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殉道者花园——文摘

吸烟者 我还没有真正认识尤金之前就注意到了他，根本不可能注意不到他。我们坐的那列火车从纽约开出时，尤金从另外一节车厢走进我坐的这节，身体却卡在了车厢门口，夹在自己两个巨大的行李箱中间。我看着他奋力想要挣脱，他的帽子也让我看得着迷，那是一顶绿色的带沿山地帽，帽边插着羽毛。他朝每个方向咧着嘴笑，我不知道他是否希望以此让他的处境没那么荒唐可笑。最后不知道哪里松了，他猛地一下冲进这节车厢。我希望他不会坐到我旁边，但是他坐了。 他几乎一坐下就开始说话，到沃灵福德市才停下来。我是去乔特吗？真巧—他也是。我是一年级的？他也是。我是哪儿人？俄勒冈？不是开玩笑？又偏又远得很，是吧？他来自印第安纳—印第安纳州加里市。我知道那首歌，对吧？我知道，但他还是给我唱了一遍，从头唱到尾，包括难唱的结尾部分。这节车厢里还有别的男生，他们盯着我们看，我希望他闭上嘴巴。 我游泳吗？太糟糕了，这是项好运动，我应该多游游泳。之前一年，他创下了中西部学校联盟的自由泳纪录。我最喜欢哪一科？他喜欢数学，他想，但是他每科都很好。他让我抽烟，我拒绝了。 “我自己也应该戒掉，”他说，“可是戒了我就会完蛋。” 尤金是靠奖学金来上学的。他有位老师跟他说他太聪明了，不应该去上普通的高中，给了他一份预科学校的名单，尤金全去申请了—“只是为了好玩”—那些学校全部都要他。他最后选择了乔特中学，因为只有乔特提出给他报销路费。他爸爸死了，他当护士的妈妈还要养活另外三个孩子，所以尤金觉得再向她要什么就不公平了。火车到沃灵福德市进站时，他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当室友。 听到这个提议，我并不兴奋。首先，我不喜欢看着尤金。相对他又瘦又高的身体，他的头太大，他的皮肤油光光的，让我联想到海豹。然后还有奖学金的事。我也是靠奖学金来念书的。我不想在我根本还没有跟别的人当室友之前，就把自己的路给断了，就像胖女孩找胖女孩一起结伴回家。我了解尤金出身的那个世界，我自己也出身于那个世界，我想把它撇在身后。为此，那个夏天我一直在练习让自己有种暗地里怡然自得的劲儿，我认为那代表着贵族气质，这是我从英国电影男演员身上总结出来的。我研究过预科学校刊物上的男生，现在我的发型跟他们的相似，衣服也是。 我想认识父亲是银行家、内阁成员、作家的那种男生。我想跟他们交朋友，假期跟他们回家，哪一天娶他们的妹妹，在那些计划中，没有尤金•米勒的位置。我跟他说我在乔特有个朋友，很可能要跟他当室友。 “没关系，”他说，“也许明年吧。” 我含含糊糊地同意了，尤金又谈起他正在决定是要加入棒球队还是长曲棍球队的问题。他更擅长打棒球，但是长曲棍球更有意思。他想也许为了报答学校，他该加入棒球队。 后来发现我们的宿舍安排早已定下来了。我的室友是智利人，名叫海梅，他说自己是纳粹。他在他的书桌上方用大头针钉着一幅希特勒海报，直到我们同一条走廊上的一个犹太男生投诉，教导主任要他取下来。海梅的床边就像放着一本基甸版《圣经》一样放着一本《我的奋斗》，他喜欢带着德国口音大声朗读这本书。他喜欢搞恶作剧。我们的宿舍俯视着校长办公室的入口，校长那位一大把年纪的秘书晚上下班回家时，海梅总是朝她吹口哨。校友日时，他溜进厨房，把许多避孕套扔进为客人准备的牛杂碎汤里充当调料，避孕套都抻开了，还令人恶心地都打了结。第二天在小礼拜堂，校长结结巴巴地就这事训了一番话，但是他提到这件事时的用词很忸怩也很间接，谁都没听明白他在说什么。最后这件事不了了之，再也没提。就在圣诞节前夕，海梅的妈妈在一次空难中丧生，他离开学校，再也没有回来。那一学年余下的时间里，我一个人住。 尤金被安排跟塔尔博特•内文一起住。塔尔博特家给这所学校捐献了安德鲁•内文纪念冰球场和安德鲁•内文纪念图书馆，还资助了安德鲁•内文纪念系列讲座。塔尔博特•内文的爸爸两年前在摩纳哥国际汽车大奖赛中获得了第二名，报道名人生活的杂志经常刊登他跟像吉尔•圣约翰这样的人的合影，下面还有文字，引用的是两人之一所说的话：“我们只是好朋友。”我想认识塔尔博特•内文。 所以有一天，我去了他们宿舍。尤金在门口遇到我，跟我猛握手。“哟，真没想到。”他说，“塔布，这位是我的朋友，来自俄勒冈州，那里偏远得不能再偏远了。” 塔尔博特坐在床边，正把雪白的鞋带往一双脏脏的运动鞋上穿。他头也没抬地点点头。 “塔布的爸爸去年赢了一场重要比赛。”尤金又说，让我感觉不舒服。我不想让塔尔博特知道我已经对他有所耳闻，想显得对他一无所知地接近他，完全不让他怀疑我对他产生兴趣是出于什么他本人以外的原因。 “他没有赢，他得了第二名。”塔尔博特扔下鞋子，第一次抬头看我。他的眼睛是极淡的灰蓝色，眼睫毛和眉毛几乎淡得看不到，他额头处的头发也是雪白的直发，他的脸像是用模子铸出来的，就像玩具娃娃的脸，精致而不健康。 “什么比赛？”我问。 “国际大奖赛。”他说着脱下鞋子。 “那是种赛车比赛。”尤金说。 我觉得没听说过国际大奖赛似乎会是种极其无知的表现。“我知道，听说过。” “住在这条走廊上的人在说这件事，他们说他赢了。”尤金说，一边向我挤了下眼睛；他不停地眨眼睛，似乎他所说的一切都是例行俏皮话的一部分，不想让我这样的新手太认真。 “怎么，我说他得了第二名，谁他妈的还能比我知道得清楚。”这会儿，塔尔博特已经换上网球鞋。他站了起来。“我们去抽一口吧。” 乔特中学禁止吸烟。“一经发现以任何方式使用烟草，”学生手册中写道，“将立即被开除。”在此之前，这条关于吸烟的规定对我不是个问题，因为我不抽烟。现在却成了个问题，因为我不愿意尤金跟塔尔博特能有一种我无法参与其中的交情。我就跟他们下楼，去了音乐教室，那是合唱团训练的地方。指挥台后面有个又长又窄的储物间，合唱团服放在里面。我们挤在这个储物间的一头，塔尔博特给我们分烟。这样做很冒险，这种行为愚蠢，我们吃吃地笑了起来。 “欢迎来到万宝路国度。”我说。 “前面那截才重要。”塔尔博特回应道。我们抽的是万宝路，不是云斯顿，这句俏皮话不怎么样，但我还是大笑了一通。 “最好声音小一点。”尤金悄声说，“大约翰有可能听到我们。” 大约翰是高级宿管，他穿三件套西装和软底鞋，经常会在他不该出现的时候突然蹿出来。他喜欢抓住男生的脖子，用拇指和食指拧那里，还掐得直到他们哭起来。“操他妈的大约翰。”我说。 塔尔博特和尤金都没什么反应。我们不说话地把烟抽完，当时我心里挺不踏实。我本来想让尤金显得胆小怕事，却反而让自己显得轻浮了吗？ 那星期我看到塔尔博特好几次，他几乎连头都没点。是我鲁莽了，我想好了是那样。我给他留下了坏印象。但是星期五晚上我们离开餐厅时，他问我想不想第二天早上去打网球。我怀疑我从来没像当天晚上那样，感到彻底满足。 然而塔尔博特失约了，我就去了他房间找他。他还躺在床上，在看书。“怎么了？”他问，也没有从书本上抬起头看。 我坐在尤金的床上，尽量不让自己的失望之情溢于言表。“我还想着我们可以打会儿网球呢。” “网球？”他又不出声地读了一会儿。“我说不好，我不是很想打。” “没关系，我还想着你会想打呢。我们可以只是随便挥两拍。” “妈的。”他把书放在胸口上。“几点了？” “九点钟。” “现在球场都会被人占了。” “科学楼后面总会有几块空的。” “是沥青地的，不是吗？” “水泥地。”我耸耸肩，不想显得急切。“我刚才说了，没关系。我们可以下次再打。”我站起来走向门口。 “等一下。”塔尔博特打了个哈欠，也没有捂嘴巴。“管他妈的。” 球场果然全给人占了。我和塔尔博特坐在草地上，我问他几个我已经知道答案的问题，例如他是哪儿人，之前一年他在哪儿上学，谁教他英语。听到后一个问题，他一下子精神起来。“英语？帕克，那个光头。我上学时一直得A，现在帕克跟我说我不会写作。如果他是这么一位很牛的威廉•莎士比亚，那他干吗还要在这儿教书？” 我们没说话坐了一阵子。“我来自俄勒冈，”我最后说，“波特兰附近。”我想我们离那个城市没有近得可以称为附近，但是当时我天真地以为人人都听说过波特兰。 “俄勒冈。”他听了这个名字想了一会儿。“你打猎吗？” “我跟我爸爸去打过几次。” “你用什么样的武器？” “马林牌的。” “30—30 ？” 我点点头。 “挺好的林间步枪，”他说，“超过一百码就没用了。你打到过什么东西吗？” “你是说鹿？” “鹿，麋鹿，你们在俄勒冈打的不管什么。” “没有。” 塔尔博特打死过很多动物，他为我一一道来：鹿，驼鹿，熊，麋鹿，甚至还有只小鳄鱼。还有呢，很多很多。 “也许什么时候你可以去西部跟我们一块儿打猎。” “哪里，去俄勒冈？”塔尔博特望向别处。“也许吧。” 我没想到在球场上遭到了羞辱。我哥哥教过我四个暑假，他是俄勒冈大学校队的。我发得一手好球，我哥哥说我的网前球“凶狠”。塔尔博特让我相形见绌，我从来没见过像他那样打网球。他不出汗，反正不像我那样出汗，他也不喘气，没打中时也不骂，也不会淡淡地颤动嘴唇微笑，我每次发球直接得分时就会那样笑。他好像几乎没有注意到我，根本没有显得他在打比赛，只是有两次他喊出界，而我觉得离线还挺远，不过也有可能是我看错了。他赢了第二局后，突然走出球场，回到我们放运动衫的地方，我跟着他。 “打得不错。”我说。 他不耐烦地扯着运动衫袖子。“我没办法在这种很次的沥青球场上打球。” 尤金让自己在校园出了名。你在乔特不会穿带皮带的夹克，不会穿白色鹿皮鞋，当然也不会戴帽边插羽毛的带沿山地帽，尤金这三样都穿戴。 有谁不认识尤金的，到十一月中旬就知道了他是谁。《生活》杂志刊登了一系列采访和照片，来说明在典型的东部预科学校当学生是什么样。他们的稿件是根据在五所学校中的调查而写成的，我们学校就是其中一所。尤金接受了采访，他的一句话用黑体字印在一张照片的下方，照片上是学生们在晚自习大厅闷闷不乐地埋头看书。引用的那句话是：“首先，在乔特，似乎从来没有一个人微笑。你微笑的话，他们会觉得你是个怪人还是怎么样。你一天到晚受嘲讽。” 说得一点不错。我们就是一帮沉闷无趣的人，只是在每隔一周的星期六晚上放电影时放到多愁善感的地方，大笑才是可以接受的。每个人都渴望在年鉴上被归入“说话最讽刺”的那一类。这种较量谁说话风趣的赛场是在餐厅里，尤金在《生活》杂志上的话也根本不会让他感觉压力稍微小一点。 不管尤金有多与众不同，他并非不受欢迎。关于他，我从来没听说有谁说过比“怪里怪气”更难听的话。他学习成绩不错，游泳队开始训练后，有话传出来说尤金立誓要让乔特校队有实力夺冠。所以尽管尤金戴那顶帽子、过分热情、一天到晚咧着嘴笑，他却逃脱了我为他设想的命运。其他学生嘲讽他，但并没有不理他。 圣诞节放假前夕，我去找塔尔博特，发现尤金一个人在宿舍，在收拾行李。他让我坐下，倒了一杯夏威夷潘趣酒，又从一个处方药瓶里倒出一点黑乎乎的东西加在里面。“塔布从诊所搞了点可待因，”他解释道，“能让圣诞节大木头烧起来。” 那玩意儿喝起来真是恶心，但是我忍了，就像我也喝过学校里流行过的所有那些东西一样，例如阿司匹林加可乐、须后水和可以堵在鼻孔里的奔肌止痛膏，据说每种都能让你爽一把，但是从来都没应验。“塔尔博特呢？” “我不知道，也许在图书馆。”他手伸到床下，拖出一个像汽车尾箱那样大的行李箱—硬纸板做的，但收拾得看上去像是皮的—开始往里面装带着搭襻领的花衬衫。搭襻领是尤金在校园里引领服饰新潮流的一例，这种领子让我想起我姐姐抱怨她得穿我妈妈淘汰的衣服时，我妈妈总是说：“这可永远说不好，你也许会引领一种新潮流呢。” “你准备去哪儿过圣诞节？”尤金说。 “巴尔的摩。” “巴尔的摩？巴尔的摩那边有什么？” “我姑妈和姑父住在那里。你呢？” “我要直奔波士顿。” 这让我吃了一惊。我本来以为他会回到印第安纳度过假期。 “你在波士顿认识谁？” “谁都不认识。只是塔布。” “塔尔博特？你要跟塔尔博特待在一起吗？” “是啊。当然还有他的家人。” “整个假期？” 尤金狡猾地咧嘴一笑，眼睛翻来翻去，用一种透露秘密的口吻，几乎是向我耳语：“塔布这家伙，给自己配了把他爸爸酒柜的钥匙，谁都不知道。我们准备海喝一顿，我是指大喝特喝。” 我走到门口。“要是我明天早上见不到你，圣诞快乐吧。” “当然，老兄。我也祝你圣诞快乐。”尤金双手抓着我的右手，他的手指又软又潮。“跟那些巴尔的摩女孩可得悠着点。我不会做的事，你也都别去做。” 之前一周，海梅因为他妈妈去世，被叫回了家。他床上的铺盖收了起来，床垫对折着。墙上那么多图片他一走也都没了，黄色的墙壁上光得刺眼。我关掉灯坐在床上，直到晚饭铃响。 以前我从未见过我的姑妈和姑父，他们跟他们的四个孩子（三个女孩，一个男孩）一起，在巴尔的摩火车站接到了我，我马上就讨厌起他们来。开车回家的路上，我姑妈问我我可怜的爸爸有没有学会应付我妈妈的情绪。其中一个女孩帕美在我的大腿上睡着了，口水流到我身上。 他们住在舍伍德公园，那是个布满砖制建筑的郊区，离市区有几英里。我的姑妈和姑父几乎天天晚上出去，让我照看几个孩子。这意味着我要把电视打开，等他们全在电视前睡过去时，再把电视关掉。让他们提前一点点时间睡觉都不可能，他们抓到什么就是什么—地毯、电线、桌腿、椅子腿—没能抓到什么时，就会在自己的脸上又抓又挖，想要弄伤自己。 有天晚上我垮掉了，几乎哭了整整一个小时。我试过打电话给塔尔博特，想问他我是否能去波士顿跟他在一起，但是内文家的号码没登记。我洗了脸之后又考虑了一下那个主意，觉得还是不要打了。 我回到学校后，我的姑妈和姑父给我爸爸写了封信，我爸爸把那封信寄给了我。他们说我自私，没有进取心。他们把我当成儿子一样欢迎我，真心实意待我，我却对他们和他们的孩子—即我的表弟、表妹—都不感兴趣，而他们对我崇拜之至。他们还举了个例子，说是我在厨房看书，我姑妈晾的衣服都从晾衣绳上被吹掉了，我居然连问都没问一下我能不能帮忙，只是坐在那里继续看书、吃花生。最后，我姑父丢了一对袖扣，那对他有重大的情感意义。综合考虑后，他们觉得我的巴尔的摩之行效果不是很好，觉得以后放假时，我去别的地方会更开心。 我回信给我爸爸，否认了所有指控，并反过来提出几条指控。 圣诞节后，我跟塔尔博特经常在一起。我们俩都进了篮球队，但对队里都根本没什么贡献—塔尔博特是因为脚踝扭伤，我是因为没法把球投进篮筐—大部分时候，我们一起坐在板凳上。他告诉我尤金毁了他继母的圣诞节：他坐在一把古董椅子上往后靠，把它坐坏了。从那以后，我视内文太太为朋友，但是我对这种同盟感几乎没享受到一星期，因为一月底，塔尔博特告诉我他的爸爸和继母分居了。 尤金迷上了游泳，我很少见到他。我和塔尔博特的朋友多数是学校里的不满分子：有些人，譬如塔尔博特，是对学校里的每项规定都有意见；有人是想念女朋友或者小汽车；还有一些就像我一样，感觉有哪里不对劲，但不知道是什么。 因为我并不富有，我的不满无法呈现出一种真正好斗的形式。我是浅尝辄止，通过给学校里的文学刊物《不可引用》写的故事来略表反抗。我写的故事发生在“霍奇学校”，关于一个西部来的学生，我简单地称他为“这位男生”。 这位男生的父亲来自纽约的一个望族。他二十岁出头时，到俄勒冈州去视察他的家族拥有的广阔林区。他娶了个漂亮的年轻姑娘，他的家人在发现那个姑娘刚好有部分印第安人血统时，跟他翻脸了。那个印第安姑娘血统高贵，但这位男生的父亲还是被其家人摈弃。 尽管如此，这位男生的父母还是发家致富，而且生了几个有天赋的子女，这位男生是其中最突出的。他父亲把他送回东部上霍奇中学，在那里读书是他们的家族传统。他在那里所发现的让他感到灰心：学生们的眼里只有金钱及社会地位，教师们虚伪而心胸狭隘。这位男生所交的朋友，只是在学校附近一间咖啡馆当侍者的一位年轻漂亮的舞蹈演员和一个老流浪汉。那位舞蹈演员和流浪汉被称为“这位女孩”和“这位流浪汉”。这位男生和这位女孩总是在帮这位流浪汉摆脱因一些事情而引起的麻烦，比如在垃圾桶上画上漂亮的颜色。 我怀疑塔尔博特从未读过我写的故事—就算读过，也从来没跟我说过—但不知怎么，他觉得我是个会写东西的人。有天晚上他来到我的宿舍，把一个笔记本扔到我桌子上，要我读读里面的作文，题目是“为什么文学值得研究？”，潦草地写了四页，最后一段是这样： 我认为文学值得研究，但只是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国家的人应该知道过去历史上的人有多么聪明。他们应该认识到这些人在创作如此伟大的文学作品时所拥有的才能，所以我认为文学值得研究。 这篇作文，塔尔博特得了个F。 “帕克说这次期末再不及格，我就得去上暑期学校了。”塔尔博特说着点了一根烟。 “我不知道你上次不及格。”我无助地盯着那根烟，“也许你不应该抽烟，大约翰可能会闻到。” “我来这儿时，看到大约翰进了图书馆。”塔尔博特走到镜子前面，用眼角看他的侧面像。“我想着也许你能帮我搞定。” “怎么帮？” “也许给我出些点子。你应该看看他给我们的题目，比如这个，”他从裤子的屁股口袋里掏出几张叠着的纸，“‘描写你所认识的一位最有趣的人’。”他骂了一句，扔下那张纸。 我拿起来。“这是什么？你写的提纲？” “更像是个大致的草稿，我想你会这样说它。” 我读了那篇作文，写得很糟糕，但真正让我吃惊的，是在描写他所认识的最有趣的人时，他完全毫无兴趣。这个人原来是他之前一年的英语老师，他最突出的美德，似乎是他经常停课让学生自修，也不指望他们能成为威廉•莎士比亚，每星期都给他交上一部长篇小说。 “我觉得帕克不会很喜欢这一篇。”我说。 “为什么？哪里不好吗？” “他也许会觉得你想批评他。” “那是他的问题。” 我叠起那篇作文，跟他的笔记本一起递回给塔尔博特。 “你真的觉得他会给我这篇作文打个F ？” “有可能。” 塔尔博特把那篇作文揉了。“妈的。” “什么时候交？” “明天。” “明天？” “我应该早点过来，可是一直在忙。” 接下来我们聊了一小时左右他所认识的有趣的人。没有多少个，唯一让我感兴趣的，是一个名叫蒂娜的女佣，她夜里来给塔尔博特掖好被子时，会给他手淫。后来她被逮捕了，因为她想放火烧掉内文家的房子。但是塔尔博特一点都想不起来她别的什么事，连她姓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最终放弃了以蒂娜为写作对象的希望。 最后，是我第二天早上四点半起来，为塔尔博特虚构出了一个有趣的人，这人名叫迈尔斯，被设定为塔尔博特的一个叔叔。 我在餐厅外面把这篇文章给了塔尔博特。他面无表情地读了一遍。“我没有什么迈尔斯叔叔，“我根本没什么叔叔，”他说，只有姑妈。” “帕克又不知道。” “可是作文按说是关于一个有趣的人。”他皱着眉头看那篇作文。“我看不出这个人怎么会很有趣。” “你要是不想用，我用。” “好吧，我用。” 后来的几个星期里，我又给塔尔博特写了三篇作文：“谁更坏？麦克白还是麦克白夫人？”“上帝存在吗？”“向一个从未见过自来水笔的人描述它”。帕克先生还把最后一篇当作清晰说明文的范例，在塔尔博特的班上大声读了一遍，在那篇作文的背面贴了张纸条，说他有多么高兴看到塔尔博特在用功。 二月底，教导主任在公告板上贴了一则通知：想在下一学年当室友的学生必须在星期五之前向他报名。事不宜迟，我马上去了塔尔博特的宿舍。 尤金一个人在宿舍，正在把脏衣服装进一个帆布袋。他向我走来，一边又是挤眼睛，又是咧嘴笑，又是喷鼻息。“嗨，哥们儿，过得怎么样啊？是为了舒服贴得紧呢，还是为了速度背靠背？” 我们每天吃早饭、午饭、晚饭时都面对面坐，这样已经三个星期了，每次碰面时，他都表现得好像我们是被阿拉伯人强行拆散的两兄弟，过了二十年才刚刚团聚。 “塔尔博特呢？”我问。 “有电话找他，很快就回来。” “你不是应该在练游泳吗？” “今天不练。”他神秘地假笑着。 “干吗不练？” “昨天我打破了学校联盟的蝶泳纪录，跟肯特中学比赛的时候。” “太棒了。恭喜。” “蝶泳还不是我最擅长的姿势呢。嗨，你来了挺好，我正要去找你。” “干吗？” “我在想你计划明年跟谁当室友。” “哦，那个嘛，你知道，我可以说答应了别人。” 尤金点点头，还是面带笑容。“很公平。有人问我了，我只是想着先问一下你。因为我们今年没机会一起住。”他站起身继续往袋子里装东西。“到三点钟了吗？” “还有一刻钟。”“我想我最好在他们关门前，把这些衣服送过去。回头见，哥们儿。” 几分钟后塔尔博特回来了。“尤金呢？” “他送衣服去洗衣店了。” “哦。”塔尔博特从烟盒里抽出一根烟点燃，那盒烟藏在盥洗盆下方。“给。”他说着递给我。 “只抽一口。”我抽了口又递给他。我决定开门见山。“你明年准备跟谁一起住？” “尤金。” “尤金？” “他得先去问过另一个人，不过他觉得问题不大。”塔尔博特拿起他的壁球拍，掂了掂。“你呢？” “我不知道。我还挺喜欢一个人住的。” “更多个人空间。”塔尔博特说，一边幅度很大地反手抽了一拍。 “对，更多个人空间。” “也许那个南美洲来的家伙会回来。” “我怀疑不会。” “这可永远说不准。他家老头儿也许好点了。” “是他母亲。而且她去世了。” “哦。”塔尔博特还是挥球拍，这会儿是正手挥拍了。 “对了，有件事本来我想跟你说一下。” “什么？” “我没法再帮你写作文了。” 他耸耸肩。“好吧。” “我自己的作业就够多的，我不能连我的带你的作业全做了。” “我说过没事儿。反正帕克也没法让我不及格了。到现在我平均分已经有C+ 了。” “我只是想着要跟你说一声。” “你跟我说过了。”塔尔博特抽完那根烟，把烟头藏到一个铁皮做的肥皂碟里。“我们最好走吧，打篮球要迟到了。” “我不去了。” “干吗不去？” “因为我不想去，所以不去。” 我们一起离开那幢楼，下完台阶就分开了，互相再也没说一句话。我去了医务室，好为不去打球找个借口，医生没在，等了一个小时他才回来，给了我几片药还有专治拉肚子的药。我回到宿舍时，整个宿舍楼闹翻了天。 我从隔壁宿舍的男生那里打听到是怎么回事：大约翰抓到了尤金抽烟。他进了尤金的宿舍，发现他一个人在里面，闻到有烟味。尤金否认抽烟，但是大约翰把宿舍翻了个底朝天，发现到处都有烟和烟头。这会儿，尤金在校长那里。 他们语气悲哀地跟我讲那件事，似乎心都碎了，但是我看得出他们有多么兴奋，有人被开除时，总是会这样。 我进了自己的宿舍，把一把椅子拉到窗前。就在晚餐铃响之前，一辆的士从行车道上开过来。大约翰拖着两个巨大的硬纸板行李箱从宿舍楼出去，帮司机把行李箱放进后备箱。他给了司机一点钱，跟他说了什么话，司机点点头又上了的士。后来校长和教导主任从办公室走出来，尤金跟在后面。尤金戴着他那顶帽子。他跟他们两位握手，然后跟大约翰握手。突然，他弯下腰捂着脸。教导主任伸手碰了碰他的胳膊。他们四个人就那样站了好久。尤金的肩膀猛然起伏起来，我没法再看下去。我走到镜子前面梳头，直到听到的士车门砰的一声关上。我又望向窗外时，的士已经走了，校长和教导主任站在阴影里，但是我能清楚地看到大约翰。他以脚跟支地，身子往后摇晃，手撑在屁股上，他说的什么让校长笑起来，不是真的大笑，更像是吃吃地笑。我只能听到一个词“羽毛”，我想他们肯定在谈论尤金的帽子。后来铃响了，他们三个人进了餐厅。 第二天，我路过教导主任的办公室，几乎就要走进去，把所有事都告诉他。问题在于，如果我告诉他烟是塔尔博特抽的，他也会发现我抽烟的事，校规并没有根据吸烟的多少来区分处罚。我甚至考虑过给教导主任寄一封匿名信，但我怀疑那不会引起多大重视。乔特中学很强调做事要像绅士那样正大光明。 星期五篮球训练时，塔尔博特走到我面前问我明年想不想跟他当室友。 “我会考虑一下。”我告诉他。 “今天晚饭前名字就得交上去。” “我说过我会考虑一下。” 那天傍晚，塔尔博特把我们的名字交给了教导主任。实际上没有太多可考虑的。反正，大约翰走进那间宿舍时，尤金的确曾经吸烟。假如你细究起来，那他的罪过比学校的指控可要大出一百倍还不止。这并不是好像发生了什么天大的不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