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诗的艺术——托·斯·艾略特

特里・伊格尔顿 艾略特的《标准》杂志从一战后不久办到二战前夜，这个时期，也可说是在艾略特两次重要的精神抑郁之间。实际上，这两种时间划分是有联系的。1921年，当艾略特陷于精神崩溃，关于资助他提议的刊物的商业谈判被迫暂停；正是在这场疾病的康复期间他写出了《荒原》。尽管他的崩溃很大程度上与他的婚姻不幸有关，它也反映了《荒原》所表征的一战后的文化危机。 那时候，十九世纪的各派学说――浪漫派的人文主义，自由派的个人主义，社会进步的梦想――似乎都未能在战后幸存下来；而艾略特和他欧洲的现代主义同道们一样，为精神幻灭而深感沮丧。这种状况带来的问题之一是，在丧失了养育他们的遗产之后应该如何写作。 然而，作为一个从来都决不会信仰自由主义、浪漫主义或者人文主义的人，艾略特不但被大灾难所惊骇，也因此获得了活力。疗养院的休养对他有所帮助，同时也把他的思想引向寻求建设性 解决方案的道路。如果文明已经是一片废墟，那么也就会有一个把这堆破碎的形象一扫而空并重新开始的重大机遇。或者说，收拾旧时代的精华重新来过，面向未来前进到一个古典的、秩序的、根植于传统的过去之中；同时也能够面对自我表现的个性、自由贸易、对无政府的主观主义的污秽崇拜、新教的“内部之光”，还有布尔什维克的颠覆。对于这一切，艾略特都在“辉格原则”的名义下，用他骑士般的一视同仁笼统对待。 这种两面神式的时间性处于现代主义的核心。通过它，人们回归到现代之前的资源里，以期向后运动而进入一个完全超越了现代性的未来。前现代，在艾略特的诗里事关渔王和丰产崇拜；在他的散文中则是一个关于古典秩序、保守党的传统主义和基督教会的问题。然而在这两种写作里，一种已经不足为信的个人主义必须屈服于一种更加整体性的存在形式，粗略地说来这发生在自由贸易的资本主义让位于它的国际垄断 形式的时候。不论是作为被杀的神还是顺从的基督徒，拥有一个自我的要义就是要放弃自我，浪漫派的人文主义的异端才会主张我们应该培育而非放弃自我。“传统”是诗人必须永久地为其放弃他的自我的那种秩序，而写一首诗包含的应该是对个性的消灭而非肯定。艾略特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哲学家布拉德雷，维多利亚时代后期一个对自主的自我的解构者，这并非偶然。从一个无根的、性向暧昧的美国移居者变成一个有型有款的伦敦的银行从业者，他自己的自我形式就曾经很有问题。 艾略特的诗学源于法国象征主义，因此他不可能像马修・阿诺德那样在诗歌里寻求解决精神动荡的办法。诗歌语言没法给出这种解决，甚至于没法对这种境况作出权威的评论。因为对艾略特来说，要做到有说服力，就要在读者的神经系统、消化器官和集体无意识里制造共鸣，而不仅仅是达到心智的范围，这种语言必须被加速扩张到紧密地依靠感官经验以至于几乎无法与之分离的程度。其结果是，诗歌语言不会再有空间去转过身来批评性地反思它所记录的经验。它最多能做到的是通过暗示原型和典故而得到某些幽灵般的当今世界的另外的可能，或者，这另外的可能也存在于那种被具体而丰富地使用的语言内在的净化机制之中。 因此，文化批评的任务必须交给散文，这也是艾略特的诗和散文 风格各异的一个原因。他的诗神秘、隐晦而且含混，而他的散文则明晰、庄重而且高傲自信。《标准》是艾略特从事文化批评的主要工具，它致力于古典欧洲基督教文化的复兴。只有一个拥有这种精神的欧洲才能够抵抗现代性的野蛮。这样一本发行量也许从来没超过八百份的小杂志如何能使有组织的社会恢复原态，这谁也不知道，但艾略特似乎认为《标准》受的冷落不但不会妨碍实现其目标，而且会有帮助。他的散文中很少有措辞比“仅仅是极少数的”给他造成更热切的、几乎是色情的颤栗，但如果读者量一夜间飙升到十万，他无疑会陷入极度的慌乱。 1938年10月，艾略特陷于第二次精神上的抑郁，这恰好在希特勒和张伯伦签订慕尼黑协定之后。三个月后，《标准》彻底垮台了――部分原因是战争爆发所造成的物质上的困难，但同时也无疑是因为它在精神上的诉求。因为战争意味着《标准》想要复原出一个神圣罗马帝国的对等物的计划破产了，它已经让位于一个彻底更加险恶的欧洲帝国；艾略特在杂志最后一期里阴郁地评论道：“那个人们曾经误认为会被更新和加强的‘欧洲精神’已经消失了。” 简而言之，正是法西斯促成了《标准》的结束，这一点被人们忽略了，虽然艾略特和他的刊物本身在说明这一点。事实上，艾略特是个反动分子而非法西斯，他的评论者们没有看到这中间的区别。用埃德蒙・伯克的话说，这些评论者只顾他们自己煽动起来的热情却完全不懂政治。在意识形态的意义上，法西斯和与它时常牵扯在一起的现代主义一样都是两面性的，既回望原始的过去，又向着闪光的科技未来迅猛前进。像现代主义一样，它要求古老和先锋兼得，并从前现代的神话中甄选出现代之后的未来的珍贵种子。在政治的意义上，无论如何，法西斯主义和所有民族主义一样，是一种彻底的现代发明。它的目标是把艾略特崇敬的高度文明的传统踩碎在脚下，并且在维吉尔和弥尔顿曾经站立的地方竖起铁锹和斯特恩机枪的大型花岗岩模型。 法西斯主义不是保皇派而是中央经济控制论者，不是传统主义者而是革命者，不是基督教的而是异教的，尽管伊比利亚的法西斯主义（Iberian Fascism）被证明是例外。它对权力的野蛮崇拜和对家族血统和礼仪的蔑视，与艾略特仁慈的、拥有土地的、地方主义的、跳莫里斯舞的、以教堂为中心的社会理想鲜有共同之处。即便如此，在法西斯主义和保守的反动派之间还是有密切关系和可供对比之处。如果说前者鼓吹鲜血和土地的恶魔版，那后者提倡的就是天使版。两者都是精英主义的、权威主义的，都是为了组织秩序而牺牲自由的教义；两者都敌视自由派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两者都与神话和象征密切相关，把直觉置于分析的理性之上。如艾略特所言，欧洲的观念以其自身的文明化的方式和纳粹国家一样是排外主义的，然而在艾略特看来，是纳粹国家导致了它的毁灭。正如托马斯・曼所理解的，一种丧失了能力的崇高庄严使现实中的人类生活受到危险的野蛮蒙昧的攻击。此外，尽管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没有像在法西斯那里一样成为保守党右翼的实质性的组成部分，但它们仍在保守党右翼的土壤里茁壮地成长。 所以，艾略特和叶芝一样时常以有限度的赞许的态度去看待法西斯主义，或者发出糟糕的反犹论调，这些都不奇怪。然而，对这种政治偏见而言，问题的关键在于保守主义者们并不把他们的信念看作是政治性的。政治是实用的领域，因此与保守主义的价值观相抵触。政治是别人议论纷纷的话题，而他们自己的承诺仍是出于习惯、本能、实用性和常识。《标准》在需要对一个紧迫的危机发言的时候却明显地不相信政治，所以它从一开始就陷入窘境。艾略特写到，文学评论必须不断地跟随当代的世界一起改变；可是，如何能让一个保守派的刊物不自相矛盾，既然它的原则被认作是永恒不变的？“时代更替，价值不变”，这个《每日电讯报》大张旗鼓的广告也许是某个以烧死女巫为乐的雇佣文人炮制出的句子。而“应用”这些原则去改变处境也不行，因为带着左派理性主义者的习气去把普遍原则应用到特殊情况上也是保守主义所反对的。 这种原则和实践之间的分离是艾略特写作中散文与诗歌之间的文体之分的另一个版本――前者对具体的东西表现得太超然，而后者无法超越它们。因此，艾略特自己的写作形式拒斥那些被看作是将普遍和个别融为一体的经典作品，即使它们写的内容是他赞成的。到写出《四个四重奏》的时候，当超验的真理试图在具体的肉体和时间里表达自身，这同样已经变成一个信仰的难题。艾略特对物质世界的轻视从来没有减低过，但他的神学却让他坚信普遍化身于个别、圣言赋形于一般的词语。 诚然，我们也许可以把现代主义看作对这种古典的统一的迟到的再发明。正如波德莱尔宣称的，现代的艺术家对永恒和短暂同时折旧换新，而这也正好适合艾略特自己的诗学实践。当诗歌破碎的表面紧张地回应飞逝的感觉，它的神话的亚文本暗中运转着把所有这些看上去很随意的材料转换到原型的真理之中。在这种意义上，作为先锋诗人的艾略特和作为保守的传统主义者的艾略特在暗中是一致的：如果说褊狭的经验的幻觉要被粉碎，而阅读的主体又要与其永恒不灭的自我保持联系，那么对平常的语言进行的大量游击式突袭就会变得很有必要。但是，现代主义没办法把永恒不变和随机偶发之间的关系固定下来――这一关系常常会变成令人沮丧的转弯抹角，或者，像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的反讽形式所暗示的那样，极度不自然。 跟所有保守知识界的文化批评一样，《标准》摆出的姿态是一种平静的超脱，它只恪守阿诺德式的批评才智的自由游戏。艾略特强调说，一个文学评论者必须避免所有社会的、政治的和神学的偏见。然而，如果这份杂志不能在评论者们中间作出井然有序的划分，这显然不可信，也不让人满意（如果一份杂志没有某些界限那它还有什么用？）。带着一些温和的自相矛盾，他也同时坚称任何有效的评论都带有政治上的兴趣。这是自相矛盾的非政治的政治。詹森・哈丁对《标准》的辛勤研究非常出色地刺探出它庄严高傲的腔调背后宗派主义的、精心操纵的、温和而恶毒的文学市场中的政治。哈丁的书构架于一个文学大佬和投机者的世界之中，它显示出艾略特如何时而卑恭曲膝，时而皮里阳秋地使评论者就范，但又始终虔诚地关注着永恒的真理。所以此书在精神上是修正主义的，它对重大的声明持怀疑态度，注意特殊的势力和压力，并认识到历史上留下来的东西往往是概括的陈述而非所有“有启示性的当地语境”。 《标准》在某些时候显得尤其冷漠。比如，它对西班牙内战过分地冷静超然，它敦促对任何党派都应以“谨慎、谦卑和忧虑”对待，而且在这方面称颂《薄迦梵歌》主人公阿朱那（Arjuna）出色的平衡能力， 并把他看作是亚洲的马修・阿诺德。然而，令人好奇的是，当《标准》攻击共产主义的时候，艾略特就没有如此明智地乞灵于阿朱那。在作为一个来自美国圣路易斯的移居者的庄严建议中，他声称“最好的事情莫过于大部分的人类居住在他们的出生地”，还有他对“自由思想的犹太人”的敌视，显然都没表现出多少“谨慎、谦卑和忧虑”。 与布尔什维主义的战斗事实上是这个杂志根本方针的一部分，并且有可能是导致它衰落的部分原因。艾略特写到，一战中最重要的事件是俄国革命；而且他明确地把它和拉丁文明之间的冲突看作是欧洲和亚洲之间的一场精神战争。叶芝同样这么想：如果说欧洲精神需要复兴，那是因为布尔什维主义首先在东方爆发了。《标准》尤其是对正在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力量的一个回应。艾略特敬仰共产主义这样的信念，正如我们能想象教宗庇护十二世暗地里敬佩斯大林。他在该杂志上不止一次称赞共产主义的正统观念，道德信念和根深蒂固的原则，并且显然把它视为值得他注意的很少几个意识形态上的对手之一。作为一个保守党的反动分子，他本人和政治左派一样反对“财政独裁”和经济拜物教。的确，他对同时代的大多数保守主义者的看法多少和罗杰・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对撒切尔的支持者的看法一样：他们是穿着传统的保守党外衣的，把自由提升到秩序之上的自由派。然而，也许共产主义也为这个杂志的结束起了作用，因为在共产主义的三十年代结束前，战争已经隐现，它贵族式的、英国天主教的古典主义招牌注定不再显得特别重要。当写出《基督教社会的观念》的艾略特提倡顺应季节的节律而生活的农村社会的时候，希特勒的军队正在开进波兰。 哈丁并没试图否认艾略特的“精英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文化政治”，可他也许低估了这些究竟有多肮脏。无论如何，他的确强调了《标准》的相对开明，比如它积极殷勤地对待共产主义者休・麦克迪尔米德（Hugh MacDiarmid），悄悄地热衷于梅纳德・凯恩斯（Maynard Keynes），而且在它的最后阶段发表了奥登、史本德和超现实主义者的作品。他的研究由这些部分组织起来：调查这个杂志和周围其他期刊之间的复杂关系（《阿德尔菲》、《现代文学日程》、《细察》和《新诗歌》）；通观其文化政治；研究它的五位主要评论家的作品。这种方法会有把《标准》埋在其他杂志的记录、宗派的争吵和评论家的传记之下的危险；但其优势在于阐明了《标准》的供稿者在政治上和美学上何其多样。它最常见的书评人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是一位出身于哈利法克斯孤儿院的超现实主义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而温文尔雅的业余艺术爱好者包那梅・多布里（Bonamy Dobrée）则是在哈里伯里和剑桥受的教育，他是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和吉卜林，以及纯文学至上的琐碎和公立学校的台柱人物的奇怪混合体。如批评家约翰・彼德（John Peter）所说：“《标准》的一些部分类似于《碑铭》杂志的副刊――而其他的部分令人费解地挤满了马克思主义者和现代主义者。” 里德是一个具有骑士风度的无政府主义者，他是先锋艺术的拥护者而且还编辑了时髦的《伯灵顿杂志》；类似的矛盾在《标准》里很典型和常见。办《标准》的钱则来自丽莉安・罗丝马尔子爵夫人，她是一位报业巨头的疏远的妻子，热衷于提倡极端的而且时髦的，能够在伦敦的客厅里激起轰动的作品。在《标准》的管理中，她扮演了监督的角色，正如那位专横的安妮・霍尼曼在经营叶芝的修道院剧院时所做的那样。因而艾略特作为一个拘谨狭隘的资产阶级和文学上的破坏者的不稳定的混合体，发现自己的杂志被夹在高级现代主义和上流社会之间，对某些人来说太无趣，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又太大胆。他自己穿梭于波西米亚式的苏荷区人士和伦敦的上流社会成员之间，这种对立性隐藏着一种密切关联。因为现代主义尤其是一种对于中产阶级的现代性的反动，它因此吸引了贵族和诗歌上的隐士，社会上的过时者和被忽略者。 被《标准》拉进来的有伍尔夫、劳伦斯、叶芝、奥尔多斯・赫胥黎、E.M. 福斯特，以及温翰・刘易斯这样的作家， 同时也给普鲁斯特、瓦雷里、科克托和其他欧洲作家第一次在英语中露面的机会。保守派的反动，正如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它们没有地方主义的观念，这一点具有很显著的“非英国”的特色。这个杂志打着一个令人不快的右翼基督教的旗号，它也代表一种智力上很繁重的话语，以但丁、阿奎那和巴黎的新托马斯主义者为中心，这与菲利浦・拉金那种地方性的伪虔诚不同。在高级现代主义的时代，很大程度上是极右派（而不是出于中心位置的自由或社会民主派）给闷在幽闭恐惧症里的英国开启出世界主义的观点，而此时的流放者或者移民，比如康拉德、王尔德、詹姆斯、萧伯纳、乔伊斯、劳伦斯、艾略特和庞德正往返于各种文化和语言之间，为他们的艺术获取英国无法单独提供的象征资源。 这些作者并非都是右翼的；但在他们中间这种观点的优势地位仍是惊人的。在文化危机的时代，正是那些被放逐出来的和被孤立起来的人们能够用负责的野心勃勃的方式去回应他们的历史时刻；而又正是这些人，通过提出关于现代文明的最透彻的问题而能够制造出最好的文学艺术。但是，没有谁比那些焦虑而且没有安全感的人更热衷于独裁。有那么多这样的作家在回应历史危机的时候天启式地吁求绝对权威，并且激烈地排除颠覆性的因素，这是我们必须为拥有这些艺术而付出的代价，如果我们想要拥有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