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始于冬季——二

在灯光的照耀下，我的汗水滴落下来。每一滴汗水都载着为其使劲鼓掌的观众。我一如既往地想要喝杯甜的东西。我匆忙下台，手里还握着琴弓。来到楼梯边时，我再次寻找安娜的手套，一瞬间，我看到了她的脸庞，她是如此地清晰可见，叫人害怕。清汤挂面的头发，满脸的雀斑。唯一真实的记忆终于找到了我们——就好像收信人为过去的自己的信件。 我疾步走向化妆室，找到一条毛巾，喝了一瓶橙汁，然后倒在了椅子里。 我静静地坐着，合上眼睛。 又一场音乐会结束了。 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演奏几场。还有几个安娜。她死的时候是十二岁。她的父亲是个面包师——从那时起，他每烘焙十二根长棍面包就在其中一个的上面写字母A。他让孩子们在他的店里免费吃蛋糕。他们大叫大嚷，弄得一团乱。 一个工作人员敲了敲门，他走进我的化妆室，手里拿着一个移动电话。他示意叫我接听。他有着女人们所喜欢的结实的肩膀。他的眼睛周围有深刻的线条，但他看起来最多四十岁。我把橙汁给他。他小心地拿着，同自己的身体离开一定的距离。我将手机贴近耳朵。是珊迪。她问演出怎么样。手机有杂音，所以她听不清楚我说的话。她打听到电话号码，可以在后台听到演出的情况。珊迪是我的代理，从爱荷华州来，是个能干的生意人；她了解善于创造的人是如何思考的——换句话说，她严于律人，宽于待己。我告诉她说演出很好。然后我问能否跟她说件事。 “什么事？”她说。 我很少主动开口。过了三十岁以后，我就觉得向别人倾诉是一件多么没有意义的事。但是在青少年时代，我曾疯狂地爱，整夜地哭(我现在记不得是为了什么)。我跟踪走在回家路上的女人，为她们写奏鸣曲，然后深夜将谱子留在她们的门阶上。我不脱衣服就跳入池塘。我将自己灌得酩酊大醉。对于年轻时的我而言，所有的矛盾都不是问题——无非是一种忙碌状态下的空虚。 珊迪对于我的了解仅限于她知道我是法国人，还有就是我每到一处，都能记得给她的女儿寄明信片。 我把我在飞往魁北克城的飞机上所作的一个梦讲给珊迪听。珊迪认为梦中无非是未解决的矛盾，或者就是理想在梦境中得到实现。她说这是弗洛伊德的理论。然后她便缄口不言。我能听到电话那头有电视机的声音。她说她的女儿得睡觉了。我问她女儿做错了什么。珊迪大笑。她们一边看电影一边织毛线。珊迪是个单身母亲。她找了个仪器，另自己怀了孕。我一直想着如果珊迪死了，我会想要她的女儿来和我一起生活。我可以教她拉大提琴。不过她常常得独自一人待着，因为我会离开。 尽管如此，我还是会满屋子地给她“留言”。我们可以给我公寓墙上的那两幅十八世纪的画像起名字。他们会注视着我们。我们可以互相注视。 我把电话还给那个工作人员，谢过他。他问是不是有好消息。 我要到第二天下午才会飞去纽约。因而我有整晚的时间可以四处游荡。我是今天早上才来的魁北克城。那个出租车司机来自波斯尼亚。他的帽子是羊毛的，上面有他最喜欢的足球队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