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诗的艺术——三

诗的伟大依靠比喻性语言的神采和认知的力量（或爱默生所说的“制造音步的论辩”）。在诗人中，莎士比亚最善于表现思想。在实践上，表现思想与“在诗中思考”并无区别，然而，这种在诗中思考的过程还没有被完全阐明。安格斯・弗莱切（Angus Fletcher）的《思想的颜色》一书正是因为它“对在文学中思考的推想”（该书副题）而值得推荐。 在莎士比亚的作品里，思想本身可以被看作是悲剧性的或喜剧性的，或者处于两者之间的任何区间。另外，莎士比亚式的超然而不带偏见（这在哈姆雷特的意识中表现得非常成功）也许会让我们听到华莱士・史蒂文斯所说的，微妙的“躲藏在头脑里的思想发出的嗡鸣”。显然，诗性的思考与哲学的思考发生在不同的层面。可以有伊壁鸠鲁式的诗歌或柏拉图式的文学，它们用概念为想象性的作品赋予品质，然而大多数的文学思考是另外的形式。 记忆对所有的思想都至关重要，对诗性的思想尤其如此。弗莱切指出，诗性的记忆使“相认”（recognition）成为可能，他把“相认”看作是“为文学目的进行的思想的中心属性”。这里的“相认”最早源于亚里士多德的认辨或发现（anagnorisis），即悲剧最后发展到的相认的一幕。在这种意义上，发现是相认的同义词。 诗的力量的定义之一：它把思想和记忆十分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以至于我们无法把这两种过程分开。在一首具有真正的力量的诗的写作过程中，作者有可能不回顾一首更早的诗吗，无论它出自他本人还是别人之手？文学的思想依赖于文学记忆，在每一位作者那里，相认的戏剧都包含了与另一位作者或与自我的一个更早的版本相互和解的时刻。诗性的思考被诗与诗之间的影响融入具体语境，即使是在才能最高的诗人莎士比亚那里也是如此，他的《泰特斯・安特洛尼克斯》是对马洛的《马耳他的犹太人》的戏仿。他试图让剧中的摩尔人爱伦在作恶的程度上超过马洛笔下那位了不起的犹太人巴拉巴斯。相比较而言，莎士比亚的《理查三世》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对马洛的“不知不觉的回忆”，准确地说，莎士比亚通过理查三世进行的思考也并不像他通过爱伦进行的思考那么清晰。但在此后的两年里，莎士比亚的思考超越了马洛的影响（这次是马洛的《爱德华二世》），以至于他大胆地在这个堪称“理查相认的一幕”中嘲弄他的先驱者： 给我那面镜子，我要用它阅读自己。 还没有更深的皱纹吗？悲伤无数次地打击 我这张脸，难道还没有留下更深的伤痕？ 哦，阿谀奉承的镜子，像我强盛时的追随者， 你就哄骗我吧。这就是那张曾把千万人 庇护在它房檐下的脸吗？这就是那张 曾经烈日般让人无法直视的脸吗？这就是那张曾从容面对 那么多蠢行，最后在波林勃洛克面前失色的脸吗？ 脆弱的荣耀在这张脸上闪光； 脆弱得就像这张脸， （把镜子扔在地上） 它碎成一百片。 请注意，沉默的国王，这场游戏的教训―― 悲伤这么快就毁了我这张脸。 在台下开心的观众里面，大部分人都看过马洛的《浮士德博士》（剧中的梅菲斯特为浮士德招来了特洛伊的海伦），所以理查对浮士德认出海伦的那一幕作的三种变体会让他们感到很兴奋。马洛写道： 这就是那张发动了千艘战船 烧毁伊利昂无数高塔的脸吗？ 在这里，当文字让马洛复生，莎士比亚的思考战胜了影响，而这只能是在理查二世华丽的修辞色彩中呈现出来。比这远为精妙的是，莎士比亚在《暴风雨》里给我们带来一位反浮士德――普洛斯彼罗，他的名字即拉丁文里浮士德一词的意大利语翻译，它们都是“受宠者”的意思。在成熟期的莎士比亚那里，相认的一幕成为具有巧妙讽喻的自我相认，并展现出诗思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