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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说，我父亲喜欢逛旧家具店，一九四八年在苏州买了一个边沿和四脚透雕梅花的旧圆桌、一个旧柚木小圆台，请店家刨平了台面，上漆，木纹很漂亮。
梅花桌子在一九六六年被抄走，柚木圆台一直在家，现放着我的笔记本电脑。
一九九〇年，父亲在卢湾区一旧家具店橱窗里看到有三张日式矮桌，样式相同，三张叠在一起。他走进店堂，穿过旧家具的夹弄，看这三张暗褐色的桌子。
店老板一般很“识相”，注重来客年龄、打扮、神色，不讲话。父亲想打听什么，但是没作声，最后怏怏出来，在这一刻，他感到自己真的老了。
“一定是日本租界的东西。”他对母亲说。
他的两颊早有了老年斑，这位昔日的抗日志士，已失去敏锐谈锋，即使面对他熟悉的“地下党”电视剧，也一般在沙发里坐着，不知是不是睡着了。
记得有一次，他转过脸对我母亲说：“冷天里还穿法兰绒料子？白皮鞋？”
母亲耳聋，不习惯助听器，膝上堆着报纸和一本《中国老年》杂志，看一眼屏幕，没明白他的疑问。
这是我听到父亲唯一的不满，他的话越来越少了。
他曾是上海“沦陷”期的中共情报人员，常年西装革履，也经常身无分文，为失业苦恼。
“穿不起西装，总要有七八套不过时的，配背心、皮鞋，秋大衣不可以冬天穿，弄得不好，过去就叫‘洋装瘪三’。”
他不许我吃日本料理，每提起深恶痛绝，“日本饭是最坏的东西”。或许，那是我母亲讲的，五十年前，他误将盘子里的生猪血当作番茄酱的原因。
出事那年，因“日共”某组织在东京暴露，很快影响到了上海的情报系统。某个深夜，父亲与他“堂兄”—他的单线联系人，几乎同时被捕。警车驶近北四川路桥堍，“堂兄”突破车门跳车，摔成重伤。
他被押至宪兵司令部（位于大桥公寓， _据说一九四二年李白被捕也关押于此），由东京警视厅来人严刑审讯。他记住“堂兄”摔得血肉模糊的脸，始终坚称自己由金华来沪探亲，不明“堂兄”近况，本埠不认识其他人，无任何社会关系。金华是国民党地区，他讲了很多金华的细节，但不会说金华方言，所幸东京人员疏忽了这最重要的破绽。翌日，他被押往日军医院对质，“堂兄”已奄奄一息，只微微捏了他的手。两天后，“堂兄”在医院去世。
随后的一年，他被囚禁在上海提篮桥监狱。
日占时期，这座“远东第一大狱”仍以设计精良著称，整幢建筑通风通声，稍有异常响动，几层楼都听得清。新犯进门循照英制，三九寒天一样脱尽衣服，兜头一桶臭药水消毒。糙米饭改成日式分量，每餐一小碗。囚徒必做一种日式体操，平时在监室里趺跏一样静坐，不可活动。四周极为静寂，只有狱警在走廊里反复来回的脚步声，钟摆一样的规则。
有天傍晚，听到一日本看守低声哼唱，踱步经过他面前铁栅，歌词为俄文：
Эй Ухнем，Эй ухнем，Эй ухнем，Ещё разик ещё раз
（哎哟嗬，哎哟嗬，齐心合力把纤拉）
Разовьём мы берёзу, Разовьём кудряву
（穿过茂密的白桦林，踏着世界的不平路）
……
Эй ты волга мать-река，Широка и глубока
（伏尔加，可爱的母亲河，河水滔滔深又阔）
……
静坐狱中，歌声出自一敌方士兵之口，联想到词句的全部含义，他深感惊异。断断续续的《伏尔加船夫曲》，熟悉的旋律送入他的耳鼓。正是日苏极敏感时期，这位年轻日本兵，战前是干什么的？是学生？现实的隔阂，在熟知的歌声中搅动，产生难言的感受。
次年，他被解至上海南市监狱（即南车站路看守所）。一年后，解至杭州监狱。
两地都属汪伪管辖，等于嘈杂的菜市场，杭州监狱更甚，克扣口粮，犯人已到食不果腹的境地，必须依靠亲友接济度日。监室走廊里，每天摆有外来的馄饨担，也卖小笼、春卷、蛋炒饭、大肉面以及“包饭作”摊档，收受各类钞票或细软，付了账，或一个银假牙，小贩递进铁窗一碗三鲜面、“片儿川”或几个菜肉包，狱卒听之任之。一人在牢里吃，四面是饥肠辘辘的饿眼，几乎每天都有饿尸被附近的庙祝抬出去。
记得一个身披獭皮大衣的北方人，趾高气扬进监，出手阔绰，常常拿出钞票和首饰，从外面大馆子里叫菜，叫热毛巾揩面，终因缺少社会资助，懂得讨价还价，然后铢锱必较，数零钱吃馄饨面，吃廉价盖浇饭，最后无钱可拿，一件一件剥下衣衫以得充饥，没有接济，坐吃山空，最终饥寒而亡，死时蓬头垢面，仅穿了一套底衫裤，如缩毙街头的乞丐。
附近监室，囚禁不少身份复杂的英、美籍男女，基本失去西人风度，洋装和绒线衣每个缝隙里，蠕动着密密麻麻的虱子，除了被押走几个之外，不久都饿死了，没人管。
这期间，他得患重症伤寒、败血症、肺病、关节炎，头发大把脱落。所幸监外几位好友的接济，多方搭救，一年后被狱卒背出门来，保外就医。
他得以重返上海人间。他的年轻和活力，神奇地抵御了严重的疾病，恢复曾经的体魄和风貌。他依旧是情报系统必要的一环，他的联系人在法国公园、地地斯咖啡馆（DDS），以及三官堂桥的棚户里等他。
日本宣布投降的那天晚上，是他和朋友庆祝胜利的狂欢之夜。一群青年人开怀痛饮，在路上漫无目的闲逛，高声谈笑，无所顾忌。陶醉中走近西区，已是子夜了，只见附近绿树丛中某一幢大洋房，通体灯光雪亮，门窗大开，顿悟这是某大汉奸的宅第，于是大摇大摆推开铸铁院门，进入这所大房子。满地狼籍，宅主显然已逃匿，猫狗全无踪影，凌乱的大菜间里有几箱洋酒，众人打开箱盖，人手一瓶，巨大枝型吊灯照耀着一张张年轻人光彩夺目的面孔，于是歌唱起来，声震屋宇，一直闹到东方既白，一个个醉倒在细木地板上铺的波斯地毯上。等下午醒来，这幢折衷主义风格的豪宅仍不见一个人影，只有花园里小鸟在鸣叫。
父亲说，静安寺以西，也即“大西路”的“美丽园”，“沦陷”时期是汪伪要人最有名的“汉奸窝”，现只有上年纪的“老上海”才知道了。
父亲的两个大书橱，装有不少共产国际著作，列宁、斯大林文集，包括《九评》等等多本政论剪报，不少的线装本旧诗。初版红布封套《鲁迅全集》是母亲买的，与之相配是父亲的《饿乡纪程》、蓝丝绒面《海上述林》。他的阅读兴趣一直与时代同步，1940 年代有高尔基《克里•萨木金的生平》，1950 年代除了《静静的顿河》，还包括《三个穿灰大衣的人》、《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等苏式主旋律小说。他钟爱和敬佩俄国画家列宾的作品，有多本中译苏联美术评论，对苏联文化完全接受，包括苏联大马戏团、钢琴家和乌兰诺娃来沪演出，他都清晰地记得，并保存那些并不显眼的节目单。
“文革”初期，他裁开两大张红纸，大字书写“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贴在两扇玻璃门上，以示对运动的理解。没半个月，这几扇门被抄家的红卫兵多次打开，搬走大部分闲书、日记、相册，包括一对威基伍德洋青花瓷盘，一座铸铁少年像（记得背面常附有同色的蟑螂卵），一尊据说是真正宣德炉，等等，留下的也就是已经泛黄的共产国际理论著作，列宁、斯大林文集，《九评》等多本政论剪报，初版红布封套《鲁迅全集》。
一九七八年运动结束，开始“落实政策”，我父母的日记及几大册照相簿都已发还，盘子和零星器物自然不知去向。某一日，父亲接到通知，请他携带当年具结的被抄清单，去上海龙华机场认领图书。我和父亲兴冲冲赶到那个巨大的飞机库，发现库内是一个装满旧书破纸的超大堆栈，人头攒动，尘灰飞扬。
无数的人，无数双手，在无数的书册中翻寻，空气中充满浓重的旧纸霉味。他立刻明白，此番根本找不到自己的书了，找不到他喜欢的一巨册铜版纸《浮士德百卅图》。四周都是书主，人头攒动，满眼旧书，曾经被一本一本从全市各个私人书橱里取出、装入黄鱼车或汽车，敲锣打鼓汇集到这个杂乱高广的所在。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图书与主人间的联系，早就被彻底割断了，每一个来者，此刻都念想着过去，眼前这座大库也确实盛满了过去，但只是一种复杂的堆叠，纠缠着深不见底的破碎记忆，每人要找的每一页字纸，已熬煮于目眩神乱的这个旋涡之中，必与主人无缘。每一位来者，虽已被告知，可按照当年的单据取回同等数量的书册，但现场充满了无尽的焦虑与绝望，大家都流着汗，手眼所到之处，只是无数非常陌生的他人的物品，普遍心情不佳。
记得那天，父亲与一小青年争了几句，对方应该就是失主代表或家属了，却不明白也不爱惜这些旧物，一路乱扯乱翻，随手把一函一函整套的线装书拆散，东拿几本，西挑几本。父亲拉住小青年说，这样做是不对的，拿回去也没有用。对方大声回答：这是我个人自由！现在谁怕谁啊！
明显是个受害者，倒蛮有当年害他长辈的这种作风！父亲事后说。
失去了预期的喜悦，他意兴阑珊，没有取回超过原值的书，包括那些他清楚的贵重版本，心情低落。此次从飞机库带回的大多是便宜读物，即使这样，以后细翻这几大捆旧册，窥见零星的藏书印、私人笔迹、剪报，甚至某一页夹有的一丝头发，都令他不安。其中一本《给初学画者的信》（苏联赫拉帕科夫斯基著，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盖“墨海”双框白文印，扉页上是主人匆匆的钢笔字：
支援官亭抗旱归来路过书店，见而购之。
王坚强65.3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