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字典图书网
查字典图书网
克里斯多福·艾什伍德，英美著名小说家、剧作家、同志运动先锋。 1904年8月26日，艾什伍德出生于英国柴郡一个旧式的贵族家庭，父亲是陆军军官。幼时随父亲四处迁移，他11岁那年，父亲战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十岁时他进入公立预备学校，初识了诗人奥登（Wystan Hugh Auden，1907~1973），之后他们成为一生的挚友。 他具有反叛传统的性格，在剑桥读书期间的一次考试中，用双行押韵诗和无韵诗回答所有的问题，因此被开除了学籍。但他的文学天赋并未受到压制，他广泛阅读当时大量的文学作品，受福斯特影响开始写小说。1928年，艾什伍德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都是阴谋家》（All the Conspirators），主题与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相似，探讨了母子关系。第二年追随奥登游历到柏林（当时是魏玛共和国的首都），1932年出版了第二部小说《纪念碑》（TheMemorial），描写希特勒执政之前的柏林，表现了战争给人带来的精神痛苦和肉体伤害。 20世纪30年代，是艾什伍德第一个写作全盛时期，他完成了《柏林故事》（The Berlin Stories）。这部作品集写出柏林30年代独特的文化氛围，是那个时代的柏林必读之作。它同时被美国国家图书馆与《时代》杂志评入二十世纪一百部最佳英语小说。该故事被改编为歌舞剧《我是照相机》（I am a Camera），1972年再改编为电影《酒店》（Cabaret），由鲍勃·福斯（Bob Fosse）执导、丽莎·明奈利（Liza Minnelli）主演，轰动一时。在隔年奥斯卡奖中囊括八项大奖，抢尽了当年最佳影片《教父》的风头。 提起奥登和艾什伍德中的任何一个，人们都会联想到另一个。在整个烽火动荡的20世纪30年代，两人成功合作了三部剧本：《皮下之狗》（The Dog beneath the Skin）、《攀登F6》（The Ascent of F6）、《在边界上》（On the Frontier）。 1938年初，奥登和艾什伍德决定来处于抗日战争中的中国采访。这次出行俨然成为伦敦文艺界盛事，几乎全体出动送别，福斯特也亲自前来践行。他们在中国旅行了四个月，足迹遍布香港、广州、武汉、郑州、徐州、南昌、上海等多个城市，采访过战事前线，也见过宋美龄、周恩来等诸多名人。他们给很多中国人留下的印象相映成趣：奥登不修边幅，典型的诗人的狷狂之态；艾什伍德则衣冠楚楚，完全的文人雅士之风。 回国后，奥登和艾什伍德分别以诗、散文写下中国见闻，合著成《战地行》（Journey to a War），于1939年3月在英国出版，颇为畅销。后又在美国等其他国家出版。其中诗作，曾经由卞之琳译出，散文部分则由冯亦代翻译，改名为《中国之行》，在香港《星报》连载。 在英国加入二战前，艾什伍德与奥登携手迁往美国并定居。 1945年，艾什伍德出版了《紫罗兰姑娘》（Prater Violet），小说以30年代的伦敦为背景，围绕一部伤感的音乐喜剧影片的拍摄，显示艺术与生活的对立，谴责了人们的愚蠢和自私。卞之琳曾于1946年将这本书译为中文。 此后的作品多以美国生活为背景。艾什伍德还出版了《A Meeting by the River》和《The World in the Evening》等短篇小说，以及回忆录作品。在美国，由于受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1894~1962）的影响，他开始对印度哲学和吠檀多（印度的一种唯心主义哲学）感兴趣，编辑和翻译了多部关于此类题材的作品。其他出版的作品还有《Down There on a Visit》（1962）、《Kathleenand Frank》（1971）、《Christopher and His Kind》（1976）、《MyGuru and His Disciple》（1980）等。 除奥登外，艾什伍德还曾与毛姆、伍尔夫（Virgina Woolf，1882~1941）等人有过深入交往。毛姆很欣赏艾什伍德的才华，曾对伍尔夫说：“英国小说的未来就掌握在这小伙子的手中”。 上世纪70年代起，直到艾什伍德去逝，他始终领导着同志平权运动，他既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信仰，也以各种形式的作品，启发了人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中国读者较为熟知的麦卡勒斯（Carson McCullers，1917~1967），曾在美国与艾什伍德和奥登等人比邻而居，受此影响写成长篇小说《哑巴》，后改名《心是孤独的猎手》。 卡波特（Truman Capote，1924~1984）的名著《蒂凡尼的早餐》也是从艾什伍德的《萨利·鲍尔斯》处得到了灵感。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