪迹线索；我把他描写成一个经常骑马带着猎狗出外打猎的爱好运动的人，网球和高尔夫球打得比大多数人都要出色得多，而且是一个巧妙地避免了婚姻的羁绊的风月高手。以上这几点中没有一点可以放在休•沃尔波尔的身上。我在答复他的来信的时候向他提出了这几点。我还告诉他说我从我们俩都认识的一个作家身上选取了某一个特征，又从另一个作家身上选取了另一个特征，而且最主要的是，我还把自己的不少性格脾气写到了阿尔罗伊•基尔的身上。我一直知道自己的缺点，我从来也没有洋洋自得地看待这些缺点。我们这些作家全是爱好自我表现的人。不然我们干吗答应人家给我们拍照呢？不然我们干吗接受人家的采访呢？我们干吗翻阅报纸寻找我们的书的广告呢？我们真的干吗不像简•奥斯丁那样把这些书说成是“由一位女士所著”，或者像瓦尔特•司各特爵士那样把这些书说成是“由《威弗利》的作者所著”，而把自己的姓名摆在上面呢？可是，我实际上仍然把休•沃尔波尔声名狼藉地也具有的某些特征，他的某些丢人的弱点放在阿尔罗伊•基尔的身上，因此在伦敦文学界几乎没有几个人会看不出他就是我的原型。倘若他的鬼魂不安地在书店里徘徊，设法使他的著作陈列得井然有序，猛然想起我如何嘲笑他想有朝一日成为英国文学界的泰斗的抱负，那么在他看到我，就连嘲笑他的我，似乎也快享有那种昙花一现、既可悲又可笑的显赫声名的时候，他一定会幸灾乐祸地暗自好笑。 可是我写《寻欢作乐》，并不是专门为了描述爱德华•德里菲尔德和阿尔罗伊•基尔这两个人物。年轻的时候，我跟本书中我称作罗西的那个年轻女人关系十分密切。她有重大的、令人恼怒的过错，但是她长得很美，人也诚实。我和她的关系正如这种关系一贯会有的结果那样后来结束了，但是我对她的回忆年复一年地萦绕在我的脑海中。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把她写进一本小说。一年又一年过去了，经过了好多年，我始终没有找到我在寻找的机会。我担心自己永远没有这种机会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直到我忽然想要描述一个上了年岁的著名小说家（他受到自己太太的悉心照料，死后却被他太太和其他人用来给他们自己增加荣耀，这想必会使他多少有点儿气恼）的时候，我才想到可以把罗西写作他的头一位太太，这样一来我就有了那个我渴望很久的机会。我还必须补充说我认为自己所创造的最动人的女主角的原型根本不可能在我的小说中认出她自己的面目，因为等到我写这本小说的时候，她已去世了。 采访的记者往往向作者提出几乎同样的问题。经过一段时间，你对他们的大部分问题会有现成的答复。每逢他们问我我自认为哪部小说是我最出色的作品的时候，我总问他们说他们是指一般认为我最出色的作品，还是指我自己最喜欢的作品。虽然自从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校改校样以后，我就没有再看过《尘网》，但是我却愿意赞同公众的意见，认为它是我最出色的作品。那是一个作家一生只能写一回的那种书。归根结底，他只有一生。可是我最喜欢的书却是《寻欢作乐》。这是一部写起来饶有兴味的书。处理多年前发生的事情和三十年后发生的事情，而不失去想要抓住读者的注意力所必需的连贯性，这颇费心思。我发现克服这个困难是一项很愉快的工作。我希望读者从过去跨入现在，再从现在返回过去，一点儿都不感到颠簸震动，因而故事的叙述应当像一条法国那种宁静的河流那样平稳地流去。可是这当然只是一个多少有点别出心裁的技巧的问题。在这方面，读者所关心的只是结果。读者对作家不得不应付的潜在的困难、无所适从的窘境和进退两难的局面，跟讲究饮食的人对把完好美味的弗吉尼亚火腿熏制出来放在他面前的那套工序同样漠不关心。不过这只是顺带一提而已。我喜欢《寻欢作乐》，因为那个脸上挂着明媚可爱的微笑的女人为我再次生活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她就是罗西•德里菲尔德的原型。 一九五〇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