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始于冬季——三

我在文化博物馆的演出结束大约一个半小时后，不少人涌进我的化妆室，邀请我去共进晚餐。这些成对的人在各个城市都是一样的。在诺托的古老的西西里镇(我的大提琴就是在那里做的)，他们的服饰上会有最精致的花纹。我的脑海中依稀出现一些陌生人的脸庞，一些人坐在院子里：院子有大片的庇荫；他们的嘴唇因为刚喝了葡萄酒所以是湿润的；他们光着脚穿着拖鞋，脚上沾着尘土；外面飘来马匹的气味；孩子在屋里跑来跑去，肩上的卷发也跟着蹦上蹦下；笑声变成了哭闹——人类的情绪变化一如既往。 我常常被邀请共进晚餐，或者是和我的理事共度周末——或许我能带上我的大提琴？他们问道。 年轻的时候，我总是羞于拒绝。在过去的几年内，我学会了婉拒。珊迪说我不爱交际出了名。 我一如惯常地找借口说我得休息；说我害了重感冒。我还像真的似的大口呼吸。一个女人笑了起来。她的丈夫搂着她。他打着鲜黄色的领结。他有黑眼圈。 演出开始前我端详着镜中的自己。我考虑是不是该刮胡子。上周三是我的生日。三十五年的时光就像一组砝码般跟随着我。事实是，光阴流逝，生活沉淀。对某些人而言，我是出名的大提琴演奏家布鲁诺•伯奈特。但对于我自己，我是什么？也许还只是一个被大千世界迷惑惊吓的小孩子，或者顶多是个将脸蛋紧紧贴着轿车那蒙着雾气的后车窗不肯离开的家伙。在我的童年时代，我们全家常常开着棕色的雷诺十六作长途旅行，有时甚至连夜都不停歇。我现在想起来，父亲当时开车是随心所欲的。母亲则掰开面包，把我弟弟和我的手都塞得满满的。面包吃完后，我们也就到了。面包是我童年时期不断进步的推动力。 在我认识的人中，我的父亲属于那寥寥无几的从不吸烟的几个人。父亲的父亲死于战场。当巴黎充斥着大呼小叫颐指气使的纳粹分子的时候，南部的街道则挤满了民众——他们将各自的家当或搬入轿车，或装上马车，就连婴儿的手推车里都塞满了收音机、全家福、以及餐具一类的东西。希特勒想要开始扫荡了。 德国空军的飞行员很容易就从高处给这些街道定了位，因为街道上的人们时刻都在走动。我的祖父当时在耕地。一片炮弹壳飞入了他的脑袋。我的父亲当时十岁。 我十岁的时候，父亲给了我一张祖父的照片。照片中，祖父提着他那把古老的意大利大提琴。父亲叫我把照片收好，他说总有一天，我会珍惜这张照片。我记得自己当时对他说，我现在就很珍惜。然后我不经意地问了一句，我能不能学大提琴。当时，这完全是一句无心之言。 几星期后，圣诞夜到了。圣诞树下，出现了一把大提琴，十八世纪制作，价值连城。这是我祖父的琴；琴盒上刻着他名字的首字母。我的母亲在琴盒上扎了一根丝带。我向这把琴走去时，我的父亲起身离开了房间。 父亲在听我练琴的时候，眼里总是含着泪水。这是我成为小提琴家的秘诀。 聚在化妆室里的人一个个地离开了。最后，那个系着鲜黄色领结的男人问我他和他的妻子能否开车帮我把大提琴送回去。我住在芳堤娜古堡酒店，他们今晚正好想在酒店的让•素夏餐厅吃饭。他的妻子说他们会万分小心的。我谢过他们，解释说乐队指挥已经安排了博物馆的几位工作人员为我的大提琴保驾护航。这对夫妇露出失望的神色，我送他们上了车。他们看上去好像对我有所期待。我想对他们说，信任别人要比被别人信任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