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灯——青灯

魏斐德(Fred Wakeman)教授退休的纪念活动早在一年前就开始筹划。从今年年初起，我和他的学生叶文心教授及助手在网上书信往来频繁。在线性时间的进程中，必有一般人难以想像的复杂性：魏斐德本人体内酒精含量不断上升，教授夫人的情绪随之波动；权力真空所带来危险的寂静，幕后学院政治运作的种种变数；助手秘书们的未来出路，在读的博士生本科生的普遍焦虑。更何况魏斐德在伯克利执教四十年，自立门派，弟子无数，谁来接替掌门人的位置？这多少有如一个王朝的结束，牵动多少人心。 我5月3日从纽约匆匆赶回加州，第二天开车前往伯克利，住进校园内的"女教职员俱乐部"。这维多利亚式木结构的小旅馆隐藏在树丛中。 5月5日下午3时许，我们与教授夫人梁禾在旅馆汇合，她先带我们到附近酒吧喝一杯。轮椅上的魏斐德在秘书的陪同下出现，他刚下课，憨笑的脸上略带倦意。 1937年12月12日，魏斐德出生在美国堪萨斯州堪萨斯城。他是长子，有弟妹各一，弟弟参加越战后死于癌症。魏斐德出生不久就随父母搬到纽约。父亲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海军服役。1944年他父亲开始写小说，两年后以《小贩》（Hucksters）一书成名，被好莱坞改编成同名电影，风靡美国。发财后，父亲决定带全家周游世界。魏斐德先后在加州、墨西哥、古巴、百慕大、法国上中小学，在佛罗里达高学毕业。由于这一特殊经历，他学会了法语、西班牙语和德语。 父亲是他的精神导师。在其指导下，他自幼精读古希腊古罗马和现当代历史学家的著作。11岁那年，他们住在古巴，父亲让他读一本哥伦布的传记，并亲自驾船带全家游历了传记中描述的一段航程。 在父亲影响下，魏斐德在哈佛读书时开始写小说，仅第三部《皇家棕榈大道17号》得以出版。大学毕业后，他到巴黎政治学所研究苏联问题。上选修课时，他被越南的一个民间教派吸引，从而带入相关的中国教派。与此同时，一个法国记者有关中国的几本书让他着迷。在巴黎的十字路口，魏斐德从苏联转向中国。 离开酒吧，我们簇拥着有王者风度的魏斐德进入大学艺术博物馆，弟子如云，纷纷向他致敬。下午4时15分，历史系主任宣布纪念活动开幕，先由我朗读了一首献给魏斐德的短诗《青灯》，然后由北京大学刘东教授做专题演讲《北大课堂上的魏斐德》。他从魏斐德29岁所写的头一本书《大门口的陌生人》开始，纵观其一生的学术成就。接下来由魏斐德的大弟子周锡瑞教授（Joe Esherick）主持。他从手中一杯水说起，话不多，但动情之处与魏斐德眼角的泪花相辉映。重头戏是斯坦福大学德国史教授詹姆斯·施寒（Jamas Sheehan）与魏斐德的对话。他们两位先后都担任过美国历史学会会长。"我看在孔子和烈文森之间，还是烈文森对你的影响更大吧？"施寒教授开门见山问。 魏斐德离开巴黎后，本应顺理成章回哈佛跟费正清搞中国研究，但他却选择了在伯克利教书的费正清的学生列文森（Joseph Levenson）做导师。这无疑和魏斐德的生活阅历、文学气质和反叛精神有关。哈佛和柏克利代表了美国文化的两种传统，甚至与地缘政治有关。哈佛地处新英格兰的中心，代表美国学术的正统与主流；而伯克利地处种族多元化的亚太圈，是美国左派的大本营、六十年代学生造反运动的发源地。 按魏斐德的博士生叶斌的说法，魏斐德继承了列文森有关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见解，即认为未来的世界历史应该是民族文化身份和普世价值的和谐共存，是地方主义（provincialism）与世界主义的和谐共存。不幸的是，在尚未充分展开其相关思想时列文森突然辞世。作为他的学生和同事，魏斐德进一步阐释并发展了这一史学观。 美国学术界在传承关系上如此脉络清晰，实在让人叹服。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传统。它有如地图，标明每个学者的位置，并为后继者指点方向。不懂得传统的人正如没有地图的旅行者，不可能远行。 1992年年底，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的魏斐德发表就职演说《航程》。他的弟子之一杰森（Lionel Jensen）教授是我的同事。他描述说："那是永远难忘的辉煌时刻。只有他的少数学生参加了在纽约希尔顿饭店舞厅的这一盛会。我敢肯定我们全都为那一刻的荣耀感到温暖，为我们老师的成就得到公认而自豪。当我们聚在舞厅外激动地议论时，很多亚洲专家也被感染了。那是我所听到的最出色的演讲。" 《航程》基于对哥伦布、魏斐德一家和郑和的航程的回顾，是从一个孩子的童年记忆开始的：偷袭珍珠港那天下午，后出任艾森豪威尔政府国务卿的威廉·罗杰斯（William Rodgers）和他父亲在他家窗口交谈，引起了年仅四岁的魏斐德的注意……他接着讲述了从1948到1949年他们家沿哥伦布第二次航行路线的游历，由此出发，他从中国苦力在古巴港口货船上的绝境，到郑和耀武扬威的航程……那跨时空跨种族文化的航程，借助一种奇特的文体，将历史与个人、叙述与沉思、宏观视野与生动细节交织在一起。 退休纪念活动开幕式后是小型晚宴。叶文心教授特意把我安排在魏斐德和家人的小桌上。我与魏斐德对坐，在座的有他妹妹妹夫和他那英俊的儿子。烛光在每个人脸上摇曳。他们提到死去的父亲和弟弟。死者如沉钟，往往只在家庭团聚时敲响。梁禾也坐过来，担心魏斐德喝得太多。他们在俄勒冈州绿水青山的乡下买了房子，退休后将搬过去。我总是开玩笑说，魏斐德要被老婆绑架到"绿色监狱"去了。此刻，我煽动他在入狱前多喝几杯。 我和魏斐德初次见面是1989年深秋，在纽约，一次美国笔会讨论会上。第二次握手是13年后，在北京，即我首次获准回去探望病重的父亲，由刘东夫妇宴请。那次见面的印象是混乱的：难以辨认的故乡、尘土飞扬的街道、装饰浮华而无残疾人通道的餐厅和史学大师在轮椅上挣扎的无奈表情。 此后我们从往甚密。三年前我们办喜事只请来五位亲友，包括他们夫妇。我们常到他们在旧金山海湾大桥旁的公寓做客。有一次梁禾央我读诗，由魏斐德念英文翻译。当他读到"一只孤狼走进/无人失败的黄昏"时，不禁落了泪。薄暮如酒，曲终人散，英雄一世自惘然。 其实，我对魏斐德在学术上的造诣所知甚少，真正打动我的是他人性的魅力。他深刻而单纯，既是智者又是孩子。跟他在一起，会让人唤起一种对人类早年精神源头的乡愁。他笑起来如此纵情毫无遮拦，如晴天霹雳，只有内心纯粹的人才会这样笑。我想正是他的博大、正直和宽容超越了学院生活的狭隘、晦暗与陈腐，超越个人的荣辱、爱憎与苦乐。 历史(history)这个词在英文中可以分解成两个词，即"他的""故事"。历史到底是谁的故事呢？上帝的故事、强权者的故事，还是历史学家的故事？无论如何，那些繁浩文献中的碎片，是通过历史家的手连缀起来的。而历史给历史学家想像与阐释的空间，历史学家赋予历史个人化的性格。很难想像没有《史记》没有《资治通鉴》，中国历史会是什么样子？ 五十年代末，由于魏斐德掌握包括俄语在内的四种外语，中央情报局看中了他。卡特执政期间，他还差点儿被任命为驻中国大使。但他还是选择走学术的道路。由于列文森猝死，年仅27岁的魏斐德开始执教，成为最年轻的教授之一。 主持纪念活动的周锡瑞教授追忆往事。他当年来伯克利投奔列文森，没想到导师之死让他成为仅年长几岁的魏斐德的学生。那时学生运动风起云涌，而他又是学生领袖之一，根本没把这年轻导师放在眼里。在魏斐德的必读书单中，有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罗克（Marc Bloch）的《法国农村史》，遭到周锡瑞等急进学生的抵制--我们学的是中国史，与西方史何干？在课堂上，魏斐德讲了个故事。在德国占领期间，一个参加抵抗运动的战士被盖世太保抓住，和别人一起拉出去枪毙。他对身边16岁的男孩（后幸存下来）最后说："别哭，我的孩子。"这时机关枪响了……他就是马克·布罗克。魏斐德说完平静地离开教室。 还有件事让周锡瑞难于释怀。他写博士论文时，魏斐德在信中写道："你的立论（thesis）有问题。"在英文中，thesis又是论文的意思。周误以为后者，勃然大怒，写了封长信痛斥老师。直到魏过五十岁生日时，周终于为此道歉。周锡瑞教授说，一想到在自己档案中这样一封信，就无地自容。 而魏斐德也被回忆之光照亮：有一次和周锡瑞一起去滑雪，擅长滑雪的周把他带到最危险的区域。当魏从陡坡上摔倒，周耐心关切，一路指点把魏带下山。魏斐德说，在那一刻，他们的师生关系被颠倒过来。 纪念活动的真正高潮是第三天上午助手秘书的表演。她们首先抬出十年前的一张巨幅照片--那是健康乐观的魏斐德。接着展示的是他的小说《皇家橡树17号》的封面。按她们的说法，好莱坞最近购买了改编权，于是她们分别朗读被"改编"的章节，引起阵阵笑声。魏斐德上台致谢，他特别提到助手凯西（Cathy），提到1998年手术事故后无微不至的照料，说到此，他泣不成声。 活动结束次日，我和魏斐德夫妇相约在一家咖啡馆吃午饭。天晴，乍暖还寒。魏斐德的倦容中有一种轻松感。他要赶去上最后一堂课。我把他送上汽车，拥抱道别。梁禾告诉我，有人提议以他的名义创立什么"伯克利学派"，甚至提出"魏斐德主义"，被他断然回绝。"那是可笑的，"他说。 作为历史学家，他深知权力和声誉被滥用的危险。而他只愿在历史的黑暗深处，点亮一盏靑灯。有诗为证： 故国残月 沉入深潭中 重如那些石头 你把词语垒进历史 让河道转弯 花开几度 催动朝代盛衰 乌鸦即鼓声 帝王们如蚕吐丝 为你织成长卷 美女如云 护送内心航程 靑灯掀开梦的一角 你顺手挽住火焰 化作漫天大雪 把酒临风 你和中国一起老去 长廊贯穿春秋 大门口的陌生人 正砸响门环 如果天空不死--怀念熊秉明先生 我是临回北京前听说熊秉明先生住院的消息的。到北京的第三天，巴黎的朋友力川来电话，得知他走了。记得去年夏初和力川专程去看他。他家离巴黎很远，开车要一个来小时。那天他看起来精神不错。我们喝茶吃蛋糕，谈天说地。在午后的宁静中，几盆花开得热烈。他忽然谈到老年和正视死亡的问题。他说到死是一门学问，每个人都得学而习之，特别到了老年，更要认真对待。他甚至想在国内开门课，和学生讨论这些问题。说到此，他脸上有一种智者的从容。得到他的死讯，让我想起他当时的表情。 在巴黎的朋友都叫他熊先生。先生如今已被俗用了?女士们先生们，其本意是先师的意思。在海外受过教育的华人，往往用字反倒比国内的人谨慎，特别是在像巴黎这样阴性的城市。故熊先生这个称呼是恰当的，表示一种亲切的敬意，并没生猛到言必称大师的地步。 我和熊先生相识的确切时间记不清了，应是八七年夏天。那时我们一家住英国，利用暑假到巴黎等地漫游。对我来说，那是一段难忘的时光，贫困但闲散。记得在熊先生夫人当时办的旅行社开过个座谈会，有画评家陈英德，雕塑家王克平和熊先生。随后王克平还开车带我去拜访熊先生。他那时住巴黎近郊。后院是他的工作室，堆满了他的雕塑作品。印象最深的是一只铁皮乌鸦和用多层纸板粘合成的鲁迅头像。克平告诉我，自五十年代初起他就在法国画坛非常活跃，在不少法国及欧洲的大展上得过奖。 后来才知道，熊先生不仅是雕塑家，也是诗人，书法家，学者，哲学家。他为人谦和，不计功利。可以说，他是中国传统文人和西方自由知识分子在最好意义上的结合，是自五四以来留下的为数不多的通才之一。所谓通才，不仅指在学问上博大精深，更重要的是对历史对人生的彻悟和关怀。与通才相对应的是专才，这就是充斥今日的那些所谓专家们。他们专业越分越细，路越走越窄，所掌握的知识纯粹用来混饭的。再看看当今统治世界的技术官僚们，正是这种专才在权力层面的延伸，从上到下，几乎个个懂行能干，但就是没有灵魂。 九十年代初我在巴黎住过，以后常来常往，但和熊先生见面的机会并不多，尤其是他后来搬出巴黎，因眼神不好开不了车，很少进城。去年夏天，他特地约我到他家小住几日，要好好聊聊，最后还是没去成。悔矣。人在的时候，以为总有机会，其实人生就是减法，见一面少一面。 我父亲前年春天重病住院。熊先生很着急，专门给杨振宁先生打电话，希望能由他出面帮我回国探望。他和杨先生是世交，父辈都是清华数学系的教授；他俩不仅同龄，还是同班同学，深厚情谊一直延续至今。我那时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教书，有幸跟杨先生结识，很投缘。在熊先生的重托下，杨先生格外重视。我终于得以成行，回北京见到垂危的老父亲。熊先生一直关注我回国的事，并常问起我父亲的状况。此生此情，怎是一个谢字了得？ 熊先生住得远，来去匆匆，难得有时间多聊聊。和他在一起很少喝酒，总是清茶一杯。茶带来的记忆就是和酒不同，清爽明澈，这也恰似熊先生的为人。熊先生很健谈，路数多变，或曲径通幽，或海阔天空。记得有一回他对我的诗委婉提出批评，我和他争了起来，且相当不敬，而他只是宽厚地笑笑。另一回他请我读一首近作，结尾是"如果天空不死"，他感叹说，这句让他想起他的青年时代。我当时不知道这联想是怎么来的，现在终有所悟。这诗句其实有种悖论式的紧张：说来年轻时的天空是不死的，但虚拟语气对此提出了质疑，那正是青春期的困惑。 上世纪最后一年，熊先生在北京上海昆明台北高雄举办了巡回展《熊秉明的艺术-远行与回归》。这题目起得好，我想一定是熊先生自己起的。看看熊先生的年表，正如一条路线图，和历史事件和战乱和内心骚动有关。他二二年生于南京，父亲熊庆来是著名数学家。二七年父亲到清华教书，举家迁到北京。七七事变后，又随父亲搬到昆明，四四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系。然后越走越远了，走出了国界?他四七年考取公费留法，直到七二年才第一次回国，这一走就是四分之一世纪。他父亲已死于文化革命中。此后他开始往回走了，回国办展览讲学出书。远行和回归，甚至不仅仅是时间和空间上的，也是他的心路历程。他不久前提到，虽然在法国住了五十多年，他并不觉得有融入法国社会的需要。熊先生的法文应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而他从不用法文写作。我想其实他骨子里有一种骄傲，中国文化的骄傲，这骄傲陪他远行，也伴他回归。 熊先生走了，这个世界更加黯淡了，留下我们去面对死去的天空?一个冷漠而高效率管理的时代。 2003年元月17日于美国DAVIS 在中国这幅画的留白处 此刻我在香港中文大学逸夫书院的客房写作。窗外是海湾、小岛和远山，云雾变幻莫测，忽阴忽晴。老式空调机轰轰作响，蟑螂躲在角落静观其变。我在电脑键盘上敲出一行字，再涂掉。 我和中文大学有缘分。一九八三年中大的《译丛》（Renditions）出版《朦胧诗选》中英对照本时，正赶上我成为"反精神污染运动"的批判重点，一时间恍然置身于一冷一暖两股水流之中。直到现在我也不明白，我的诗是怎么造成污染的。好在那场风暴虽来势凶猛，可雷声大雨点小，很快就烟消云散了。我一年不能发表作品，只好改行搞诗歌翻译，以贴补家用。"反精神污染"的结果，是逼着我又学会了门新的"污染"的手艺。 1985年，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中短篇小说集《波动》的中英文两种版本，说来那是我最早的正式出版物之一，装帧精美，极大地满足了一个青年作者的虚荣心。 《波动》英译者是杜博妮（Bonnie McDougall）。她在悉尼出生长大，父亲是澳共领导人之一。1958年她年仅17岁，被送到北京学习中文，以期成为中澳两党之间的使者。但由于"水土不服"，她在北京呆了半年就离开了，却从此跟中文结缘，获得悉尼大学的博士。二十五年前我们在北京相识，同在外文局工作。谁承想，如今我们在香港重逢，并成了中大翻译系的同事。 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我和杜博妮在中大教职员餐厅共进晚餐。暮色四起，衬出海上点点灯光。我们谈到的往事，如杯中红酒有点儿涩。当年杜博妮为凯歌、迈平和我开办英文补习班，最后只有迈平出了徒。我们几乎每个周末都在杜博妮家做饭饮酒，彻夜长谈。《黄土地》出笼前后，我们分享凯歌的焦躁、激情和荣耀。从《黄土地》出发，他渐行渐远。我和杜博妮陷入沉默，那友情照亮的八十年代沉入杯底。 1987年春，我应中大出版社社长詹德龙先生之邀首次来到香港，在中大举办活动。香港市区的繁华喧闹和中大校园的朴素宁静恰成对比。我在街上闲逛。让我印象最深的是香港的夜景。我乘坐的飞机就降落在其中，如同鱼穿过闪闪发光的的珊瑚礁。我当时在英国杜伦(Durham)大学的同事朱小姐正好也在香港探亲。她生在台北，在香港长大。于是她带我坐渡轮，逛女人街，在尖沙嘴的小馆子吃海鲜。有美女陪伴，对于一个北京人来说，香港竟有某种异国情调。 我在键盘上把1997年误打成1697年，再改了过来。大概如黄仁宇先生所说的，那是并不重要的一年。可哪一年重要呢？其实统治者、历史学家和老百姓的时间概念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皇历，主要是关于节气属相婚丧嫁娶，与国家社稷无关。 1997年春，我来参加香港第一届国际诗歌节。我也是诗歌节的策划人之一。诗歌节的主题是"过渡中的过渡"（The Transit in the Transition）。要说一切都是过渡，连生命在内。香港如同一艘船，驶离和回归都是一种过渡，而船上的香港人见多识广，处变不惊。由于命运没法握在自己手中，所以在香港求签解梦算卦拜佛的特别多，对数字的迷信更是到了疯狂的地步。这也难怪，在茫茫大海中漂泊，你信谁？ 我稀里糊涂被香港的富翁请去吃饭，他们一掷千金。盘中鱼之昂贵，据侍者解释，在于它是在大洋冷暖流交汇处游弋的"贵族"。震惊之余，我坦言《今天》杂志的困境，并拐弯抹角把他们引向为文学慷慨解囊的人间正道，可全都装聋作哑。我这才明白，宴请其实是对金钱这古老权力的祭奉仪式，甚至与主客无关。 离港前夜，我去看望黄永玉。他家在中环半山，从客厅可观海。我们相谈甚欢，从抗战到文革到香港现状。黄永玉和妻子五十年代末从香港回到大陆，八十年代又移居香港，九十年代末再搬到大陆。香港于他，是避风港还是新大陆，是彼岸还是此岸？这位自称"湘西老刁民"的人，我琢磨，正是他我行我素的倔强和游戏人生的洒脱，使他度过重重难关，成为少数逆流而上的幸存者之一。这恐怕和处于汉文化边缘的湘西，和未被完全同化的土家族的异数有关。 我七十年代拜访过他，他在北京大杂院一间加盖的小棚接待客人。记得没有窗户的小棚低矮昏暗，而他却在墙上画了个窗户，充满阳光花朵。一个艺术家对黑暗的认知、抗议和戏谑尽在其中。 听了我的捐款蒙羞记，黄永玉转身进画室，抻出一张丈二的巨幅工笔重彩风景画。我慌了神，连连摆手说不。老先生说："你看，这画又不是给你的。告诉你，这画不能低于三万美元。以后我就是《今天》的后盾，缺钱来找我。" 香港于我，此后是八年的空白。按中国绘画原理来说，留白是画面中最讲究的部分，让人回味。直到我自己漂流海外，才多少体会香港人的内心处境，他们就是中国这张画的留白。 去年十一月我来香港与家人团聚。在酒店为我拉门致敬的竟是个衣衫不整的小老头，原来是神交已久的沈先生。他特地先我一步赶到旅馆。沈先生是画家，我自幼是他画的连环画的"粉丝"，后来他又成了我的"粉丝"，这倒也平等。可他一见面就嚷嚷着要请客，不由分说。他七十年代从北京移居香港，不会广东话，吃尽苦头；同时打三份工，早起晚归。如今他退了休，忙着过赋闲的日子。这忙，包括千金散尽之意。按他的话来说："我得在见阎王爷以前把钱花完。" 他好书，此好包括读买送三品。读书固然好，但碰到那种虽读书但死不肯花钱买书的人才可恨，作家只能坐以待毙。而沈先生不仅买书，而且还会多买数本四处送朋友。他专淘那些不怎么流行的偏门别类，诸如地方志、方言考、民俗史、回忆遗孀或遗孀回忆什么的。 和家人在香港旅馆团聚两周，对我多年的漂泊生活来说还是新的一课。出门如出征，领军人物是尚不满一岁的兜兜。他人小，却有大将风度，把我们指挥得团团转。他在出世第七天（如同创世纪）与我分手，如今在香港重逢，似乎有冥冥中的安排。五十年代初，我父亲曾一度决心全家移民香港，后被我那位当大夫的共产党二大爷给拦了下来。 离开香港时，沈先生坚持要来送行。他早早就到了，我们正收拾东西。眼见着大箱子盖不上了，虽说年过七十，只见他纵身一跃窜到箱盖上，喊着号子连蹦带跳，用自重夯实衣物。我们齐心合力总算把箱子盖上了。 到了机场，他把我们带到餐厅，用广东早茶为我们饯行。为此他得意地说："这就完美了，连接带送，有始有终。"在机场饮茶的确是个好主意，边点边吃边聊，让人神经松弛，直到登机。要说我去过全世界无数机场，还从未有过如此这般的帝王享受。 临走前，我和中大和翻译系的方梓勋教授和童元方教授共进午餐，童教授的丈夫陈之藩也在座。他一口京片子，唤起我这个北京人深深的乡愁。他1925年生于北京，自青年时代就是胡适的忘年交，有书信集《大学时代给胡适的信》为证。他既是科学家又是散文家，我喜欢他的散文，像古井般拙朴而幽深。 在中文系安排下，由李欧梵教授主持了我的朗诵会。自一九八八年跟李欧梵在美国艾荷华认识以来，我们在世界不同的角落相遇：芝加哥、洛杉矶、波士顿、纽约、布拉格、斯德哥尔摩、彼得堡……，最后是香港。我听他讲述过后殖民理论和解构主义，深入浅出。他这只"狐狸"还真的身体力行，最终离开美国主流文化的重镇哈佛大学，娶香港媳妇，在香港安家落户。 应中文大学翻译系的邀请，我今年夏天开一门"中国文学导读"（Introduction to Chinese Literature）课。要把五千年的中国文学压缩到六周内是不可能的任务，于是我打算以诗歌为主，特别是以不同英译本所呈现的缺陷来领悟中国古诗词的完美。舍近求远，对笨人如我，倒也是一种走法。 室内突然暗下来，骤然雨下，携电闪雷鸣。今年雨水特别多，说风就是雨。作家李锐前不久在香港浸会大学访问，据说他望天长叹：香港这雨下了白下，都流回海里去了，要是下在我们吕梁山就好了。可不是嘛，这世上首先是自然环境的贫富不均，我想香港人民打死也不会搬到吕梁山上去住，他们宁可在海上漂流，不管风吹雨打。 我喜欢中大幽静的环境，居高临海，到处是竹林草坪。可我也算领教了香港的蚊子蟑螂的厉害。每次出门都被蚊子穷追猛赶，我疯子般手舞足蹈。最神奇的是它们能全天候飞行，风雨无阻。至于蟑螂就更甭提了，硕大无比，可见深得湿润的海洋性气候的照料和博大精深的粤菜的滋补。只要我们外出或昏睡，它们一呼百应，出巡夜宴。只要闭上眼，就能想像在高楼大厦的管道网中那庞大的蟑螂帝国。看来人类的科学技术再发达，对蟑螂也无可奈何，于是放弃了与蟑螂为敌的努力。 和呼啸成群的大陆作家不同，香港作家更热爱孤独。也许是由于他们对商业化压力和文学本质有着更深刻的体验。换句话说，这儿没有幻觉没有眼泪，没有天子脚下的特权。依我看，非得把作家放在香港这样的地方才能测其真伪：只有那些甘于寂寞清贫而不屈不挠者才是真的，真的爱这行。 语言的流变是一种有趣的现象。据说1949年以后香港一度南腔北调，普通话独占鳌头。一位香港朋友告诉我，他的广东话不标准就和小时候同学的语言混杂有关--孩子以互相模仿为乐。后来广东话和英语平分天下，而英语倚仗殖民优势高人一等。记得我初次来香港，一下掉进广东话的汪洋大海，而英语成了救命稻草。改革开放后，港式广东话一度随资本北上，那时北京小年轻以用广东话唱歌为荣。风水轮流转，赶上1997年普通话借统一大势南下，香港人民努力捋平舌头改造那九个声调的发音习惯。 今天中午，中大联合书院院长冯教授请我们去赛马会吃午饭。赛马会是香港上流社会的俱乐部，带有明显的特权意味，非得衣冠楚楚正襟危坐，弄得我腰酸背疼。席间，冯教授领我们从阳台眺望赛马场。他解释说，按英国习惯赛马是逆时针的，而来参赛的美国马因顺时针跑惯了，一度出现混乱。说到方向感，其实我们人类还不如马--人迷路，马识途。 我忽然想起黄永玉最近捐给《今天》的画上的题款："客里无宾主，花开即故山"。他特意说明这句魏源诗是为我选录的。如果说中国是一幅画，那么香港就是这幅画的留白，而我则是在这留白处无意中洒落的一滴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