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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米雷巴莱斯，别名马克斯•卡西米尔，马克斯•冯•豪普特曼，马克斯•勒•格勒，雅克•阿尔蒂博尼托 Max Mirebalais, alias Max Kasimir, Max von Hauptman,Max Le Gueule, J a cques Artibonito（1941 年生于太子港，1998 年卒于莱凯） 他可能叫马克斯•米雷巴莱斯，但他的真名实姓无法得知。他如何进入文坛的是个秘密：突然有一天，他出现在一家报社的编辑部办公室里，然后他就满大街乱跑去找新闻了，或者，更多情况下，他为上司办差和送信。他的学徒生活备受海地新闻界的奴役和慢火煎熬。锲而不舍的精神让他两年后登上太子港《箴言报》社会版助理编辑的岗位；借助这个工作，他眼花缭乱、倍感困惑地目睹了首都高级住宅里的聚会和社交活动。毋庸置疑，从最初的一刻起，他就想置身于上流社会。很快他就明白了，要想进入上层只有两个办法：一是通过公开的暴力手段，这招不行，因为他性格温和，还容易紧张，看见血就恶心；二是通过文学创作，因为文学是一种隐蔽的暴力，是获得名望的通行证；在某些新兴国家和敏感地区，它还是那些一心往上爬的人用来伪装出身的画皮。 马克斯选择了文学，选择了逃避艰苦的学徒生活。他最初发表在《箴言报》文化副刊上的几首诗，是艾梅•塞泽尔[作品的仿制品。太子港某些知识分子看了以后嗤之以鼻，公开讥笑这位年轻的诗人。 从后来他抄袭的作品来看，他学会了这门功课：如今他模仿的诗人是勒内•德佩斯特，其结果虽然没能赢得一致喝彩，倒是得到了某些评论家和教授的首肯，他们预测这个初出茅庐的作家前途光明。 他本可以继续追随德贝斯特雷的脚步，可马克斯不是傻子，他决定博采众长：他以工匠般的耐心、废寝忘食地抄袭安东尼•费尔普斯和达维迪格的作品；取了第一个笔名马克斯•卡西米尔，那是他堂弟的名字，他把自己初期遭人嘲笑的诗作统统归到卡西米尔名下。那些嘲笑他的人中有海地文学团体的创建者：菲罗克忒忒、毛利赛奥和莱加内乌。遭到相同待遇的还有诗人卢辛•莱莫内及让•迪奥多那•卡松。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已经变成了善于拆解别人的诗作而后变成自己作品的老手了。很快，他洋洋得意地要试着冲击世界文学了。法国诗歌为他提供了广阔的狩猎场，但是他决定从海地周围入手。他在笔记上写好了计划：要把黑人文化富有表现力的全部作品用完。 于是，先榨干二十几个作家的作品（很难找到，但是阿波利奈尔法文书店免费提供给他）之后，决定把马提尼克岛诗人乔治•德斯波尔特斯和埃杜阿尔特•克里桑特的作品归到米雷巴莱斯名下，把马达加斯加的诗人弗拉文•拉纳伊沃的作品、塞内加尔的诗人利奥波德– 塞达尔•桑戈尔归到马克斯•卡西米尔名下。在抄袭桑戈尔的作品时，其手段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水平：没人发觉马克斯•卡西米尔发表在1971 年9 月第二周《箴言报》上的五首诗，竟然是桑戈尔在《黑色圣餐饼》（1948 年瑟伊出版社出版）和《埃塞俄比亚人》（1956年瑟伊出版社出版）中的内容。 政界注意到了他这个人。这位社会版的记者继续满怀热情地写好关于太子港的社交活动。但是，如今活动的东道主们接待他了，把他同样介绍给大家（让非文学界的客人感到困惑），说他是“我们尊敬的诗人马克斯•米雷巴莱斯”，或者说是“我们亲爱的诗人马克斯•卡西米尔”，或者按照一些不拘礼节的军人习惯，说他是“我们的宝贝诗人卡西米尔•米雷巴莱斯”。给他的报酬很快来了：任命他为驻波恩文化参赞。他去了欧洲，这是他第一次出国。 结果，国外的生活可怕之极。没完没了地生病，在医院里住了三个多月之后，他决定再取一个笔名：马克斯•冯•豪普特曼，当个半德国半海地诗人。这一回，他模仿的是作家费尔南•罗兰、皮埃尔•瓦瑟– 德克罗斯和朱利安•迪尼拉克的作品，他认为海地很少有人了解这三位诗人。他把他们的作品摆弄、化装和改头换面之后，树立起一个这种形象的诗人来：他寻找和歌颂雅利安人和马萨伊人同样辉煌的作品。巴黎一家出版社退稿三次后，决定出版他这些诗。冯•豪普特曼立刻获得了成功。于是，就在米雷巴莱斯消磨使馆工作造成的无聊，或者不得不接受没完没了体检的同时，巴黎的一些文学圈子开始认为他是加勒比地区另类版本的佩索阿。当然，没人发现（甚至被他抄袭的那些诗人，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很可能看过冯•豪普特曼的作品）他的骗人行为。 当个纳粹诗人而又不放弃黑人文化学者的角色，让米雷巴莱斯兴奋不已。他决定深入提高冯•豪普特曼的创作水平。他从说清—也许是搅浑—个人经历入手。冯•豪普特曼不是米雷巴莱斯的笔名。米雷巴莱斯是冯•豪普特曼的笔名。他说，他父亲当过邓尼茨潜艇舰队的军官，在海地海岸遇上海难，成了被敌对国抓住的鲁滨逊，受到几个马萨伊人的保护，他们把他当成朋友。后来，他父亲娶了马萨伊人中最美丽的姑娘。1944年他出生（谎话，他出生于1941 年，为了成名成家，他让自己年轻三岁）。法国人自然不相信他的话，可是也没觉得这样的荒唐言行有什么不好。所有的诗人都编造自己的历史嘛，法国诗人尤甚，无人能及。海地诗人中对此反应不一。有些人骂他是不要脸的废物。有些人突然之间也编造说自己的父亲或者祖父是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遇上了海难或者是被遗忘在海地岛上某个角落里的冒险家。一夜之间，米雷巴莱斯•冯•豪普特曼之风像病毒一样蔓延到整个权势阶层。冯•豪普特曼在太子港出版诗集，马萨伊人的说法（海地岛上可能根本没有马萨伊人的后代）加上传说和家史花样翻新，甚至有两个基督教新教的牧师助手大显身手，去抄袭那位抄袭者的作品，但不很成功。 但是，冯•豪普特曼的名气在海地没有维持多久。等到他从欧洲回国时，那股风已经被人遗忘。有权势的人们——杜瓦利埃王朝、少数富豪和军人——有比推举理想的混血形象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被海地阳光照耀得眼花缭乱的米雷巴莱斯痛苦地发现，建立秩序和反共要比日耳曼民族、马萨伊民族以及二者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共同命运要重要得多。但是，他没有被吓退，准备摆出一副傲慢的姿态再向世人抛出一个笔名。于是，马克斯•勒•格勒这名字诞生了，他是抄袭术之花，剽窃魁北克、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黎巴嫩、喀麦隆、刚果、中非和尼日利亚诗人的作品（除了马里诗人西里曼•西索科和几内亚诗人凯塔•佛代巴之外，这二人的作品是阿波利奈尔法文书店忽冷忽热的老经理热情借给他的，他进入这些作品时热情之极，放下时浑身战栗）。 剽窃的结果是乐观的。读者没有反应。 至于米雷巴莱斯的爱情生活，他在《箴言报》社会版工作的几年里处于休眠状态，那里的工作量太少而且不稳定，他在海地电话公司找了一个兼职的小活计，因为报社的工作无法维持生计。 流亡国外的岁月也是学习的时光。米雷巴莱斯的诗作数量增加了，卡西米尔的诗作增加了，冯•豪普特曼的诗作增加了，勒•格勒的诗作增加了。这四位诗人变得深沉起来了；四人之间的区别是明显的（冯•豪普特曼是日耳曼民族的歌颂者，坚决主张混血纳粹；勒•格勒特别讲究实用主义，主张铁腕和拥护军人掌权；米雷巴莱斯是个抒情诗人，主张爱国主义，高举以下三位独裁者的旗帜：杜桑•卢韦杜尔、德萨利讷、克里斯托夫；卡西米尔则相反，是歌颂黑人文化、故乡、非洲歌舞的诗人）。四人也有相近之处：都十分热爱海地、秩序和家庭。在宗教信仰问题上，四人的分歧在于：勒•格勒和米雷巴莱斯是天主教徒，对待别的信仰相当宽容；卡西米尔则信仰伏都教；冯•豪普特曼则是个马马虎虎的新教徒，不宽容。分歧使得四人吵架（尤其是冯•豪普特曼和勒•格勒二人像斗鸡），也能妥协。四人互相采访。《箴言报》刊登过某一篇此类采访报道。如果想一想米雷巴莱斯也许某天晚上梦见他独自一人就以自己的灵感和雄心支撑起当代海地诗坛，那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米雷巴莱斯在诗情画意方面（所有被海地官方审查的文学都可说是诗情画意）打算对名利场做最后一次冲击。他认为，人们对以19 世纪为支柱的文学已经不感兴趣了。诗歌正在死去。小说还没有，可他不会写小说。有几个晚上，他气哭了。后来决定想办法，不找到办法决不罢休。 早在他当社会版记者的漫长经历中，就认识了一位非常年轻而出色的吉他手；据说此人是一个上校警官的情人，在太子港贫民窟艰难度日。二人成了朋友，起初，米雷巴莱斯并没有什么计划，纯粹喜欢听他弹奏罢了。后来，他建议组一个乐队。乐手接受了。 这样一来，米雷巴莱斯最后一个笔名诞生了：雅克•阿尔蒂博尼托—作曲兼主唱。他写的歌词抄袭自上沃尔特的诗人纳克罗•阿里度、德国诗人戈特夫里德•本、法国诗人阿尔芒•拉努的作品。曲子就是那吉他手（名叫欧斯塔切•德莎内）自己的，他愿意无偿放弃著作权。 这对歌手的经历可不同寻常。米雷巴莱斯没有歌喉，却执意唱歌；没有节奏感，却偏偏要跳舞。二人录了唱片。欧斯塔切用一种深知一切的温和态度对米雷巴莱斯言听计从，更像机器人，而不是吉他手。二人走遍海地的四面八方：从太子港到海地角，从戈纳伊夫岛到莱奥甘。两年后，二人只能在海地最肮脏下流的地方演出了。一天夜里，欧斯塔切在与米雷巴莱斯同住的旅馆房间里自尽了。米雷巴莱斯在监狱里蹲了一星期，直到最后查明是自杀才得以出狱。出来后很快收到了恐吓信。欧斯塔切的那位上校朋友公开宣布要教训米雷巴莱斯。《箴言报》已经不愿意聘用他当社会版记者了。朋友们纷纷离他而去。 米雷巴莱斯处于孤独之中。干各种最下等的杂活，继续默默无闻地从事他称为“我仅有的那些朋友的创作”，就是卡西米尔、冯•豪普特曼和勒•格勒的诗，无论是出于匠人的纯粹自豪，还是出于这个时候难以克服的厌烦情绪，他拓展抄袭来源，诗作毫无疑问已经变形。 1994 年他去探访一位热情回忆起米雷巴莱斯的社会纪实文章以及冯•豪普特曼诗作的宪兵军官的时候，一群衣衫褴褛的人和一群准备出国的军人正打算绞死他。米雷巴莱斯气急败坏，躲到南方省会莱凯去了，在酒吧间里朗诵诗歌以及在仓库码头充当中间人。 就在他用几个笔名写身后著作的时候，死神降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