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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曾在公元前485年到访越国宫廷的女剑术家确实存在，那么她无疑认识勾践最重要的参谋范蠡。据说正是后者向勾践引荐了这位神秘的女士。查良镛博士认为她是被英俊的范蠡吸引才来到会稽。但因为吴国的美丽王妃，也是越国的女间谍施夷光占据了范蠡的心，而令她伤心地离开了。 但据说在公元前473年吴国的都城姑苏被越国攻陷时，越国女士曾经再度出现在范蠡身边并见到了施夷光。此后，吞并了吴国的勾践开始为范蠡的过大权力以及与女剑术家的可能联系而感到不安。为了预防来自国王方面的加害，范蠡很快也离开了越国。越国女士此时是否陪同在他身边则不得而知。根据司马迁的记载，范蠡“乘着小舟，在江河与湖泊上漂浮着”， 顺利地脱离勾践的掌握，前往北方。 “江河与湖泊（rivers and lakes）”或“江湖（rivakes）”，并非某种偶然的指称，而是形象地指出了在这一时代逐渐形成的、覆盖中国本部的水道网络。在依赖人力和畜力进行交通时代，水以其流动性和浮力对于人群的交通和货物的运输有可观的优势。在勾践与越国女士见面的同时，吴国正在开凿一条沟通扬子江和淮河的运河，以便吴国运输军队到达北方。吴国被消灭前夕，这条运河已经建成，被称为邗沟。范蠡可能就是通过太湖、扬子江和邗沟到达北方的齐国。不久后他就在齐国成为一位著名的商人，其贸易范围远达中国南部的楚国。 覆盖全国的商业贸易的兴起更加依赖于江河与湖泊，产生于公元前3世纪的《禹贡》中不厌其烦地勾勒出全国的水道体系及各地货物的运输方式。 在长年的旅行中，商人及船员成为了农业社会中第一批脱离土地的人群。对于他们来说，“江河与湖泊”不只是到达目的地的工具，而本身就成为了生活居所与生存方式。在一两个世纪后，更多的人群开始沿着江河与湖泊的网络在各个方向流动，一个广袤的社会空间开始形成。 吴越战争结束之后，政治和社会的巨变仍然在继续。通过“春与秋”时代的兼并浪潮，在公元前5世纪末叶，西方的秦国，东方的齐国、北方的燕国，南方的楚国以及中部的韩国、赵国和魏国等七个强国主宰了中国的文明地域（但勾践的越国不在其列，它在公元前306年被楚国所灭亡了），国家间的吞并暂时中止，而代之以两个多世纪间七个强国之间不厌其烦的边境战争和反复无常的外交，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国的统一为止。这一时期被称为“诸国混战时代（warring-states period）”。 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是战争规模的急剧扩大和全面化，过去几千人的贵族战争游戏已经完全消失，而代之以动辄几十万人的、动员全国各个阶层的全面战争。其间的差距可以比拟为从普瓦提埃（Poitiers）到凡尔登（Verdun-sur-Meuse）之间的距离。 这一时代的中国仿佛是一场绵延两个世纪的血腥战场，但另一方面，有许多商业和文化兴盛的迹象向我们表明其和平与繁荣的一面。正如17和18世纪频繁的欧洲战争不能掩盖商业贸易的增长和随着封建制度被君主专制取代，各主要国家内部和平的实现，同样，在公元前4世纪和3世纪的中国，七个主要强国的竞争在扩大战争规模的同时，也减少了战争的数量；另一方面，贵族的封建采邑制度无可挽回地走向消亡，也使得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平民社会的雏形。牢固的上下等级秩序融化在增强的社会流动性里，工商业在迅速发展中；战争和商业的共同需要建立起庞大的国际交通网络，令人民、商人和知识分子能够相对惬意地在各国间往来。在“江河与湖泊”中畅游的人士日益增多。 自“春与秋”时期以来，社会地位下降的底层贵族和提升的上层庶民，逐渐融为一个新的阶层，亦即“士”。这一阶层缺乏世袭的政治权力，在经济上也并非富有，但通常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可以担任一些事务性的公共职位，或者充任君主和上层贵族的顾问，他们是后来帝国时期的学者-官僚（士-大夫，scholar-officials）的雏形。但与统一帝国时的学者-官僚不同，他们并没有效忠某个特定政权的义务，而能够在不同国家间流动，选择自己所喜爱的君主侍奉。士的主要成分是知识分子或文士（men of letters），但武士（warriors）也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在这一时期，大量的武术家也以士的身份出现，他们虽然往往充任宫廷的高级武士或贵族的近身仆从，但是已经越来越多地脱离了军事领域。 在这一时期，各国的国君和高级贵族也热衷于招揽武士，观看他们的武技，甚至和他们比赛。齐国以招揽“技击之士”为其效力而闻名，被讽刺为不实用的作法。 而秦国的国王嬴荡（公元前310年—公元前307年在位）本人就是狂热的武术爱好者，他招募了任鄙、乌获、孟说等一流的武术家来到他的宫廷中，并赐给他们显要的官职，这是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御用武术家团体。武术家们也恭维他的武术天赋，让他也以武术家自居。公元前306年，他进行了一次武术表演，在举起一只青铜的大锅后，因为体力不支而倒下，随后死去了。他在死后被尊称为“悼武王”，意思是“悲剧的功夫之王”（the Tragic Martial King）。 比嬴荡稍晚的赵国国王赵何也是一名剑术爱好者。根据哲学家庄周的记载，在他的宫廷中一度有三千名剑术师，每天都进行剑术的较量，每年至少有上百人死伤。 在公元前3世纪，剑的长度已经和后世相似，最长的可以达到四英尺左右。这一时期的剑术必然也成为此后两千年中中国武术世界剑术体系的滥觞。赵国成为当时剑术发展的中心之一，司马迁告诉我们，他的直系祖先司马凯就是赵国的一位著名剑术家，著有目前已知的最古老武术著作《剑论》。 很自然地，在剑术家和其他武师之间广泛存在着好斗的风尚，正如中世纪盛期的欧洲骑士一样。庄周说，他们一言不合，就相互怒视，然后拔剑将对方的脖子砍断，或者不幸地被对方刺穿肚腹。 在武术家之间并没有自治关系，武术虽然已经与其他领域区别开来，但仍然在相当程度上附属于政治和军事。武术家们可以选择自己的恩主，但只向主人效忠，而对其他武术家毫无认同感，无论今天的人们对此怎么评价，这是他们获取个人尊严的方式。 但这一历史进程的另一方面也值得注意：在当时的“江河与湖泊”中已经出现了一些初级的关系和组织。 庄周有过一个著名的比喻：“与其让两条鱼在陆地上用唾液来湿润彼此，不如让它们在江河与湖泊中相互忘却。” 无论作为事实的叙述还是作为哲学隐喻，“江河与湖泊”都意味着自由空间，其特性来自于水的流动性。这一流动性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作为水的运动，使人们摆脱了地域性的血缘宗族社会的限制；第二，作为液体的水，不受凝固的政治权力的束缚，因此意味着一个既不被血缘家族关系所限定，也不被各级政府所约束的特殊领域。在形成任何自身的秩序之前，这一流动性的特征就将这个在各国各地间不断往来的商人、知识分子和武士的交通领域和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区分开来。虽然大多数人只是临时性地进入这个领域，不久就复归故乡或是安身在君主的宫廷之中，但是也无可避免地形成一些临时性的关系，其中一些逐渐凝固为固定持续的互动模式。 进而在这一新的社会领域，人与人之间按照不同的立场和利益关系联合起来并进行互助，这就形成了不同的团体和派系。中国历史上人所熟知的“一百个学派之争论”，也应当放在这一视角下进行诠释。“一百个学派”并非只是单纯的思想学派，也并非只是政治派别，而是处于各国之间的江湖空间中相互斗争的力量。这一社会领域并非由武术家统治，但和后来的武术世界仍然不无相似。 在这一原始的江湖空间中，最为重要的或许是儒家，他们是伟大的贡福修斯（Confucius，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的传人，在古代的经典诠释和文化教育方面具有垄断地位。尽管一般说来，各国的统治者对他们的理想主义并不感兴趣，但仍然尊重他们的文化权威，而各级官员也有很多是他们的学生。这一学派的另一个重要代表门修斯（Mencius），尽管几乎未得到任何国家的政府职位，却有充足的资金能够在各国间进行舒适的旅行，并受到国君和贵族的礼遇。 而门修斯仅仅属于儒家的八个支派之一。 与倾向于服务政府的儒家相比，墨家是更为纯粹的社会势力。墨家是一个严密的宗教性组织，创始于公元前5世纪的墨修斯（约公元前479年—公元前381年），在中下层的“士”中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它在很多方面可以和方济各会（Franciscan）相比，譬如对博爱的价值的强调，对于清贫生活的重视，对人文和科学的研究，以及互助的友爱精神等。与后者不同的是，墨家更热衷于参与俗世政治并推行其主张，必要的时候采用武力。其创始人墨修斯本人就阻止了楚国对宋国的一次侵略。但在墨修斯死后，这一组织分裂为三个派别——也正如方济各会一样。这一悲剧性的分裂令墨家的影响力大为削弱了。但即使如此，它仍然是和儒家并列的、影响最大的两大派系之一。 道家是劳西乌斯（Laocius）的继承人，此人被认为是贡福修斯的老师，但其哲学倾向与后者大相径庭。这一学派主张在自然中寻求“道”的本原，反对人刻意的作为。道家对人的身体存在赋予了极高的价值，从而也开拓了武术家对自身潜能的认识之路。但只有在几个世纪后，这一认识才能结出硕果。 阴阳家是中国的形而上学家和魔法师。他们的共同特征是热衷于用“阴阳”和五种元素的理论解释一切。阳代表白昼、肯定与正面，阴代表黑暗、否定和负面，阴阳家认为一切事物都由二者的关系构成，但它们并非截然对立，而是永远在相互依赖和转化中。根据阴和阳的不同结合，又出现了金属、木头、水、火焰和土壤五种基本元素，它们构成了世界万物。这一理论为后来的中国医学以及武术学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概念框架。 战争离不开专业人士，因此兵家占有显赫地位。这一流派从名称就可以看出专注于军事方面，其范围不仅包括对战略和战术的研究，也包括日常的军事训练。它的代表吴起在公元前4世纪上半叶训练了杰出的精锐步兵“魏武卒”，对其的要求几乎和铁人三项一样严格：手执长戈、背负五十支长箭与一张铁胎硬弓、携带重量达六十磅的军粮，连续急行军二十英里后仍然能够保持体力并立即投入战斗的士兵，才能够成为武卒并享受优厚待遇。 毫无疑问的是，在兵家中包括了武术家，公元1世纪的班固称之为“兵技巧家”，并在他修订的图书目录中收入了几种重要的武术典籍，譬如《剑道》三十八篇，《手博》六篇，可惜全部已经佚失了。 武术家们虽然在概念上仍然被归入军事范畴，但在学术上已经开始了独立的发展。加上儒家的基本理念、墨家的地下组织以及道家和阴阳家的玄学理论，几乎所有后世武术世界的要素都能在这一早期的国际流动性社会中找到其萌芽。