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贝·加缪——关于加缪

“人是怀着几个熟悉的观念活着的。两到三个，”加缪曾经写道，“我们根据社会和碰巧遇到的人，来修正并改造它们。一个人通常要花十年才会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思想——一种我们能够谈论的思想。” 根据同样的理由，很久以来，这个世界对于《局外人》《西西弗神话》《鼠疫》和《反叛者》的作者也怀有几个熟悉的观念。有一种观念认为，加缪是探究了有关自由和正义概念的人，他反思了这两种概念变为绝对诉求的危险性，努力调和它们相互冲突的特性。另有一种观念认为，加缪书写了被祖国——对于他是法属阿尔及利亚——和被一个失去了上帝的世界所放逐的本质。还有一种观念认为，加缪表达了沉默的全部谱系：孩童天真无邪的沉默，政治犯或者被剥夺公民权的本国人的沉默，悲剧冲突的沉默，以及一个宇宙的沉默——它对于我们对意义的需要漠不关心。 这些有关加缪的观念不但构成了他一生的要素，而且也解释了他的作品和我们的生命之间那种持久的相关性。和我那一代许多人一样，我在上高中时第一次读到加缪。在我遍游欧洲之时，我把他放在我的行囊里，我带着他开始（并结束）每一段恋爱，我也带着他进入（并走出）人生中的困难时期。最近，我更把他带到我所教授的大学课程中，在课程之后对他的艺术有了全新的认识。肯定的是，我在三十年前对加缪的看法和我今天对他的看法很少有相似之处。虽然我对他作品的倾慕之情与很久以前同样强烈，但背后的原因如今则更为复杂，更有批判性。 这些年来，关于加缪的意义，我的一个始终不变的理解是：直到1960年去世前，他始终在和某些特定的观念作斗争，并和他的读者分享这场斗争。这样一场斗争——凭借着一种智性的正直与诚恳，引发了不断加剧的绝望——其特性也成为了读到他的作品的所有人的特性。如果存在某种学者和非学者共同拥有的信念，那就是在我们的知识生活和伦理生活里，加缪仍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伙伴。极少有作家像他一样，作为一个为他自己的生命、也为我们的生命写作的人，展现在我们面前。　　 这本书既非一本完整的人物传记，亦非一本学术评论。它是这样一篇文字，我在其中追溯了这些贯穿加缪一生的“熟悉的观念”。每一章节都致力于一个特定的事件：1939年加缪访问卡比利亚，报道当地柏柏尔人部落的境况；1945年他决定签署一份请愿书，来减轻身犯通敌叛国罪的作家罗伯特·巴西拉奇(Robert Brasillach)的死刑判决；他和朋友让-保罗·萨特在1952年关于共产主义性质的著名争论；1956年之后他对于阿尔及利亚战事的沉默。鉴于每一个时刻的重要性，我擅自在时空中穿梭往返，来探索其意义的多重层面。此外，我还特意突出了其他著述中通常视为背景的个人与观点。读者将看到关于古希腊作家修昔底德和埃斯库罗斯、对宗教思想家奥古斯丁和卢梭、法国散文家米歇尔·德·蒙田和尚福尔（SébastienRoch Nicolas Chamfort），甚至对爱尔兰民族主义剧作家约翰·米林顿·沁孤（J.M.Synge）的讨论。他们中的一些人，比如沁孤和尚福尔，为加缪提供了意想不到的表达自我关注的途径；另外一些，比如古希腊作家，则对他产生了比一般公认的更大的影响。这些思想家在加缪一生的经历中并非临时的角色，相反，在最重要的一些时刻，加缪都会求助于他们。 另有一位思想家，尽管在本书中没有专门讨论，却仍然存在：西蒙娜·韦伊（Simone Weil）。“二战”后，加缪在伽利玛出版社的资助下，筹办了“希望”丛书。在这套丛书中，他出版了韦伊的《扎根》（L’enracinement）一书。此书随即被译成英文，以《对根的需要》（The Need for Roots）为名出版。在韦伊的思想中，有一个反复出现的话题，韦伊称其为“关注的运作”。这种难以捉摸却至关重要的人类活动不是简单地“给予关注”，不是把一件物品向我们拉近，将其置于放大镜之下。它甚至未必是指亲眼进行观察。相反，它是后退并等待客体向你靠近。它是对世界和他人的理解，尽可能地从自我永远在建构的心理遮蔽中解放出来。韦伊比较了一位处于关注状态的个人和一个“在山上的人——他往前看的时候，也看到了下面大片的森林和平原，虽然他并未真正去看它们”。尽管她的（非正统的）基督信仰，和她对于“关注的运作”的超验性奠基，都把她与加缪区分开来，但在对关注活动本身的描述中，她准确地反映了加缪的感受。加缪的作品和生命中，最重要的不变因素之一，正是这种“关注”。这种品质不仅是他小说中人物的标志，也是人物的创造者的标志。 当我们关注他人时，我们倾向于聆听，而不是对话。因此，“关注”这枚硬币的另一面就是“沉默”。加缪的艺术造诣和道德，部分地由这种“沉默”表达出来。有些沉默，如同阿尔及利亚单调的景色中海市蜃楼闪耀的微光，还有他笔下众多人物在直面世界时，沉浸其中的那种沉默。另有一种沉默，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法属阿尔及利亚突陷战火时，加缪陷入的沉默。加缪在阿尔及利亚出生，接受的是法兰西共和国的价值观。在敌对且终究难以调和的法帝国主义与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的诉求之间，加缪忍受着分裂之苦。最后，在1957年，他宣布他将永远不在公开场合谈论这场战争——除了两次例外，他遵守着这个誓言直到三年后去世。　　 自那以后，诸般喧扰就不可避免地旋绕着这种沉默。对于在加缪最后的几年间，萦绕着他的一种不同寻常的沉默，情况同样如此。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加缪感到窒息和空虚；他担心自己已陷入沉默，因为作为一名艺术家，他已无话可说。 加缪的哲学论文集《反叛者》（The Rebel）在他和萨特之间引发了激烈的公开争论，最终不仅终结了两人之间的友谊，也加剧了加缪本人对自己作品的疑惑。正如他对一位朋友所说：“我感到自己就像被一团纸吸干了的墨水。”他后来出版的小说《堕落》(The Fall)减轻了这种疑惑，但仅仅是暂时的。当加缪在195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一些评论家认为，对于这项奖项来说，他有些太年轻了（他刚年满44岁）。然而对于另一些人，加缪又太老了，而且事业也已经到头了。他们总结说，诺贝尔奖证明，加缪只是一个文学遗产，他已经无话可说。加缪本人也有这些疑惑：在短篇小说《乔那斯或工作中的艺术家》（Jonas，or the Artist at Work）中，加缪描写了一位艺术家，他的生命渐渐流失了创造力，最后沦落到只能眼睁睁地盯着一张空白的画布。 尽管这篇小说几年前就已经完成，却直到1957年才在他的短篇小说集《放逐和王国》(Exile and the Kingdom)中发表，它清晰地说明了加缪所处的困境。 加缪在其艺术作品和政治生活中对沉默的强调，反映了他决意替那些出于不同原因而被迫沉默的人代言。他在诺贝尔获奖演说中宣称，艺术的崇高之处根植于“对于我们明知之事决不说谎，以及对压迫进行抵抗”。加缪描述了法属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的困境，谴责大多数法国公民对此置若罔闻。战后不久，他同样猛烈地攻击法国对阿尔及利亚实施的折磨。让他震惊的是，不久前尚处于德国人压迫下的法国人，如今竟已变成阿拉伯人的压迫者。接下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头几个月，他又固执地同法国政府的审查官进行了斗争，坚持不懈地批判那种“认为一个民族要振奋精神，必须以失去自由为代价的诡辩论点”。这种论调，以及加缪对法兰西共和国在宣战后取缔共产党的谴责——“法律关乎所有人”，决不能区别对待——不但适用于加缪时代的危机，也同样适用于我们在当今时代所面临的危机。加缪的呼吁所具有的紧迫性仍然要求我们对此关注，而他的洞察力仍是我们的榜样。 一些评论家正确地观察到，加缪固执的人道主义在今天显得尤为突出。然而， 如果我们不够仔细，我们就可能忽略，他的立场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都如此非同寻常。这并非说加缪是一位圣人——相反，他的同僚、朋友和家人都证明他身上有很多缺点。回顾他和萨特的争论，萨特在《现代》（Les Temps Modernes）杂志上对这位曾经的友人的攻击令我们感到害怕，而加缪那些被萨特正确指出的智识与个性上的缺陷则令我们感到不安，这两种情绪撕扯着我们。矛盾的是，加缪的一些德行也模糊了他的重要性。他与极权主义的斗争在当时是大胆之举，自此之后却成为了正统。他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即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FLN）的厌恶，被后来的历史证明不无道理——阿尔及利亚成了一党专制的国家。他欲为道德奠定一个基础的努力，曾经被他的一些同代人视为异类，但从那之后，许多思想家也加入了进来。现如今，有谁会对加缪为直接、真诚的对话之必要性作出的辩护提出质疑？某种程度上，这个世界——或者说，至少那些倾其一生分析这个世界的人——已经赶上了加缪的脚步。　　 然而问题在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对这种地位颇感满足：我们的道德准则和我们的人道主义似乎都是很容易习得的，而非通过努力争得的。如果加缪仍然在世，当他面对那些声称是受他启发的新自由主义者，或者新保守主义者时，他是否会感到坦然？我对此是有疑问的。相反，他仍会是一个流亡者，一个局外人——一位道德主义者，如同托尼·朱特评论说，是一位天生就与自己、与自己的世界合不来的人。在某种程度上，这来源于加缪对生命基本性质的洞察。他的作品涉及神秘——不管是好是坏，他称之为“荒谬”——人类处境的神秘，以及这种神秘对意义的抵抗。导致这种荒谬的，是人类与世界的对抗，而非世界本身固有的某种东西。“荒谬，”加缪在《西西弗神话》（The Myth of Sisyphus）中写道，“既取决于人，也取决于世界。”在这种时刻，我们涉入了自认为很熟悉的一片海洋，却突然被一种形而上学的激流所击倒。 加缪强调说，荒谬不会导致一种虚无主义的人生。相反，要获得承认荒谬的能力，需要在道德上作出努力。“我所能做的一切，”他在“二战”之后不久说，“就是要展示即使是在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里，也能够产生丰富的行为方式，独自处于宇宙中的人仍然能够创造他自己的价值。我认为这就是，这个时代摆在我们面前的唯一问题。” 如今这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问题之一。加缪的作品已成为受困扰者的指引——那是一种让加缪感到不安的身份。“我并不为任何人说话，”他强调说，“我替自己说话就已经够难了。我不知道，或者只是朦胧地知道我前进的方向。”这里虽然有过分自谦的因素，但其中仍有一份深切的真诚。加缪成为人生节奏极快的一代人的发声者：1942年，他出版了第一部小说《局外人》（The Stranger）。战争时期，他又以抵抗运动和存在主义的代言人身份出现。大约十年后，1957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奖。之后，1960年1月4日，他死于一场车祸，当时他驾驶的汽车在法国南部偏离了道路，撞在了一棵树上。 *** 加缪遇难时，在他随身携带的一个文件夹中，装着一份近150页的手稿。那就是《第一个人》（The First Man）的文稿，是他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不久倾力创作的一部小说。在这部未完成小说的开端，主人公雅克·高麦利（Jacques Cormery）——和加缪一样，一个中年法属阿尔及利亚人——造访了圣布里厄布来顿镇的一片军人公墓。在守墓人的指引下，高麦利找到了他此行的原因：一块刻着“亨利·高麦利，1885—1914”字样的普通墓碑。当他的父亲死于马恩河战役时，雅克·高麦利才一岁大。当他凝视着墓碑时，高麦利“不由自主地计算了一下：二十九岁。一个念头击中了他，撼动了他的存在本身。他今年四十岁。这块墓板下埋葬的父亲比他现在还要年轻”。 这一刻，高麦利和加缪都开始寻找他们的过去。尽管《第一个人》是加缪最为个人化的作品，但在这一点上它却不是独一无二的。纵观他作为一名作家的短暂一生，加缪的自我和他的艺术密不可分：在他尖锐而入木三分的言辞背后，悸动着强有力的记忆、经验、关注和激情。他的密友之一让（Jean de Maisonseul）发现，加缪在其第一本散文集《若有若无之间》（L’envers et l’endroit）中太过频繁地用到第一人称代词“我”——加缪接受了这一温和的批评：他承认，作家“必须处于幕后”。1958年，在他为这本文集的新版所写的序言里，加缪强调了这些文章的个人特质：“这本小书作为证言拥有巨大的价值。”就此而言，他最后的作品《第一个人》也同样如此。就像其他人写回忆录那样，加缪通过写这本书，将他的过去浇铸成了有意义的形状。 加缪曾经承认他“从来没有”从他艰辛而困厄的童年中“恢复过来”。加缪一家住在阿尔及尔的贝尔库（Belcourt）社区的一间公寓楼里，有三个小房间和一个厨房。没有管道系统，没有电，楼内只有一个三户人家共用的卫生间。他同祖母、母亲、哥哥和舅爷一起住在这里，度过了从婴儿到高中的整个时期。至于父亲吕西安·加缪（Lucien Camus），他和亨利·高麦利一样，死于1914年的马恩河之役。他的遗孀唯一保留下来的只有一张照片，以及一块夺去他生命的弹片。加缪和哥哥吕西安挤在一张床上，这张床和母亲的床塞在同一间屋子里。屋子唯一的窗户朝着内院。祖母有自己的一间屋，而她的兄弟、加缪的舅爷艾蒂安睡的房间同时也用作餐厅。在悬吊式油灯昏沉的黄光下，是一张孤零零的桌子。全家人在上面吃饭，孩子们在上面写作业，艾蒂安则在上面擦拭他的猎枪，并替他的狗“钻石”捉跳蚤。这一切都处在祖母恶狠狠的注视之下。 在早年的一篇文章里，加缪透露了童年的家庭生活对他人生的影响。夜幕降临时，故事的叙述者坐在阿尔及尔一间空无一人的阿拉伯咖啡馆里，沉浸在对“生活在贫困社区的孩子”的思索中。他对老房子的记忆十分清晰，在最黑暗的夜晚也能回到那里，爬上漆黑的楼梯“却一次也不会绊倒……他的腿抬得和台阶一样高；他的手，对楼梯扶手有种本能的、从未克服的恐惧。因为那些蟑螂”。 这地方免不了有害虫，还有那些阴影和臭味。　　 但是这里也穿插了其他一些较好的记忆。两次大战期间阿尔及尔的贝尔库，就像同一时期纽约市的下东城（the Lower East Side）：人口密集，住满了大量贫穷但并非赤贫的工人、艺术家、专业人士和店主，他们被所在国“平等”“机遇”的信条所吸引。贝尔库的居民绝大多数是来自欧洲的移民，通常被称为“黑脚”（pieds noirs）：西班牙人、意大利人、马耳他人以及相当多的犹太人。一些宽阔的大街，比如里昂街，道旁栽满了无花果树，铺设着电车轨道。而一些狭窄的小街上，小店铺、手工作坊、公寓楼鳞次栉比，一群群孩子玩着棍子球（一种介于网球和棒球之间的球类运动），一边躲避着行人、街头小贩、流浪狗和咯咯叫的鸡。 大海赐予加缪及其友人的，正如哈德逊河赐予纽约年轻人的一样：使他们得以躲避城市夏日灼人的热浪。战后访问纽约期间，心臆难平的加缪看着滨河大道上的车辆，又想起那片大海：“川流不息的车辆……发出沉闷而渺远的声响——和波涛的声音一模一样。”如果某部作品中没有渗透加缪对地中海恒久的爱，那倒是非常罕见的。他创造的文学人物，从《局外人》中的莫尔索到《鼠疫》（The Plague）中的里厄，把大海当作远离社会喧哗与骚动的暂避之地。当然，加缪也是如此：只有当他在水中畅游，坐在地中海的沙滩上时，才会与这个世界融为一体。在太阳底下，他“不用戴面具”。 地中海既是一个物理意义上的地区，也是一块哲学领地。加缪把地中海升格为一种象征，它代表着人类价值与思想的远古世界，世俗，且与大地不可分割；加缪树立起这个世界，是为了反抗那些不断扩张、了无生气的意识形态，它们让他想起欧洲灰色的都市景观。　 然而，也有一种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是加缪乐意承认的：法国共和主义。直到去世，他都始终坚信法国共和主义信条的现实和承诺。父亲死后，加缪变成了“国家遗孤”：因亲属为国捐躯而变为受国家监护的人。从1870年起，法国中等教育体系就不只教孩子们如何读写，还教他们怎样做一个法国男人——或者女人。拥护共和的学校的一项基本任务就是培养好公民：继承了法国革命的遗产，充满了进取精神、平等意识、理性观念和世俗价值的男人和女人。 这项国民教育宏大运动的先锋——某种意义上，是这一新的世俗宗教的传教士们——是初等学校的教师们。这些小学教师（instituteurs）分散到各个外省——也包括阿尔及利亚——去传播共和的真理。他们中间，很少有人比加缪十岁时的老师路易·热尔曼（Louis Germain）更好地示范了这一使命。热尔曼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名老兵，他之所以注意到这个小男孩，不仅因为他是一个“国家遗孤”，还因为加缪的智力和专注使他从诸多学生中脱颖而出。热尔曼说服加缪的祖母和母亲允许他去参加一个考试，通过者可以得到公立中学或者高中的助学金。尽管她们将信将疑——特别是祖母，她认为最好是让孩子去当学徒挣一份工钱，而不是在一间教室里混日子——但家人们还是被热尔曼的口才打动了。有好几周，热尔曼每天都在课后辅导加缪和其他十来个学生。在他们的生命里，这些孩子第一次感觉到“他们是存在的，并得到了最高的重视：他们被认定能够去发现这个世界”。加缪通过了考试，并坚持认为，他的人生被彻底改变了。　　 事实上，加缪发现了两个世界：一个是物质贫困的世界，依附于贝尔库那稀缺而破败的家产之上；另一个是精神富足的世界，存在于远处激荡的波浪里和掠过他头顶的那布满群星的天空中。他感到他的工作和生活充满了张力：匮乏与完满、社会与自然的疆域之间的张力。他清楚地认识到，他横跨着这两个领域。夜晚，年轻的加缪会从朝向大街的公寓窗口向外凝视：尽管萦绕着他的，是身后“发臭的走廊”难闻的气味，以及对身下开裂的座椅的触觉，但在同时，“他抬起眼，沉醉在这纯净的夜晚中”。 对加缪来说，对孩童时代最为强烈的记忆就是沉默。祖母卡特莉娜·桑代斯（Catherine Sintes）是一位寡妇，她严厉、粗暴，不识字，平时沉默寡言。对加缪和他的哥哥吕西安，她经常使用的是耳光和鞭打，而非言语的交流。舅爷艾蒂安到十多岁时仍是个哑巴，做了个手术之后，才能开口说话，但只能断断续续地讲一些简单的话，交流时“用上他所掌握的百来个词，并要辅以同样多的拟声词和手势”。加缪的母亲也叫卡特莉娜，是个半聋的文盲。根据家中的一种说法，卡特莉娜·桑代斯（即卡特莉娜·加缪）年轻时说起话来非常自如。只是在1914年，当得到丈夫阵亡的消息后，她说话才变得迟钝。 当卡特莉娜·加缪死了丈夫，并三缄其口后，她曾经拥有过的一丁点儿自由也失去了。她带着襁褓中的阿尔贝和蹒跚学步的吕西安回到贝尔库，和她母亲住在一起，余下的人生中，她每天长时间地干着清洁女工的活儿，之后回到由一个严苛的母亲做主的家中。她爱两个儿子，但却很少能够保护他们，更别提养育他们。当祖母抓起鞭子殴打其中一个孩子时，卡特莉娜·桑代斯只能站在一边，恳求她不要打脑袋。她的确在那里，但就像加缪的父亲永远不会知道的那样飘忽不定；她是不可或缺的，但却像拒绝放弃意义的世界一样沉默；她充满了她儿子的生活，但她存在的本质却永远是一个不解之谜。 当我们被剥去层层衣冠，到达一个特定的点，加缪写道，“希望和绝望都同样毫无根据，整个生命可以用一幅影像来概括。”对于加缪来说，这幅影像几乎肯定就是他的母亲。母亲的沉默形象甚至超过了大海，占据了加缪作品的中心：它就是太阳，或者暗物质，其他所有一切都被拉向它。正是莫尔索母亲的死，开始了他生命的终结；正是里厄医生那位最为寡言少语的母亲的存在，使鼠疫肆虐的世界避免了走向覆灭；正是在母亲沉默的凝视下，高麦利开始了对自己过去的探究。当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开始写作《第一个人》时，加缪写道，这部小说将会重述“整个历程，以此来发现他的秘密：他并非第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第一个人，又没有人能是第一个人。这就是为何他跪倒在了母亲面前”。 虽然这个行为没有给出最终的答案，但它却让人更深刻地意识到生命不可穷尽的丰富性。当年轻的加缪返回寓所，他有时会发现母亲早已在那儿，“蜷缩在一张椅子里，凝视着前方，目光涣散而迷茫地追随着地板上的一条裂缝。当夜色在她周围加深，她的沉默就显出无可挽回的孤寂”。加缪会站在门口，看着“她瘦长的身形和嶙峋的肩膀，停下来，感到害怕”。加缪写道： 他开始感觉到很多事情。他几乎没意识到他自己的存在，但是这非人的沉默让他想痛苦地大哭一场。他可怜他母亲，但这就是爱她吗？她从来没有拥抱或亲吻过他，因为她不懂。他久久地站着，注视着她。他感到了自己和她的距离，开始体会到她的痛苦。她听不见他，因为她是个聋子……这种沉默意味着一个停滞，一个无比漫长的时刻。由于模糊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孩子感到体内汹涌的情感，就是他对母亲的爱。肯定是的，因为她毕竟是他的母亲。 阴影的沉默是生命的一个残酷现实：当所有其他事物都逝去后，它却仍然还在；在其他事物形成之前，它就是一切。加缪在《第一个人》里想象自己的出生时，他描绘自己的父母相互依偎着躺在壁炉边的床垫上。新生儿“无声无息地睡着，除了偶尔轻轻咕噜几声”，而精疲力竭的母亲和父亲躺在不久前被暴风刮得嘎吱作响的屋梁下。沉默也吞噬了加缪的房间，他现在是一个成年人，在母亲晕倒在公寓里后照料着她。如同四十年前父亲在母亲身边所做的那样，现在，儿子也躺到了窄床上的母亲身边。沉默降临，但并不令人讨厌：“剩下的只是一个沉默的大花园，不时被女病人因受惊而发出的梦呓所打断。……世界融化了……最后他睡着了，带着两人的孤独，那脆弱、绝望的映像。” 阳光之下也有沉默——阿尔及尔人午睡时的宁静，阿拉伯小贩的吆喝声凸显了时间的充裕与迟缓以及空旷街道的寂静。可是还有《局外人》中的莫尔索在阿尔及尔海滩上杀死阿拉伯人之前，他所感受到的那种席卷而来、怦然一下的沉默。还有《鼠疫》中所描述的，鼠疫肆虐的奥兰所呈现的那种沉沉死寂。还有《来客》（The Guest）的主人公达吕（Daru）体验到的一种不祥的寂静：身处孤寂高原的一个简陋教室，言语是无用的，也没有对话的可能。简言之，沉默从来不只是物理或听觉意义上的。对于加缪，沉默也是形而上学和道德意义上的。太初即是沉默：人类堕落之前的世界的宁静。“到处都是噪音，”他写道，“而安宁却是在沉默中去爱、去创造！”正如在母亲与儿子静静躺着的那些场景中，加缪似乎经历了一个轮回——起先是新生儿，然后是个成年人——在他的旅途中也是如此。在一篇对阿尔及利亚沿岸古迹提帕萨的访问游记中，加缪描述他发现了“某种不受时间与世界左右的东西被赐予我，而且完全只属于我一人”。从这“某种东西”中“一丝声音也不曾传出”；甚至连大海也“不出一声，似乎停止了呼吸”。在这种沉默中，加缪知道他又回到了自我：“我感到我已回到了那个港口，至少是在这一刻。从此这一刻将永不会终结。” 但是这一刻当然有结束的时候，留下的仅是一种对沉默的记忆。离开提帕萨时，加缪反思了这种体验和它可能的意义。沉默昭示的是一个对政治和其他事物漠不关心的世界，然而语言却是一个充满社会斗争和政治活动的世界的产物。 这两个世界同等重要，但它们却针锋相对。“世界上有美也有受辱”，加缪强调说。他希望对两者都保持忠诚，但“这听起来仍然像是伦理道德，而我们为之而生的某种事物是超越伦理道德的。如果我们能够命名它，随之而来的会是怎样的沉默”！ 要对沉默作出解释，往最好处说，是一种不确定的冒险；往最坏处说，是一项徒劳无益的差事。我们的处境类似儿时的加缪：他陪不识字的祖母走进电影院。那是无声电影的时代，加缪不得不为这位老太太翻译影片字幕。这是一项棘手的任务：孩子不得不用足够大的声音，来让他的外婆听得清楚，但又要尽量小声，免得打扰其他的观众。他还必须得足够精确，保证忠于故事的原意，又要用足够快的语速来跟上画面的转换。当遇到类似《佐罗的标记》（The Mark of Zorro）这样的电影时，他还能够应付这个困难的工作，但其他电影则过于复杂：“夹在外婆的敦促和越来越恼火的邻座的斥责声中，他只好闭嘴，保持彻底的安静。” 尽管有些事物是不可名状的，但它们仍然可以被表现出来。这将我们的视野，也将加缪自身，带回到其母亲的形象。去世前不久，加缪曾这样描述自己的文学理想：写一部书，书的中心是“一位母亲令人敬重的沉默，和一位男子所作的努力：重新发现一种配得上这种沉默的正义或者爱”。我不确定加缪这么说意味着什么，但加缪自己可能也没有完全理解他想表达的意思。或许情况应该是这样的：正如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所说，尽管某些事物不能够被言说，尤其是在伦理道德的领域，但这并没有使它们变得荒谬或者失去意义。当我们试图谈论“善”时，因为伦理的命题本不属于事实的世界，语言本身的局限阻碍我们。但是，我们应当谈论“善”，我们也必须谈论“善”。维特根斯坦宣称，伦理，“只要它出自对人生的意义、绝对的善、绝对的价值说一点什么的欲望，它就不是科学。它所表达的不会增加我们任何方面的知识。但它是对人类思想中某种倾向的记录，我个人无法不对此深表敬意，我永远也不会对它加以嘲笑”。 加缪观点的中心矛盾——作者努力去重新发现一种和他母亲的沉默相对等的正义或者爱，这种努力迫使他发声——也是我们自己生命的中心矛盾。我们一生中都在寻找正确的词语，来表达我们最大的疑问和最深的关注。但最终的答案不会到来——我们也不应指望它们能够到来。相反，对我们写作的持续修正（revision），让我们对生命中最重要的方面加以重新观察（revision），16这是一种新视野。艾丽斯·默多克（Iris Murdoch）——加缪作品的热切钦慕者——坚持说，我们“道德的进步就是视野的进步”。加缪肯定会同意这个看法：从最早的作品直到生命的结束，他将自己与这一任务牢牢绑定，他的话语也不断朝着我们生命与世界核心处的沉默逼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